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初对发动整风运动还有一个考虑：就是一九五六年发生的党内对经济工作的争论并没有结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本来准备讨论这个问题，由于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国际问题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就没有充分展开，只形成一个被称作“七条”的“妥协方案”。毛泽东后来说：“那七条是筑一条堤坝，挡一下水”，〔1〕“解决得不彻底”。这一次，他想“借整风统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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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五六年那场争论中，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对急躁冒进是不满意的，但是，究竟以什么方针来进行建设，他还在思索中。到一九五七年秋天，国际上波匈事件已经过去，国内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又着重考虑到建设方面的问题，观点也更加明确起来。当时，两个新的情况对毛泽东的思考也产生影响：一个是，整风运动开始后，个别人利用党内关于“反冒进”的争论，攻击新中国的经济工作搞糟了，甚至提出共产党不能领导经济等。这使毛泽东更加认定：
“反冒进也促进了右派的进攻。”〔2〕因此，当反右运动高潮过去后，他回过头来准备解决党内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这场争论，用他后来的话说是：“用整风来反掉右倾保守思想。”另一个原因是，这年十一月二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典，接着又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同苏共领导人会谈中，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这使毛泽东十分兴奋。他回答说：“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3〕毛泽东的依据是，他在同英国共产党负责人波立特、高兰谈话中了解到，再过十五年，英国钢的年产量可从现在的两千万吨增长到三千万吨，而中国再过十五年可能达到四千万吨。胡乔木后来回忆：“毛主席对这个会议非常满意。加上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毛主席这时确实感到胜利在我们一边，提出东风压倒西风，超英赶美。”“毛主席觉得可以探索一种更高的发展速度，把群众发动起来，而且是全国发动起来，生产一定会大跃进。”〔4〕毛泽东从莫斯科给国内打电话，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说以后再也不要提反冒进了，搞社会主义就要冒一点。〔5〕
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主要代表人的周恩来，自然地成为毛泽东批评的主要对象。在这以前，周恩来已经觉察到这个问题。他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一九五六年全面冒进了，在一九五七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我国一九五六年的计划是在改造和建设的高潮中拟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大大鼓舞了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们纷纷要求增加生产，提高工作定额。一九五五年农业的大丰收，又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同时，基本建设发展到了五年计划的第四个年度，也确实有扩大规模的必要。这些情况，都说明我们不但需要而且有可能加快建设的速度。一九五六年的计划就是适应这种情况，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即使以基本建设投资多了十五亿元到二十亿元来说，也只占去年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仍然是局部性质的缺点。因此，决不能说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全面冒进。一九五七年，由于去年农业收成的情况不好，同时国家的财政和物资的后备力量也有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地放慢建设的步骤，积蓄力量，准备今后更好的前进，是完全必要的，这决不是全面冒退。我们应该懂得，任何事情都不会是直线发展的。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发展速度总会有快有慢，并且常常会出现不平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也是这样。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人多且穷的国家，由于农业的比重很大，自然灾害时常发生，要求国民经济年年都毫无起伏地按照同样的速度向前发展，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6〕
周恩来后来回想起这次讲话时说：“这是我最早抛弃反冒进的开始。”不过，那时他没有认为这是“方针性”的错误。他说：“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一九五六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7〕毛泽东说过，周恩来的这篇报告是“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8〕但是，他认为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九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邓小平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作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关于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从一九五六年以来一直在抓工资改革问题，由他向全会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的报告。从九月三日至十六日，他多次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和讨论。〔9〕
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向全会所作的这个报告中，充分肯定建国以来我国在劳动就业、工资制度和劳保福利方面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对于我国人口多、底子穷的情况了解不透，在某些方面存在不切实际和不合理的现象。他说：“我国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必须从统筹兼顾全国人民生活、首先是工农生活，适当安排城乡关系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尽量使大家都有饭吃，并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工农生活能够逐步地得到改善。”他还谈到，我国人口的增长应同生产发展相适应，指出节制生育的重要性以及公费医疗严重浪费和低房租的不合理性；提倡用互助互济的办法，解决职工生活中的某些困难问题。〔10〕
