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重庆谈判，不得不首先谈一谈国共双方为此而开展的一场电报战。因为这不但是重庆谈判的序幕，也是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前的一场宣传攻势，是争民心、显诚心的一场舆论战，所以它其实是国共重庆谈判中的第一个回合，而且也是重庆谈判中最精彩的一个回合。
一、三个回合的电报战吹响了谈判的前奏
抗战胜利后，美国驻华特使赫尔利向蒋介石献计：“蒋委员长可否给毛泽东发个电报，邀他来重庆共商国事。如果他拒绝，你可以接二连三地发电报邀请他，充分显示你的诚意。如果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来重庆，拒绝和谈，你就可以向全世界宣布，共产党不要和平。你就可以大加讨伐，而不负任何责任。”蒋介石闻听此言，眼前一亮，觉得此计甚妙：一是可以满足国内要求和平的人的愿望；二是可以满足国际社会要求；三是可以充分利用和谈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兵力，真可谓 “一石三鸟”。
对此，蒋介石是听在耳里、想在心里，对此好主意是高心地默默赞许，但面上不露声色。随后，先后有国民军事委员政治部主任张治中、国民政府主席府文官长吴鼎昌、总统侍从室第六情报组组长唐纵等高级官员和第三方民主党派关于国共谈判建立联合政府的积极建议下，蒋介石出于对毛泽东不敢离开延安到重庆来谈判的综合判断，以大唱和平论调的高姿态向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轮电报战，点名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
（1）第一会合寒、铣之电。1945年8月14日，经蒋介石授意由其谋臣吴鼎昌执笔，给毛泽东发出了第—封重庆谈判的电报。
(政府主席府文官长吴鼎昌)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毛泽东接到该电文后，立即于8月16日正式回电，电文之巧妙在于没有正面答复是否接受谈判，反以朱德总司令关于接受日军投降事宜之请示来逼蒋表态——以钓老蒋的胃口。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
备注：(8月16日，朱德致电蒋介石：“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部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投降。”)
（2）第二会合哿、养之电。蒋介石见毛泽东的回电是虚以周旋，正中下怀，就于8月20日又亲自向自己的贴身侍卫“文胆”陈布雷口授了一封再次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的电报，这就是著名的“哿电”，不但电文奇长，而且口气也很硬，以充分彰显国民党谈判的诚意。
(蒋介石的贴身侍从“文胆”陈布雷)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送来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防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巳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属守将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哿
蒋介石真不愧是上个世纪最著名的政客之一，在此份电报中不但以盟军司令部命令为借口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并反诬朱总司令不执行命令外，还进一步再次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其言辞之恳切，极易迷惑渴望和平的人士，还以为蒋介石真的是那么热爱和平。而毛泽东也非等闲之辈，为进一步迷惑蒋介石，特于8月22日再次回电蒋介石。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
此电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但没有就毛泽东是否赴重庆给蒋以明确答复。此前，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就此问题召开过会议，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到重庆谈判，随后视情况再决定毛泽东是否亲去谈判。
（3）第三会合梗、敬之电。蒋介石看到中共领袖毛泽东两封回电均无亲自来重庆之意，再联系到近期各特务机关发回的毛泽东不敢到重庆的情报，再结合毛泽东从秋收起义至今从未离开过根据地的历史，认准毛泽东有怯懦之意。蒋介石深知；如果毛泽东不来，就可把破坏和谈、引发内战的罪名扣在了共产党头上：毛泽东若来，正好拖住他争取时间做好进攻解放区的准备。想到自己假和谈一着棋竟有如此之精妙，就越发得意起来。 8月23日，蒋介石又乘热打铁地给毛泽东拍发了第三封电报。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周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巳准备飞机迎接，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梗
这是毛泽东在不到10天内接连收到蒋介石的第三封邀请电报，这在其“交往”的史上是绝无仅有，而且一封电报比一封电报言辞恳切，一封电报比一封电报时间紧急，指名道姓要毛泽东亲赴重庆，甚至连飞机都预备好了。
