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赫尔利操纵美国，对华政策成——扶蒋反共
赫尔利1944年9月来华时的身份是总统特使，当时罗斯福给他的任务是：1、担任总统派往蒋介石委员长的私人代表；2、增进蒋与约瑟夫·史迪威将军间的和谐关系；3、执行有关军事补给方面的任务；4、与高斯大使保持密切关系。
1、蒋介石亮底牌，使联共政策碰壁。罗斯福对华政策长期以来比较灵活，尤其对中共方面，因为美国希望借助苏联的力量约束中共。所以罗斯福十分希望赫尔利能够在调动中国一切力量尽快结束对日战争上作出一些贡献，而此前，史迪威将军和高斯大使都已就联共抗日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和尝试，但均遭到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各种抵制。所以赫尔利刚到中国后，开始也很积极地致力于国共调停。
但11月12日，当赫尔利拿着在延安与毛泽东五次谈判才同中共签署的《五点协议》到蒋介石处碰了壁后，蒋介石与赫尔利就联共问题专门进行了一次长谈，最后蒋介石向赫尔利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中共是我蒋某人的死敌！现在你们美国人都在用美援来逼我联共抗日，但我可以告诉你——真要把我逼急了！那么我宁可不要你们的美援，也要把反共进行到底！因为在我看来——这反共甚至比抗日更重要！蒋介石的这种坚决反共的决心对赫尔利震动很大，他终于明白了罗斯福总统所期望的说服蒋介石联共抗日只是一厢情愿和徒劳的，同时也搞清了为什么史迪威将军、高斯大使与蒋委员长的关系如此之疆的真正原因。
赫尔利在与蒋介石的这次密谈后，也经过了长期思考和分析：他以雅尔塔协定上美、英、苏已承认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为前提，和美国所倡导国共联合抗日并不是真心支持中国共产党——而是为了调动苏联抗日积极性的实质，以及蒋、毛及国、共的矛盾是不可协调的现实等原因的综合权衡后，最后作出了工作策略必须重大调整的决策。随后，赫尔利就开始了从劝蒋联共抗日到扶蒋反共的角色转换。
揭秘重庆谈判保卫工作——（3）谈判背后的激烈情报战（蒋、宋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
2、清除亲共的不同政见者。由于当时，在美国的政界、军界都对中国战局形成了一种建立联共抗日的联合政府之共识和期望，赫尔利认为若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从中国战区开始。一是要逐步撤换明显亲共的军政要员，二是要积极向国内传递反共的信息。
于是，他首先以为了缓解史迪威将军与蒋委员长的矛盾，经赫尔利提议由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艾尔伯特·C·魏德迈少将接替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五星上将史迪威既明显亲共、又热衷于与蒋介石争夺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长期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史的调离——终于使老蒋出了一口恶气，也使他对赫尔利开始有了好感。但随后，赫尔利却因美军军官莫克莱尔和包瑞德许诺给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提供美国空降师的事情向魏德迈将军大发脾气。
揭秘重庆谈判保卫工作——（3）谈判背后的激烈情报战（蒋介石对魏德迈少将表示满意）
随后，赫尔利又以总统特使与美国驻华大使意见相矛盾为由，迫使高斯大使辞职，并且由自己接替高斯担任美国驻华大使职务（11月17日）。驻华使馆其实是一个专门向美国政府输送中国战区情报的机构，赫担任了大使——其实就掌控了向美国政府的情报输送权。
1944年底，中缅印战区向延安派驻了美军观察组，这个以戴维·包瑞德上校为组长的9人观察组通过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对延安作出了评估：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是不可低估的战斗力量，应该向他们提供武器，应该与他们联合对日作战。他们称赞中共领导人，“有着伟大的作为领导者的能力和品质”，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为此还专门向美国政府提出了推动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但赫尔利对此极力反对，并专门在使馆的训话会上严厉警告：凡是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明确同意，都不得帮助重庆政府以外的个人或团体。他武断地将美国国内的批评舆论都集中到包瑞德头上。为此，他不但使包瑞德失去了晋升将军的机会，而且还撤了包瑞德的职，并将其调离中国。最后，经赫尔利的努力，终于使美军观察组也成为清一色地“扶蒋反共”团队。
