周恩来在重庆的这段时期内，国际形势正经历着异常激烈的动荡和变化。特别是一九四一年，接连发生了两件震撼世界的大事：一件是六月二十二日法西斯德国向苏联进攻，一件是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两件事，都是由法西斯侵略者发动突然袭击开始的，几乎在一天内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和力量对比，并对中国的局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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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如此激烈变动的历史时刻，要准确地把握世界局势的发展，及时地作出正确的判断，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周恩来像一个惯于在惊涛骇浪中航行的老船夫那样，凭着他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犀利的识别力，密切注视着时局的每一步发展。在半年多时间里，先后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十多篇评论文章。这些文章，论据充分，说理透辟，对当前局势提出许多很有价值的见解。
苏德战争爆发前夜，中国的抗日战争已将进入第四个年头，内部困难日益增加，日、美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正在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统治区内出现一种依赖美国的倾向。蒋介石向国民党官员表示：中国唯一的希望只能依靠美国。新闻界一部分人士，如《大公报》的张季鸾等，也对时局表示悲观，寄希望于美国，认为地中海被切断越快越好，因为这样可以促使日本南进，英美也就非努力对付日本不可。此外，国民党内还有一部分人又在酝酿投降日本。
周恩来认为，随着抗战困难的增加，这种一味依赖美国的空气将会更加浓厚，是今后值得注意的一种趋势。五月二十五日，他发表《论目前战局》一文。文章认为，日美矛盾虽在激化，但它也受到一些其他因素的制约，战争未必在日内就能爆发。他指出：目前“英美作战的重心尚在大西洋不在太平洋。如果能推迟太平洋上的冲突，而又能使中国抗战拖住日本，以便其先对德后对日，英美是会不惜任何代价以缓和的”。在日本方面，周恩来认为，它首先是积极地准备武力南进，同时又采取两面政策，企图取得英美某些暂时的和缓和让步。
根据对现阶段形势的这种判断，周恩来的结论是：“必须弄清主从，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是我们抗战的基本国策，运用友邦对日矛盾及争取外援是服从于基本国策的对外政策。”他认为，我们现在只有号召全国军民，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拿这种自信的坚决的抗战方针，来争取和适当运用外援，不应该只是希望和等待太平洋上的冲突。周恩来的这篇文章，对鼓舞全国军民克服困难、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1〕
十多天后，他又在六月八日发表《论敌寇两面政策》一文，从方法论的角度作了分析：
“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我们对于敌寇知之者固然很多，但欲求真能不带感情不偏主观，具有真知灼见的人也并不易。大概在敌人的国际环境较好而又能集中力量进攻我们的时候，我们便常易发生悲观的论调或情绪；在敌人的国际环境较坏而又在其休整兵力的时候，我们便常易过分乐观，且常喜夸大敌人的困难，好像敌人已时时处在崩溃之中。其实这种悲观与过分乐观，都是长期抗战中所不应有和不必要的。尤其是轻敌观念更易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和对敌人的警惕，反而使对内重于对外，抗战更受损失了。”〔2〕
六月二十二日，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地突然向苏联大举进攻。这是国际局势中的一个重大变化。
战争发生前一星期左右，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的阎宝航获得了可靠的情报，立刻向周恩来报告。六月十六日，周恩来将这份极其重要的情报，包括德军准备发动袭击的时间，紧急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及时向苏联作了通报。苏联方面对阎宝航提供的情报给予高度评价，并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感谢。
苏德战争爆发后，战火迅速燃向苏联内地，许多人担心苏联能不能支持得住。周恩来在战争发生的第七天（二十八日）写了《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一文，富有预见地指出：“战争的发展方在开始，我们已经说过：其战果决不是短时期所可看出，更不是几个仗便见分晓。但是我们可预言的是时间有利于苏联。纳粹德国利在速决，故一开始便攻势甚猛，企图仍以闪电战达到其两个月征服苏联的狂言。苏联的战法，不论是拒之于国门之外，或是引之深入，只要苏联的主力在，人力在，物力在，时间一久，法西斯侵略者必然要遭受最后的惨败。故我们对苏德战争，不能以一时的出入胜负为断。”〔3〕