然而，这些并不是毛泽东关心的焦点。十月九日，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总结性发言。他以尖锐的语言指出：“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多快好省扫掉了，不要多了，也不要快了，至于好省就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反对的，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看，加一点限制，加一点形容词，就没有弊病了。本来这个好省是限制这个多快的。省者，就要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一点也是多办事，而且要有一个好，要质量好。”他还说：“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企图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11〕他批评一九五六年扫掉的另外两个东西，一个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个是促进委员会。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地、没有点名地对“反冒进”问题提出批评。毛泽东为什么讲这番话，他究竟在批评谁，他的针对性其实是很清楚的，但当时与会的大多数人都不清楚，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会上没有人对这个问题发表多少意见。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从扩大化了的反右派斗争的事实中得出结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11〕这就改变了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对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而一旦在这个关系全局的根本问题上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便会越走越远，导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全会还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草案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粮食亩产平均年产量黄河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一百五十多斤增加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二百零八斤增加到五百斤；淮河以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四百斤增加到八百斤。这个草案过去曾先后在毛泽东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六次会议联席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和修改。十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个纲要。
三中全会结束后，国务院及其各直属机构和事业单位进行体制改革、机构精简和工作改进，形成干部下放的高潮。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国务院成立了以安子文为首的安排下放人员十人小组。〔12〕周恩来接见中央国家机关的下放干部，向他们提出要求：这次下放是为了使中央了解下边的困难，为了改进工作，如果搞得好，就成为制度。他约法三章，说：第一是下去帮助地方解决困难，帮助中央克服缺点；第二是只许搞好不许搞坏，只许通气不许堵气，否则割断关系；第三是工作以地方为主，暂定二八开，分一部分时间为中央写报告，使地方感到你们下去是有利，而不是有弊。〔13〕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周恩来带头精减身边工作人员，到一九五八年三月为止，总理办公室从原来的二十五人减少到十二人。
十一月下旬，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连续召开会议讨论他正在思考的如何取得更高发展速度的问题。十二月八日他离开北京，到华东地区停留了将近一个月。“毛主席认为那时北京的空气沉闷，华东的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北京。”〔14〕十二月十四日，周恩来陪同缅甸友好代表团和缅甸经济考察团到达杭州。十六日和十七日，他在杭州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有柯庆施、舒同、曾希圣、刘顺元、江渭清、叶飞、江华参加的会议，讨论浙江省委向省第一届党代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15〕当时，因为也门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和国防大臣巴德尔王太子将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因此，十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赶回北京。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周恩来陪同巴德尔又到杭州，并在二日至四日继续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除前次会议参加的人员外，这次会议又增加了胡乔木、陈丕显、林铁、石西民、张春桥等。〔16〕
在杭州召开的这两次会议，讨论了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技术革命问题等。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脾气。周恩来等提出过的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受到严厉批评。毛泽东后来说：杭州会议，我在那里放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指柯庆施——编者注）为证，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几年之气，就向薄一波发泄。我说：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17〕毛泽东还在周恩来面前“发了一通牢骚”，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为什么军队多了几十万人，招收工人学徒多了一百多万人？我说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多加人，我不懂，我也不知道。”〔18〕但是，杭州会议并没有取得令毛泽东满意的结果。
一月六日，周恩来回到北京，为即将召开的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做准备。考虑到一九五八年的预算和年度计划等需要研究确定，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是否在人大召开前先开一次党内会议讨论一下。毛泽东表示同意，并亲自写了准备到南宁去开会的通知。通知写道：“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二十六（二十七）人，于十一日、十二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十天会，二十号完毕（中间休息二天到三天，实际开会七天到八天）。”他还提出，会议期间“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19〕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会议在南宁如期召开。毛泽东所点的人中，陈云、邓小平、张德生、潘复生没有到会，周恩来因为要送巴德尔王太子回国，到南宁的时间推迟了两天。会议的重点本来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及长远规划等问题，但是，就在南宁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又提出“反冒进”的问题，把三中全会以来对“反冒进”的批评推向高潮。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好快多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第二天，毛泽东从工作方法的角度继续阐述他的观点：“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群众观点是从六亿人口出发。看问题要分别主流、支流，本质、现象。”“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他还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20〕这些措辞严厉的批评使“会议从一开始空气就非常紧张了”。〔21〕
一月十三日，周恩来到机场送走巴德尔王太子的当天傍晚，乘飞机抵达南宁。同一天，柯庆施也飞抵南宁。这天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刘少奇谈话，直到深夜。〔22〕在十六日的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柯文章很好，上海一百万工人，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23〕他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24〕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和到会的副总理们“坐卧不安”。〔25〕当年随周恩来一起到南宁开会的他的经济秘书顾明后来回忆：“几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二三点，商议怎么检讨等等。那时，会议的形势很紧张。”〔26〕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听取各省市汇报时继续批评‘反冒进’。他认为，‘反冒进’是针对他所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说：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空气，挫伤积极性没有料到。”〔27〕
