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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六十):出访亚非欧十四国

2014-09-26 20:05 伟人 ⁄ 共 24157字 ⁄ 字号 评论 2 条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到一九六四年三月一日,周恩来用两个多月时间出访亚非欧十四国,重点是非洲十国。新中国政府首脑首次出访非洲,并且到了那么多国家,是一次十分引人注目的重大外交行动。

进入五十年代末,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正在加速崩溃。昔日被称为“黑暗大陆”的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先后有三十个国家获得独立,史称“非洲独立年代”。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万隆会议时,非洲的独立国家只有四个;到一九六三年底,已有三十四个。这些独立国家的面积和人口分别占整个非洲面积和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和百分之八十四。〔1〕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同非洲已独立的四个国家的代表第一次有了接触。到一九六三年底,中国已同十二个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形成新中国第二次建交高潮。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相继到中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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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美国、苏联从各自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利用旧殖民体系的瓦解,以“经济援助”、“技术合作”为名,加紧对非洲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渗透,并挑拨这些国家同中国的关系。

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公开化和中印边界冲突的发生,也在亚非国家中产生不小影响,有些国家对中国政府还存在种种疑虑。

在错综复杂、激烈动荡的国际形势面前,作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出访这些国家,支持它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就共同关心的保卫世界和平、加强亚非国家团结、促进友好合作关系等问题,广泛交换意见,打破美国、苏联、印度从几面对中国施加压力、企图孤立中国的局面,便提到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日程上来。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这时中国的国民经济已从严重困难中摆脱出来,开始全面好转,又使几年来一直肩负着国民经济全面调整重任的周恩来,有可能抽出比较长的时间来进行这次出访。在他出行期间,国务院总理的职务由邓小平副总理代理。

周恩来首先访问非洲国家。出访非洲的目的,是他所说的:“增进同非洲友好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加强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增加我们的知识,向非洲人民学习有益的东西。”〔2〕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当时由埃及和叙利亚联合而成,以后又分为两个国家)是古代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近现代具有光荣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传统,是非洲最早掀起民族独立运动并获得独立的国家,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同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3〕成为好朋友,两国友谊迅速发展起来,阿联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纳赛尔多次邀请周恩来访问阿联。因此,周恩来把阿联作为出访非洲的第一站。

周恩来一行,是在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乘坐租用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波罗的海”号专机飞离昆明的。陪同周恩来出访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原,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经过十几小时飞行,在十四日中午抵达阿联首都开罗。开罗是座美丽的古老城市。城内清真寺的高耸尖塔到处可见,被誉为“千塔之城”。

在披上节日盛装、飘扬着两国国旗的机场,周恩来受到代表纳赛尔总统前来迎接的阿联总统会议委员、部长执行会议主席阿里·萨布里等政府和军队高级官员以及密密层层、情绪高昂的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群众高举的横幅标语上写着:“阿联的朋友周恩来,欢迎你”,“阿联和中国的友谊万岁”。节奏感强烈的口号声、欢呼声和掌声持续不断,此伏彼起。

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我第一次访问非洲大陆”。“当我踏上阿联的美丽国土的时候,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全体阿联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我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向所有非洲新兴的独立国家和人民致敬,向一切正在斗争中的非洲各国人民致敬。亚非各国人民在斗争中从来是相互支持的。我深信,团结起来的亚非各国人民,一定能够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非洲、亚洲和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是一定要解放的。”〔4〕

当晚,纳赛尔总统设宴招待周恩来。宾主致词共赞中阿友谊。纳赛尔怀着真挚的感情说:“我亲爱的朋友,你在这里将会看到有许多人早就期待着你们前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你将会看到,他们全都对伟大中国的革命和她的决定性胜利怀着无限的钦佩和赞赏。”〔5〕

宴会上,怀着兴奋和喜悦心情的周恩来,追忆了他“不止一次地经过”阿联的情景,说:

“一九二四年,当我从欧洲回国途经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埃及刚刚摆脱保护国的地位,几乎整个非洲大陆还处在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

“一九五四年,当我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途经开罗的时候,埃及人民已经推翻法鲁克王朝,阿尔及利亚人民正在酝酿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整个非洲处在暴风雨的前夕。”

“四十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在这四十年间,世界大变了,中东大变了,非洲大变了,世界人民觉醒了。”“今天,当我们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来到非洲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觉醒的大陆,一个战斗的大陆。在这一片被帝国主义者叫做‘黑暗大陆’的辽阔土地上,自由的晨曦已经升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我愿利用这个机会,向正在用自己的英勇斗争创造着历史的阿拉伯各国人民和非洲人民致敬……向所有已经赢得独立的非洲国家致敬。”〔6〕

周恩来这番情真意切的话,深深地打动了纳赛尔等阿方主人,赢得热烈的掌声。

访问阿联期间,周恩来同纳赛尔总统在诚挚、友好、坦率、相互信任和谅解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和一次单独会谈。

鉴于阿联在阿拉伯国家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周恩来在阿联将中国政府对阿拉伯国家的一贯主张归纳起来,在会谈中郑重宣布:

“中国政府在处理同阿拉伯各国的关系时,一向坚持不渝地采取以下的立场:一、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二、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三、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四、支持阿拉伯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五、主张阿拉伯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7〕

纳赛尔总统很欣赏这五点立场。它作为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写进了十二月十六日签署的中国和阿联政府《联合公报》中。几天后,这五项原则又写进中国和阿尔及利亚政府《联合公报》中。以后,中国政府根据这些原则恰当地处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保证了中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持久稳定健康地发展。

中美关系问题和中印边界争端问题,是全世界包括纳赛尔总统等非洲国家领导人关心的热点。周恩来坦率地说明了这两个问题的历史与现状。

对中美关系,周恩来说:“新中国建立后,中美两国关系一直不好”,但是,“责任不在我方。我们对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他列举大量事实后得出结论:“以上说明,美国在靠近新中国的地方,制造台湾海峡、南朝鲜和印度支那三个紧张地区,实行反华。”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美国又策划东南亚条约组织,“目的便是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造成半月形的包围圈”。“尽管如此,我(国)还是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解决争端。”〔8〕

周恩来说:“一九五八年蒋军在金门岛向大陆厦门实行炮轰,我集中火力进行还击,曾一度形成紧张。但我们遵守只同蒋介石打内战的原则,不把美国牵进去,我们未同美国开火。例如美机侵犯我领空、领海,我只提警告,不开火;美国也命令海军不要进入我国领海。为什么?因为美国同盟国不愿同中国打仗。英法不愿意,加澳也不愿意。美国广大人民也反对为蒋介石打仗。”因此,“中美之间并无武装冲突”。