1945年3月，就在赫尔利回国述职期间，美驻华使馆内的文武官员曾聚集一处检讨赫尔利对华政策，认为事情的发展极为严峻，应该给国务院写一封急信。信是由美驻华武官、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起草的。但罗斯福逝世后，赫尔利更加胆大妄为地公开声言：将全力支持蒋介石，而不支持中共。并无所顾忌地追究使馆内的“不同意见者”，最后竟以“偷窃文件”的间谍罪名，将谢伟思等六人被逮捕。
3、在美国演讲，公开宣布“扶蒋压共”政策。赫尔利千方百计地在中国统一了美国人的口径后，但在美国国内恰引发了一场对赫尔利——对华政策的激烈地争论。为此罗斯福于1945年3月召赫尔回国，并向他透露了雅尔塔协议的内容，并试图借助苏联的压力去解决国共矛盾。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向美国公众宣布美国对华政策（史称“四·二”讲话、或扶蒋反共声明）。这个讲话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转上了“扶蒋压共”的轨道。这当然并不是说美国从此支持国民党用武力反对共产党，也不是说美国要放弃以政治外交手段来调解国共矛盾，而是改变策略——压共妥协，以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
4、游弋英、苏 ，促使《中苏友好协议》出台。4月3日，赫尔利就又按罗斯福的指示赶往英国见丘吉尔，然后又赶往莫斯科见斯大林。此行的目的是以美国政府驻华大使的身份向英、苏二国首脑说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原因，并征求和试探二者的反应。特别是在莫斯科还要对即将签订的《中苏友好协议》表明态度，虽然赫尔利到达莫斯科时罗斯福总统刚刚逝世，但这并不影响美、苏二国为进一步落实雅尔塔协议而进行的利益划分。当时赫尔利向斯大林提出要求——要苏联给中共断奶，这就是《中苏友好协议》上关于苏联不支持国民党在国内的敌人条款的来由。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赫尔利在8月14日确认《中苏友好协议》已经签约后，立即向蒋介石建议：现已经到了可以正式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的时候了！的原因。
5、谈判尚未结束，政治生涯就已告终。重庆谈判期间，赫尔利就已经知道一旦谈判结束——内战就马上要开始了。但他没有想到谈判尚未结束，9月22日，赫尔利就接到国务院要他返回美国听取训令的紧急令。他立马登机回国，并向国务院报告谎称：随着重庆谈判的进行中国的两个政党似乎在和解，但关于内战的谣言正在减少。但奇怪的是不但杜鲁门总统没有接见他，而且连国务院内也再没有人理采他。原来魏德迈将军已将赫尔利为帮助蒋介石与中共争夺东北，而动用美国海军、空军运输国民党军队到东北的计划通报给了国务院。此举严重违反了美军不参与国共之争、保持中立的原则，所以杜鲁门总统已对赫尔利不予以信任了，最终迫使赫尔利大使只好于11月提请辞职。
二、康泽在重庆遥空，帮助蒋介石——假戏真唱
蒋介石有了雅尔塔会议上美、英、苏三国的支持，以及《中苏友好协议》签约的保证，加上美军的海、空部队大规模运输部队的帮助，自以为在军事上对中共已形成了绝对的优势，所以在谈判上一定处于绝对主动的地位。而在发动重庆谈判电报的舆论战时，又自恃国民党有情报战和新闻舆论工具上的优势，所以是胸有成竹。
1、投石探路，先发“寒电”以试反应。蒋介石在发出“寒电”以后，就立即命令康泽向派驻延安的别动队队员了解毛泽东对“寒电”的反应，所以，国民党军令部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就突然向中共提出了拜访毛泽东的请求。为此，毛泽东还在枣园专门正式接见了周励武和罗伯伦。见面后周励武就迫不及待地询问毛泽东对蒋介石“寒电”的看法，毛泽东当面告诉他们先不准备去重庆，等蒋委员长复电后再作考虑。得到毛泽东的明确回答以后，周励武急匆匆地向重庆汇报了自己会见毛泽东的经过，明确指出：毛泽东绝不会去重庆。