经历了两次杭州会议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批评不是毫无思想准备，但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发这么大的火，把问题提得这么严重。一月十九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单独谈话。随后，继续进行大会讨论。会议从晚上八点多一直开到深夜一点多。〔28〕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对“反冒进”问题承担了责任。他说：“反冒进”这个问题，一段时间（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他说：“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会、农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一九五七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而最重要的是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的方针的。越是不自觉这是方针性的违背，就越严重越危险。”他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29〕
一月二十日，毛泽东说：冒进是全国人民烈焰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冒进”把前进放在第二位了。第二天，他在会议上作总结性发言，提出：“从一九五八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关于“反冒进”问题，他强调教训是：“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30〕话说得这样重，使许多人不好再发表不同意见了。
一月二十三日凌晨，南宁会议结束。当天下午，周恩来和刘少奇一起回到北京。
二月一日至十一日，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作《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报告。李先念和薄一波分别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和《关于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这两个报告是在南宁会议期间经周恩来审改过的。报告要求：各地方、各部门要切实保证本部门财政的收支平衡，非因重大灾荒等事故，不得向国家要求追加支出。在扩大各地方、各企业财政管理权限的同时，中央各业务主管部门应该加强全面的综合平衡工作，并且加强业务方针的领导。报告还强调，一九五八年不仅应当使工业生产在数量方面有一个跃进，而且应当在质量方面也有一个跃进的发展。这次会议确定，一九五八年的钢产量是六百二十万吨。这个指标是根据南宁会议要求生产计划制定三本账的精神确定的。所谓三本账是：“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31〕国务院要求这是国家的第一本账，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各部门在此基础上再制定第二本账。从这个数字来看，指标的安排比较高，但并没有远离正常的轨道。
这次会议还决定，任命陈毅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不再兼任外交部部长。
人大会议刚刚结束，周恩来接受金日成的邀请赴朝鲜，商谈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军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突然提出来的。自从朝鲜停战以来，中朝两国政府一直遵循日内瓦协议，积极主张从南北朝鲜同时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但是，由于美国方面的反对而一直未能实现。一九五七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方面不顾朝中两国政府的反对，把原子武器、导弹等运进南朝鲜，甚至在军事分界线附近举行所谓“原子出击”的演习，加剧了朝鲜半岛和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为了逼迫美国撤军，早日实现朝鲜国内的和平统一，中共中央考虑，中国人民志愿军首先撤出朝鲜，以此推动若干国家撤退他们在联合国军中的部队，孤立美国。这是中国政府为促进远东和平而采取的重大步骤。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时向金日成提出这个问题。最初，金日成感到“有点突然”，〔32〕担心志愿军撤出后，美国和南朝鲜会乘机向北发动进攻。经过毛泽东的解释，金日成同意中国方面的建议。他认为，这可以“给美国出一个难题，有好处”。〔33〕
金日成回国后，给毛泽东拍来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表示，朝鲜劳动党中央赞成中国将志愿军撤出朝鲜。第二封电报提出两项办法征求中国党的意见：一项办法是，由朝鲜政府发表声明，要求双方撤兵，中国政府表示同意和支持；另一项办法是，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议双方撤兵，朝鲜政府声明同意和支持。中共中央赞成采取第一项办法。接着，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商定拟出“关于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方案”。十二月三十日，周恩来批改了这个方案。方案中提出的办法是：首先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1）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2）南北朝鲜在对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以建立和发展南北朝鲜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并且筹备全朝鲜的自由选举；（3）在外国军队完全撤出南北朝鲜以后的一定时期内，在中立国机构监督之下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第二，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朝鲜政府的主张，并且正式表示准备就中国人民志愿军分批定期撤出朝鲜问题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协商，要求联合国军方面有关各国政府也采取同样的步骤。第三，由苏联政府发表声明，支持朝中两国政府的声明，强调联合国军方面各国政府应采取同样步骤，并且建议召开有关国家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方案还确定，志愿军在一九五八年底以前分三批全部撤出。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方案。
一九五八年二月五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表声明，要求一切外国军队同时撤出南北朝鲜，实现全朝鲜自由选举，实现南北朝鲜和平统一。二月七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响应朝鲜政府的和平倡议，准备同朝鲜协商撤出志愿军，要求美国和其他有关各国采取措施从南朝鲜撤退。
一个星期后，二月十四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朝鲜。代表团成员有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中国驻朝鲜大使乔晓光。代表团一到平壤，就被热情和友好的气氛所包围。金日成在平壤群众欢迎大会上说，中朝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是不可动摇的，任何力量也不能摧毁这种友好关系。
二月十五日，双方举行会谈。朝鲜的和平统一问题是会谈的主要内容。双方一致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二月五日声明中提出的建议，在目前国际形势下是适时和现实的，反映了朝鲜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祖国的民族愿望。关于志愿军撤军问题，周恩来说：“准备分三批撤退，今年三至四月先撤三分之一，七至八月撤第二批，十至十二月撤第三批，在一九五八年内撤完。这一点要在两个政府代表团声明中说清楚，利用这个机会在国际上争取主动。”〔34〕为了消除对美国和南朝鲜军队是否会乘机向北进攻的顾虑，周恩来建议，在联合声明中注明撤退后可以在需要时再来；再加上人民和舆论要求撤军，朝鲜的问题应由朝鲜内部对等谈判来解决，别的国家不能干涉。
二月十九日上午，周恩来和金日成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