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当日召开了扩大会议研究对策。最后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计就计，毛泽东由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亲自去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并于8月24日正式回电答复。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励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 敬
以上电报战共分三个会合、六份电报，仅历时11天，最后以毛泽东的敬电告结束。而敬电其实含有二个内容，第一个内容非常明确——即周恩来将率先赴渝，第二个内容是毛泽东可能随后就到。
而事实上是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和赫尔利的陪同下，乘飞机一起到达了重庆九龙坡机场，这就完全大出蒋介石与国民党的意外了。
而且毛泽东一下飞机，就在机场飞机旁发表书面谈话说明了谈判目的，他庄严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毛泽东的简短讲话，就把中国共产党对当前时局的政治主张，光明磊落地宣告于中外——国共的电报战结束了！重庆谈判开始了！
二、国共谈判背后的苏美影子
从现在看来——与其说重庆谈判是一场国共之间的谈判，到还不如说是在美、苏两个大国影响下国共所必须履行的一个形式而已。
（1）美国对中国国民党的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对中国的抗战只提供舆论上的声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制订了远东政策，其对华政策有两大目标：一是“维持中国战场”，使中国成为美国打败日本的有力帮手，二是建立一个亲美的政府作为“战后亚洲的主要稳定力量”。罗斯福预计，战后日本战败将失去强国地位，而崛起的苏联可能从东北亚向外扩张，美国希望中国国民党能成为限制苏联扩张和引导亚洲民主运动发展的“一个稳定力量”。1942年11月到1943年7月，宋美龄出访美国和加拿大，一方面为中国抗战造势，另一方面积极争取美国向中国提供实质性的援助，这次出访不但取得了舆论上的轰动效应，而且还得到了罗斯福政府在物质上的大力支持。
1942年6月2日，《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通称《中美租借协定》）签署，美国对华援助迅速增加。据资料：1942年为1亿美元，1943年为4900万美元，1944年为5300万美元，1945年为11.07亿美元（其中8月15日日本投降前交付了5.5亿美元）。援华物资中，以轻武器、飞机、坦克、卡车、汽油占了绝大多数。然而由于中国海岸线完全被日军侵占，美国援助物资很大一部分积压在英属印度，主要靠滇缅国际公路、和喜马拉雅山的中国－印度“驼峰航线”二条途径运往中国。为了保证滇缅公路的畅通，国民党还专门组织了远征军赴缅甸参战，但1942年4月与英军共遭惨败退到印度，宋子文改变策略——直接把这些物资补充给缅战失利而撤退到印度的中国远征军孙立人部，让他们恢复战斗力，随后在1944年卷土重来反攻缅甸，终于重新打通滇缅公路，总算为中国远征军讨回了一点面子。
据说当年蒋介石向美国要军援，一开口就要100个师的装备，但罗斯福只答应先给30个师的装备（最后增加到33个师）。而且还专门为中国战区派来了约瑟夫·史迪威上将参谋长来指挥美械师的对日作战，而且罗斯福还多次要求蒋介石与中共停止摩擦、尽快建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这都使蒋介石十分反感并遭到了明里、暗里的抵制。最后，蒋介石因史迪威明显亲共和军队指挥权上的分歧，其关系竟发展到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1944年4月，日军在中国发动了“一号作战”的大规模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4月22日郑州沦陷，接着河南全线崩溃，6月初日军攻入湖南，6月18日长沙陷落。而国民党却拒绝调动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队向日军反击。这使美国在华东和华南的空军基地受到威胁，甚至打乱了美军原制订的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计划，严重影响美军在太平洋作战。而且该年，蒋介石还因策反了新疆原先亲共的盛世才，国民党军队进驻了新疆，并与苏军摩擦引发了“新疆事件”，造成了中苏关系紧张。为此，罗斯福特派出副总统华莱士访华，由驻华大使高斯配合以敦促蒋联共抗日和协调中苏关系，但这次调解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1944年9月，赫尔利以总统特使奉命使华，开始直接介入国共争端。1944年11月，赫尔利亲赴延安，与中共领导毛泽东、周恩来等谈判，签订了一份《五点建议》〉。但当他兴高采烈地将它呈送给蒋介石时，却被蒋告之——你被中共"骗了"。随后他又竟拿着国民党于11月17日提出三条《反建议案》要求中共接受，结果被中共拒绝。
1944年12月21日，赫尔利向中共发出电报，邀请周恩来再去重庆谈判。12月28日，周恩来致函赫尔利，说明中共不愿在联合政府问题上“继续抽象的探讨”，因此提出了四项具体要求，请赫尔利转交蒋介石：一、释放全国政治犯，如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其他大批被监禁的爱国志士；二、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及进攻华中