周恩来进一步指出:“至于有人说中国好战、扩张,这是毫无根据的。”中国没有一兵一卒在国外,而美国却有一百多万军队驻在国外,分布在几十个国家。“中国受到美国的包围和敌视,新中国的人民不得不反美。但是我们一再声称,我们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虽然中美双边关系问题没有解决,但“并不妨碍我们执行同别国的和平共处和友好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同亚非拉乃至西方国家相处的基本准则。”“现在美国在全世界称霸”,“在全世界唯我独尊,绝大多数国家同美国有外交关系,除跟美国走的国家外,别的国家要照顾到同美国的关系,但中美无外交关系,中国也未进入联合国,因此由中国把美国干的坏事向全世界人民讲清楚有好处,我们可以畅所欲言。我们觉得,中美双方虽然仍在谈判,但真正解决问题的时机还未到来”。“要美国改变政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我们相信,“中美问题终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们已经等了十四年,还可以再等十四年。”〔9〕周恩来在这里说:中美关系问题“还可以再等十四年”。恰恰在十五年后,中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对中印边界的争端,周恩来说:“坦率地讲,目前是太平无事。自我方采取主动停火和全线主动后撤二十公里等缓和措施后,如印军不再进入我方实际控制线,双方将不会发生冲突。”“为应付印方可能发起新的挑衅,我们准备今后根据以下三种情况,采取步骤:(1)如果印度只少数武装侵入我方控制区,而且进来之后又走了的话,则我向对方提出警告,并记上账,每一季度将情况综合通知科伦坡会议国家。(2)如印度侵入我方地区后不走,我将向它提出警告,要求撤出,并立即将情况通知科伦坡会议国家,设法将印度劝回去。印度如撤军,事情就过去了。(3)如印度拒绝撤走,那时我们才实行自卫权利。”

“现在情况同去年十月以前的情况不大相同了。过去只有双方的照会来往,别国不过问,也不大引起人注意,结果打了起来。现在有了以上三个办法,科伦坡国家便可以起到重要的调解作用。”

“我们希望中印两国关系搞得和缓些。”“亚非国家应该和平友好相处,这同我们和帝国主义之间关系是不同的。日本过去侵略过中国,现在我们也愿意同它改善关系。为什么我们会同印度闹僵?!”〔9〕他在同纳赛尔单独会谈时又郑重地表示:“就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可以保证我们是不会向印度政府挑衅的。”〔8〕

周恩来推心置腹的长谈,消除了纳赛尔心中的疑虑,加深了他对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了解。他坦诚地说:过去,我们“往往更多地关心自己的问题,而少注意其他地区的问题。这样的介绍对我们很有好处”。〔9〕“我们非常关心的是你们两国间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恢复良好关系。”“我们将再次设法促进双方的谈判。”〔8〕以后,经过阿联政府的工作,虽然没有能促成中印谈判,但仍对双方起了某些沟通作用。这对以后中印边境局势长期保持基本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周恩来还把参加群众活动和参观访问,作为“寻求友谊与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多学习一些东西”〔10〕的重要方式。他参加了倡导发展民族文化和科学事业的阿联庆祝教育日大会,访问了具有光荣反帝革命传统的北方城市塞得港,参观了世界闻名的苏伊士运河、象征古埃及文明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以及正在建设中的蓄水量居世界第一的阿斯旺水利工程等,比较全面地了解了阿联悠久的历史和近些年来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取得的进展。

十七日,在塞得港市市长马德丁·鲁什迪举行的欢迎会上,周恩来盛赞阿联人民保卫塞得港、保卫苏伊士运河的英勇斗争。他说:“帝国主义要霸占苏伊士运河,阿联人民把他们打败了。帝国主义说阿联人民不会管理苏伊士运河,阿联人民把这条运河管理得更好了。帝国主义破坏了塞得港,阿联人民把这个城市建设得更美丽了。这一切,有力地表明:在我们的时代,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要团结起来,坚决斗争,就能够打败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侵略者。亚非各国人民只要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赶走,自己当家作主,就能够把自己的国家建设起来。”〔11〕

为了让世界各国更多地了解中国政府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周恩来在共和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

在回答记者提问中,周恩来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因为“中国就是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的国家。我们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有着共同的遭遇。因此我们就必然互相同情、互相支持。中国是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有义务支持那些正在取得胜利和将要取得胜利的国家”。〔12〕对于有的记者提出的刁难性问题,周恩来坦诚友好地一一给以回答。

美国加利福尼亚报纸记者问:“我想了解你对肯尼迪〔13〕被杀害有何反应?”周恩来回答:“肯尼迪总统的遇害是你们国家的内部事情。当然,暗杀本身是卑鄙可耻的。你知道,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任何这类行为,尽管被暗杀的人是敌视我们新中国的。”〔12〕

美国《时代》杂志记者问:“你的政府为什么反对部分核禁试条约?”〔14〕周恩来回答:“这样一个条约,表示三个大国要垄断核武器,所以我们要反对。我们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制止核战争。因为发生一场核大战,对人类是个大灾难。既然如此,世界各国都应该过问,应该有权来讨论如何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制止核战争的问题。世界上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强国还是弱国,在政治上应该一律平等。关系到全人类命运的问题应该由大家来共同讨论,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垄断这种讨论,甚至把有利于少数垄断者的决定强加给没有参加讨论的国家。”他进一步揭露道:“这个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字以后,美国就不断进行地下核试验。美国总统和政府官员不断声称,要继续核试验、生产和储存核武器,把核武器交给它的盟国,不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义务。”“这证明,三国条约的签订,并没有减少核战争的危险,而是增加了核战争的危险。”〔15〕

这个记者接着又提出一个似乎更尖锐的问题:“中国为什么反对东西方和平协商?”这使记者招待会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人们屏息静听中国总理作何回答。周恩来不假思索地反问道:“中国政府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晓得。”突如其来的反问,使这个美国记者顿时语塞,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道:“因为中国政府反对部分核禁试条约,人们设想,中国反对缓和东西方关系的小步骤,反对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周恩来笑了笑,解释说:“这是两回事。”“绝不能认为,由于中国反对部分核禁试条约就说中国政府反对东西方谈判和缓局势。”他语气缓和地继续说道:“你想想,如果中国反对东西方和缓局势,为什么中国大使在华沙同美国大使进行了八年多的会谈呢?谈判次数达一百一十八次。我的历史知识有限,在现代史上,这样长的谈判恐怕是空前的。会谈八年多,虽然没有解决问题,但还在继续谈。”“怎么能说中国不要和平协商呢?我希望通过你的美国杂志,向美国人民致意,告诉美国人民,中国人民愿意同美国人民友好,但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我们是要反对到底的。必须把这两件事区别清楚。”〔16〕周恩来微笑地注视着这个处于窘境中的美国记者,只见他连称:“是,是。”〔17〕

周恩来对答如流,征服了出席招待会的各国记者。美联社记者说:周恩来“得心应手地回答了所有问题”。不少原来对中国有误解的人改变了看法。

对阿联的访问要结束了。十二月二十日晚上,周恩来在阿比丁宫为纳赛尔总统和夫人举行盛大招待会。他在讲话中热情洋溢地说:“这些天里,我们一直置身于友谊的海洋中。我们不会忘记,英勇的塞得港人民欢迎我们的盛况。我们也不会忘记,阿斯旺的建设者们在劳动工地上向我们亲切致意。”“我们这次访问,加深了相互的了解,增加了我们的知识,促进了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获得了圆满的成功。”〔18〕第二天,他和陈毅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写道:“阿联人民经过推翻法鲁克王朝和苏伊士运河的斗争后,反帝情绪高涨,建设国家的积极性较高。阿联人民对中国友好,对我们的欢迎极为热烈,始终如一。”〔19〕