苏德战争爆发后，作为德、意盟国的日本将大量兵力从国内运往中国东北。国民党当局又判断日本将会在一个月内北进，认为那时他们就可以乘机将中共的力量压到黄河以北。他们利用报纸舆论，竭力鼓励日本向苏联进攻。
对国民党当局的这个动向，周恩来同样清醒地看到了。他在六月二十八日那篇文章中早已指出：北进的危险固然存在，但日本对北进也不是没有困难和顾虑的：第一，中国问题将因此更陷于不能解决之境；第二，西伯利亚并没有像南洋那样多的国防资源；第三，时间上不很易于侥幸成功，万一拖长，他们的另一只泥足又要陷于冰天雪地之中；第四，万一英国在他们发动攻苏以后，实行太平洋上的封锁，岂不陷于前后绝境？七月二十日，他又写了《团结起来打敌人》一文，指出：日本侵略者“不管其是在积极准备北进，或者南进，或者南北并进，但其灭华之方针决不会有任何变更，而且还会先来个西进”。“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总应准备敌人西进，乃至迎头打击敌人西进，这才是万全之策。等待胜利，总是一种最有害的心理，尤其是专门希望日寇打别人，最是一种没出息的想头，而且对于联合友邦，争取外援，也颇不合乎情理。”〔4〕
九月十八日那天，周恩来发表了《“九一八”十年》。这是一篇充满着爱国激情的文章。文章一开头，便强烈地吸引住读者的注意力。他这样写道：“东北沦陷，整整十年了！十年沉痛，在今天，对于全国同胞，对于抗战将士，特别是对于在敌蹄蹂躏下过着奴隶牛马生活的东北同胞，不能不从悲惨的回忆中发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寇，消灭伪满？”“尤其是流亡在关内的东北同胞，十年风霜，使壮者老了，年轻的变成壮年，孩提之童也长大了，他们更会慷慨悲歌：‘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他向苦难中的东北同胞、苦斗中的东北义勇军、苦干中的东北流亡人士致以深深的敬意：“海可枯，石可烂，你们的民族正气，是永远不会磨灭的！”文章最后郑重地写道：“在纪念‘九一八’十年的今天，我们中共党人，再一次向全国声明：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总是坚持抗战到底，不达到驱逐日寇出境，决不罢休！”〔5〕
十月十六日，日本第三次近卫内阁总辞职，陆相东条英机奉命组阁。这是不是一次普通的内阁改组？许多人一时迷惑不解。周恩来立刻敏锐地作出判断：不，这是日本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动的朕兆，是太平洋新危机行将到来的先声。他在三天后发表《太平洋的新危机》一文，毫不含糊地发出警告：“其人其事其时，都说明日本法西斯军人再也不能忍耐目前沉闷拖延的局面，而必须自己出马，采取冒险的行动了。”他引用日本权威方面评论东条组阁所说的话：“日本之政策，为解决‘中国事变’，建立‘共荣圈’及依附三国公约之精神。”他对这段话这样解释：“建立‘共荣圈’，就是包括南太平洋，排斥英美势力。依附三国公约，就是敌视苏联。‘解决中国事变’，更是‘万变不离其宗’了。”
他尖锐地反驳一种论调：“有人会说，东条是旧阁的一员，且参与近卫对外政策的密议，故新阁对外政策尤其是对美政策，将无变更。这个意见是不对的。日寇政府每次改组所持以不变者，是其基本国策，亦即吞并中国独霸东亚的国策，至若实行这基本国策的方针或方案，则每次日阁改组均有变更。”何况这次近卫倒阁，明显地反映了日本内外方针上存在的分歧：“现状维持派的方针，重在妥协英美；法西斯军人派的方针，重在依附轴心。”东条显然属于后者。不管东条组阁后先从哪里下手，“其以武力建立‘东亚共荣圈’的冒险方针，是确定不移的了”。周恩来从中得出明确的结论：“这次日本军人内阁的出现，是日寇大冒险行动的信号。”〔6〕
那么，日本大冒险行动的矛头首先是向北，还是向南？周恩来很快断定：会向南，在日美之间有爆发战争的可能。当时在香港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估计国际局势时，认为日本不会打美国，理由是：日本急于要征服中国；美国正与日本谈判，力图以牺牲中国来换取同日本妥协；英美正煽动日本北攻苏联。他们认为，日本缺乏资源，石油、棉花等重要战略物资都有赖美国，离开美国就打不下去，所以不敢碰美国。他们在香港举行的国际问题座谈会上这样说，在《华商报》写社论时也用这种观点来分析战局，产生了不小影响。周恩来立刻去电，指出日美有开战的可能，要他们做好应变的准备。他特别关心留在香港的许多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的安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他给在香港的廖承志、潘汉年连去两封急电：“估计菲律宾均将不保，新加坡或可守一时期，而上海交通又已断绝，因此香港人员的退路，除了去广州湾、东江以外，马来亚亦可去一些”；“如能留港或将来可去马来亚和上海的尽量留下”；“如能去琼崖与东江游击队更好”；不能留、也不能南去、又不能去游击队的人员，即转入内地，先到桂林。〔7〕不久，又致电廖承志，询问香港文化界人士撤退和安置情况，以及同新加坡、菲律宾的联络情况。并叮嘱他们派人帮助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离开香港。以后，这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有的辗转抵达东江游击区，有的经澳门、韶关或广州湾到桂林，有的经浙江去上海转赴新四军驻地。周恩来或者通过电报联络，或者派人接应，分别作出具体安排。他特别关注当时国民党特务准备迫害的柳亚子、邹韬奋，电嘱南委书记方方指定专人负责护送，确保他们的安全。