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国民党大军；三、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四、停止一切特务活动。信中说：“诚能如此，则取消一党专政、建立根据人民意志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方得窥其端倪。”
1945年元旦，蒋介石为此发表公告，说他准备还政于民，准备在战争结束前召开国民大会，讨论实行宪政。随即约五院院长商讨战时行政问题，决定在原来的三点建议基础上，再提三项办法：一、在行政院设置战时内阁，中共和其他党派人士参加其组成；二、关于中共军队编制及补给等问题，军委会将指派美、国、共三方三位高级将领拟具办法，请委员长核定；三、在对日作战期间，委员长将指派中国军官两人(其中一人为中共将领)和美国将领一人以美国将领为总指挥官，组成临时指挥机构，负责全部作战指挥，该指挥官对委员长直接负责。
随后，赫尔利又分别于1945年1月7日和1月20日二次发函邀请毛泽东和周恩来去重庆谈判，第一次被毛泽东回绝，第二次被接受。1月24日至2月13日，周恩来赴重庆与同国民党代表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等进行了多轮谈判，赫尔利也均参加，但最终周恩来无果而返。
赫尔利知道，中国的事情特别复杂，特别是关于国共二党的争端，自己和周恩来、宋子文都是没有最终决策权的，必须蒋介石和毛泽东双方点头才行。所以，在8月14日，当赫尔利认为国共谈判的条件已完全成熟了时，就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了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的建议。
（2）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而斯大林领导的苏共也对中共有着强烈的控制欲望，如早在1927年，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于4月12日和7月15日在上海、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为挽救革命，周恩来等于8月1日在南昌组织发动了武装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选举了临时中央局，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而9月初，毛泽东领导了湖南秋收起义，并且还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当时，为了进一步创建和扩大红军、开展土地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急需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但由于国内的白色恐怖——难以保证会议的正常进行。此时，由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及时施出援手，于1928年6月18日-7月11日安排在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召开了中共六大。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和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也临会指导，会上中央政治局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会后，经斯大林授意在共产国际内设立中共代表团，并将该团作为掌控中共的工具。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次会议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召开（时间仅1天），会议由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米夫主持，这米夫不但是苏联的中国问题专家，而且还是斯大林眼前的红人，经米夫的操纵选举后，李立三、瞿秋白退出中央领导核心，而米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却当选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常委。
同年4月24日，中共上海特科顾顺章被捕叛变，紧接着（6月22日）总书记向中发也被捕叛变，上海地下党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王明从上海逃往莫斯科，但不久就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1年9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组成，博古（秦邦宪）为临时中央负责人，而博古恰恰也是米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这样斯大林就通过米夫、并再由米夫掌控王明、而博古就是王明路线的具体执行者，苏共就这样达到了控制中共的目的。
