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对“反冒进”的错误批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这场严重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在最初并不是立刻能看得那样清楚的。相反，在“大跃进”中，广大群众为了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所迸发出来的那股生产积极性，使许多干部，甚至高级干部都在想，只要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中国的经济也许真的可以打破常规，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就像邓小平后来所说：“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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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周恩来面对“大跃进”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曾经这样谈到自己的心情：“人民的力量组织起来、发动起来以后，这个速度、广度、深度，许多都是我们没有料到的。”“没有人民的创造性的劳动，没有冲天的干劲，那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出现。”〔2〕“我们东方人受压迫有几百年了，现在我们翻身了，都要求迅速建设我们的国家，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这种感情是很自然的。”〔3〕他还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4〕
周恩来那时这种心情是真实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并不是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一位同志深有感触地说：“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年代，周总理处在一种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他要尊重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另一方面，他面对一些过头的做法又不能不管，不能看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损失。他有自己的想法、看法，又不便于公开表露。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有些感觉，但总理从来不向我们说这些。总理处在这样的地位，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把主席和中央的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实际损失，并尽可能地采用灵活方式纠正一些‘左’的做法。”〔5〕
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曾经抽空参观了附近的“友谊农业社”，他一边细心听取当地负责人介绍情况，一边嘱咐秘书记下来以便回去研究。他详细询问了“友谊农业社”的耕地面积有多大，亩产量多少，每户社员每年收入多少。“他关心着社里的每一件事，就像一个普通的农民关心着自己的家务一样。”〔6〕当时，这个社提出的计划指标很高，“整个计划都是增产的计划”。周恩来后来对一位外宾说：“当时，我不敢相信”，然而由于“计划是经过全体社员讨论通过的，所以我不能泼冷水，而只能向他们表示祝贺，并说，如果在执行中有困难，我们上面帮助解决”。〔7〕从周恩来内心来说，对这类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浮夸等现象从一开始就很忧虑，尽管他当时还只把这些看作具体工作中的问题。周恩来的经济秘书顾明回忆道：当时“恩来同志在某市郊区亲自看了一块挂牌亩产十万斤的‘卫星田’，田亩上空，电灯通明，像灯光球场一样，这是为了加强光照，旁边用鼓风机通风，实际上是把几十亩快成熟的稻子移到一亩田里。恩来同志看了以后心情沉重，因有外宾在场，没有直接批评”。〔8〕
“大跃进”首先从农村开始。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从一九五七年底、一九五八年初以来，各地农村大规模地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其中兴修水利是一项重要内容。八大二次会议后，周恩来像往常一样，丝毫没有因为受到错误的批判而表现出一点消极，仍然倾注全力关心着各方面的工作。在一段时间内，周恩来根据需要，着重抓了水利问题。他除了继续关心三峡和三门峡这两个重大水利枢纽工程外，还为解决京津冀一带、特别是北京市的用水问题付出了大量心血。
北京是个缺水的城市。解放前夕，市区的地表水源只有西郊玉泉山一处，多年平均泉水量为三千万立方米，不能满足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有计划地开发水利资源，在流经北京地区的永定河、潮白河等几条主要河道上修筑水库，用以解决北京市和它附近地区的用水。一九五四年，首先建成了永定河上的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密云水库也都是在“大跃进”时期完成的。