这场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大营救活动，历时半年，行程万里，遍及十余省，共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及其家属八百余人，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沈志远、张友渔、胡绳、范长江、刘清扬、梁漱溟、千家驹、黎澍、戈宝权、张明养、韩幽桐、吴全衡、羊枣、叶籁士、胡风、高士其、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宋之的、于伶、黄药眠、沙千里、叶浅予、蓝马、杨刚、张铁生、金仲华、廖沫沙、袁水拍、乔冠华、徐伯昕、周钢鸣等。还营救出一批国民党驻香港人员和外国友人。〔8〕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侵略者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空军基地珍珠港，并侵入泰国和马来半岛。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接着，英、美等相继对日宣战，美国与德、意之间也相互宣战。国民党官员对这次战争的爆发感到欢欣鼓舞，相互祝贺。他们认为这会吸引住日本的主要注意力，从而放松对中国的侵略。社会上也流传着许多幻想：有的认为太平洋战争很快会结束，日本将很快放弃对中国的进攻；有的认为太平洋既已成为世界战争的中心，苏联就应该出兵进攻日本。周恩来认为必须澄清这些错误的看法。他除向各方面人士广泛进行解释外，十二月十三日又写了一篇题为《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的长文。
文章一开始指出：“今天的战争，已经是世界人类绝续存亡的战争，亦即是侵略者与反侵略者你死我活的斗争。”文章概述了七个方面的有利条件，论证战争的胜利必属抵抗日本侵略者和德、意法西斯的国家。但他并不盲目乐观，接着就指出：“这一胜利与和平，只是前途的瞻望。由今天争取到前途的实现，还须要经过若干过程，才能由漫漫长夜中渡过黑暗，走向光明。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民主国家尚存在若干弱点和困难。大家的长处还没有能发挥尽致，而轴心国家的弱点，也还未全部暴露。”
因此，他提醒大家应该有这样的精神准备：“太平洋战争在初期还会有若干挫败，这正如中日战争、英德战争、苏德战争在初期的一样。”这种挫败的可能，是由于存在下列原因：
“一、日寇是无耻海盗，惯于乘人准备不周，袭人领土。
“二、日寇如其他侵略者一样，操着进攻的主动权，随时都在准备挑衅，随时都可发动战争。故战火一起，日寇行动可远及三千海里之外，而继续扩张战果。
“三、日寇已全身武装，有了对付战争的长期经验，有了全国上下的战争动员，最近且加紧进行其大规模的临战体制，故其行动的迅速，资材的储存，我们不能作过低的估计。
“四、日寇海空军，虽较英美为劣势，但在太平洋上却握有战略的优势。东起夏威夷（除外），西抵马来亚，北自日本海，南抵大洋洲，都为他海空军活动的范围。在这个活动圈内，英美的海空军，固然还处于劣势而且分散。
“五、英美虽非全无准备，但究因企图和缓太平洋上的目前冲突，在精神上、物质上，总还准备未周。”〔9〕
周恩来预言：这种初期的挫败，也许会丧失若干岛屿、某些土地以及某些交通线，然而决不足以悲观，只要太平洋沿岸各友邦、各民族团结一致，互信互助，牺牲一切，坚持最后，必能改变目前太平洋的不利局面。
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太平洋战争的特征，以免发生不应有的认识和错误的估计。这些特征是：一、太平洋战争是持久战，决非速决战。在准备未成、布置未周以前，决不能冒进攻势，自陷错误。二、解决日本，以海军为主，空军陆军只能为辅。岛国虽最怕海上封锁，但单单肃清太平洋上日本海军活动的力量和范围，便须相当大的力量和相当长的时间。三、英美今天还不能且不宜对日立即采取攻势，而须先巩固南太平洋圈内要塞的守卫。四、必须以持久的消耗战和太平洋上联合的力量打击他，才能制他最后的死命。必须记着，生产能力是决定现代战争的主要因素。
文章还指出：为了明了太平洋与世界战局的关系，我们还须进一步认识整个世界反法西斯解放战争的特点：一是长期性，二是不平衡性，三是全面性（人力、物力、生产力的全部动员），四是一致性（世界各国的反侵略战争变成一体），五是阶段性，六是主从性（在世界战局来说，德为主，日、意为辅）。只有懂得目前世界战局的规律，才能正确地认识太平洋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的任务，同时，也必须从世界反法西斯的任务的分担上来解决太平洋战争问题。
这是周恩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只有五天时所写的文章。此后战争的整个进程正如周恩来所预测的那样一步一步地展开。事实表明：作为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周恩来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具有何等明晰的判断能力和远见卓识！
