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亚洲，无论富裕还是贫穷，大多数社会人民的权利意识已经高涨，民主化和民主政治不可避免。问题已经不再是需要不需要民主化，而在于如何在民主化的同时，建设各方面的国家制度、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各个社会如何建设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政治。如果没有国家制度建设，没有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多国家必然会长期陷入低度民主陷阱。如何跳出这个陷阱，这会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成为亚洲社会的最大政治挑战。
近年来，街头政治成为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最常见的政治现象。泰国的街头政治运动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多年没有减弱的迹象。缅甸这些年的街头运动也不少。柬埔寨、孟加拉那样的穷国，从前没有街头政治的传统，但现在也出现了。当然，街头运动并不仅限于这些仍然比较贫穷的社会，一些富裕社会多年来也同样出现街头运动，例如台湾、香港。有人称亚洲的街头运动为新一波民主化浪潮，但街头运动不仅发生在那些还没有民主化或者正在民主化的国家和地区，也发生在早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如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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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这里哭泣：一、政客和政治家
不管一个社会处于怎样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都出现了街头政治运动。为什么？尽管每一个街头政治运动都有其特殊的原因，但所有街头政治运动都具有两个相关的共同特点，第一，主要反对党是这些街头政治运动的组织者；第二，街头政治运动的唯一目标是要求执政党下台。这和西方的政党政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西方，政党政治就是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在早期是为了消弭暴力政治，现在则是街头政治。当然，西方也有街头政治，但主要政党组织街头政治的情况实在很少见。
为什么亚洲政党政治会演变成街头政治？很多人会说，这是因为亚洲很多社会还没有民主化或民主政治不成熟。因此，等到民主化成熟之后，街头政治就会消失。但人们可以质疑，街头政治的频繁，是不是因为民主政治不成熟的缘故呢？
在一些民主化刚开始的地方，或许街头政治可以和民主的不成熟联系起来；不过，亚洲的一些社会在二战之后就民主化了，到现在街头政治仍然是主导性政治活动，这恐怕不再是民主不成熟的问题，而是有其他更为深刻的文化和制度原因。这可以通过和西方民主的历程做些比较来理解。
西方的民主如何发展过来？简单地说，是经历了从精英民主到大众民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发展出了诸多制度安排来控制街头政治。街头政治是社会利益冲突的产物。西方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也面临长期暴力的工人阶级运动。要控制街头政治就是要通过各种制度安排，从体制内解决利益冲突。这个过程也就是从街头政治转型成为政党政治。如果说互相冲突的社会利益的活动舞台是街头，各个主要政党的活动舞台就是议会。
代议制度的设计，就是普通人通过授权其代表，在议会（体制内）来实现其利益。其中，西方通行的上议院的制度设计更是如此。上议院往往代表的是传统贵族的利益，而下议院则代表普通社会的利益（以人口为基础）。此外，西方也发展出了协商和协调各种互相冲突的社会利益的机构，最典型的就是称之为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制度安排，由政府来协调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纠纷，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
西方的所有这些制度设计，都是在精英民主阶段设立的。这些制度设计意在通过协调不同政治精英（例如传统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不同阶级利益（例如富人和穷人、城市居民和农民）来达成政治稳定。政治稳定有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转而促成中产阶级的成长。等到中产阶级壮大，西方才开始实行大众民主。在大众民主之后，西方基本上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由主要政党组织的街头政治运动。当代西方也有街头政治，但主要表现为社会运动，往往聚焦于一些具体的议题，例如反战、环保主义、女权、同性婚姻等等。不过，这些社会运动并非是由主要政党来组织的，其目标也并非要推翻现存政府。
亚洲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首先，亚洲没有民主实践传统，更没有民主精神。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发生在欧洲，从欧洲再向其他地区传播扩散，先是西方文化地带，再是其他文化地带。当民主扩散到非西方文化时，民主作为制度的运作就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哈佛教授亨廷顿生前就强调过，民主是西方文化的特殊产品。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讨论法的时候，首先就把法作为一种文化，即法的精神。其实，民主也一样，它既是一种实践，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亚洲国家没有民主实践的传统，更没有民主的文化。在西方，民主文化的核心就在于精英之间的斗争和妥协。但在亚洲，民主表现为只有斗争而没有妥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现象，也普遍见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
其次，亚洲的精英民主时间不够长，在精英之间往往既没有形成游戏规则，对各种事务也没有共识。在这样的情况下，精英之间如果发生矛盾，不能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的话，各方都会走出议会而诉诸于社会。一旦超越议会这个制度形式，政党政治很容易演变成为街头政治。