十三陵水库是发动群众用义务劳动的方式建成的。那时，每天都有十万人参加劳动，运五万方土到大坝上。一九五八年五六月间，周恩来三次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五月二十五日，是八届五中全会召开的日子。会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以及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来到十三陵水库工地。那天，是北京少有的一个热天，“烈日高照，没有一丝风”。身着粗布衣、头戴草帽、脚穿圆口布鞋的毛泽东、周恩来等登上水库东墩台观看水库的全景，一条高高隆起的大坝展现在眼前。水库工地政委赵凡介绍说：这条大坝高二十九米，现在已筑到二十三米。休息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为水库题词。周恩来的题词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天，直到晚上七点，他们才返回北京。六月十一日，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报告周恩来，毛泽东要求组织政府部长们去十三陵工地参加一周的劳动。周恩来立即进行部署。六月十五日，他亲自率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领导干部三百多人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三百多人中，有部长六人，副部长、副主任六十四人，部长助理五十人，司局长级干部一百七十四人，中央直属机关干部也去了二十多人。〔9〕那天，天气依然很热，脚下的砂砾都被晒得发烫。水库指挥部的同志刚刚说：“我们欢迎首长们……”周恩来立即纠正说：“这里没有首长，没有总理、部长、司局长的职务，在这里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在集体劳动还没有开始前，周恩来就推着一辆小车练习起来。在一天的劳动中，他不仅装料、拉车，而且坚持推了几车石料。当天晚上，他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我和习仲勋、罗瑞卿两同志今日随同他们前往劳动一天，夜间回来，准备参加明天政治局会议，待政治局会议开过后，拟再去参加几天。”〔9〕六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又抽空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一整天劳动，直到第二天凌晨赶回北京。在党中央的带动下，原本安排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修建的十三陵水库，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
几乎在同一时期，一九五八年初破土动工的怀柔水库也建成蓄水。这年六月，水电部会同河北、北京有关部门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议，九月动工修建密云水库。这个提议很快得到批准。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河北省副省长阮泊生陪同下，周恩来到怀柔水库视察，随后赶往密云县城。他在听取密云县委第一书记阎振峰汇报情况后，中午没有休息，又到潮白河畔为密云水库勘选坝址。当年陪同周恩来一起视察的王宪后来回忆：“总理下车毫无倦意地大步向前走，全然不顾脚下滚烫的一步一陷的沙滩和凹凸不平的乱石堆，只专心一意地远望近观，察看地形。走到规划中的潮白河坝址，他随便坐在河滩中的一根木头上，一边认真地看库区地形图纸，一边同大家一起研究方案。当他听取了水利专家们关于潮白河历史灾害情况和修建水库的规划设想的汇报后，又提出问题与大家共同磋商，经过仔细推敲，反复研究论证和优化对比，同意了潮河主坝与九松山副坝的规划坝址。他站起身来向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询问国外建库情况和现有的先进工程技术，然后他挥了挥手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一定要有敢于赶超国外先进技术水平的思想。他们有的，我们要有；他们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今天没有的，明天就要有。’总理的话对在场的同志是一个巨大鼓舞，使我们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增强了信心。”〔10〕
六月二十七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专题研究修建密云水库问题。会议决定，把海河治理规划中拟定的准备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后期开始动工修建的计划提前到一九五八年汛后开工。王宪说：“我没想到国务院这么快就决定了修建这座大水库的方针大计，但这毕竟是鼓舞人心的消息。后来我深刻地体会到，周总理几次三番前往正在施工的十三陵水库和怀柔水库现场视察，对工地上的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能力、智慧水平以及全体建库者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有着充分的了解，使他心中有了底。这个底就是我们自己完全有能力有办法修建更大规模的水库。”〔10〕
