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阔别三年的延安，稍事休息，周恩来就接连参加各种欢迎他的活动。长期在外，使他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进步有着更强烈的感受。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他说：“我这三年在外，做的事实在太少了。可是在这三年中间，国际的国内的变化，我们党内的进步，却特别的多，特别的大，我们在外边也看得格外分明。”经过这些年的实践检验，他心悦诚服地认定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是正确的。这是他这次讲演中突出的主题。他热情洋溢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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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周恩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高威望的领导人。他的这个讲话，自然在党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这次回延安，还有一个重要目的，是准备参加正在深入发展的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的准备工作，从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就着手了。但在全体干部中普遍进行整风学习，是从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这两篇讲演开始的。这个普遍的整风学习，经过发动、学风学习、党风学习、文风学习、总结五个阶段，到一九四三年六月基本结束。按照原定计划，就要转入整风运动的最后一个时期，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时期。
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集中十六个师，准备对延安发动突然袭击。从六月间开始，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全体军民不能不紧张地动员起来，反对内战，保卫边区。八月五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有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董必武，告诉他们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正在步步加强，应动员大后方民主进步力量开展反对中国法西斯化的宣传运动。十六日，周恩来写出题为《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的报告提纲。他首先说明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随后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历史根源、纲领策略和组织活动进行了系统的剖析。在国民党统治区，董必武和南方局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来电的精神，通过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以及地下党组织秘密印发各种关于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社论、文章和资料，并译成英文在外国人士中散发。董必武还以中共方面国民参政员的身分，利用国民参政会等场合向社会各界人士揭露国民党当局加强法西斯统治、企图消灭共产党的真相，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抗战的主张，积极争取中间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这一次反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运动，有力地帮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认清国民党当局独裁专制统治的本质，提高了人们的觉醒程度，不仅对当时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高涨起了推进作用，而且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挑起全面内战时，对发动全国人民投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做了一定的精神准备。
这时，延安的审查干部工作也已开始。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学委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的康生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使这个运动离开了正常的审查干部工作的轨道。七月十五日，他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长篇报告。他强调：这次大会是在国民党反共高潮这样的紧急时期的会议，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他极端地夸大党内和边区内部的敌情，认为特务多如牛毛，要把这些“失足者”“抢救”出来，号召“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他报告后，延安的各机关、学校普遍地开展“抢救运动”，造成浓厚的恐怖气氛，出现严重的“逼供信”现象。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员更是普遍地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康生等在中央机关一些单位搞出了所谓“红旗党”（意思是说伪装红旗的假共产党），说甘肃、四川、河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陕西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都是国民党特务控制的“红旗党”。