纳赛尔总统也发表了充满眷恋之情的讲话。他说:“亲爱的朋友,你对我国的访问……给了我们重温在前往万隆途中相聚在一起的友谊的机会”,“给了我们把你当作光荣而伟大的潮流和价值的代表和象征来欢迎的机会”。“我们感到你对我国的访问,还超越了中国和阿联之间的直接关系的范围,你的访问会在这个范围以外留下影响,并且为我们现时代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带来积极的好处。”“在你明天继续你的范围广阔的旅行的时候,我们祝你一路愉快。”〔18〕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周恩来一行飞抵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这是一座傍山而建、俯视蓝色地中海海面的秀丽山城。阿尔及利亚是非洲第一个通过长期武装斗争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坚持七年半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牵制和消耗了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大量兵力和财力,为北非以及其他法属非洲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非洲和中东国家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重要榜样。

经过二十二年武装斗争才获得革命胜利、并且曾经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抗法战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这一天,阿尔及尔沸腾起来了。本·贝拉总统率领政府和军队高级官员前往机场迎接周恩来。本·贝拉在致欢迎词时说:“阿尔及尔,在她重新获得了自由的黎明时刻欢迎经历过长征的人们的使者,为此感到自豪和高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手握在一起,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象征。”〔20〕

在前往国宾馆的途中,周恩来受到三十多万群众的欢迎。他们鼓掌,跳跃,欢呼。周恩来、陈毅的照片悬挂和张贴在许多建筑物上。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机关报《人民报》发表社论说:“对于所有年轻国家的人民来说,人民中国是一个榜样。”〔20〕

访问中,周恩来同本·贝拉进行四次会谈。双方介绍了各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并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充分地交换意见。

会谈中,周恩来高度评价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胜利,是继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后,六十年代的伟大事件。”“阿尔及利亚革命在你们领导下会继续前进。这对非洲各国、阿拉伯各国以至亚洲和拉丁美洲,都会起很大的影响。”“你们反帝革命的胜利主要是靠自己。别人的帮助,包括我们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你们的反帝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今天看到了你们许多寡妇、孤儿,你们的牺牲在比例上超过了中国。”〔21〕

根据本·贝拉介绍的情况,周恩来分析了阿尔及利亚革命成功的原因说:第一,“当时发动的革命是民族性质的革命,直接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作战,赶走它们。这样,这个革命就必然有最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除了极少数走狗外,绝大多数人在反法斗争中是一致的、团结的”。第二,“依靠人民,发动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直到取得胜利。你们从武装农民开始,建立了革命军队”。第三,“阿尔及利亚革命有一个革命的领导集团,有一个革命的纲领,联系着革命的广大人民群众”。“人民总是要革命的,这主要是指广大劳动人民;谁能依靠人民,坚持革命,谁就能领导革命。”革命能否成功,“关键在于领导是否正确”。〔21〕

从阿尔及利亚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出发,周恩来在谈到阿尔及利亚同帝国主义斗争的策略时说:“现在是这种情形:法帝国主义承认在阿尔及利亚失败了,但能多留一天还想多留一天。”你们“希望法国基地明年撤走,法国却总想拖延”。“总统同志说得对,你们反帝立场是坚定的,要肃清一切帝国主义势力。但在策略和方法上,要避免多方面作战,原则性和灵活性要很好地结合起来。”〔22〕

在谈到中国经济建设问题时,周恩来说:新中国诞生已经十四年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建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第二个五年计划,已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就想更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更快地建设。”“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依靠外援,任何国家也不能满足。我们不仅需要质量,数量也是很大,因此必须依靠自己来建设。同时,胜利了的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有义务支援正在争取胜利、将要革命的国家,支援已经胜利的不发达的、正在培养自己力量的国家。这两方面的原因,要我们必须建设得快一些,以有利于建立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并尽国际义务。”

他说:“由于要加速建设和依靠自己,由于经验不足,发生一些错误和缺点。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希望更快一些,但把建设规律同中国实际一结合,发现也不能太快。以前的一些错误很多就是要求太快而产生的。总起来说,我们的速度要比资本主义快,但也不能太快。”经过十来年的经济建设,我们已经“摸出一些经验”。〔22〕

在回答中美关系紧张是否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问题时,周恩来坦诚地说:“中美问题要解决,有两个原则:(1)根据五项原则达成协议;(2)美国原则上同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我们希望有原则的协议,有和平的环境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但看来时机尚未来到,美国还要制造紧张,继续敌视我们。”至于“美国会不会对中国发动战争?我看危险是有的,但是否马上打,挑起三次大战,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原因是,美国如果在中国开辟战场,它在其他方面就要大大削弱,而它目前的主要矛盾还是在欧洲。”〔22〕

周恩来的谈话,引起本·贝拉总统的极大兴趣。他说:周总理“讲的都是很重要的东西”。〔21〕“我们对你的讲话很满意”。“你们的经验很丰富”,“对我们很有用”。“这是一个我们学习的机会。”从我们的需要来说,继续几个月都是有益的。〔23〕

访问期间,周恩来出席了阿尔及尔市“北京大街”的命名典礼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干部会议,和陈毅一道接受了“阿尔及尔荣誉市民”的称号;前往位于东部的阿里亚公墓,悼念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到阿尔及利亚“烈士子弟之家”,看望生活在那里的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烈士们的孩子;参观了西部的第二大城市奥兰。

临行前,周恩来在会见法国记者时指出:第一次访问阿尔及利亚,给我留下“最强烈的印象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革命热情很强,他们医治了战争创伤,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24〕半个月后,他和陈毅在一个电报中又指出:阿尔及利亚政府确实“是要坚决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独立后,“阿政府在缺乏经验、缺乏干部的情况下,依靠军队的力量,在极短的时间内,竟然克服了困难,维持了社会秩序。这是一个很大成就”。“它对现在进行武装斗争的一些非洲国家和地区有极大影响。”〔25〕

在阿尔及利亚期间,周恩来要一个中国派遣到法国工作的人员到那里来,听取他汇报情况,并要求早日实现中法建交。中法建交这件事酝酿已久。就在出访十四国前夕,从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二日,他同法国总统戴高乐的代表、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就中法建交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并把中方提出的“直接建交方案”的内容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书面形式交给富尔。中法双方前后进行了三个月的建交谈判。童小鹏回忆道:“那时周总理对戴高乐的估计是正确的。首先,周总理认为戴高乐反法西斯是坚决的;其次,认为戴高乐在从阿尔及利亚撤兵的问题上是开明的。”〔26〕

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午,周恩来抵达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开始为期三天的访问。

摩洛哥北临碧波万顷的地中海,西接浩瀚无际的大西洋,阿特拉斯山挡住了撒哈拉沙漠的热风,使它成为一个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物产富饶、自然资源众多的国家。摩洛哥是君主立宪国家,一六四九年建立的阿拉维王朝一直延续下来。摩洛哥独立后,开明的王室公开在道义上、军事上和物资上支援非洲还未独立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赢得非洲各国人民的赞扬。