再次，亚洲国家和地区从一开始就一步到位实现了大众民主。一步到位既是后发展民主的优势，也是其劣势。说是其是优势，亚洲国家和地区民主化的过程要远远短于欧美国家。欧美国家的民主是长期历史的产物，不仅和各类精英之间政治斗争相关，更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有关。在早期，西方的选举权仅限于精英，选举权只是在一战、二战之后才逐步扩展到普通男性公民、妇女和少数族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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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亚洲在民主化的时候，已经没有西方渐进主义的条件，选举权一下子就普及到所有合格选民。更为重要的是，民主是外来的产物，是政治精英间纯粹政治斗争的产物。在西方之外，民主往往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反殖民地的产物。这些国家的精英大多是由欧美培养，接受了欧美的思想，他们回国之后，往往成为反殖民地的主力。在反殖民地运动结束，获得国家独立之后，往往试图学习西方，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不过，这些国家和地区往往只有西方的制度形式，没有制度实质，民主制度根本运作不起来。
民主一步到位的弊端
西方的民主路径是“先富而后民主”的渐进过程，亚洲很多国家往往是普选权一步到位的“穷而民主”的激进过程，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的情况就实现了民主。随着民主教育的普及，人民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就民主本身来说，这应当是一件好事。但问题在于低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满足不了普通人民高涨的权利。从经验看，民主政治不仅没有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多时候往往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诸多严重的制约。这些国家因此面临一个困境，即人民权利意识高涨，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实在没有办法帮助人民实现权利。并且，民主权利高涨的社会群体，很容易被少数政治精英动员起来，容易走向暴力。
这样，人们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为什么亚洲的政治人物往往脱离政党政治、走出议会，走向街头政治？这里既有精英条件，即缺失民主意识、妥协精神，也有社会条件，即存在着一大批民主意识高涨的社会群体，试图通过街头运动来获取他们认为应当属于他们的利益。当精英和大众都相信通过街头运动，可以获取议会政治所不能得到的东西的时候，街头运动就具备了巨大的动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制度设计就成为关键。一些制度设计是可以解决这个困局的，包括前面所列举的西方一些制度设计，如上议院和法团主义等等。很可惜的是，这些制度设计在亚洲国家往往变得不可能。（当然，在大多数后发展国家都是如此。）为什么？在先发展国家，往往是先国家制度建设，后民主化。西方近代国家制度建设，大都是在精英民主时期就完成了，很多国家制度，甚至在精英民主之前的贵族专制时期就已经完成。西方的民主化是国家制度的民主化，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其他国家制度基础之上的，是制度的延伸。尽管从理论上说，国家制度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但从经验层面看，大多基本国家制度如果不能在民主化之前建立，在民主化之后就没有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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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很多国家在还没有建立起（近）现代基本国家制度之前，就实现了民主化。当人们说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时候，应当意识到，民主制度只是众多国家制度中的一部分，民主制度不能替代其他方面的国家制度。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其他国家制度做配合，民主制度即使有了，也不会发生作用，不能运作起来。亚洲就面临这种局面。国家制度建设可以说是百废待兴，但唯独民主运动高涨。方方面面的国家制度建设需要大量的权威，但民主则是消解权威的机制。在民主化到来之后，要进行有效的国家制度建设变得极其困难。人们不难见到，在亚洲，并不存在有效的制度和机制来调解精英之间、精英和社会群体之间、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和矛盾。
回到文化面，即使同样是政党政治，亚洲和西方也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在西方，意识形态是政党的基础，无论是党员还是普通公民，人们对于政党的认同的前提，就是对政党所持的意识形态的认同。再者，因为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不同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化并不严重。有了对意识形态的认同，社会不太容易分裂，因为各政党之间聚焦的是不同的政策。但这种情况，在亚洲很多社会都不存在。如果说西方是人跟着意识形态，在亚洲则是意识形态跟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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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往往是人成为政党的基础。一方面，政党制度比较脆弱，另一方面，个别政治人物更能发挥作用，动员社会力量。在亚洲的很多社会，那些有威望的政治人物随时都可以脱离其所属的政党，另起炉灶，成立自己的政党。有了政党，再找一些所谓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标志。因为人比意识形态重要，因此政党的分化就变得很容易。脆弱的政党制度加上社会的对立，容易使得议会政治名不符其实，最终演变成为街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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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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