周恩来正好在这时回到延安。这些省的地下党组织都是由他领导的，使他的处境也相当困难。周恩来对审查干部一直坚持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离开重庆前，他对南方局机关的审干工作作过一次总结。他说：审干是对干部的认识，而不是清党，因此结论鉴定都要慎重，应该不怕麻烦地允许本人申诉。党员对党要说真话，“在审委前可说一切话，说错都无问题，但背后说是不对的”。方法是：要抓住大处，要照顾全部，要追根究底，要实事求是，发现了问题应负责解决。“当有问题发生争执时，先弄清事实，再加以说服。”纪律的中心在于自觉遵守纪律，处分是最后的一种办法。在“纪律面前”，“任何人都一样无差别，是平等的”。〔2〕因此，南方局的审干工作进行得比较健康。当周恩来回到延安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整风运动负责人李维汉问他：这（指所谓“红旗党”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周恩来明确地回答他：正在清理，没这回事。〔3〕但事实上，这种肃反扩大化的恐怖气氛和“逼供信”现象仍持续了不短的时间才得到纠正。
“抢救运动”是在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但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一次反共高潮，由于国内外形势发展的约束和中国共产党已做好准备，很快就结束了，使中共中央有可能集中力量组织党的高级干部再一次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延安整风正式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时期。周恩来全力地投入整风学习。
周恩来参加整风学习，并不是这时才开始的。早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成立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南方局成立了有二十五人参加的高级学习组，开始整风学习，周恩来担任组长，董必武担任副组长。其他参加整风学习的人员，按政治水平和文化程度，分别中级和普通小组，按学风、党风、文风的顺序分三阶段进行学习。地方党组织和南方局联系的“据点”负责人，分批调回参加学习。南方局还根据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处在斗争尖锐复杂这一特殊环境的特点，要求“贯彻中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进行正面教育”。并将这一方针贯彻在南方局整风运动的全过程中。周恩来、董必武在每一个阶段都要作动员和总结，组织大家边学习、边讨论、边对照检查，使学习步步深入。中共中央经常将学习材料和有关历史文件陆续发送南方局。南方局的整风学习情况也定期向中共中央报告。一九四三年春，周恩来在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作了《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报告，系统地回顾党在这个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这年三月十八日，他在整风学习中写出《我的修养要则》：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4〕
但在重庆那种险恶的环境下，由于工作繁忙和资料缺乏，使他一时难以集中时间，系统地整理自己的认识。
回延安后，有了这种可能。
这年八月到十一月，周恩来参加高级干部的学习。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特别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他在学习文件、参加中央会议的同时，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写出五万多字的笔记，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再认识。
九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周恩来就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年期间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指示，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他认为：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决议案是其中“最好的”一个，是召开中共六大的指导思想。它对中国革命性质、革命形势、革命任务都作了正确的规定，既反对右倾余毒，又反对“左”倾高调。他说：“六大决议反不如他，因未着重和彻底地反‘左’倾。”〔5〕
周恩来指出：一九二九年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国党的四封信，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对中国党影响至为深远的文件。第一封信，中心是反右倾，深怕中共不认识革命高潮不久就要到来。第二封信，中心是反对联合富农。第三封信，中心是发展赤色工会。第四封信，中心是反对一切国内外敌人，首先是反对改组派，认为形势已是全国危机和革命高涨。这四封信“都有错误”，因为“当时中心应反‘左’倾残余，乃着重反右倾，对富农、对工运、对改组派等的政策都偏‘左’，而毫不重视利用间接后备军与开展群众日常工作问题”。〔5〕
对一九三○年六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周恩来认为主要错误是由于不正确地估计形势，提出反对一切，迎接决战，组织政治罢工，准备总罢工与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
对一九三○年十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周恩来指出，虽然中心在反立三路线，但仍潜伏着认为右倾是主要危险的思想；同时，也没有指明六月十一日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问题。