年仅三十四岁的穆莱·哈桑二世国王承袭摩洛哥民族热情好客的传统,特意将自己在王家公园内的豪华别墅——和平宫让出来给周恩来下榻,并亲自在和平宫迎接。外交大臣艾哈迈德·雷达·格迪拉对中国客人说:国王这次是破例了,哪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访都没有这样接待过。〔27〕

这天晚上,哈桑二世举行国宴时又打破只用西餐招待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惯例,而以“烤全羊”、“巴斯提拉”、“古斯古斯”等传统名菜盛情款待。据当时中国驻摩洛哥大使杨琪良回忆:

“这一破例之举,使出席宴会的外国使节们均感意外。依照当地习俗,主人哈桑国王陪主宾围着一张矮脚长方桌席地盘膝而坐。直径长达八九十厘米的瓷盘中盛着一只烤好的整羊。席间,好客的主人首先用手挑选一块最好的羊肉放在周总理的食盘里(摩洛哥的传统饭菜是用手抓着吃的),以后每上一道菜都是如此,以示对客人的尊重。周总理也依样回敬主人,气氛极为亲切融洽。”〔28〕

周恩来有常流鼻血的毛病,在国内极少吃容易“上火”的羊肉。但出国访问后,他十分注意尊重东道主,入乡随俗,客随主便,也“破例”吃起羊肉来。回国后,他说:我们访问的非洲国家大多是伊斯兰教国家。“你既然到了伊斯兰教国家,就得入国问风、入境问俗,就得遵守人家的风俗。”“中国绝大多数的人是汉人,就是不大习惯吃羊肉”,“特别我们江浙人,就是顽固得很”。“人家高级宴会,请你去吃,也就学习到一些,就把这个保守习惯打破了。”〔29〕宴会后,哈桑二世请周恩来、陈毅到他会客厅品茶漫谈。

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近代以来,君主制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一个接一个地消亡。这使哈桑二世在考虑君主制的前途问题。在海阔天空的闲谈中,哈桑二世突然提出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严肃问题,请周恩来发表意见。据在场的杨琪良大使回忆:

“他笑着说:当今世界像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已为数不多了,不知今后怎么样?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听后都笑了起来。周总理蛮有风趣地说,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开个会商量嘛!陈毅副总理随之说道,亚洲有个西哈努克亲王,我们是好朋友,可邀请他参加。周总理接着说,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嘛!说毕,三人皆哈哈大笑。我在一旁也随之笑出声来,并暗中思忖,哈桑二世事前可能有所准备,问题提得相当巧妙,而我们的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也答得诙谐而妙趣横生。”〔30〕

在会谈中,周恩来对哈桑二世深情地说:“我们来就是为了了解情况,学习有益的东西。摩洛哥的革命,为独立而奋斗的英雄事迹,我们在年轻时就知道。我在法国时,第一次大战后北非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从摩洛哥开始的。我们留法学生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在提到民族独立斗争时,以摩洛哥为例子。”〔31〕

进入六十年代后,国内正在从事开发石油的大会战。怎样用先进技术加工我国当时年产一两千万吨的原油,成为周恩来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继在阿联、阿尔及利亚参观现代化炼油厂以后,周恩来在摩洛哥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意大利、法国帮助建设的一座炼油厂,并题词:“这是一个很好的现代化的炼油厂,建设得很快,管理得很好,并且锻炼出不少技术人员,值得我们学习。”〔32〕他感慨地对大家说:苏联帮助我们在兰州建设的炼油厂与这个厂的生产能力差不多,但包括技术训练班的人在内,他们的职工总共才三百多人,而我们却需要六千职工。相比之下,我们人力资源浪费是何等惊人!记住,回国后一定要石油部派技术专家来这里考察,这很值得看一看。〔30〕回国后,周恩来立即指示石油部派出一位总工程师前往摩洛哥考察。十天后,深知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发展起重大作用的周恩来和陈毅联名,把出访阿联、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所看到的这些情况,专门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这些国家用外援兴建或接管的新工业,都采用现代化的设备,特点是投资少、设备新、自动化程度大、收效快、用的劳动力少。这对于我们进口工业装备和进行援外工作,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25〕这直接导致六十年代中期有关部委根据周恩来指示,陆续从日本、英国和法国引进价值二亿七千万美元、八十四个项目的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精密机械等国内短缺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填补了不少空白。〔33〕半个月后,周恩来又参观了加纳新建的一座炼油厂。

阿联、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都是濒临地中海的北非国家。结束摩洛哥之行后,周恩来等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始到地中海北面的阿尔巴尼亚访问。他同霍查、谢胡等阿尔巴尼亚党政领导人举行了八次会谈,就国际形势和两国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交换意见,还访问了斯库台和发罗拉等城市。两国总理共同签署了《联合公报》。

结束对阿尔巴尼亚访问后,代表团租用的荷兰飞机的机组人员本来应该换一批人了。但他们写了一份报告,表示决心为这个代表团服务到底。因此,就没有换人。他们后来对代表团工作人员李树槐说:“我们荷兰飞机差不多跑遍了全世界,但是没有看到任何国家的领导人像你们的周总理这样平等对待我们,他同我们握手、照相,对我们十分尊重。”〔34〕

接着,周恩来从阿尔巴尼亚飞回非洲,访问突尼斯。这次非洲之行,原来并未安排访问还没有同中国建交的突尼斯。当访问阿联和阿尔及利亚期间,周恩来和陈毅得知突尼斯的哈比卜·布尔吉巴总统有同中国建交的意向后,向中共中央提出:“借这次访问非洲机会顺道过突尼斯一下,解决同突建交问题。”〔35〕随即,周恩来指示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同突尼斯联系。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周恩来得到突尼斯政府的正式邀请。二十七日,周恩来、陈毅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布尔吉巴决定正式邀请我们访问突尼斯两天,并愿在我们离开阿尔及利亚前,由两国驻阿尔及利亚使馆商定并马上公布一个新闻公报,公报中提到访问期间会谈后双方将发表联合公报,公报中要特别宣布中突建立外交关系问题。我们已答复同意这一做法并接受布的邀请,在访问阿尔巴尼亚后访加纳前,到突尼斯访问两天。”〔35〕

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周恩来从阿尔巴尼亚飞抵突尼斯。中国和突尼斯过去相互都缺乏了解。为了深入探讨对方所关心的一些敏感问题,中国方面建议,由周恩来同布尔吉巴进行单独会谈,以增进相互间的了解。

九日下午,周恩来在会谈中提出在国际会议上要努力寻找共同点的问题。他说:“不论什么国际会议,只要能找到共同点就有意义。亚非国家有共同目标,这就是摆脱殖民主义强加给我们的落后状态,实现经济发展,促进友谊。不论各国属于什么制度,只要这个制度是人民自己选择的,亚非各国之间就一定能找到共同点。”