经过两个月的准备，九月一日，这座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库在密云县北山区距北京一百公里处，横跨潮、白两河的主河道上正式开工。每当工程进入关键时期，周恩来总要亲赴现场了解情况，指导施工。如果自己实在不能来，也要派人或电话询问建库进展情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他特别指定钱正英、阮泊生、赵凡三人分别代表水电部、河北省和北京市组成建库三人小组，又指派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代表国务院协调各有关部门及省、市、自治区，在人力物力上支援水库建设。他经常告诫工程指挥人员：“既要保证进度，更要保证质量，决不能把一个水利工程建成个水害工程，或者是一个无利可取的工程。要把工程质量永远看作是对人民负责的头等大事。”他在一次水库工地座谈会上说：“这座水库坐落在首都东北，居高临下，就如同放在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水，一旦盆子倒了或漏了，撒出大量的水来，人民的衣服都要被打湿的。”一位水利专家后来说：“这‘湿’字的含义显而易见是指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将要受到重大损失。正是由于总理反复的强调，使我们更加重视质量问题。”
修建密云水库最大的质量难关是，白河大坝坝底河床沉积了四五十米厚的砂砾卵石层，在河床上修建大坝虽能阻挡河床以上的大水，却解决不了水从坝底河床的砂砾卵石中渗流的问题。这样久而久之，渗流的水会危及坝基，导致大坝崩溃。水电部北京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冯寅提出采用混凝土防渗墙的办法解决这一难题。周恩来得知后，非常重视，并组织讨论试验。他认为：“对于密云水库这样重大的工程，应当特别慎重，必须一切通过试验，有把握再正式施工。”他要求指挥部干部尊重和大胆使用工程技术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让他们在实践中提高。他还规定对设计上的重大质量问题一定要由张光斗教授亲自鉴定或签署意见。在“大跃进”的热潮中，能够这么冷静地思考和处理问题是很不容易的。
修建密云水库遇到的又一个重大问题是移民问题。周恩来非常关心移民安置问题。有一次，他到水库视察，看到水库沙盘模型和图表上都没有移民的标记，就说：“你们的模型图表中缺少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修密云水库有五万多人需要迁移，你们对这五万人作了安排没有？你们这是见物不见人啊！”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工程指挥部对移民问题作了妥善安排。
经过将近两年时间的努力，二十万建设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建成了可蓄水四十三亿多立方米、土石方工程量三千多万立方米的大水库，不仅解决了防洪防涝、发展农田灌溉事业，并且基本解决了北京市多年的缺水之苦。
从七月开始，周恩来先后到广东、上海等地调查研究。周恩来南下的目的，一是为了带头贯彻毛泽东关于领导干部每年要下去四个月的指示；二是他对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常常感觉自己估计不足，“估计得要落后于现实”。〔2〕因此，他很想下去走一走，接触一些合作社、工厂、学校，从那里了解一些真实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就像当年跟随他下去的同志所说的：“总理那时是有目的地去调查。”〔11〕
六月三十日，周恩来乘飞机赴广东，先后视察了新会、台山、开平、江门等县的工厂、学校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处都是“跃进”的形势。七月七日，周恩来参加新会县干部会议，他十分感慨地说：“这个大跃进，把我们的思想解放了，生产的发展是我们物质的基础。这个变化，把我们人的思想解放了，这是我们过去所没有料到的。”〔12〕但他的态度仍是很冷静的。当时，新会县青年周汉华用水稻和高粱杂交，育出穗大、粒大、抗病力强的水稻优良品种，引起周恩来的重视。他详细听取周汉华关于育种情况的汇报，还亲自到试验田观看稻苗，要求有关领导一定要保证周汉华的试验时间。他在同周汉华的谈话中，特别问到有没有亩产超千斤的水稻，周汉华说没有，周恩来点点头，没有说话。这些调查，对他能够比较客观地分析“大跃进”中的一些生产指标很有帮助。在这期间，毛泽东批评某些地区报告粮食产量不够实事求是。周恩来回到广州后，立刻召集一些县的负责人了解情况，要求他们在报粮食产量时一定要避免虚假，保证社员的口粮，不要损害群众的利益。周恩来视察江门时，提出工农业要互相支援，城乡要结合起来，体力劳动要和脑力劳动相结合。他希望大家互相协作，互相结合，不要闭关自守，不要故步自封。到江门甘蔗化工厂视察时，他又提出要大搞综合利用，充分利用“三废”，化害为利，造福人民。
随后，周恩来到达上海。七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他冒着酷暑高温先后到上海第一钢铁厂、第三钢铁厂、矽钢厂视察。周恩来一进厂，首先到工地或车间去看望第一线的工人。他穿上白帆布的炼钢服，戴上镜帽和帆布手套，到炼钢炉台上和工人们一起手拿铁锹向炉膛里加矿石。劳动后，他又提出要到几十米高的行车上去看看，厂领导和随员们挡也挡不住。他攀着铁扶梯，登上了行车轨道，钻进了驾驶室，同工人师傅挤坐在一块儿，操纵着控制开关，将行车从厂房的东头驶向西头，又从西头驶向东头。跟随他一起下厂的秘书李岩后来说：“总理是什么事都想要自己去亲自尝试一下。别看他已经六十岁，可始终有一种年轻人的精神状态。”〔13〕周恩来还到上海市郊马桥镇看高产田。他听说一亩田种了十二万穴后就指出，应该合理密植。他还要求各级领导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让群众吃好休息好。
周恩来正在上海视察的时候，七月十七日午夜，黄河花园口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冲断了郑州黄河铁桥，汹涌的洪水紧逼堤防工程，出现了空前严重的险情。七月十八日，周恩来得到报告，立刻从上海飞临黄河上空，视察水情。下午到达郑州后，他详细听取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王化云汇报情况，接着就冒雨来到黄河岸边，亲自组织抢险，直到深夜。当黄河大桥在半个多月后修复通车时，他又再次来到工地，在钢梁底层仔细检查新建的钢梁结构，要求必须保证质量，到午夜才离开工地。王化云后来深有感触地说：