“从朝鲜全部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一主动措施，再一次证明了朝中方面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诚意。现在正是严重地考验美国和参加联合国军的其他各国的时刻，如果它们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有丝毫的诚意，它们就应该同样从朝鲜全部撤出它们的军队。否则，全世界就会看得更加清楚，阻挠朝鲜和平统一的，始终就是它们。如果美国政府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甚至把朝中方面的主动措施看作是软弱的表现，以为有机可乘，那么，它们必然会遭到不堪设想的后果。现在全世界的人民更不容许帝国主义发动新的战争。朝鲜人民反抗侵略的力量，也已经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强大。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有着休戚相关的利益，帝国主义对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侵犯，中国人民过去没有，今后也绝对不会置之不理。”〔35〕
联合声明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在一九五八年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
在金日成陪同下，周恩来率代表团先后参观了朝鲜祖国解放纪念馆、平壤纺织厂；访问了咸兴、元山，参观了兴南化肥厂和人民军阵地；还访问了平安南道顺安郡的上阳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了黄海南道的黄海制铁所。“朝鲜人民的欢迎热情特别令人感奋”。〔36〕乔晓光后来回忆道：
“代表团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欢迎。欢迎人群载歌载舞的热烈场面，使周总理和代表团的同志们都情不自禁地卷入了舞圈，同欢迎的市民们一道欢乐地跳起了朝鲜的民间集体舞。一位曾慈母般地救护过志愿军伤员的老妈妈，听说周总理要到黄海制铁所参观，不远百里从自己的家乡赶到那里表示欢迎和敬意。她拉着周总理的手，把用红绸包着的一双银筷和一个银碗献给他。”〔37〕
访朝期间，周恩来还视察了志愿军总部。二月十七日上午，周恩来、陈毅、张闻天、粟裕会见了以杨勇司令员、王平政治委员为首的志愿军负责人。在那里，周恩来召开了两次师级以上干部会议，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撤军的意义，另一个是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条。周恩来还冒雪到志愿军烈士陵园献了花圈。下午，代表团出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的欢迎大会。周恩来、陈毅、张闻天、粟裕先后在会上讲话，称赞他们胜利地完成了祖国人民赋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任务。
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按照已宣布的决定撤军。第一批六个师共八万人，从三月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五日撤出；第二批六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共十万人，从七月十一日至八月十四日撤出；第三批志愿军总部、三个师和后勤保障部队共七万人，从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二十六日撤出。至此，志愿军全部从朝鲜撤出。
周恩来在朝鲜的活动，特别是他和金日成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有舆论报道说：此举，使中国在远东取得更大威望和声誉。
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回到北京。这时，北京正在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南宁会议精神，继续批评“反冒进”问题。不过，同南宁会议时相比，会议的气氛缓和了许多，因为，一些搞经济的同志“睡不着觉，吃安眠药”，毛泽东认为：“我们还是靠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关于“反冒进”的性质，毛泽东在十八日的会上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总路线，大家都在正确的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毛泽东还说：“冒是有一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那一年冒还要厉害。”〔1〕
这时，像周恩来这样受到严厉批评的一些领导人不能再发表什么不同的意见。他们必须顾全大局，不能不郑重地考虑毛泽东不久后所说：“搞得不好，我们党会分裂，一分为二。”〔8〕
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最后一次会，向会议汇报了访问朝鲜的情况。
为了巩固反“反冒进”的“成果”，毛泽东提出再到成都开一次会。他说：“我们在南宁是半个中国了，华东、中南、华南这三个区域，东北找了一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一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这一次我们是到成都，大概是三月上旬，去谈一谈。”
因为成都会议上还要讨论治理长江的规划问题，周恩来来不及休息，又匆忙赶往武汉。他必须赶在会议前对有关情况进行认真的调查。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提出治理长江的问题，并且要由周恩来去抓这件事呢？因为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根本目的是准备在经济建设上发动一场“大跃进”，而这场“大跃进”首先从农业开始。毛泽东清楚地知道，“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必须重点抓好水利建设。因此，南宁会议期间，他一边批评“反冒进”，一边提出兴建三峡的可能性问题。他把对兴建三峡持有不同意见的林一山和李锐都请到会上，听取他们的意见。林一山后来回忆：“会上毛主席给周总理讲，长江三峡问题你管吧。总理还客气了一下说：‘还是主席管吧。’毛主席说：‘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呢？’总理说：‘好吧，我就担当。’主席把大拇指伸出来说：‘一年抓四次。’实际不止四次，我只要来一次北京，说汇报工作，周总理马上就接见我。”〔38〕
治理长江的问题，在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就提出来了。一九五四年，长江中下游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沿江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害。毛泽东、周恩来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开始酝酿修建三峡大坝。在几年的酝酿过程中，对需不需要修建三峡大坝，能不能修建三峡大坝，三峡大坝是不是开发长江水利资源的主体工程，这个工程是不是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不是会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是不是要争取提前修建这个工程等等，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成都会议要讨论三峡问题是不能回避这些矛盾的。因此，周恩来决定先沿江实地勘察一下。
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离京飞抵汉口。当天晚上，他在李富春、李先念陪同下，率中央有关部委、省市负责人以及各方面专家一百多人，乘“江峡号”客轮溯江而上，开始对三峡地区进行考察。
一路上，他像以往一样谈笑风生，向专家们请教各种问题。没有人看得出，这时周恩来的内心还承受着“反冒进”问题的巨大压力。二十七日，他在船上主持会议，讨论并通过建设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决定。二十八日，轮船行至荆江大堤。那天，天气相当冷，下起鹅毛大雪。周恩来身穿一件黑呢大衣，头戴一顶印尼式呢帽，对荆江大堤的几个险要地段进行实地考察。当时的险情是十分令人焦虑的。陪同他一起勘察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
“大堤上，长办（指长江流域办公室——编者注）主任林一山同志向他汇报了长江洪水水位高出地面十多米。假如荆江大堤有一处决口，不但江汉平原几百万人生命财产将遭毁灭性的灾害（可能有几十万、上百万人被淹死），武汉市的汉口也有被洪水吞没的很大可能。在大水年，湖南洞庭湖区许多垸子也将决口受灾，长江有可能改道。为了防洪，为了确保荆江大堤，加高培厚堤防只能是治标的办法。当然，修堤防汛抢险是当前主要的防洪手段。有了三峡大坝，也还要修堤防汛，但那时的安全程度就大不一样了，再遇到一九五四年那样的洪水，分洪区可以不用了。建立分洪区也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洪水的灾害。只有修建三峡大坝，迎头拦蓄调节汛期上游来的洪水（占中游洪水量的70％），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洪水可能产生的大灾难。周总理等人边看边听，频频点头。”〔39〕