布尔吉巴不同意,说:“单有共同目标还不够”,因为不同的方法也可以使人们相互间“产生距离”。周恩来解释说:“我们的目标相同,但使用的方法不一定相同。”因为“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情况。各国领导人根据国内的具体实践和人民的要求确定自己的方法。某一种方法也许在一国内适用,而在另一国就不适用。但是大家可以有一致的目标,可以接近和了解,相互介绍自己使用的方法,也可以互相吸收好的经验。不同的方法可以相互尊重,也可以相互影响”。接着,他表示赞成布尔吉巴关于各国领导人应“加强相互接触”的意见,强调:在接触中,“基本的原则是要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不要强加于人,不要干涉别人内政,更不要侵犯别人。这样,才能在民族独立国家间达到真正平等友好的关系,而不像殖民主义时代大国压迫小国,强国欺压弱国”。〔36〕

随后,布尔吉巴直言不讳地提出:中国总理在非洲国家和阿尔巴尼亚访问时,对美国的态度不同,“使人们感到你们不严肃”。周恩来立刻作答:

“谢谢您把这种想法告诉我,但是我也要直率地回答您”,“中国的政策是一贯的,我们出国访问,也从未在态度上表现两样”。“美国历来敌视中国”,并“动用全国的力量和宣传机器,诬蔑、敌视和攻击中国”。“您要是处在中国的境地,恐怕也不得不采取中国现在对美国的政策。”但是,“我们这次到非洲是为了寻求友谊与合作”。“为了不使我们访问的非洲国家为难,我们在联合公报中没有强调反对美国。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会谈中没有把美国敌视中国的情况告诉非洲的朋友们。我们在会谈中都讲得很清楚。”“阿尔巴尼亚是受美国欺压的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对阿尔巴尼亚并不造成任何困难。所以我在那里更多强调反美,就好像我在北京时强调反美一样。”〔36〕

这天晚上,布尔吉巴在为周恩来举行的宴会上又把不同意见公开地提了出来。周恩来不回避布尔吉巴提出的问题,但采取了化解矛盾的做法。他说:“不错,诚如阁下所说,我们两国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相信,通过两国领导人的接触和交换意见,我们总是可以增进相互了解,求同存异,并且为我们共同目标而加强努力的。”“在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突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的。”〔37〕

十日上午,周恩来同布尔吉巴总统继续单独会谈。布尔吉巴总统提出:“如果你们能和美国寻求一点缓和”,“而不是总认为美国要对你们进行战争,这样就可以有利于东南亚局势的缓和”。周恩来回答说:“问题很简单,是美国挑起对我们的敌视,美国坚持不承认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扶植蒋介石,占领台湾。我们一直避免引起和美国的冲突,主张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争端。我们没有核武器,更谈不上使用核武器,可是核大国一直用核武器对我们进行威胁。”“我们在华沙中美会谈时建议过中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但是美国不干。”随后,他以和缓的口气说:“我们这次访非是为了寻求友谊与合作,我们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愿意和突尼斯发展友好关系。”〔38〕

周恩来完全体谅对方的误解和疑虑,并且总是以“求同存异”的精神给以有说服力的答复,终于打动了布尔吉巴。布尔吉巴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39〕

就在这一天,两国关系获得突破性进展,中国和突尼斯的《联合公报》正式宣布:“决定两国建立外交关系”。〔37〕

一月十日深夜,周恩来离开突尼斯,向南飞越世界面积最大的撒哈拉沙漠,开始对西非三国访问。十一日上午,抵达加纳共和国首都阿克拉。

加纳盛产黄金。一四七一年葡萄牙入侵后曾在沿海一带大规模开采,所以殖民主义者原来称加纳为黄金海岸。加纳是西非第一个冲破殖民主义枷锁获得独立的国家。克瓦米·恩克鲁玛总统曾向中国驻加纳大使黄华提出希望周恩来出访西非时首先访问加纳的要求。

加纳在非洲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支持仍没有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做过不少工作。恩克鲁玛在非洲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因此,周恩来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邀请。但就在周恩来访问加纳前夕,一月二日发生一名哨兵行刺恩克鲁玛的事件,案情还在调查中,加纳国内局势动荡不安。随访的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回忆:

得知恩克鲁玛总统遇刺受伤的消息后,“周恩来立即找陈毅、孔原、黄镇、童小鹏、乔冠华以及外交部的几个司长商议。周恩来先谈了他的意见。他说:‘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了暂时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对人家不尊重、不支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去,才表现出我们的真诚,患难见真诚嘛!按原计划访问加纳,不能取消,至于外交仪式,可以打破通常的礼宾惯例。’”

“陈毅支持周恩来的意见。有的同志感到加纳政局不稳,有可能出现危险,而且加纳方面要接待中国代表团也会有困难,不赞成去加纳。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二十多年了,深知他遇到无数次的艰难险阻,从不被危险、困难所阻挡,他想要做的事,别人是挡不住的。”“最后,周恩来和陈毅说服了大家。”〔40〕

后来,周恩来在出访十四国的报告中说:“我们代表团里有几个同志,他们天天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的后方‘司令’——杨尚昆同志,也是经常打电报,这是他的任务。我跟陈毅同志就不大想这个问题,因为有一种力量把我们鼓舞了。”“我们看到人民群众那样欢迎我们,支持我们,我们感到不仅不孤立,而且对我们的安全问题都不考虑了。”〔29〕

为了安排好这次访问,周恩来派随访的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先去加纳,带去三点建议:“一、为了两国领导人的安全,一切外交礼节可以从简,恩克鲁玛总统也可以不去机场迎接。二、不去外地参观,可多进行会谈。三、请加方指定安全保卫官员与使馆联系,具体布置安全保卫工作。”〔41〕恩克鲁玛收到黄镇转交的三点建议后,喜出望外。他原以为周恩来不会去加纳访问了。因为在他第一次遇刺时,当时正在尼日利亚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取消了访问加纳的计划。黄镇回忆道:“他原来估计在这么动乱的情况下周总理不会去的。但总理去了,表示了对他的尊重与信任,在困难的时候支持了他。这件事效果很好,影响非常大。”〔42〕

周恩来到达加纳的当天下午,就从下榻的阿克拉总统府前往位于海滨的奥苏城堡去拜会两年多前曾访问过中国的恩克鲁玛。这时城堡周围仍然布满大炮和装甲车,门口戒备森严。脸上贴着纱布、一手缠着绷带的恩克鲁玛等候在门外。见面后,他向周恩来说的第一句话是:“欢迎你,欣赏你能来。”周恩来面带笑容地送上毛泽东给他的慰问信,并对行刺他的卑劣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访问期间,根据事先商定的日程,周恩来把相当多的时间用到在城堡内同恩克鲁玛的五次会谈上。

会谈中,恩克鲁玛提出一个在他看来十分棘手的问题。他说:“我们非洲不希望卷入核战争,希望有一个政策为和平而斗争”,“但我们同帝国主义不能有和平,必须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消灭帝国主义这个战争根源”。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寻求一个最好的途径”来“实现全面和平”呢?