“周总理亲临黄河抗洪第一线，给奋战在千里堤防线上的二百万防汛军民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当时洪水进入山东境后，与部分堤段的顶部几乎相平，情况相当危急。广大军民于一夜间便在大堤顶上加修了一道一米高、六百公里长的小堤，防止了洪水漫溢。经过十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终于迫使洪水驯服地归入大海。同这次洪水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在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九三三年，黄河下游也发生过一次相似的洪水，但那时低矮残破的堤防，不堪洪水一击，决口五十多处，黄河两岸，遍地汪洋，受灾人口达三百六十余万，死亡一万八千多人。真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结果。”〔14〕
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回到北京。这时，“大跃进”中出现的愈来愈严重的高指标、浮夸风，使人们对工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作出错误的估计，从而带来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推动农村生产关系急于向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从三月成都会议以后，首先是小社并大社，四月份在河南省遂平县出现了第一个拥有九千多户的大社——嵖岈山卫星社。七月以后，逐渐出现并社和转公社的热潮，不少地方开始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称。这种局面，中共中央最初是“没有料到的”。后来，毛泽东在河南视察时称赞“人民公社”好。他认为农村发生这种变化“就是因为农民苦得不得了。我们有七十万个合作社，地少、人少，不利于搞大规模生产，也不容易搞综合性的生产。这样做可以解放生产力”。周恩来也曾解释说：“公社从农村发展起来，其原因是一穷二白，一旦翻身，就要增加生产，就要解放劳动力。要增加生产，单干就不如集体。”〔15〕
另一方面，高指标和浮夸风又使中共中央对一九五八年粮、棉等农产品产量产生盲目乐观的错觉，以为中国的农业问题解决了，粮食吃不了，从而以农业逼工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首先是钢铁上来。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和冶金部的一些负责人开会，讨论钢铁生产问题。他根据冶金部提出的一九五八年钢铁生产预计可能达到九百万吨这个本来已过高的数字说：“你们搞九百万吨，何必不多搞一点？索性翻一番，可不可以呀？搞一千零七十万吨。”〔16〕冶金部立刻根据这个要求做出部署，但是，由于这时一年已过了半年，钢的产量还只完成全年任务的百分之二十七，形势相当严峻。
面对这两个新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研究和部署。这就是“大跃进”中引导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入误区的“北戴河会议”。周恩来中断视察从外地赶回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准备和参加这次会议。
毛泽东定下一九五八年钢的生产指标为一千零七十万吨后的第三天，冶金部又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报送了一份“产钢计划”，其中提到：“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八百万吨。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建议指标，因为根据这一个指标，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又将走入一个新的水平。”其他各大协作区参照华东区的指标，也纷纷召开冶金工业规划会议，制定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冶金部认为“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三千万吨，而一九六二年的生产水平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对冶金部的报告，中共中央进行了讨论。七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初步提出三个方案，即二千五百万吨、二千七百万吨、二千八百万吨。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起草了一份汇报提纲，这份提纲是为即将召开的北戴河会议而写的文件之一。提纲认为：一九五八年的经济形势很好，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大跃进”已成定局。同时又比较冷静地指出，“我们对于各大协作区提出的指标进行了初步的综合研究，从全局考虑，感到有一些指标定得高了一些，有不少缺口难以解决。有些地区由于时间短促，对综合平衡和具体措施研究得不够。”提纲中提醒：“建议的指标定得过高，可能在以后出现大的‘马鞍形’，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将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对各大区提出的指标应该做适当的调整。”