在这段时期内，周恩来同许多国家的驻华使馆和一些援华组织广泛地建立联系，同他们结交朋友。他同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谢伟思、戴维斯、文森特等常有往来；会见过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威尔基、拉铁摩尔；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经常见面，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同国际友好人士斯特朗、史沫特莱、王安娜、艾黎、爱泼斯坦等时有过从；同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学者费正清和加拿大朋友文幼章等也有交往。海明威等向他表示：反对国共内战，主张抗日，不满国民党政府的武断和无能。周恩来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致电廖承志并报毛泽东说：根据海明威等所谈，我们在外交方面“大有活动余地”。他还接待过许多外国记者，向他们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宣传中共中央有关团结抗战的主张，介绍解放区的民主设施和八路军、新四军奋勇抗战的事迹。
费正清以后这样谈到周恩来：“周恩来的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在我面前是一位浓眉、英俊的贵胄，却为民众献身；作为个人，他的智慧和敏锐的感觉是罕见的，然而他却致力于集体主义的事业。”〔10〕
谢伟思同周恩来的接触更多。他说：“周是非常熟练的、敏感的、感觉力强的、明智的人。”“我未见过周发怒、发火或心烦意乱。他总是那么平静、镇静，我没有见过他克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周是一个令人惊服的人，很难找到他的缺点。周使与他谈话的人很愿意与他谈。他与人谈话时很专心地凝视着与他谈话的人，使人感到很亲切。”“有人说周易于妥协是不公道的。认识周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正直的人，诚实的人，有原则性的人。”〔11〕
周恩来的这些积极的活动，在重庆的外交界和外国人士中赢得了广泛的信任和友谊，增进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初步了解，在国际舆论界产生重大影响。他的这些活动，也为以后新中国的外交工作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国共两党的关系比皖南事变时稍见缓和。一九四一年六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特别是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英、美、苏进一步合作，国共关系出现了好转的趋势。
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作过一个分析：
“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时期，又分两段，在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这个决心。”〔12〕
毛泽东所说的这个时期中的前后两段，是以一九四二年五、六月间为界的。
在这前后，周恩来继续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在重庆负责处理国共关系的全盘工作。
从一九四一年春到一九四二年夏季以前，这是毛泽东上述电报中所说的前一段。这时，皖南事变中两党关系濒临破裂那种紧张局势已经缓和下来。这是因为：日蒋矛盾并没有解决；国际上和国内大多数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决的反击，证明它决不是用高压和恫吓就能制服的；国民党内不少人对在抗日战争期间从事反共军事行动也不积极。这一切，使国民党顽固派不能不有所顾忌，行动上不能不有所收敛。但他们消灭共产党的打算没有改变，力图首先肃清大后方的共产党组织和封锁陕甘宁边区，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局部性进攻也一直没有停止。国共谈判没有取得重要进展，双方关系相当冷淡。
一九四一年五月七日开始，日本侵略军在华北突然发动大规模的攻势，进攻重点是山西南部的中条山地区。日方出动的兵力有六个师团、三个旅团和伪军张岚峰等部，共十余万人。中条山脉地处山西南部，绵延三百多里，有许多利用山石挖成的防御工事，是国民党政府军队在华北敌后的最重要的据点。但日军发动这次攻势时，负责中条山军事工作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被蒋介石召往四川，远离前线。一开始，何应钦亲赴洛阳指挥。尽管不少将士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由于国民党忙于内部磨擦，军队士气低落，何应钦又指挥失当，改变原有部署，调走部分主力部队和中央炮兵团，在中条山实行单线防御，这样，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在中条山战役中遭受严重失利，丧失七万多人。国内舆论对国民党十分不满。
为了掩饰自己失败的责任，诿过于人，国民党当局大吵大嚷地指责八路军在华北没有配合作战。五月十日，周恩来会见刘斐（为章）。刘指责八路军在西北集结重兵，而面对日军向中条山的进攻不予打击，不配合友军行动。周恩来当即反驳：我军在华北及各地配合友军打击敌人，从未停止过。所获战绩，妇孺皆知，并为国际人士所称颂，何能叫不打击敌人？至于与日妥协、移兵西北、打通国际等等，纯属谣言。反之，半年来，尤其是近四个月来，反共成为高潮，辱我党为奸党、我军为匪军，到处打人、骂人、杀人，在西北更是彰明较著。〔13〕当晚，刘斐向蒋介石报告了会见情况。第二天，蒋介石会见周恩来时只得表示：“能配合行动就好，只要有成绩，我决不会亏待你们，饷弹自然发给，捉的人我会命令他们放的，根本问题也可以谈好。”并一再要求周恩来请示延安，答复配合中条山作战问题。周恩来告诉他：中共中央已电八路军总部拟具配合作战计划，并要蒋介石通知卫立煌和阎锡山直接同八路军总部联系。〔14〕