周恩来爽快地说:“阁下的问题提得好,许多看法和我相同,世界上的确有许多矛盾要解决。我们要和平共处,帝国主义要侵略和战争,如何同它共处。”“我们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这些都是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我的意见:要实现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全面裁军和禁止核武器都要经过斗争。不能乞求和平,只有斗争才能达到一些目的。只有消灭了帝国主义才能消灭战争根源。”“经过斗争,可以逐步限制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如果乞求,不但达不到实现和平的目的,不会有利于裁军,反而会加剧扩军备战和增加战争危险;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核战争危险;不会阻止帝国主义实行扩张,反而会助长他们扩张,这是后退不是前进。”〔43〕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物质力量有限,但仍愿对这些新独立的经济同样落后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见效快的、同受援国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经济和技术援助。

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同恩克鲁玛最后一次会谈时,提出了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并在答加纳记者问时向国际社会宣布:

“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时候,严格遵守以下八项原则:

“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

“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44〕

这八项原则,是周恩来在访问过程中边谈边总结,经过反复考虑,同陈毅和代表团成员多次讨论后,归纳出来的。孔原回忆道:“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处处为受援国考虑,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使我们对外经济援助的原则理论化、系统化、方针化。当时,这八项原则在各国报纸上都登在突出的位置,对各国影响很深。”〔45〕

恩克鲁玛被周恩来在他危难之际的来访和在八项原则中体现的真诚无私、尊重主权、平等互利的精神所感动。在第三次会谈结束时,他说:“我个人、加纳政府和人民感谢你的访问。”“我代表大家一致的意见认为”,“你的访问,是所有(外国领导人)对加纳访问中最好的一次访问”。〔46〕

周恩来提出的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成功地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精神运用到对外经济关系中。它同帝国主义国家以实现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为目的的“援助”有根本的区别,为开展新型的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基本准则。

这以后,在周恩来亲自过问和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先后同十三个非洲国家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双边经济贸易往来迅速发展。中国从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七年的经济援助金额比一九五○年至一九六三年增长四点八倍。中国提供的经济援助项目,对于帮助受援国发展民族经济、提高自力更生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大大促进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关系的巩固和发展。一九六三年底以前,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只有十二个,到一九七五年已经发展到三十八个。

一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周恩来抵达马里共和国访问。这时正赶上伊斯兰国家为时一周的斋戒。在这期间,每天从黎明到落日之间不能进食和饮水。但是,首都巴马科市民几乎倾城出动,身着节日盛装,忍饥忍渴,载歌载舞,欢迎周恩来一行。从机场到周恩来下榻的总统府,总长约十公里的公路两旁,簇拥着密密麻麻的人群,形成周恩来访问非洲以来的又一个高潮。

这天晚上,莫迪博·凯塔总统举行盛大招待会。在马里国家交响乐队演奏的富有黑非洲特色的优美音乐的热烈气氛中,周恩来和凯塔带头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十七日上午,在凯塔陪同下,周恩来参观位于首都东北六十公里尼日尔河畔的库利科罗城。这是马里的水陆交通中心、主要的花生产区和有名的“芒果城”。在该市欢迎大会上,周恩来发表讲演说:

“昨天,凯塔总统提到了中国对马里的援助。我们认为,援助新兴的亚非友好国家,是中国人民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提供这种援助,帮助亚非友好国家发展自己独立的民族经济,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我们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而认为援助总是相互的。新兴的友好国家,通过这种援助,逐步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增强世界上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就是对中国的极大的支援。”

“中国目前对马里的援助是很有限的。中国专家在马里工作,受到马里政府的亲切关怀,得到马里人民的充分合作和支持。我们向马里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专家的工作是否称职,中国提供的机器和物资是否合乎马里的需要,我们真挚地希望马里有关方面向我们提出意见。”〔47〕

周恩来感人肺腑的讲话,赢来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一月二十一日,中国和马里政府发表《联合公报》。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正式写进公报中。

二十一日上午八时半,周恩来“满载马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并留下“独立和自由的亚洲和非洲,一定能够一天一天繁荣富强起来”〔48〕的祝福,飞离马里,前往几内亚共和国访问。十时,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

几内亚西临大西洋,雨量充沛,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境内的佛塔加隆高原,是西非几条大河流的发源地,有“西非水塔”之称。科纳克里坐落在一个半岛上,三面是碧蓝碧蓝的海水。沿着海滨,高大的椰子树、芒果树突入天空。

在塞古·杜尔总统陪同下,周恩来乘敞篷汽车前往坐落在漂亮的海滩旁的、具有浓厚民族建筑特点的“美景别墅”,沿途受到科纳克里群众倾城而出的欢迎。据当时新华社记者从科纳克里发回的报道:

“从机场到宾馆的十五公里的公路两旁,密密层层的群众夹道向周恩来欢呼:‘中国——几内亚友谊万岁!’当成千上万的市民热情洋溢地向中国客人挥舞手帕的时候,大街变成了一条白色的河流。有许多人爬在沿街的屋顶上向中国客人欢呼。”

“一路上,都有男女老少表演各种民间歌舞,尽情地敲打着在欢庆节日和欢迎贵宾时用的‘塔姆塔姆’鼓,向中国贵宾表示欢迎。”

“鼓声,巴利风(木琴)声以及其他各种非洲乐器的动人的音乐,给这个城市增添了节日的快乐。”

“科纳克里的市民都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当车队缓缓驶过的时候,几内亚姑娘唱起歌颂中国——几内亚友好的歌曲。”〔49〕

杜尔是几中友谊的积极倡导者。几内亚独立后,他积极推动几中两国的相互交往,并于一九五九年十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和杜尔相识于一九六○年九月。当时,杜尔应刘少奇的邀请访问中国,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非洲国家最高领导人。周恩来参与接待并同杜尔总统会谈,代表中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几内亚共和国友好条约》上签字。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十一月六日杜尔领导的几内亚政府提出解决边界冲突的四项主张,受到中国政府和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周恩来致电杜尔:几内亚政府的“这些主张是公正的、建设性的、有助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十分赞赏贵国政府的这一公平、合理的主张。”〔50〕彼此的了解和友谊进一步加深。

一月二十日晚,杜尔和夫人在几内亚民主党总部为周恩来举行盛大的文艺晚会。在文艺演出前,杜尔发表了热情友好的讲话,赞扬说:“对于世界上一切遭受统治和剥削势力奴役的各国人民来说,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统治的英勇斗争,过去和现在始终是令人得到鼓舞的泉源和自觉的勇敢精神的典范。”〔51〕

周恩来也发表了热情的讲话,赞扬几内亚富饶美丽的国土、勤劳勇敢的人民和几内亚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几内亚共和国是富饶和美丽的,几内亚人民是勤劳和富有才干的。正如塞古·杜尔总统所说,几内亚是一个没有被打开的‘百宝箱’。我们深信,几内亚人民一定能够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把这个‘百宝箱’打开,一定能够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起来。”“世界上的国家不论大小,都能为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有的国家虽小,在国际事务中却不畏强暴,坚持正义立场,发挥积极的作用。几内亚就是这样的国家。”它“一贯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维护亚非团结和保卫世界和平,做了积极的努力”。〔51〕