提纲还认为有几个方针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确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分作两段安排的问题，“必须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苦战三年，争取时间，做到我们经过努力而能做到的事情。在保证尽快地发展粮食、钢铁、机器制造以及电力、交通运输的前提下，不仅使我国的生产力有一个跃进，建立起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并且使我国在现代技术上也有一个跃进，突破‘尖端’，建立起比较先进的技术基础”。在当时的情况下，提纲提出的远景目标还是过高的。它写道：“具体目标是，在一九六○年，粮食产量达到平均每人一千五百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四千五百万吨，基本上掌握导弹和原子能的生产技术。”但它要求“边建边看”，“分作两段安排，还因为有许多未知的因素一时难以预料。前三年我们可以边建边看，把情况和问题摸透，以后再安排后两年的计划就较有把握”。关于工业布局问题、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和积极建设内地工业的问题，“应该同时并举，既要争取高速度，又要合理布局”。关于重点带一般的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在经济建设上必须抓住重点——三个‘元帅’（指钢铁、机械、粮食——编者注）和两个‘先行’（指电力、铁路——编者注），这些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纲，纲举目张，其他方面也就被带动起来了。决不能不分轻重缓急，齐头并进”。为了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纲强调：“必须在计划、财政和基本建设的管理体制方面实行彻底的改革。”提纲初步确定一九五九年钢的生产指标为二千七百万吨，争取达到三千万吨。
为了进一步做到心中有数，周恩来还派习仲勋带领一些人到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等省和自治区考察，调查研究“大跃进”的经验和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从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这次会议讨论了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等问题。会议认为，一九五九年是全国人民苦战三年中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在一九五九年，要求我国的工业和农业继续用一九五八年的速度或者比一九五八年更高的速度前进。会议讨论了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提出把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和改变成为规模较大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乡社合一的、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是目前农业生产飞跃发展、农民觉悟迅速提高的必然趋势。人民公社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将发展成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会议着重研究了当前的生产问题，特别是钢铁生产问题。毛泽东在六月提出一九五八年的钢铁生产指标为一千零七十万吨后，到八月一查，差得很多，他说：“我就着了急。”〔16〕这时尽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已经看到钢铁指标“有完不成的危险”，〔17〕但是，从国内外的政治影响考虑，仍旧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一九五八年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努力。为实现这个目标，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提出：“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他说：“你们回去后，什么事情也不搞，专门搞几个月工业，不能丢就不能专，没有专就没有重点。”〔18〕从八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同时召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管工业的书记参加的工业生产会议，具体讨论了加强各级党委对工业生产的领导和检查，加强各方面的协作，保证完成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生产计划。
这次会议后，在全国很快掀起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当时，由于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亲王正在中国访问，周恩来同他进行会谈，并陪同他参观北京、天津和东北等地，没有全部参加这次会议。八月二十五日，周恩来送西哈努克离华后，回到北戴河。在最后几天的会议期间，他审改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进计划管理制度的规定（修正草稿）》，对草稿的最后一条中提出的“计划编制办法、工业产品分级管理的目标、物资分配的办法和基本建设项目的审批办法等，分别由各有关部门负责指定”后增写了八个字：“力求确实，分季调整。”他主持了有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江苏、安徽、甘肃、陕西、青海、宁夏和内蒙古等省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国务院第七办公室、经委、铁道部、水电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讨论治理黄河、长江问题。他还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研究国际形势和钢铁问题。