十二日，国民党参政员许孝炎在宴会上公然向新闻记者造谣：中条山激战时，第十八集团军抗不遵命配合对敌作战。〔15〕周恩来在第二天列举事实向中外记者驳斥许孝炎的谎言，以后又一再要求国民党当局更正。十八日，他向美国通讯社声明：外传所谓“八路军不抗日，打中央军”之说，全系日寇造谣中伤。〔16〕
五月二十一日，一向标榜中立的《大公报》，发表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论，重复了上述谣言。先说：“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再说：“我们相信统帅部必然已有命令，要十八集团军参加战斗。”并且以貌似公正的口吻写道：“在国家民族的大义名分之下，十八集团军应该立即参加晋南战役；在其向所服膺的团结抗战精神之下，十八集团军更应该立即赴援中条山。”〔17〕由于《大公报》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有相当大的影响，当晚周恩来立刻写信给该报的张季鸾、王芸生两人。信中严肃地指出：
“我可负责敬告贵报，贵报所据之事实，并非事实。在贵报社论发表一周以前，晋南白晋公路一段即为第十八集团军部队袭占，停止通车；其他地区战事正在发展。只因远在敌后，电讯联络困难，此间遂不得按时报道。而中枢及前线旬余军事磋商，与夫配合作战之计划，皆因军机所限，既不便且不得公诸报端，亦不宜在此函告。于是惯于造谣者流，曾公开向人指摘第十八集团军拒绝与友军配合作战。我曾为此事一再向中枢请求更正，不意市虎之言，竟亦影响于贵报。当自承同业联络之差，惟环境限人，贤者当能谅我等处境之苦。”
信中列举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巧妙地暴露了国民党没有给它任何补给，并讥讽国民党为中条山战役失利而诿过于人的种种“抱怨”，这样写道：
“我们一向主张团结抗战，而且永远实践团结抗战。去年华北百团大战，战中未得到任何配合，战后未得到任何补充，虽中外电讯竞传捷音，贵报备致奖誉，而犹为人诬为虚构战绩，然我们并不因此抱怨。”“尽管十八集团军饷弹俱断，尽管无任何友军可以配合，尽管有人造谣说十八集团军已撤回陕北，然事实胜于雄辩，十八集团军终于击破了敌人扫荡。虽弹药越打越少，但我们更不会以此抱怨别人。”〔18〕
《大公报》社论把事情说成：仿佛整个华北战场只有一个中条山。周恩来在信中指明：山西高原并非仅限于中条山。敌寇所以难以渡过黄河，“不仅因中条山留有中央大军，握此北方锁钥，且因山西所有高原都控制在我军手中，方使敌寇三年多屡试渡河，屡遭失败。”
周恩来的信最后说：“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四五年来常持此语自励励人。”现在日本侵略者正欲“先给我以重击，并以封锁各方困我”，并“辅之以挑拨流言，和平空气”。因此，他提出一个《大公报》难以拒绝的要求：希望“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18〕
《大公报》在五月二十三日全文刊登周恩来的这封信，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你的信与文（指《论目前战局》——编者注）均在《解放日报》发表并广播。那封信写得很好。”〔19〕
周恩来还写信给蒋介石，质问这样传播谣言是何居心。蒋介石派刘斐回答说：他只希望十八集团军有战报，没有其他用意。周恩来立刻将收到的八件战报交刘斐送去，要求由中央社发表。他连电中共中央，建议由朱德致电国民党当局提出质问：“前方浴血抗战，后方血口喷人，势难使死者瞑目，生者心安。”〔20〕他还致电毛泽东，对华北军事提出建议：“应抓着一两要害（如同蒲、白晋及平汉）或一两点（如正太、平汉以北）切断几天，以影响国内外；在交涉上应抓紧卫立煌，以便取得饷弹。”〔21〕中共中央接受了周恩来的这个建议。
但国民党顽固派仍然继续挑衅。中央社在五月三十日发表的一条有关十八集团军行动的消息中，完全违背事实地写道：“截至今日止，尚未据报与敌军正式接触。”〔22〕周恩来立刻向《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列举事实，加以驳斥。他说：“最近一周，单就中央社之洛阳专电，便有六次提及晋东我军或十八集团军作战地区之战役的，而大公报两次西安专电，更证明太行山及晋北我军均在与敌作战。”“此等电讯发自前方，见闻自更翔实，既经前方军事机关检查于先，又经后方军事机关复审于后，揭诸报端，已历多日，岂能谓为非战报？！”他最后说：“我们当然并不以此等战果为满足，我们愿意接受国人善意的督责和更多的希望。我们期待着更大的战果的来临。”〔22〕
一封公开信，一个声明，一时轰动了山城重庆，帮助人们弄清真相，使一切造谣者无词以对。这两期《新华日报》增刊，前一期销售一万七千多份（其中重庆一万四千多份），后一期达到两万份（其中重庆一万七千份），打破了以往的发行记录。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六日，国民参政会举行第二届第二次会议。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了会议，董必武并被推为休会期间驻会委员。
一九四二年五、六月间，随着国际上英、美、苏三国团结的增强，直接影响着蒋介石的内外政策，使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和国共关系，比起前一阶段来，发生很大的变化。