访问期间,周恩来同杜尔进行了五次会谈和一次单独会谈。会谈中,杜尔申明:几内亚不像有的非洲国家那样,我们“向来不谈社会主义”,“主要的是实际行动,那些讲社会主义的国家内并无适当的经济条件”。周恩来赞许地说:如果几内亚谈“社会主义,我们才感到奇怪”。〔52〕他对几内亚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表示充分理解。

在谈到对外援助八项原则时,周恩来解释说:(一)正常情况下,中国援助的器材、设备按国际市场价格计价,因为没有别的标准可以作依据。但是,如果国际市场出现压价的特殊情况(如抵制古巴出口糖),我们将作特殊考虑,“就以高价格收买”。(二)中国的贷款是无息的,但偿还时间应有规定,这主要是为了尊重主权国家,保证该国在国际上能争取到其他国家的贷款。“贷款有两种方式:一是确定一笔贷款数目后再分配在各项目中,另一种方法是先确定项目,再根据项目确定贷款。”贷款期限到了后,偿还有困难的,“可以延期”。“我们愿意在农业、轻工业、水利、动力方面提供援助。”〔53〕

同时,周恩来积极鼓励几内亚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大力发展民族经济。他说:

“我觉得非洲各国,几内亚也是一样,真是一个没有打开的宝箱。殖民主义者不重视工业的发展,无穷的宝藏没有被开发,这是一个有利条件;非洲人民包括几内亚人民正在觉悟起来,情绪高涨;国家领导人也有建设的愿望。这三个因素结合起来,只要抓紧建设,建设一定会搞得好。”“虽然你们现在农业生产水平不高,但有发展的潜力。搞好农业,不仅能解决粮食自给的问题,还可以腾出力量来搞工业。配合农业发展,可以首先建立农畜产品加工工业,这样既能满足本国消费者的需要,又可出口,换回外汇及机器。几内亚矿产资源丰富,但首先应该使农业过关,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后可以回笼货币、积累资金,为重工业创造条件,也可使国家经济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自力更生是建设的最可靠的保证,但这并不排斥友好国家之间的援助特别是亚非国家之间的互相支持。”〔53〕

一月二十七日零时三十分,周恩来向广播电台发表主题为“一个没有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独立自主的新非洲一定会出现”〔54〕的《告别词》后,飞离几内亚,向东横穿非洲大陆,前往苏丹共和国。

苏丹位于非洲东北角的红海之滨,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二十七日下午三时,周恩来一行抵达苏丹首都喀土穆。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布德率领苏丹高级军政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据童小鹏回忆:“当时苏丹政局动荡,苏丹方面想请周恩来、陈毅从机场到宾馆时乘敞篷汽车,既让喀土穆人民得以瞻仰中国总理的风采,也扩大他们的政治影响。孔原、黄镇和我商议,觉得安全没有保证。我们没有请示周恩来即改变了苏丹方面的计划。周恩来知道此事后,严厉地批评了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对东道主不尊重,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没有给予支持,又失去了跟苏丹人民见面的机会。”〔55〕

这天晚上,通晓中外历史的周恩来在阿布德为他举行的国宴上讲话时,从中国和苏丹两国人民有着深厚友谊的角度,赞扬苏丹人民惩罚了中国和苏丹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英国侵略军军官查尔斯·戈登。戈登在一八六○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曾参与英法联军火烧北京圆明园的活动。一八六三年,他又率领洋枪队帮助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一八七四年,他被英国派到苏丹担任总督。一八八五年,苏丹人民起义军在民族英雄马赫迪率领下,攻克喀土穆,戈登在总督官邸被起义军用长矛刺死。

周恩来在国宴上欣慰地说:

“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长期斗争中,我们两国人民是相互同情和相互支持的。曾经镇压过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苏丹民族革命运动的帝国主义者戈登,最后终于受到了苏丹人民的惩罚。这种共同的斗争一直把我们两国人民联在一起。自从我们两国相继获得独立和解放以后,特别是我们两国建交以来,中国和苏丹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获得了令人满意的发展。”〔54〕

在有限的时间里,周恩来尽可能多地增加同苏丹人民的接触。他先后参观了喀土穆市、苏丹民族博物馆和故都恩图曼、青尼罗河省棉产区吉齐拉等重要城市。

一月二十八日,新华社记者发回周恩来参观恩图曼和位于该市的哈利法博物馆的报道:

“恩图曼……在一八八五年到一八九八年曾经是苏丹的首都,在苏丹历史上,这个城市由于对殖民主义侵略者进行过英勇的斗争而闻名。它是一八八一年苏丹人民发动反对殖民主义侵略的武装起义的基地。”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和其他随行人员……乘车到达哈利法博物馆,那里陈列着说明苏丹人民过去反对殖民主义侵略斗争的丰功伟绩的展品。中国客人怀着敬佩的心情仔细观看了这些展品。”“馆中还陈列着一件中国的黄绸马褂,这件黄马褂是中国清朝皇帝为了英国将领戈登帮助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而送给戈登的。”〔57〕

一月三十日上午,启程前往埃塞俄比亚帝国的周恩来,为了弥补到喀土穆时没有乘坐敞篷车的缺憾,决定坐敞篷汽车去机场,使送行的阿布德等苏丹高级军政领导人很受感动。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最早武装反抗法西斯势力的国家,是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的发起国,并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了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大会,非洲统一组织的总部也设在这里。虽然它没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但是同蒋介石集团也没有外交关系。

七十多岁的海尔·塞拉西皇帝邀请中国政府总理来访,但又迫于美国的压力,把会谈地点安排到远离首都的北部城市阿斯马拉。阿斯马拉坐落在海拔二千四百米的高原上。按照国际惯例,这样做是不礼貌的。但是,周恩来充分体谅东道主的难处,决定前往阿斯马拉。他说服有反感情绪的部分随行人员,说:应该体谅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困难,不要计较礼仪,要着眼于发展中埃人民的友谊。〔58〕塞拉西皇帝对于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国人民来说,并不陌生。一九三五年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就已知道他领导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人民英勇抗击意大利法西斯侵略而享誉世界的感人事迹。

中午,周恩来一行在阿斯马拉皇宫受到塞拉西皇帝的接见。下午,双方开始会谈。

会谈中,塞拉西皇帝指责中国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同索马里的边界争端中支持了索马里,理由是“中国援助索马里”,“索马里会利用中国的援助来反对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周恩来耐心解释说:埃、肯、索三国的“民族争执问题,对我们是一个新问题。索马里同中国先建交,埃塞俄比亚同中国未建交,肯尼亚当时还未独立。由于中索建交,索马里总理到中国访问”。“索总理访华时向我们要求经济援助。凡是非洲国家向我们提出经援要求,我们一般都给予满足。”“我们帮助索马里进行经济建设,同索马里想用武力夺回领土毫无关系。”“好似我们对阿尔及利亚提供的援助,同阿、摩冲突完全是两回事”一样。因为“我们对阿的援助从阿进行反殖民主义战争就开始了,但阿、摩冲突是发生在去年十月”。“我们一向坚持万隆精神,主张任何争端和平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我在同索马里总理的谈话中,一再强调了我们对埃、索争端采取不介入的立场。索总理表示同意我们的立场。”“我们愿意同非洲各国友好,不在争端中支持任何一方。”“对索马里提供军事援助的不是我们,是别人,是某些大国。”“我们不介入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已听过索马里的意见,所以这次先访问埃塞俄比亚,先听取你们的意见。”