北戴河会议后，大炼钢铁成为全党和全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但这样高的指标，事实上是难以完成的。九月一日，周恩来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一起返回北京。中途，周恩来和刘少奇到唐山，向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唐山市委、地委以及唐山钢铁厂的负责人了解钢铁生产情况，发现形势确实令人担忧。回到北京后，周恩来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来抓钢铁生产。九十月间，“钢铁生产甚为紧张”。周恩来在具体处理炮轰金门、马祖有关事宜的紧张时刻，分出精力，多次召集有关钢铁生产的会议，要求中央各有关部门必须大力支援各省、市和各钢铁厂，采取各种紧急措施尽可能完成产铁产钢的任务。九月十四日，周恩来召开的钢铁生产紧急汇报会，对解决当前钢铁生产、首先是生铁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商定了十七条措施，如增强采矿技术力量；改善铁路运输；抽调万名高、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分赴各省、市小高炉、土高炉帮助建立分析化验室，培训分析化验人员；加紧废钢铁回收工作等。这些措施多少“解决了一些急迫的关键性问题”，〔19〕但仍无法从根本上使问题得到解决。
钢铁生产的高指标形成巨大的压力，逼得各省开始“放卫星”。周恩来的心情是矛盾的。“大跃进”是一件谁也没有经验的事情。他不能不考虑：采取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办法建设工业，也许真能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来。十一月二日，他对阿联驻华大使拉加卜说：我国原来是个落后贫穷的国家，要使工业得到迅速的发展，仅仅依靠少数现代化的大工厂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发动群众大搞中、小型的工厂，遍地开花，这是一条又省又快又好的办法。周恩来又是十分重视实际的人。他需要从实践中检验自己的认识。就在同拉加卜谈话的前两天，他听说河南新乡县放出生铁一百零二万吨的高产卫星后，问他的秘书顾明有没有这种可能。顾明说：“我们在鞍钢炼一吨生铁，贫矿石要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十多吨。一百零二万吨生铁，要一千多万吨的运输量，新乡那里的运输能力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周恩来立刻派顾明到河南去了解情况。顾明把土法炼出的所谓生铁带回来，最好的只是含铁成分较多的海绵铁。周恩来看了样品后心情十分沉重，说：“这哪里是铁嘛！”这块样品就一直摆在周恩来办公室的书架上。后来，有的省的领导再来要求放“卫星”，周恩来总是劝说：“你们别放了，不要再放了。”
为了减少盲目性，缩小损失，周恩来几乎每星期主持召开一次钢铁会议了解情况。〔20〕当时，有的同志也感到那些高指标、“放卫星”不可靠，但是，不敢反映真实情况，生怕别人说自己是向群众的生产热情泼冷水，或被说成是反对“大跃进”。但在周恩来面前，他们还是敢说一些心里话。周恩来能够平心静气地听取意见，细心地、周密地进行调查研究，取得真实材料，使他能比较早地发现一些问题。对他看到的确实存在的问题，周恩来总是尽力给以解决。十一月十三日他听取中共四川省委主管工业的书记陈刚汇报到四川省有几百万人在山上炼钢，既无寒衣，又无粮食，钢铁任务还没有完成怎么办时，周恩来果断地回答他：立即下山。
这场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大炼钢铁运动，耗费了国家巨大的人力和资源，却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一九五八年钢铁生产指标的数字虽然完成了，但全年生产出来的合格的钢只有八百万吨，也就是翻一番计划指标的四分之三，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却达几百亿元，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
从钢铁方面发现的问题，周恩来联想到其他方面的工作也可能有类似的情况。当时，煤炭工业也是受到“大跃进”冲击比较严重的部门。煤炭工业部主管基建工作的钟子云后来回忆说：
“在‘大跃进’期间，许多同志只凭革命热情和盲目的乐观情绪办事，使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煤炭工业也和其他行业一样，到处刮起浮夸风和高指标。那时要大办钢铁，就必须大办煤矿。各省、市领导对大办煤矿都很重视，这是好的现象。但是办煤矿首先要有比较可靠的地质资源，一些煤田地质工作者和煤炭基本建设部门，按照领导意图，采用主观臆测的办法，不可靠的地质资料和群众的反映，谎报某某地区有煤炭资源，可以开矿建井，并要求列入国家计划。而我们一些专业领导部门，明知这些地区没有可供开采的煤炭资源，毫无开采价值，却不敢直言，在当时那种高压浪潮下违心地列入了国家计划。一九五九年春，我带着几个专业人员，去浙江检查工作，发现当年所列的煤炭工业开发的几个主要项目中，除了个别项目可考虑列入国家计划外，其他均不具备列入国家计划的条件。主要是有的煤层太薄，无法开采，有的地质资料根本就不可靠。所以当即通知浙江省煤炭工业管理部门不能将这些项目列入国家计划。省委同志知道后，对我很有意见，说浙江缺煤，我却不支持他们大办煤矿。毛主席去浙江，他们把意见又反映给毛主席。毛主席回北京后，就要周总理查问此事。周总理对我说，浙江严重缺煤，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大办煤矿？我就把在浙江了解的情况和我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如实地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因为那些地区没有煤炭资源，无法开矿，所以对他们的那些项目必须撤销。最后周总理点了点头，再没有说别的。以后毛主席和浙江省的领导同志也再未追问此事。这说明周总理处理问题是严格按实际情况办事的。虽然是毛主席追问，省里有意见，也要按客观实际办事。”〔21〕