周恩来在回顾这段历史以后指出：这个时期“正是中国革命处于困难时期”，“在形势上，工运似还没有到革命新高涨，而只是有一些新高涨的征候；农村却有了新发展、新高涨，然而也是不平衡的”。面对这样的现实，共产国际却一直坚持反对所谓“右的错误”，提出“准备总罢工和暴动”的口号。“东方部起草各信，不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从国际整个趋势出发，致一切指示都偏‘左’，给了立三路线及以后的错误以基础。”〔5〕这就找出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时期工作中产生错误路线的国际原因。
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周恩来对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批判，写出题为《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的长篇笔记。他指出：在国际形势上，王明是急于要证明中国能首先胜利；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王明是急于要转变；在时局估计与任务上，王明是强调高潮，急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在党的任务上，王明是急于实现全国的进攻路线；对长沙事变，王明认为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证明，而怪立三事先未作准备，所以不能坚持。
周恩来认为王明对李立三错误的批评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李立三的观点本来基本正确或“还不很错”的（如关于革命对象问题），而王明“站在‘左’倾观点来反对”，强调反富农、反资产阶级、反对中间营垒的作用，“反而更错了”。第二种，李立三的观点已接近托洛茨基观点（如否认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或者就是托洛茨基观点（如在革命转变问题上的“不断革命”论），但王明同李立三一样，“也是个急于转变论者”，夸大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急于向非资本主义前途转变，把李立三的“左”倾观点保留了下来。第三种，李立三的观点确是错了（如在促进革命形势问题上），可是王明同他也“只是程度之差”。总之，“王明对当时立三路线的批判，完全是站在‘左’倾的不正确的观点上去发表意见”，“不仅未击中立三路线的要害”，“还暗藏了许多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这就给了新立三路线以全部思想根据与理论根据”。〔6〕
对王明小册子中《关于三中全会与调和态度》那一节，周恩来指出它在许多地方同事实不符（如说国际指示到后，仍命令进攻长沙并举行武汉、南京、镇江、上海等暴动）。周恩来并用历史的眼光，对三中全会给予评价，认为三中全会是按共产国际指示工作的，基本上取消了立三指示下的全国暴动、攻长沙、兵暴、总行委、总罢工的方针。他说：三中全会认为中央同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这里所说的路线是指党的路线，而没有分清总的政治路线（即战略路线）与一个时期的政治路线（策略路线）。他又说：“三（中）全（会）说立三错误是个别的‘左’倾的策略上的错误，‘个别’两字很不对，但‘左’倾并未错，而王明却说立三路线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更是大错。”〔6〕
周恩来分析了王明种种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他写道：“这些小资产阶级不能忍受民族战争亦即农民战争的长期性。他们企望或者一下子就能进入社会主义，以避免破产痛苦。（从这一点就产生出在政治上的冒险主义与发狂性。）（王明、李立三都急于要转变！）如果这样没有可能的话，或者就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作不惜任何（代价）的让步。从这一点就产生出在政策上的投降性。”〔6〕周恩来认为，基于前一种情况，产生了新立三路线（也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王明“左”倾错误）；基于后一种情况，便产生新陈独秀主义（也就是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错误）。
在同刘少奇、洛甫、任弼时、李富春、蔡畅、康生座谈四中全会的情况后，周恩来对四中全会的决议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全会肯定了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处于新的高涨，任务是进攻，这说明“仍然不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他表示：一、根据中国革命发展的趋势，“在反动统治走向分崩离析、军队战斗力日趋下降及革命军队技术条件提高等条件下”，攻占某些大城市将来会被提到日程上，“不过决不是四中全会前后的任务”；二、在配合援助苏区、粉碎敌人“围剿”的任务上，全会“有极不正确的了解”，“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武装保卫苏维埃’两个口号教条式地搬到中国来”，“这两个口号不是空喊，便是自损其力”，“真正援助苏区的办法只应是在苏区周围敌人的近后方去发展可能的游击战争，进行军队工作，扩大农民运动，实行必要的破坏，那才是最有力的帮助”。〔6〕
对四中全会决议中“关于立三路线施行恶果”的部分，周恩来这样分析：有些事，如群众的发动、工运的领导，在立三路线以前就有，“已经受了损失”；有些事，如取消青年团、工会，“是误解”；有些事，如“党内生活非常态，党内各种反党派别更加活跃”等等，在立三路线以后“更变本加厉”；还有些事，如组织集体农庄、禁止贸易自由等，并“未见诸实行”。
周恩来把这一切归结起来：四中全会决议“并没有解决任何当前紧急的问题”，却“给了党以无穷的恶果”，“给了以后整个内战时期以失败的主要因素”。
周恩来还指出：一九三一年八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对中国问题的决议，是在米夫回国后作出的，反映了米夫的观点。这个强调反右倾的决议，“既批准了四中全会，又提了许多不正确的意见，给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以‘左’倾盲动主义的若干根据”。〔6〕