周恩来认为，只有修建三峡大坝，才能从根本上防治洪水可能产生的大灾难，但这是一件十分复杂而需要全面论证的事，必须慎重对待，所以在三峡大坝没有修建之前，决不能放松加高培厚堤防和分洪工程等治标工作，有了三峡大坝，也还要修堤防汛。
第二天，天气转晴，雪全部化了。周恩来先后到南津关坝区和三斗坪坝区两个可供选择的三峡大坝坝址进行实地考察。他详细听取了地质人员的汇报，看了钻出的岩心，还取了一截花岗岩心说要带回北京。技术人员说，这是编了号的。他就按照岩心管理制度，带走时在编号卡片上签了“周恩来”三个字。
经过两天的实地考察后，从三月二日开始，在周恩来主持下，围绕中央关于“如何积极准备兴建三峡枢纽”的问题进行讨论，这也是对三峡工程进行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论证。船舱内挂着规划和设计示意图，气氛十分热烈。苏联专家组长德米特里也夫斯基首先发言，他着重谈了大坝工程的地质条件、技术、造价、期限等问题，对南津关、三斗坪坝址的优劣条件进行了综合比较。他充分肯定三峡大坝的综合效益，也提出不能忽视长江的几条重要支流，应当将这些支流的规划方案同三峡方案作一个比较。
三月三日，会议继续讨论。周恩来一再强调大家要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他要水电部水电总局局长李锐先谈。李锐同长办主任林一山在三峡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林一山提出长江流域的规划原则应该是：以三峡为主体进行长江流域规划；正确掌握三峡与干支流开发的相互关系；远景规划与近期规划相结合。李锐认为，这三个原则实际上就是一切围绕三峡，后两条都是从属的。他说：“三峡虽好，但它最大的不好是，时间长，需要十五至二十年才能建成，它不能解决和满足国家建设的近期要求。”因此，“应先支流后干流”。讨论会上，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钱正英、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国家计委副主任刘西尧、水电部副部长李葆华和刘澜波、四川省委书记阎红彦、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等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尽管这次会是在南宁会议后“争当促进派”的形势下召开的，但是在周恩来主持的这次讨论中，大家还是能充分地发表不同意见。周恩来边听边做记录，会议间隙还同李先念、李富春等交换意见。讨论会经常开到深夜，大家回去休息后，周恩来仍在仔细地研究墙上的规划和设计示意图，比较和思考着各方面的意见。
他那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和民主作风，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王任重后来回忆道：“在随从总理视察的十天中，我看到总理对工作是那样的认真、细致，对同志那样平易近人，主持会议那样虚心听取各种意见，他的生活艰苦朴素，善于和各方面的群众接触，人们在他面前无拘无束。他有惊人的记忆力，许多和他偶有过接触的人，他差不多都能说得出名字来。他有超人的充沛精力，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的觉，中午也不休息。我比他年轻二十多岁，也不能像他那样夜以继日地工作。”〔40〕
三月五日，轮船到达重庆。第二天，他在重庆主持讨论由林一山起草的、为成都会议准备的《总结纪要》；下午，为几天的现场会作了总结。
周恩来在总结中着重谈了四点。他首先说明，这次会议是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召开的，会议的目的是积极准备兴建三峡，同时涉及整个长江流域规划问题。第二点肯定长办工作是有成绩的，同时说明，“两年来的争论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个方面提出的问题？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内部问题，这也是有意义的”。“在今后工作中，还允许有反对的意见。”他指出，三峡是千年大计，如果对问题只强调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为了把三峡工程搞得更好，是可以争论的，这样才有利于工作，而不是妨碍工作。第三点是修建三峡本身的问题。周恩来说，兴建三峡的准备工作要认真搞，按照毛泽东提出的“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原则去做；三峡综合利用，不能孤立地谈，要与干支流、上中下游结合搞。他强调：“三峡枢纽是问题的主体，但是我们不能集中一点不及其他，三峡是重点而不是一切，应有主有从，这样才能全面论述问题。”他还谈到要正确处理防洪、发电、灌溉和航运的关系。至于兴建三峡的具体准备，周恩来认为可以分为：长江流域规划要点阶段，规划性设计阶段，初步设计阶段；三峡的坝址还得在进一步斟酌设计比较后再作决定，坝高的正常高水位应控制在吴淞基点以上二百米；三峡工程完成的具体时间设想为十五至二十年。第四点是提出以三峡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的方针是“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周恩来最后建议，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由水电部提出组织方案报中央批准，“长办”属“规委会”和水电部领导，以上问题报毛泽东和中央批准后才能执行。三月七日，周恩来顾不上休息，连夜赶往成都，参加即将在那里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成都会议是从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召开的，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外，还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成都郊外金牛坝的金牛宾馆举行。
经过对三峡工程一个星期的实地考察，周恩来对制定长江流域规划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三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会议同意这个报告，并在二十五日形成《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四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个文件。那时，有人批评成都会议通过了三十几个文件都是促进的，唯有这个文件是促退的。周恩来没有因此而退缩。他顶着压力，坚持实事求是，使三峡工程没有匆促上马，这在当时的形势和气氛下，特别是周恩来还受到“反冒进”问题的批评的情况下，是不容易的。
当然，成都会议主要要解决的并不是兴建三峡水利工程问题，会议的中心还是讨论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这个问题。三月九日，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又提出“反冒进”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41〕从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的十八天会议中，“毛泽东始终处于兴奋状态”，〔42〕他除了在听各省汇报时不断插话外，一连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他也谈到，在建设速度上要留有余地，“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43〕但是，他更多地谈的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提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毛泽东认为：“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41〕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一次是总结外交工作，一次是继续对“反冒进”问题进行检讨。
关于外交问题，周恩来认为：“我们倒是教条主义比较少一点。”在外交政策上，周恩来认为“一般地是执行了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但是，有个别的问题有时还有些偏差”。如，对日本潜在的帝国主义力量有时还宣传不够，这回主席提出这一点，是应该特别提起警惕的；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我们过去是又团结又斗争，求同存异，求同存异这方面过去说得多了，现在要防止它挑拨，防止它拿我们做资本去兜生意；关于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我们应该加强团结，加强经济协作，加强文化交流，但也要有防止的一面，如同主席说的，要防止盲从。〔44〕
关于“反冒进”问题，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所指出的问题检讨说：