这年五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应英方邀请，飞往伦敦，开始苏英会谈。二十六日，双方签订对德国及其欧洲同盟者作战及战后合作互助的条约。六月十日，苏美两国又签订合作协定。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外相艾登同时宣布：一九四二年将在欧洲开辟同希特勒作战的第二战场。
对中国的国共关系，罗斯福这以前就通过他的私人代表转告蒋介石：中国在三年之内不要发生内战。这时，美国进一步表示：它所给予蒋介石的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英国首相丘吉尔这年七月七日给蒋介石的贺电中也有中国“抗战五年由于坚持统一战线”〔23〕的话。英美两国政府的这种态度，使蒋介石在处理国共关系问题时不能不有所顾忌。
滇缅公路被切断，也使蒋介石考虑要同苏联和中共改善关系。在这以前，滇缅公路本是英美向中国输送军火等物资的唯一大动脉。这年四月二十九日，日本占领缅甸腊戍，切断了滇缅公路。运输只能改为空运。空运不仅数量有限，而且这一带每年有四个月的雨季，气压变化大，飞机得升高到一万八千英尺的高空，至于飞越喜马拉雅山的困难就更大。因此，蒋介石在外援运输方面更有赖于经过苏联的那条陆路。
此外，国内军事反共失利，财政和经济危机加深，人民不满增长，一些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以及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争取国共关系好转的政策，都促使国民党谋求两党关系的改善。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和八月十四日，蒋介石两次约见周恩来。第一次会面时，蒋介石说已指定张治中和刘斐同中共谈判，国民党的联络参谋仍将去延安。第二次谈话时，蒋介石表示想好好解决国内问题。周恩来也表示愿与张治中、刘斐商量解决问题的途径。接着，蒋介石的话转入正题，说他一星期后将去西安，想在那里同毛泽东会面，请周恩来电告延安。周恩来在同蒋会谈后立刻致电毛泽东，报告他同蒋介石会面情况。他分析蒋介石这次约见毛泽东，“在态度上还看不出有何恶意，但在其初步解决新疆及回回问题之后，他又自己北上布置，其目的未可测”。〔24〕他提出两个办法供中共中央选择：一是毛泽东称病，以林彪为代表，到西安见蒋一谈；二是要求蒋带周恩来到西安，然后由周飞延安，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回西安见蒋。周恩来估计：前一个办法可行，后一个办法不易得到蒋介石的同意，除非偕同出来的是朱德。
中共中央采取周恩来的第一个办法。八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毛（泽东）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则更好。”〔25〕十九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说：依目前形势，我似应见蒋。并说关于他见蒋的问题，中央尚未作最后决定。
周恩来认为，目前蒋介石虽然有了用政治办法解决国共关系的意向，但具体问题尚未涉及，对共产党的压迫毫无减轻，会晤地点又在西安，因此觉得蒋、毛会面时机略早。八月十九日，他将自己的考虑电告毛泽东，建议“最好林或朱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随其来渝，亦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你再来渝，便可见渠”。〔26〕
毛泽东这时仍倾向于见蒋。他先后致电周恩来说：“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27〕
周恩来仍坚持他认为毛、蒋见面时机略早的意见。他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全面阐述了他的看法和建议。电文写道：
“我们认为见蒋时机尚未成熟。”“（一）蒋虽趋向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决非民主合作；（二）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三）蒋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即打击我党领导，尤其对毛，西安事变后尚想毛、朱出洋，时至今日犹要叶挺太太劝叶悔过自新，吾屡次请回延不理，此次我在电答时提到愿回延接林或朱出来亦不许），因此可说他对我党我军及民主观念并无丝毫改变。
“次之，在局势方面，并非对我有利：（一）蒋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一面承认日寇有续攻中国可能，而英美一时无大力援华，且反内战，但何（应钦）等却看到苏联今日处境需要对华让步，英美亦须中国拖住日本，他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二）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本是我党历年主张的发展，而他却认为由于苏联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三）毛出为谋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则可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