周恩来通情达理的一席话,驱散了笼罩在塞拉西皇帝心中的阴影。他表示感谢周恩来的承诺,并且表白:埃塞俄比亚并不是说中国“不该援助索马里”,而是“觉得只能给经济援助而不能给军事援助”。接着,他说:埃塞俄比亚“仍愿同索马里坐下来谈判”。周恩来回答说:“很高兴听到陛下坚持同索马里坐下来谈判的立场。这精神很好,我一定转达索马里方面。”〔59〕第一次会谈就在欢声笑语中结束了。

一月三十一日下午,双方进行第二次会谈。塞拉西皇帝不同意中国方面提出在两国《联合公报》中“宣布中埃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他说:

“我们的建议是:‘双方协议采取措施加强埃塞俄比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包括在最近的将来使两国关系正常化。’”

“埃塞俄比亚一直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如果我们要使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我们不能不考虑同美国的关系。”“我并非追随美国的政策。我们的政策是不结盟,我们相信这一政策是正确的。”〔60〕

周恩来设身处地地理解塞拉西皇帝的这些解释。他说:“陛下提到埃塞俄比亚面临的实际困难,并且表示要努力克服这种困难。”“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照顾埃塞俄比亚的困难,还需要时间。”“也可能需要长时间,这没有关系。事情总是准备长一点好,困难总是估计多一点好。”因此,“公报如何写法应该考虑”。〔60〕周恩来这样表示后,塞拉西皇帝感动地说:“毫无疑问,我们一定会克服困难,保证遵守诺言。”

会谈结束后,中国方面在《联合公报》中完全采纳了塞拉西皇帝提出的关于两国关系写法的建议。这以后,塞拉西皇帝努力推动中埃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两国终于在一九七○年正式建交。〔60〕

鉴于在非洲出访的时间已经很长,经同有关国家商定,周恩来原定对坦噶尼喀、肯尼亚和乌干达的访问推迟到今后方便的时候进行。这样,周恩来对索马里共和国的访问成为非洲十国之行的最后一站。

二月一日中午,周恩来抵达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受到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总理和首都市民载歌载舞的欢迎。这是周恩来对上一年舍马克访问中国的回访。

这天晚上,在舍马克举行的国宴上,周恩来追溯了中索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他说:“早在九世纪初叶的中国文献上,就有着关于索马里的记载。十五世纪中国的大航海家郑和,在他著名的远航中,曾多次访问过摩加迪沙和索马里的其他地方。在此期间,也曾有过索马里的友好使者到中国进行访问。所有这些历史上的友谊的佳话,为中索两国人民世世代代所传颂。”〔61〕次日,周恩来同亚丁·阿卜杜拉·欧斯曼总统会谈时,再次强调了中索两国“早在一千年前就有了来往”〔62〕的传统友谊。

周恩来出访的十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几乎都十分关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在索马里,周恩来再次重申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虽然承认中国已成为一种趋势,但“联合国是否能多数支持恢复中国合法权利并且驱逐蒋介石,那还不能肯定”。因为“美国在联合国操纵了多数”。假如它“看到联合国多数支持恢复中国席位”,“一定会提出台湾地位未定”,“会提出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叫台湾政府,或台湾共和国,或者托管地”。拉丁美洲国家会追随美国,英国会赞成,“一部分亚非国家会动摇,会劝我们先进去,不要反对把台湾除外”。“把台湾除外,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不然,等于我们承认台湾被割出去,承认美国占领台湾。”这是“蒋介石都不承认的事,我们承认,我们就变成民族罪人,出卖领土”!他斩钉截铁地说:“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只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们绝不会承认把台湾割出去。”

舍马克仍疑惑地提出:“如果联合国多数支持恢复中国席位,而美国有不同意见,要把台湾除外,中国是否可先接受安理会的席位,同时宣布台湾是非法的?”周恩来直截了当地回答:“不可能,这两个问题一定得联在一起。中国的席位一恢复,蒋介石(在联合国的席位)应该是不存在了。”“如果出现两个中国,我们宁可不进联合国。”因为“美国在搞鬼,许多国家受影响,要造成两个中国同时存在。我们只有不进去,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能在美国的阴谋面前屈膝”。

正是基于这种反对“两个中国”的坚定立场,在周恩来指导下,一月二十七日,当他访问非洲期间,中国和法国政府发表了体现“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精神的《联合公报》,宣布中法两国“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这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是中国外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突破。

在索马里,周恩来通过这次出访对非洲形势的认识作出总结,盛赞非洲人民敢于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的精神风貌,并且提出了“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的论断,预言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终将取得最后胜利。他说:

“我们访问了十个非洲国家,东非其他国家推迟到以后再访问。这次访问主要是已建交的国家。”以前我们对非洲情况的了解,基本上是从到中国访问的非洲朋友和中国驻非洲国家使馆得到的,“现在亲自来非洲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增加了不少知识”。

“现在是非洲人民大觉醒的时代。在任何地方看到的非洲人民表现的热情都是很感动人的,这不仅仅是为着欢迎中国代表,而是因为他们独立了,解放了,碰到解放了的朋友。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非洲人民站起来了,觉醒了,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前进。”

“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我们深信,非洲新兴国家,有了正确的领导,紧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把民族革命进行到底,一定能够创造光明的未来。”

二月四日,周恩来一行结束对非洲十国历时五十五天的访问,满载非洲人民的深情厚谊飞离索马里,二月五日抵达昆明。周恩来这次出访的非洲十国的总面积和总人口,分别占非洲大陆总面积和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和百分之四十一。

按照预定计划,在昆明、成都稍事休整后,二月十四日到二十九日,周恩来和陈毅等再次出访南亚的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他将这次访问称为:“旧地重游,倍感亲切。”在缅甸和巴基斯坦,他们分别同奈温主席和阿尤布·汗总统多次会谈。当结束对巴基斯坦访问时,应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邀请前往访问的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从昆明飞抵达卡。二十六日下午,他们一起抵达锡兰首都科伦坡。同班达拉奈克夫人会谈中,周恩来再次介绍了中印边境的现状和中国政府的主张,说:中印边界问题只能和平解决,没有别的办法。并且表示:如果印军前进,我们将采取措施让科伦坡会议国家出来调解,不会直接和印度冲突。

延伸阅读

    ----毛泽东传(七十):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下)

三月一日,周恩来一行从科伦坡飞抵昆明。至此,周恩来结束了历时七十二天、行程十万八千里的对非洲、欧洲和亚洲十四个国家的访问。

周恩来这次出访,举世瞩目,是一次伸张正义、扶弱抗强的壮举,是中国发展同亚非国家友好关系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特别是周恩来提出的中国处理同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正如周恩来所说:“这次访问,受到了各国热烈的欢迎和隆重的接待,获得了圆满的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和影响”。

三月十五日,周恩来一行返回北京,受到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五千多人的热烈欢迎。全场高呼:“欢迎周总理!”“亚非人民团结万岁!”

来源专题周恩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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