“在当时就是没有听取多方面意见，没有接触群众和实际，而只局限在会议室和办公室中，更没有看清在所有制改变后解放了的生产力要求大发展的群众运动正在起来。我们反而只看见死的物不看见生气勃勃的人，务实而不务虚。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就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我也认为问题本质还不是什么战时赤字和和平赤字的问题，这两种赤字虽然有条件的不同，但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解决这两种赤字的方针是一个，就是只能依靠人民的力量。”
“当时确没有这样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45〕
尽管毛泽东感到会上“思想谈得较少，似是缺点”，但是“这次会议解决了大批问题，比南宁进一步”。〔46〕他说：“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对周恩来的检讨，毛泽东说：“如果从经验上、从方法问题上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的。”〔47〕周恩来的检讨还没有使毛泽东感到满意。
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一九五八年的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意见》等三十七个文件。在反“反冒进”、鼓干劲的形势下，会议制定的各项经济指标比二月间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第一本账大幅度地提高了，例如，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百分之六点一提高到百分之十六点二，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百分之十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三。
为了巩固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把形成的决议以更权威的方式确定下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八大二次会议。〔48〕三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央决定在五月五日召开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这之前，五月三日召开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通过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莫斯科会议的决议，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出席会议的代表，除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外，各省市自治区可以选派二至八人列席。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除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出席外，不是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的省和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也列席会议。〔49〕
成都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马上开始为即将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做准备。毛泽东离开成都，经重庆，下三峡，到武昌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开会，传达成都会议精神，统一思想。刘少奇返回北京主持修改在成都会议上通过的准备提交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草案）。
三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和邓小平、陈云一起回到北京。应该说，周恩来从南宁会议以来一直处在痛苦的思想斗争中，他需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坐下来认真地总结一下这几年来的经济工作，如果错了，究竟错在哪里；认真思考一下南宁会议以来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批评。但是，回到北京后，繁忙的外事活动，特别是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中出现的问题，占据了他很多时间。一位当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说：“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周总理最痛苦的一段时间。但是，在工作面前，在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面前，他从来没有表现出来，对工作依然是那么认真，那么投入。”
四月十二日，李葆华到西花厅向周恩来汇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出现的问题，说陕西的同志要求重新审议设计方案。这个情况引起周恩来的高度重视。
对黄河的事周恩来一直十分关注，从一开始就倾注了大量心血。
黄河，是中国的第二条大河，蕴藏着丰富的水利资源。然而，黄河也是一条“害河”。据史料记载，解放前二千多年间，黄河下游溃堤泛滥达一千五百多次，较大的改道有二十多次，给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害，因此被称为“中国的忧患”。几千年来，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想把黄河的水害变为水利，但都没有做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下决心“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周恩来曾对水利工作者说：“历史是发展的，黄河在旧中国不能治理。我们要摸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断地解决矛盾，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好。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50〕五十年代初，治理黄河的事提到新中国议事日程上来，并被列入苏联援助的一百五十六项工程中。为了控制黄河洪水，开发黄河水利，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六日，黄河研究组正式成立，李葆华任组长，刘澜波、王新三、顾大川、王化云任副组长。一九五四年，在苏联专家帮助下，编制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这年四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将黄河研究组改组为黄河规划委员会，增加张含英、钱正英、宋应、竺可桢、柴树藩、赵明甫、李锐等为委员。年底，黄河规划委员会正式提出《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把三门峡水利枢纽列为第一期工程的主要项目。一九五五年三月七日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通过这个报告，并且批准邓子恢代表国务院作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这次会议后，由周恩来具体负责三门峡机构的组建工作。他调刘子厚任三门峡工程局局长，王化云、张铁铮、齐文川任副局长。因为当时中国缺乏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经验，决定委托苏联水力发电设计院列宁格勒分院专家帮助设计。经过充分的准备，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三日，举国瞩目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在开工典礼上，水利部（一九五八年二月水利部和电力部合并为水利电力部）部长、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激动地说：“我们现在举办这样一个工程，把千百年来的水害变成水利，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办到。”〔51〕
