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其实是受苏、美二个大国的逼迫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8月9日，苏联一百多万军队从中苏、中蒙边境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突然袭击。为此，毛泽东、朱德还联名致电斯大林表示祝贺。电报说：“斯大林大元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对苏联政府的对日宣战，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及其军队，将以全力配合红军及其他同盟国军队，消灭万恶的日本侵略者。”
就在苏联出兵的当天，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看来，苏联出兵东北，无疑是一个“伟大历史突变”。8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所属部队，要敢于迅速夺取城市和交通要道。8月10日至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七道命令。其中，有三道命令是配合苏军作战。
而在重庆谈判期间，斯大林对中国国共二派的形势判断是十分错误的，因为斯大林认为：国民党拥有450万训练有素、美式装备的现代化军队；而中共只有100万士兵，训练和装备都很差。而且为了维护雅尔塔体制的稳定，斯大林对日益突出的国共矛盾问题，基本上持和美国相同的立场，即：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具体说来，就是国民党主政，共产党参政；迫使蒋介石进行某些政治民主化改良。 8月14日，苏联和中华民国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约。14日晚，日本天皇签署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终战诏书》，并于次日向全世界宣告。在这样的形势下，斯大林应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的请求，于8月20日发电报给延安，电报由苏联红军驻延安情报组转给毛泽东，要求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紧急会晤”。电报说：“考虑到日本投降和国共双方关系的恶化，这次会晤是必要的。”电报还警告说：“不能进行内战，否则，中华民族的存在将受到危害。因为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希望和平，所以毛泽东应与蒋介石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电报落款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很不高兴——“甚至是很生气”。但斯大林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指导者,毛泽东不能不尊重他的意见。8月2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说：“我们要准备所有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先派恩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
8月20日，中共根据苏军在东北的作战情况，毛泽东决定派9个团“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当天，毛泽东又批准了华中局夺取上海的起义计划，并提议组织各大城市武装起义。同一天，毛泽东还多次电告中共华中局，要他们坚决执行起义计划，除发动上海、南京、杭州地区数百万农民武装起义策应外，还应迅速调派新四军进城援助。此外，毛泽东又电告华北各局，指示他们在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等城市内迅速组织武装起义，夺取这些城市，尤其是平津。毫无疑问，如果这些起义计划能够付诸实施，那么大半个中国就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了。眼看“把中国拿下来”的目标即将实现，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斯大林发来了那封电报。这让毛泽东十分生气。在此美、苏二个大国施压的情况下，毛泽东只好改变原定的战略部署。8月21日，中共中央电告华中局取消上海等地的起义计划，而开始准备参加重庆谈判。
8月22日，斯大林又发来电报说：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打内战消灭共产党，但是蒋介石已经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际国内就无法理解，如果打起内战，责任由谁承担？斯大林表示：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安全问题不用担心，将由美、苏两国负责。
美国大使赫尔利是重庆谈判的始作俑者，当他在蒋介石与毛泽东的电报战中获悉——毛可能不愿意来重庆时，就在请示杜鲁门总统同意后，在重庆发表了“美国政府保证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安全”的声明，以逼毛就范。
二、蒋介石老谋深算，早已为扣留毛泽东制定了预案
其实蒋介石对毛泽东可能来重庆谈判也不是完全没有准备，他仗着有美国的支持和《中苏友好协议》的签署，自以为象诸葛亮一样“未出茅庐已三分天下”，准备借重庆谈判的政治手段，以国家的党、政、军政令必须统一为借口，对中共的军队、根据地进行大幅度地压缩。而且蒋还亲自对中共罗列了十一条罪状，以准备在一旦谈崩后，必要时作为扣留、制裁毛泽东的理由。现将其公布如下：