“因此，蒋毛见面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二、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万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我们提议林出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再定毛是否出来。”〔28〕
经过这样反复磋商，毛泽东同周恩来取得了一致意见，接受了周的建议。
九月十四日，林彪从延安动身，前往西安见蒋。但因陕北在八月底下了一场数十年未有的大雨，山洪暴发，路面被冲坏，致使他到西安时蒋介石已回重庆。十月七日林彪到达重庆。十月十三日，由张治中陪同，会见蒋介石。林彪提到：“毛甚愿见蒋，惟适患伤风未来。”蒋即问毛好。蒋介石对林彪的前几段话表示有兴趣听，但一听提到内战危险，便不耐烦，频频地看手表，约林彪在走前再谈。〔29〕十六日，周恩来应约同林彪会见张治中。林彪说明中共有几十万军队在敌后抗击日军，提出了“三停、三发、两编”的要求，即：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进攻，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允许将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张治中将话头打断，建议林彪先同各方面多谈，然后再同他谈。〔29〕以后，周恩来和林彪即同刘斐会谈，刘表示一切都可谈，但要周恩来、林彪同张治中谈。〔29〕
根据这段时间接触中的种种迹象，周恩来作出明确的判断：通过谈判来解决两党间具体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他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这样分析：蒋介石及国民党人都倾向于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来代替全面的军事破裂，但是，第一，他们并不急于解决，而以为时间越延长，中共的困难就越大，越有利于使中共就范。第二，他们所说的政治解决，“乃是我们听命（服从调遣、统一编制、奉行法令等）于他们的领导，决非民主的合作和平等的协商”。第三，“他们的政治解决的中心仍以军事为主，而以能否服从调遣、变更防地为前提”。第四，他们决不先提要求（不仅一切人避开不谈，连张治中、刘斐也绝不先开口），而要看中共方面能作出什么让步。〔30〕
周恩来对蒋介石有着深刻的了解。他预测蒋介石此时可能采取的种种对策：一、如不解决具体问题，则目前可在表面上缓和，而实际上绝不放松压迫；二、如愿解决问题，必须我先让步（必须是军事上，而且是防地上让步），我不可能有具体收获；三、如我们只作口头上让步（如表示愿听调遣，但有实际困难，一时尚难移动等），则他们亦照常口惠而实不至（如中条山战役时答应发饷弹，二届参政会时答应释放叶挺）；四、如我们能做某些地区的让步（如东江游击队改编、湖北撤退等），他们也可实行某些让步（如“三发”等），但不会实现我们的全部要求；五、如向蒋提出全部要求，而不提愿听调遣事，“蒋必默默不语，必使关系弄僵，不利于形势之缓和”。〔30〕
他建议中国共产党采取这样的方针：“尽力所能及将两方关系先在表面上弄缓和，再谈根本问题，从原则上说服国民党改变他们的观念（如军队、政权等），至少使他们当面不能反驳。”〔30〕他主张根据同蒋介石谈判的特点，采取灵活的做法：在林彪第二次见蒋介石时，不提全部要求，或只谈原则不提具体问题，或提到愿听调遣，但有困难，请求停打接触；而对张治中，除要求停打外，还谈防地问题，说明我们愿听调遣，但还有困难，或进一步提到某些防地未尝不可移动，但必须解决许多困难，就此提出要求。
周恩来对采取这些做法后的结果，作这样的预计：“如此，林此来可完成两个任务，一是缓和两方表面关系，二是重开接洽之门。若要超过此种任务，则非在防地上大让步不可，恐今日尚嫌其早。”〔30〕毛泽东这次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他在二十八日复电周恩来：“同意所提方针，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提；林在二次见蒋后即回延。”〔31〕
十二月十六日，在接到蒋介石十四日的召见通知后，周恩来向林彪嘱咐了见蒋时的谈话要点。当天下午，林彪在张治中陪同下会见蒋介石。林彪表示拥护国民党十中全会宣言和决议的新精神。谈到两党关系时，要求彻底实行“三停三发两编”。蒋介石表示，只要他活着，解决问题总会公道，不让你们吃亏的，但不许再提新四军事。〔32〕
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和林彪按照中共中央十二月十八日的指示，向张治中提出四点：“甲，共党合法化，国民党可到中共区域办党、办报，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乙，扩编四军十二个师。丙，边区依现有区域改为行政区，直属中央，改组华北地方政权，实行中央法令。丁，战后原则上接受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目前只能做准备工作，保证战后完全做到。情况许可时，可磋商部队移动事宜。”周恩来声明：如认为这些条件可谈，就留林继续谈下去；如果认为相差太远，请蒋提出具体方针，交林带回延安商量。张治中逐条记下，答应向蒋报告。〔33〕