揭秘重庆谈判保卫工作——（3）谈判背后的激烈情报战（国民党军委别动总队队长、中央军校特训班主任康泽）
周励武受康泽直接指挥，而康泽是国民党军委别动总队队长、军校特训班主任，是国民党内与戴笠齐名的特务头子。康泽得到“第一手”确切情报后，赶忙将其送呈蒋介石，并马上复电嘉奖周励武，并命令他们继续要随时注意毛泽东的动向。蒋介石在收到毛泽东的“铣电”和康泽送达的周励武的“第一手”情报后，忍不住说道：“果然不出所料，毛泽东绝不敢来重庆。”
2、再接再厉，哗众取宠以显诚心。蒋介石接到毛泽东的“铣电”后，一看毛泽东在以“朱总司电”为由要其作出明确答复。认为毛泽东这是在提以同意中共武装接收日军投降作为重庆谈判的前提条件，所以特请陈布雷以“先硬后诚”的原则再向毛发出谈判邀请。这“先硬”是要以盟军司令部的命令为由（不顾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也是中国国民革命军序列的事实），坚决拒绝中共武装对日军的受降的要求，“后诚”是在继续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的口气上要十分诚恳。而陈布雷起草的“哿电”也确实不负蒋委员长所望，不但意思表达的十分确切、而且语气用词也非常诚恳，这令蒋介石十分满意。所以，该“哿电”在8月20日发出后，立即于8月21日见重庆各诸报端。
而驻延安的国民党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也接到了上司康泽的命令，积极地开展行动以收集中共方面对此电的反应。而毛泽东对他们的再次接见更使其喜出望外，而且毛主席还亲口告之——已安排周恩来赴渝谈判，自己工作太忙，不能赴渝。
蒋介石收到毛泽东的“养电“，心中暗喜：果真不出所料，毛泽东被逼无奈表态了，派周恩来到重庆“晋谒”，来与我周旋，自己仍然躲在延安不敢露面。数小时后，康泽又送来了周励武、罗伯伦见到了毛泽东断定其不会来重庆的情报，蒋介石更相信毛泽东不会到重庆了。就于8月23日给毛泽东发去了第三封电报——“梗电”，再次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3、假戏做绝，派高官乘专机相迎。8月24日，蒋介石收到毛主席的“敬电”后就更加证实了原先关于毛泽东不敢来重庆的判断了，所以就根本不去准备如何谈判，而是继续在如何扩大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的舆论宣传上大做文章。
所以，蒋介石为了把假戏做绝，先由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重庆代表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美国政府确保中共代表在重庆谈判期间的安全。同时，又通过外交部长王世杰要求苏联斯大林对毛主席施加压力。然后又于8月27日派出飞机到延安接毛主席来重庆谈判，同机前去迎接毛主席的高官有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治部主任张治中。
8月28日上午，在延安的周励武、罗伯伦又提出会见毛泽东的要求，被敌工部长金城等婉言回绝：毛泽东正与赫尔利大使、张治中部长谈话，周恩来下午将乘飞机与赫尔利、张治中去重庆。得此“情报”的周励武、罗伯伦，又一次向重庆发出密电，称毛泽东无意去重庆。而当蒋介石从康泽手里接到该电报时，毛泽东正与周恩来、张治中、赫尔利登上准备去重庆的飞机呢。
三、李克农坐镇延安，配合毛泽东——真戏假做
1945 年8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然而，第二天即8月14日，蒋介石却出人意料地向延安发来电报，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共商国事。为了弄清蒋的意图，毛泽东找来李克农，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
李克农作为情报专家，很快把注意力放在国民党军令部派驻延安的两个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身上。他相信，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定会密令周励武、罗伯伦加紧活动，收集延安方面的情况，因此从他们的来往密电中可以洞悉蒋介石此举的心态和目的。李克农果断命令：严密监视周励武、罗伯伦，侦破其电台的活动。
揭秘重庆谈判保卫工作——（3）谈判背后的激烈情报战（中共情报王——李克农）