1931年11月7日，毛泽东依据当时中国最大的江西革命根据地，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并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瑞金从此被誉为中国革命的“红色首都”。斯大林为控制中央红军和根据地，特通过王明指示中共临时中央以上海待不下去为由进中央苏区，博古、洛甫等于1933年初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随后临时中央与苏维埃政府在红军的指挥权上发生了矛盾，5月份博古被增补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而毛泽东则被免除了军事指挥权。但由于博古对军事一巧不通，所以于9月份又提名李德为军事顾问。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奥地利人，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先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苏军总参谋部工作，1931年9月被共产国际任命为驻中国军事顾问。
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在博古和李德担任红军的领导和指挥期间，积极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反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中，军事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作战方针，致使中央红军不但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反而遭受了重大损失，最终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长征。这种局面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才得到改变，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重新得到确认，最终才使革命转危为安。
实际上由于当时受特定的历史条件影响，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党的领袖选定相当一段时期内都必须得到莫斯科批准。如“一大”选陈独秀为书记，事先得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同意。陈独秀以后的负责人瞿秋白，是鲍罗庭一手包办。“六大”总书记由向忠发出任，是因为斯大林看中了他的工人身份。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掌权，则完全出于处决于他的老师国际特派代表米夫。而毛泽东由于缺乏莫斯科的人脉所以始终得不到莫斯科的重视和肯定。
直到1938年，共产国际才放弃王明、转而正式支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爆发之初，莫斯科提供的最醒目的一笔援助就是斯大林亲自批准的，用于帮助中共购买武器弹药的50万美元。1938年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回国时，又得到了莫斯科提供的30万美元。1940年2月，斯大林根据周恩来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要求，又一次决定提供30万美元的援助。1941年苏德战争发生后，应中共中央请求，斯大林再度批准提供了100万美元的援助。实际上，来自莫斯科的经费援助和各种物资帮助，即使在共产国际解散后（1943年5月）也还在继续。
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苏军不但消灭了日本驻扎在我国蒙古的关东军并进占了东北，而且还占领了日本北方四岛和朝鲜的三八线以北地区。随后中共领导的军队抢先进入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区——东北。八路军、新四军徒手出关的11万部队在三年内便发展成装备、战斗力都居解放军全军之冠的百万大军——后来的四野，相当一部分是接收了从苏军手中移交的日本关东军武器。而且还占驻了长春、哈尔滨等数个大城市和一大批中、小城市。
苏共对于国共重庆谈判无疑是支持的，鉴于斯大林已在雅尔塔协定上承认了国民党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故希望中共能在重庆谈判中争取获得联合政府中的地位（包括军队和根据地），所以斯大林也破例地在1945年8月二次致电中共中央支持重庆谈判。苏共对中共重庆谈判结果评估的下限是——保持中共的军队，必要时将苏联红军已占领的蒙古（现外蒙）和东北的区域交中共管理——并使中共成为苏联邦成员国之一。而这与毛泽东的想法相去甚远，因为当时中共的抗日根据地已遍及19个省区、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控制县城100多个、人口1亿多、军队100多万、民兵220多万。毛泽东当然不可能甘心去当苏联的联邦卫星国，这是中苏二国领导人意识上的原则差异，但毛泽东最后还是不得不听从斯大林的建议去了重庆。
三、为什么8月14日发第一封电报？
从今天来看——蒋介石于8月14日发出的第一封重庆谈判电报也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国民党与苏共签订的《中苏友好协议》是密切相关的。蒋介石的亲信宋子文和赫尔都曾二次赴莫斯科与苏联谈判。1945年8月14日就是《中苏友好协议》正式签字的日子，经蒋介石同意，国民党以承认苏联在外蒙古独立的代价，换取了苏联承认国民党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和苏联不支持国民党在国内的敌人的承诺。这时的赫尔利已完全成为了扶蒋反共的角色，当赫尔利确认 《中苏友好协议》已经正式签约时，他就立即在蒋介石面前说：“现已经到了可以正式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的时候了”！
于是，国共重庆谈判的电报就此正式开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