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周恩来、林彪再次同张治中谈判。张治中提出：中共所提四项同国民党中央希望相距太远，与何、白皓电相距也远。张个人意见，认为党与政府两项问题不大，但军队编为十二个师太多，军队北移必须限期开动。周恩来答复说：所提四项与皓电精神并无不合，距离只在军队的数目和移动的时间。周恩来将这些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34〕毛泽东复电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随后，周恩来又会见张治中，逐条宣读中共方面最后的四项意见：一、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二、军队问题。希望编四军十二师，请按中央军队待遇。三、陕北边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四、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的规定，但现在只作准备，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等），亦可商量移动。张治中逐条抄录并核对后送交蒋介石。蒋立刻召集临时军事会议。会上发言的，大多表示不能接受。蒋介石没有表态，只是说：“好吧，再说吧！”〔35〕
于是，谈判进入搁浅状态。
正当这次国共谈判处于搁浅状态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发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这件事在各方面都引起巨大的反响。
中国共产党本来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不少共产党员一直把共产国际看作至高无上的权威，对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决定，思想上波动很大。二十七日，周恩来在红岩召开一次扩大的干部会议，宣布这一决定。据夏衍的记录，周恩来说：“今年五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到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地处理面临的问题，建议解散共产国际。我党中央表示了同意共产国际的建议。”同时指出：“中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过共产国际的帮助，但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36〕周恩来的这些讲话，帮助党内统一了认识。
国民党顽固派把共产国际的解散，看作千载难逢的机会。从六月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给各级党部发了一个秘密指令，酝酿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他们叫嚷：共产国际解散了，中国共产党也应该解散。在他们内部也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要共产党交出军权、政权，组织可以合法；另一种主张要共产党同国民党合并。两种意见没有统一。这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告周恩来：“共产国际解散，中央即将开会讨论中国的政策，请你即回延安。”〔37〕
六月四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南方局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国民党将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加强政治攻势，辅以军事压迫，强迫我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达到他们所谓政治解决之目的。并对今后的对策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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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天，周恩来应约同张治中谈话。张治中说：何应钦称前方磨擦继续，情况不明，谈判“须搁一搁”。周恩来回答：谈判暂搁是我们“意（料）中事”，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决定回延，如要谈时可再来。他自己也拟回延安，以便使延安了解外间情况，找得更好的解决办法。并希望同林彪见蒋介石一次。〔38〕三天后，周恩来、林彪见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允许周、林回延安。〔39〕这是皖南事变后一年半来蒋介石第一次答应周恩来回延安。周恩来将这一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六月五日和九日，接连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催他速回，并嘱途中“勿耽搁”。〔40〕
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和林彪、邓颖超、孔原等一百多人，乘卡车离开重庆。南方局的工作由董必武主持。由于天雨和车坏，他们在七月八日才到达宝鸡。途中，接到延安来电，得悉胡宗南部队侵入边区境内修筑工事，毛泽东嘱周恩来就近同胡宗南交涉。周恩来就和林彪、邓颖超去西安。在这里停留了五天，先后会见胡宗南、熊斌等人。十日晚，拜会了邓宝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