1、先虚晃一枪，以钩老蒋的胃口。8月15日晚，受李克农指挥的情报系统从重庆获悉，重庆各报已被告知，明天一早各报要全文公布蒋介石致毛泽东的“寒电”。李克农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告知已获取了密电码，可以破译重庆与延安间国民党特务的电讯联络。毛泽东高兴地说：“蒋介石看我沉默，便展开了舆论攻势。我现在就起草电文回复蒋介石。”同时，毛泽东还边写电报边笑呵呵地对机要秘书叶子龙说：“这是蒋介石迫于国内、国际形势，迫不得已做出的‘假和平、真备战’的缓兵之计。抗战期间蒋介石把精锐兵力放在西南、西北大后方，现在要调到前线抢果实，还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再者，抗战胜利，世界需要和平，过早撕下脸皮就会失之于民，也有些天意难违呀。”
次日，毛泽东发出给蒋介石的“铣电”。电文很短，回避了他是否要去重庆参加谈判。
2、然假装上钩，并再使诱敌深入之计。而8月20日，李克农在延安收到“哿电”经分析后断定，蒋介石这是在假戏真唱，其实他绝不希望毛泽东去重庆与他谈判，而是估计毛不敢去重庆才故意逞强。主要是想借此在舆论上获得优势，如毛泽东不去，他就可以把拒和平的责任全推在共产党的头上。李克农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分析后，毛泽东决定再给蒋介石吃一颗“定心丸”，增加他的错误判断。8月22日，毛泽东给蒋介石回了第二封电报，这就是著名的“养电”。
此“养电”虽短，但毛主席还以“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借此对蒋介石发起的舆论战进行了巧妙地反击。
接着，毛泽东还依照李克农的意见再次接见国民党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一见面，毛泽东就“开诚布公”地对周、罗说：“蒋委员长‘哿电’已收到，本日已复蒋委员长，因自己工作繁忙，无法脱身，为团结大计，先派周副主席前去重庆会晤蒋，待恰当时机再相机赴渝。
3、后出其不意，毛泽东与周恩来同机到达重庆。毛泽东收到蒋介石的“梗电”后，大笑不止：“蒋介石要把假戏唱到底喽！果真以为我不敢去重庆了！”这时，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公开表示：美国政府担保毛泽东的人身安全。苏联的斯大林居然也站在所谓“中立”立场上，也于8月22日第二次电报劝告毛泽东为民族利益、为维护团结一定要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对策。毛泽东发言道：“蒋介石三次邀我，这个风险要冒。不去，不利。虽然是假戏，但要假戏真做。不然，内战的帽子就戴到了我的头上，戴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头上。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失掉一些人心。能谈则谈，谈不成，顶多是坐牢，杀头。就目前看，蒋介石这样做还有很大困难：一是我们有解放区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和二百万民兵做后盾：二是国统区觉悟了的人民是反对内战的；三是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为了最后挽救和平，为了教育人民争取中间势力，孤立美蒋反动派，以极大的努力来寻求避免内战，实现和平的道路。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计就计，毛泽东由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亲自去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于是，中共中央又于8月24日以毛泽东名义发出“敬电”回复了蒋介石。
最后，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和赫尔利的陪同下，乘飞机于下午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慨然应邀来参加谈判。毛泽东在重庆期间与蒋介石进行多次会谈，并广泛接触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尽显了中国共产党真心热爱和平的坦荡胸怀。毛泽东的伟大形象，得到了国统区各党派和人民的广泛认知和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