然而，治理黄河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尚未开工就出现了争论。因为黄河的最大问题是泥沙多，每年从中上游的黄土高原要夹带十几亿吨的泥沙冲下来，这些泥沙部分送入黄海，部分就在水势比较平缓的下游河床淤积下来，使黄河下游形成高出地面的悬河，全靠两岸的大堤控制洪水。为了解决泥沙问题，三门峡工程的规划采取以拦蓄为主的方针，即首先以三门峡巨大的库容拦蓄，同时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根据这个思想，工程设计蓄水位是海拔三百六十米，相应库容六百四十七亿立方米，水库的回水末端到达西安附近，关中平原需要大量移民。这个规划一提出，就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这样做，整个水库会很快淤死；有人建议是否可以把坝再提高一些；还有人提出，把全部泥沙都放下去，不发电，不灌溉，就是将洪水拦一些，然后再放出去。这些争论一直到工程开工后还在继续，并且矛盾愈来愈尖锐。怎么办？周恩来认为，存在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它反映了修建三门峡水库过程中还存在着没有解决的问题。肯于反映，敢于反映，而且敢于说出来，这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周恩来决定把其他事放一放，先来解决这个问题。正像一位长期从事水利工作的干部所说：“每当全国发生难以解决的水利纠纷，或是水利建设中出现了重大难题，总理都亲自出面处理。”〔52〕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赶到三门峡工地，召开为期三天的现场会。为了说服陕西的干部，周恩来特意邀请对西北地区有巨大影响的彭德怀、习仲勋一道参加会议。会议开得十分热烈，与会者畅所欲言，给了周恩来许多有益的启示。四月二十四日，会议的最后一天，周恩来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和争论，作了长篇发言。
他说：开会的目的是为了听取大家的意见，特别是反面意见，树立对立面。“如果说这次是我们在水利问题上，拿三门峡水库作为一个中心问题，进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还可以继续争鸣下去。”对工程本身的问题，周恩来提出三点具体意见：首先以防洪为主，其他为辅；其次，先防洪，后综合利用；其三，防洪的限度和防洪的目标是确保西安。对工程的减沙效果，周恩来认为不能估计过高，他说：“我如果估计保守了，我甘做愉快的‘右派’。”“我们把问题提出来，有些问题，我们能够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后人会帮我们解决的，总是一代胜过一代，我们不可能为后代把事情都做完了，只要不给他们造成阻碍，有助于他们前进。”对移民问题，周恩来强调这是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对于群众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情，要分析一下，也不是什么事都向上面要，尽力由群众解决。但是应该由国家负担的应当负担，不应推三推四，影响群众的利益，影响群众对国家对党的关系”。他说：“今后的迁移，中央要保证支援，陕西一定要把迁移工作做好。”针对一些人认为拦泥措施不可靠、对淤积的预计没有把握、移民任务太重等顾虑，周恩来果断地提出将原方案改为坝高按三百六十米设计，把坝基打好，按三百五十米施工，以限制回水末端的影响，减少移民任务。他说：“把西安损失了那是不对的，宽打后要窄用，水利工程要非常谨慎。窄用是战术上精打细算，应该每一公尺也要计算，数才是定标准的意义。”周恩来的这些意见，既照顾到整体利益，也适当照顾了局部利益，解除了陕西一些干部的顾虑。最后，周恩来表示他的意见也不成熟，还可以再讨论。他说：“你们回去可以写信给我，或者写文章来争论，来讨论，在报纸上也可以。我们继续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这样才能使我们根治黄河的工作做得更好。”〔53〕后来，周恩来又两次到三门峡视察，对这项工程的修建提出许多重要的指导性意见，推动三门峡大坝在一九六○年修成蓄水。
四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从三门峡到达西安，收到毛泽东从广州给他和陈云、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的来信。信中说：“想在这几天内谈一下工业问题，除富春已答应来此以外，你们几位是否有时间，是否愿意来此谈一下。如果可以来的话，请于廿五日或廿六日南来。”〔54〕周恩来立即赶到广州，参加为期四天的广州会议。随后，中央负责同志陆续回到北京，准备参加八大二次会议。四月三十日，周恩来和刘少奇一起回到北京。这时，八大二次会议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五月三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八届四中全会。会议的前一天，毛泽东曾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杨尚昆、胡乔木等开会商讨有关八大二次会议的问题。〔55〕四中全会由刘少奇主持，讨论了中央委员会准备向八大二次会议提交的各项报告。
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五月五日下午三时，大会正式开幕，由毛泽东主持。会议听取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和邓小平作的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对国内主要矛盾作出这样的分析：“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这就继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之后，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报告强调党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向全党正式提出由毛泽东倡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号召全党“要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系统地改进国家工作，加强各级党组织的工作，百折不挠地为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而斗争”。对这条总路线，中共中央后来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是这样评价的：“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报告中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强调“建设速度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的主张同样是很明确的，即应该采取快些好些的方法，拒绝慢些差些的方法。但是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保存一些所谓‘右比左好’、‘慢比快好’，小脚走路比大步前进好的陈腐观念”，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56〕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报告时，还加了一段：“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从五月八日开始，陆陆续续进行了十天的大会发言，发言中，“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57〕
周恩来和陈云在大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一次做了检讨。事前，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晚间，分别约陈云、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谈话。〔58〕究竟怎样来做这次检讨，周恩来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斗争。一位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秘书曾说：他们不忍心看周恩来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发闷，找了一间旧房子，放上球桌，让他出来活动活动。〔59〕他从五月十日起，开始进行认真的准备。当年帮助周恩来整理检讨发言的秘书范若愚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一九五八年，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我说，回到北京以后准备一个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住几天。回到北京后，我就到总理办公室去住，听候周恩来同志给我布置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做‘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由于我没有随他去过南宁，也不了解那次会议的内容，只是在这次谈话中，我才知道。
