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震一发生，中国上至最高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都全力投入了抗震救灾。人们写下了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但是，赈灾过程刚刚开始，就不断有关于腐败的消息传出来，让人们在为地震死者悲痛之余，对这些腐败因素产生莫大的忿恨。
很多人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乘“国难”的机会来谋一己之私利呢？记得一位海外媒体人写道：国难当头，还请官员高抬贵手，少贪一次吧。
中国官场腐败之盛行已经有年。各种反贪运动不断，但贪污的情况并没有得到遏制。这次也不例外。大凡在中国内部没有人会相信贪官们这次因为数以万计的人民生命的损失而会良心发现，会“高抬贵手”。
因此，有关方面近日召开抗震救灾物资监管工作会议，中共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会上严厉声明：“发国难财，天理难容”，强调要严惩贪污截留挪用。为达到这个目标，中央成立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督检查领导小组，计划通过制定法规和制度来保证抗震救灾。
人民的支持不能任其流失
无论社会还是政府都意识到腐败的必然性。刚刚接触到赈灾物资就开始腐败，腐败也必然出现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的重建过程中，并且随着重建资金和物资的到位，贪官的腐败动机会随之变大，腐败也会变本加厉。
因此，从赈灾一开始就强调反腐败显得非常重要。但有关部门未必已经对灾后腐败的严重后果有了清醒的认识。如果对腐败后果认识不足，那么就不会产生有效的举措遏制和反对腐败。
一句话，灾后的腐败会动摇执政党的统治根基。一个政党的执政根基是什么？很简单，是人民的信任。
赈灾款或者物资是普通人民点点滴滴捐献出来的，这里有富裕人家，也有穷人乞丐；有健康明星，也有残障人士；更有非洲一些长期饱受各种天灾人祸的国家出于对中国的友谊而作的努力。所有这些人出钱出力，不管多少，但包含着一份不可用言语表达的对人及其生命的关怀。然而，一旦到了贪官的手里，所有这些意义倘然无存，他们所唯一感觉得到的只是钱或者物质能够满足他们贪婪的本性。
一旦腐败发生，如果得不到有效纠正或者遏制，人们的忿恨很容易从贪官转移到制度。四川地震发生后，中国的制度所体现出来的高度动员能力和领导人对人民生命的关怀不仅为世界瞩目，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人民发自内心的认可。
在很大程度上说，很长时间以来，执政党很少像今天那样得到人民的支持。但是，如果执政党不能有效遏制和处理腐败，这种认可和支持就会轻易流失，转而成为失望和抱怨。在外部，今天中国所拥有的国际形象和所受到的尊重也会随之跌下来。
催生现存制度的重建
正是因为赈灾和重建对人民利益的切切相关性，人民对赈灾和重建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腐败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性。实际上，迄今为止，有关腐败的消息都是普通人发现和报道出来的。如果没有人民的警觉性，这些腐败很可能被忽视过去。
人民对腐败的警觉性也向中国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人民在赈灾和重建过程中应当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的确，有关部门已经提出了如何预防和遏制赈灾和重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腐败问题。可惜的是，出台的举措大多是自上而下，没有强调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试想，没有人民的参与和监督，中央的监督或者审计能够覆盖到如此广泛的赈灾和重建领域吗？没有人民的参与和监督，法律和法规能够严格执行下去吗？中国数十年的发展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明白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民参与和监督赈灾和重建是遏制腐败的最有效的方法。然而，也只有通过人民的参与，新的国家制度才能得以确立。人们希望“多难兴邦”，希望“凤凰涅槃”，但很显然，“兴邦”和“涅槃”并非政府一个角色所能达成，它是所有人民的事业。
的确，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重大的国家制度的诞生，或者重建都和重大的事件包括自然灾难和战争相关。就是说，制度的进步往往建立在生命的损失之上。重大事件的发生，生命的损失或者催生新制度，或者催生现存制度的重建。
但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重大自然灾难和战争都会导向新制度的诞生或者制度重建。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尽管天灾人祸不断，但还是缺少制度的进步，没有能力防止人祸，更没有能力通过制度的改进来减少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生命代价。要避免生命的白白牺牲，就要通过人民的共同的努力，来催生新制度的建设。
所以，赈灾和灾后的重建过程应当是改进和重建国家制度的过程，是在政府和人民、国家和社会之间建立新型合作关系的过程。这次赈灾一开始，或许因为包括胡锦涛和温家宝等最高领导人的身体力行，政府对自身已经从各方面设定了高标准。正是这些高标准促使和推动着迄今为止救灾的成功。同时，普通人民也已经对政府产生了高标准要求。对国家和政府来说，如何在保持这种高标准的同时满足人民的期望是一项严峻的挑战。各种腐败现象的出现和一些政府人员和志愿人士的冲突等现象表明，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也很清楚，只有通过人民的参与和对政府的监督，才能达致这个目标。
值得高兴的是，这次赈灾已经对中国人民的素质进行了一次严格的检验。公民素质的落后一直被认为是中国难以实行制度转型尤其是实践民主参与的最主要原因。在传统儒家社会，无论是当政者还是为当政者服务的知识分子，都相信人民应当是被统治的，而不是政治过程的参与者，即所谓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对政治冷漠，而统治者对人民没有任何信任感。
思想解放的一个关键
这次地震检验了中国公民的素质。灾害一发生，各种自愿组织就自我开始涌现。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自我管理，同时也参与国家的赈灾过程。就是说，在国家政府主导的赈灾过程中存在着人民自我组织的一个次赈灾过程，并且这个次赈灾过程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尽管有关部门经常对社会自发的组织很不放心，但很难想象如果这次没有人民的自觉，情况会是什么样子。
中国的媒体方面的成熟也同样令人惊讶。有关部门最初对媒体还不太放心，害怕会出乱子。尽管有非常少的媒体人有些不当行为，但迄今为止中国的媒体已经充分显示了其公共责任。
媒体的进步也和公众的参与分不开。赈灾报道并非单向面的信息传送，而是媒体和公众之间双向的有效互动。在这个过程中，公众自有其自身的判断能力。媒体如果有不公或者不合理报道的时候，公众就会出现批评声音，媒体得到纠正。
人们说，进入2008年以来，中国还没有过安静的日子，各种事件接踵而至，有天灾（如雪灾和地震），也有人祸（如西藏独立分子闹事和西方反华力量的挑衅）。但也正是国家的多难，人民自觉组织和参与到保护国家利益的行列，成为中国政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告诉人们，这一年是中国社会力量崛起和重生的一年。现在，社会力量已经自发自觉地动员起来了，接下去的问题是有关部门如何把社会的力量整合到赈灾和重建过程中去。
如何对待已经动员起来的人民的力量，应当说也是中国思想解放的一个关键。当年初提出的思想解放运动因为种种原因而失去势头的时候，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可以再次为这个运动提供莫大的动力。可以确定的是，一旦当社会力量整合进中国政治过程的时候，那将会是一个新类型国家制度的诞生之日。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