“大跃进”中，外贸部门反映出来的问题也很多。周恩来十分担心外贸工业出乱子，总是提醒有关人员脑子不要发热，特别是同国外签合同时要慎重，一经签约就一定要履行，这不仅是外贸部的信誉问题，也关系到国家的信誉。一九五八年七月，外贸部在上海召开全国外贸工作会议。这时，各地区各部门都在盲目地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外贸部有的领导人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周恩来正巧在上海视察工作，他提出要向参加全国外贸工作会议的全体人员谈谈外贸工作问题。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强调外贸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要“重合同，守信用”。当年参加这次会议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回忆说：
“当时上海正在演出昆剧《十五贯》，周总理以剧中人物况钟实事求是和注重调查研究的故事为例，针对我国外贸合同执行率比较差的现状，强调指出：你们部长、各省市厅局长、司局长、经理一定要像况钟那样，下笔千斤重，不能随便大笔一挥签合同。合同一旦签订，就要保证履行合同。由于周总理再一次强调了‘重合同，讲信用’的方针，防止了在‘大跃进’气氛影响下，不顾国内的实际情况和外汇的支付能力，对外轻率地签订合同。周总理及时向我们敲了警钟，使外贸部的工作才没有闹出乱子来。”〔22〕
这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会见外贸部各口岸外贸局长座谈会代表，提出外贸工作的十四个政策性问题。第二年五月十一日，周恩来同各省、市、自治区财贸书记和国务院十七个部负责人谈话中又对这十四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和补充。他指出：我们对外是和平共处的政策，因此，“我们的对外贸易也是这样，不是向外扩张的”。在外贸工作中，“我们固然以自力更生为主，但还要以争取外援为辅。国内市场固然量大，但是必须重视对外贸易。我们从中央到地方，都要重视对外贸易”。“外援对于我国的发展和建设，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周恩来认为，对不同国家应该采取不同的外贸政策：对兄弟国家要合作互助，共同发展；对民族主义国家是平等互利，帮助他们的民族经济逐步地向独立方面发展；对和平中立国家是互通有无，加强往来；对敌视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追随者是经济关系服从政治关系，经济斗争服从政治斗争。他还提出，贸易协定和合同的签订要有区别，价格要有原则，贸易展览要少而精。周恩来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对外贸易首先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逐步发展，不能大进大出。“大跃进”也要符合客观规律，要有客观可能加上主观最大努力。在计划确定后，则要保证“五先”（即出口商品在先，生产在先，原材料和包装物资在先，收购在先，安排运输力量在先）。他再次强调：要“重合同，守信用，重质先于重量”，“出口商品的质量是很重要的，对外贸易一定要保证质量”。〔23〕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对避免或减少“大跃进”中可能出的乱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以后的外贸工作一直起着指导作用。
延伸阅读
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物资工作首当其冲，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周恩来多次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对策。在一次会上，周恩来提出物资“缺口”怎么解决的问题。主管这项工作的韩哲一回答说：根据“一五”计划的经验，在物资总的短缺、品种规格不够齐全的条件下，应按不同产品要有不同的机动的比例来解决。比如，煤炭的“缺口”一般说不超过百分之五是可以的，钢材和有色金属的“缺口”不能超过百分之十。这些预留的“缺口”可以通过增产节约、清仓利废和代用来弥补，不致影响年度计划的平衡。如果“缺口”的比例再大就有困难了。韩哲一回忆说：“我讲了以后，总理说，物资工作应当做到积极平衡，不能算死账，既积极又留有余地。‘缺口’可以留一点，但要留在明处，在执行中再加以调整，不要给下边造成过多的困难。周总理的这些教诲是很深刻的。”
由于周恩来努力接触实际，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有比较多的了解。但是，当时“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周恩来对它的认识也是很有限的，更何况他又刚因“反冒进”而受过严厉的批评，所以正如薛暮桥说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能够做到的只能是，发现问题“能挡的时候就出来挡一下”，〔25〕这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