“周恩来同志指示我：过去起草文件，是他先谈内容，由我记录下来整理成书面材料。这次发言，不能像过去那样，因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只是在文字的连接上，做一点工作。周恩来同志还说，关于他这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同志。这说明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同志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
“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打来电话，陈云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他们使用的电话机有增音装置），周恩来同志说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地构思，等他想好一段再叫我来，记录一段。我觉得，这时我如果守候在他的身旁，对他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会妨碍他构思和措辞。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十二时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去。
“在第二天凌晨二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我把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建议的情况讲了以后，邓大姐说：‘走，我带你去和他谈。还是由他口授内容，你整理成文字材料。’这样，我随邓大姐到了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还是由他口授内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记录。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后来，我把整理后的记录请周恩来同志审阅时，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
“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交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后来稿子退回，周恩来同志看过以后，又要我把批在稿子上的话誊写清楚，再打印一次。我看到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较轻了。我看了之后，心里的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但是，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60〕
周恩来在大会上所作检讨中，谈到“反冒进”的错误时说：“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一九五六年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一九五七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还应该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也是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他又谈到这一阶段中的思想变化说：自己对毛泽东指出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这一点，“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这时，人们还没有经历“大跃进”所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许多问题还看不太清楚。周恩来尽管陷入巨大的痛苦中，仍力求把问题想通。他在检讨发言中说，促使他重新来考虑这个问题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一九五七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利用“反冒进”的问题全面否定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就，把一九五六年跃进中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全面冒进”，并且进一步否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在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开始觉醒，”因而在一九五七年六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彻底抛弃了对一九五六年建设冒进的错误估计，坚决肯定了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转折点”。“而更重要的教育，还是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关于重新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四十条、‘促进派’的宣告，接着有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整风。同时，我又接触了生产大跃进中的一些群众实际活动”。而过去对群众的积极性估计不足。他说：“忽略了一个根本的、决定性的条件，就是我国农业已经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的农业了，而不是个体经济的农业了。从个体经济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五亿多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必将战胜人们担心的各种困难，在农业战线上获得人们意想不到的伟大胜利。有右倾保守观点的人，只见物不见人，忽略了这个决定性的条件。”〔61〕几天后，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又强调了这几点原因，并且说：“这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因而我在这半年多的整风中思想并无抵触，只是深刻地感到自己思想认识的落后。”〔62〕周恩来在发言中还提出了改进工作的几点意见，强调今后要认真地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和指示。
五月二十三日，大会的最后一天，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莫斯科会议报告的决议、关于修改农业发展纲要的决议。随后，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要李富春和李先念两人参加书记处的原因是“以便把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的一些问题提到书记处讨论”。
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六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他们提出的请求。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63〕
这次会议还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决定，具体组成是：财经小组十二人，陈云任组长；政法小组五人，彭真任组长；外事小组六人，陈毅任组长；科学小组六人，聂荣臻任组长；文教小组十人，陆定一任组长。六月十六日，这个决定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各省市自治区，其中，毛泽东增写道：“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
延伸阅读
----毛泽东传(五十七):《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 整凤反右(下)
这时，周恩来的处境是困难的。然而，他服从党的决定，继续挑起这副担子，艰难地前进。
从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关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争论，到这个时候告一段落，周恩来、陈云等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反对急躁冒进、尊重经济建设规律的正确意见受到严重挫折。毛泽东对“反冒进”的过火的严厉批评，造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压力，使得和他不同的意见一时难以再提出，集体领导受到损害，党内生活出现不正常的状况。党的干部中又有相当多的人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这样，“左”的错误不可避免地迅速发展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的“大跃进”狂潮，谁也无法阻挡它的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