1、资抗战之名义，而行破坏抗战之实。
2、借民主之美名而施阶级独裁之阴谋。
3、违反四项诺言之事实与经过，欺民欺世，忘信背义，莫此为甚。
4、藉民选之名义以行其拥兵自卫，割据地盘，奴辱民众，破坏统一之实。
5、破坏外交政策，捕杀盟军官兵，阻碍联军行动，破坏国军反攻计划，诋毁英美参战为帝国主义之战争。不仅反对政府联合英美作战，而且始终破坏中苏国交之增进。
6、勾结敌军，通同汉奸，倾害国本，颠覆政府，以组织联合政府为过渡手段，而达到其多数控制，成立第四国际专政之目的。
7、企图割据华北各省，盘踞热察，隔绝中苏联络，破坏中苏联盟，以期扰乱世界和平之建立。
8、擅设军事委员会名义，劫持第十八集团军，促使新四军之叛变，反抗军令，毅然以共产红军自称。
9、擅设延安所谓陕甘宁边区政府，割据地盘，反对中央政令，私发钞票，擅征租税，强种亚片，私设关卡，与敌伪公开贸易，交换货物，以接济敌军，助长侵略，此即中共所谓对敌抗战也。
10、迹其宣传，直接以攻讦政府，诬蔑盟军，间接以协助敌伪，毁灭国本，必欲中华民国变成为第四共产国际而后已。
11、共军所到之地，所谓民选政府之实情：（甲）信仰言论行动皆为绝对统制而无自由，否则即以反动汉奸与叛徒之罪而加以逮捕。传教士绝对不能传教，且不准其进入其民选区。（乙）人民之纳租、出捐、抽丁、派粮不惟因战后而不奉令停止，且变本加厉，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抗战期间到处煽动人民，对政府抗粮抗役，以不出粮、不征兵，且借各种神道邪教以愚惑民众。
蒋介石在西昌行辕疗养时所写的这些“罪状”，当然不是一时兴至，显然是在为扣留并惩办毛泽东而作好了事先的准备。
然而当毛泽东真得到了重庆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进行了积极的社交活动，不但与蒋介石会见为争取国内和平而奔走；而且还广为接触中国政治舞台上各派政治领袖和社会贤达，在他们中间做工作，由此极大地提高了中共在社会各界的声望，争得了人心、民心。在这里，毛泽东除去参与谈判外，还遍访各界人士，参加各种社会交往活动。用国民党顽固分子的话来说，毛泽东是在大搞统战“阴谋”。而毛泽东、周恩来将此举称之为“看望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反正毛泽东什么人都见，左派也好，右派也好，大官小官、平民百姓，在周恩来的协助下，毛泽东都和他们打交道。不但山城轰动，并且受到了国际国内的一致拥护，和平呼声与国共联合政府的社会期望极高。加上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保卫工作十分严密，这使得蒋介石已不敢牟然对毛泽东下手了。
10月10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园客厅共同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这个《纪要》其实是由周恩来起草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到重庆后和国民党代表多次商谈的结果，也是双方求同存异、互谅互让的结果。共十二条，其中《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属于总纲性质，双方一致确认：“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将在蒋主席的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纪要》的签字当然是件大喜事。这标志着饱经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终于向避免内战、化干戈为玉帛前进了一大步。为此，国民政府于当天还专门发布授勋令，对大批抗战文武有功人员授予“胜利勋章”，其中包括六位中共人士。据说为这六块给中共的“胜利勋章”蒋介石曾考虑再三，第一次在受勋人员名单中仅朱德、彭德怀、叶剑英三人，随后又加了毛泽东和董必武二人，最后又加了邓颖超。
从目前公布的蒋介石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和毛泽东在重庆一共待了43天，但是蒋介石的内心世界发生了180度的变化。开始的时候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叫“诚恳、忍耐”。这一是要欢迎毛泽东来，要诚恳地接待他；二是毛泽东可能会提出一些要求，蒋告诉自己要忍耐。而毛泽东到重庆在谈判中所提出了的一系列的要求，蒋就觉得毛的要求过高，所以蒋的态度就变了。又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拘留、审判”。他决定把毛泽东扣在重庆，而且要判他的罪，要交给法庭去审判。蒋知道实施这个决定会有很大的风险，一旦把毛扣下来这可不是一个小事情。所以最后他又改变了方针，也可用四个字概括——叫“授勋，礼送”。蒋介石的这两个180度的变化，表明蒋在赫尔利被美国突然召回失去了支持之后，对毛泽东已是虽有扣留之心、而无扣留之胆了！
历史表明：蒋介石确实没有一丝一毫和共产党妥协的打算，只考虑怎样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双十协定”也被蒋介石用做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烟雾弹。毛泽东对全面内战的不可避免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积极的准备，也没有按斯大林的话办事，最后经过了三年的战争，就彻底打败了蒋介石——这当然是后话了。但当时毛泽东对斯大林强迫他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做法，还是以大局为重，忍气吞声地服从，并还违心地向党内其他领导人做解释工作，但是内心其实是十分气愤的。所以后来每说及此事，毛泽东都抑制不住积郁在胸中的怨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