经过三个月的学习，周恩来对自己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来的斗争历程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写下两万多字的笔记。从十一月十五日起，在整风学习会议上作了五天的报告。这个回顾，从他自欧洲回国讲起，着重谈了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到这次整风前的情况。在回顾中，他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同时，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7〕对自己在斗争中的失误和不足之处，他也作了认真的检查。
对三中全会前后的工作，他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三中全会虽然纠正了立三路线的主要错误，并把立三调离领导岗位，但“政治上仍是‘左’倾基础”，“组织上也有宗派观念”，三中全会决议“批评过去太温和”，在军事上反对游击主义，强调红军正规化、最大限度集中化也是错误的。〔7〕
对他到中央苏区后的一段工作，他也作了总结，首先是攻打赣州的问题。他说：当时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多次指示要攻打中心城市，要求占领南昌、吉安、抚州，将几个苏区连成一片，威胁武汉，争取湘、鄂、赣首先胜利。他没有多多请教原来长期在苏区工作的同志，只是将打寨子和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一事电告中共中央。中央复电指示，至少要在抚、吉、赣中选择一个。于是开会决定攻打赣州，“这就贻误了向南京发展的大计划”。〔7〕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曾多次批评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未巩固领导权”、“未深入下层”，实际上就是批评他对四中全会的“反右倾”、“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方针执行不力。先到中央苏区的有些同志对他又有指责非难。汀州会议、宁都会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召开的。周恩来认为，第四次反“围剿”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敌情明了，前线机动（变遭遇为伏击），工作上兢兢业业得来的。但由于自己和一些同志对“中国农民战争的特点及其战略转变的关键”认识不够，不适当地强调正规化、高度集中化和反对“游击主义”，又逐步发展了军事思想上的争论。〔7〕
博古、李德来到中央苏区后，使“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都得到全面的贯彻，特别在军事上直接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退出中央苏区。周恩来归纳李德军事指挥的实质是：“战略上分兵以便敌人消耗，集中以便敌人消灭，短促突击以迫敌人碉堡靠近，堡垒防御以暴露自己兵力。”〔7〕周恩来认为，中央苏区和大量中央红军就是这样被断送的。
在福建事变问题上，周恩来批评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们撕毁同福建人民政府签订的抗日反蒋协议，“放弃反日的同盟军和反蒋的同盟军不去联络，将三条变成儿戏，失信于天下”，〔7〕从而失去了与友军协同作战以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机会。
周恩来总结中央苏区失败的原因说：“（1）路线错误为主要的；次之，长征计划的错误；（2）保卫苏区计划亦错误；（3）领导不健全；（4）‘左’倾群众工作路线促成最后的失败。”〔7〕
对抗日战争以来工作的总结，周恩来认为，为实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主要任务，特别在上层活动方面取得了成绩。在孤立蒋介石及顽固派，争取中间力量、民主党派和地方势力，教育和发展进步力量，利用英美反对内战等方面，都有显著成绩。在党的工作方面，坚持中央的隐蔽政策，在党员中组织整风学习，为党积蓄了力量，教育培养了干部。这是南方局和中共代表团在中央领导下，在统战、宣传、组织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在检查这一时期的工作缺点时，周恩来认为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缺乏政权的观念”，有“一种由下而上、由地方向中央、由敌后到全国的政治改革观念”，〔7〕对王明在抗战中的机会主义和统战中的投降主义有容忍退让的地方。这些，主要是在武汉时期出现的问题。周恩来说他始终尊重中央，特别是从一九三九年五月到一九四三年六月返延安前这四年中，他实行的路线同中央是完全一致的。
五天报告的结束语中，周恩来严格地要求并检查自己。他检查了在历史的几个关键时期的错误，表示在今后“必须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即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这样，做出一点成绩，才能从头到尾，懂得实际，取得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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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十八）：总结历史经验
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中，对党的六大的看法出现了热烈的争论。周恩来认为“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8〕他觉得自己参加了六大的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应当比别人认识得更清楚些。因此，经过深入的研究，又同当年参加过六大的同志交换了意见，他就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和四日，在延安的中央党校就《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作了两次报告。
参加延安整风学习，对周恩来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他说：“做了廿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他表示：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