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共产党军队的迅速壮大，国民党也采取相应措施，几十万军队被用来封锁共产党人的根据地，并尽可能避免同日军直接对抗，以保存力量，准备内战。而美国则试图促成中国统一军队。早在1943年夏，罗斯福总统就敦促蒋介石把中国军队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共产党失小得大，表示愿意服从统一指挥。蒋则原则上赞同，实际上敷衍。因当时蒋介石与史迪威的个人关系相当紧张。
之后，双方商谈不断进行，在重庆的有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特别是1942年，中共又加派林彪将军到重庆。国民党派张治中将军谈判，谈谈歇歇，歇歇谈谈，前后经过八个月之久，直到1943年春天周恩来提出４条协议：
（一）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报；
（二）军队问题。希望编四军十二师，请按中央军队待遇。
（三）陕北边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
（四）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在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时），亦可商承移动。
对此，蒋介石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说赞同。1943年夏季的某一天，蒋对张治中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蒋当时亲笔写一封给毛泽东的信。
1944年５月，中共中央又派林祖涵先生到重庆继续商谈，国民党政府派王进杰和张治中。整个谈判到十月底，才拿出一份书面报告《关于中共问题商谈经过》，没有解决具体问题。这样商谈搁浅，林祖涵只好返回延安。
1944年８月底，毛泽东会见了美国谢伟思８个小时。毛泽东说：很明显，国民党必须整顿，其政府必须改组，象现在这个样子，它是不能指望进行一场有效的战争的。要是美国替它打赢这场战争，胜利后也肯定要发生动乱。
毛泽东又说：“蒋介石很顽固，他基本上是个匪徒。要同他打交道，必须了解这一点。我们是从经验中知道这一点的。对他决不能心慈手软，决不能屈服于他的威胁和恫吓……美国很不善于对付蒋介石，让他的讹诈得逞例如谈论抵抗不下去了，只好讲和了。他施展手腕得到了五亿美元的贷款。美国现在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培植蒋介石，拿他当小孩子来哄，来抚慰了。美国无须担心我们不给予合作，我们应当合作，我们也必须得到美国的援助。我们共产党之所以需要了解你们美国在想些什么和打算干些什么。”
同年11月初，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到中国来，表示愿意调停两党争端。赫尔利大使说：“美国是中共最大的希望所在。他们意识到，他们要是得到美国的援助，哪怕是与蒋介石平分秋色也罢。他们很快就有在不发生内战的情况下控制中国的大部，乃至全部，共产党最担心的是我们，因为我们向蒋介石提供的单方面援助越多，他加紧发动内战的可能性就越大。共产党要统一中国所花的时间就越长，付出代价也就越大。”
之后，赫尔利与毛泽东签订一项方案，赫满以为蒋介石能很快在协议上面签名，但蒋并不卖赫的帐，他提出了一个三点方案来取代赫的五点方案。国民党提出的建议原则上是共产党要服从国民党，而不是与它平起平坐。
延安的共产党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愤怒异常，他们本已接受了赫提出的条款。毛泽东大发雷霆，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对美军上校包瑞德说：“我们要是放弃自己的主张，就能得到全世界的承认，假如我们被蒋委员长捆住手脚，那世界的承认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毛泽东又说：“由于蒋介石已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心不再让步。我们已决心采取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我们向我们控制的各地区的国民参政会建议，组成代表所有这些地区的‘联合委员会’，我们将寻求国民政府承认这个团体，但是我们并不指望得到这种承认。这个委员会的组成将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
在整个会谈中，毛泽东的态度极其勉强，有几次他大发雷霆，他不断高喊：“我们将不再让步！”“蒋介石那个王八蛋！”“如果蒋介石在这里，我要当面痛骂他一顿。”
包瑞德说：“我认为依委员长的看法，‘五点建议’是逼他下台的手段。”这句话特别激怒了毛泽东，他“呼”地一下站起来，大声说道：“他早就应该下台了。”
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已大大地冷静下来，他用极为冷静但又相当强硬的口吻说：“上校，您大概记得，11月10日赫尔利将军离开延安之前，他和我在我们起草的，并由他建议作了某些修改的条款上签了字。在那份条款上，我们愿意和国民党组织联合政府。我们在那份条款上签字，是他建议的，以此作为我们认为条款公平的证据。或许在某些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份有着签字的文件公布给中外的报纸，虽然我们并不喜欢这样做。”
1945年４月１日，谢伟思最后一次会见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如果中国发生内战，美国对双方采取不插手的政策，共产党就满足了。
６月25日，共产党《解放日报》发表一篇社论，由毛泽东起草。通篇社论的调子都是尖刻的，几乎是咄咄逼人。它在结尾处发出这样的警告：如果美国当局居然支持中国反动派，中国人民是会给他们以应有的教训的。
1945年８月８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８月14日，苏联同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随后，斯大林就规劝中共加入蒋的政府，解散他们的军队。据说，毛泽东很生气，甚至大发脾气。
随后，蒋介石连续三次发出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毛泽东最初的答复言辞粗鲁。
1945年８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他说：“从整个形势来看，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同时他又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方针。
此后，斯大林通过苏联驻延安情报组转来一份电报，内容主要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这份电文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快，他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民族就会灭亡。”
过了两天，斯大林又来了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介石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等等。
没办法，毛泽东只能去。毛泽东赴渝前，不仅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还同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的刘少奇谈了整整一夜，面授机宜，他说，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农民群众性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是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的。
中共在８月25日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确定以和平、民主、团统、统一为全党第一个方针、第一个斗争目标。
1945年８月28日，毛泽东随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一起飞抵重庆，开始进行一个时期的谈判，投入一场新的斗争。毛泽东到重庆，在当时可说是象征中国内部团结，是意味着国共两党新关系的开始。中共方有周恩来、王若飞；国方有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
毛泽东与蒋介石面对面坐在谈判桌前，不仅仅是迫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压力，经过８年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渴望和平，许多人希望中共参加联合政府，以避免内战。
但是，双方都心照不宣，毛泽东和蒋之间的谈判几乎毫无成果，毛泽东深信“中国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重庆谈判，始终是一场尖锐严重的政治斗争，谈判桌上的斗争，是与战场上的斗争互相配合的。
蒋介石与毛泽东已有20多年不见，他们彼此握手问好。一个像普鲁士式的，一个看上去像波希米亚人式的。蒋介石的服装笔挺、合身，戴满了勋章；毛泽东的衣服则皱皱巴巴，毫不装饰，好象从一百件服装里任意拣来的（尽管他穿了一双新皮鞋）。蒋看上去像根铁杆子，而毛泽东像根竹杆子。
蒋介石是一位军人，而毛泽东是一位思想家，对他来说，枪只是一种工具。1943年，在共产党处于弱势的时候，蒋介石完全可以与毛泽东达成一项对自己有利的协定。但他不了解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毛泽东却深谙其重要性。蒋只知道寻求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共产主义问题，其结果既丢了军队，又失去了中国人民的支持。毛泽东从根本上说，是把人民动员起来支持军队，变成人民的自觉行动。这既不是机械的，也不是神秘的事情，而是非常简单的政治斗争方法。
眼见几次谈判都没有结果，美国大使赫尔利对毛泽东说，要么承认，要么破裂。对此，毛泽东沉着地回答，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并指出：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来办！
在持续三周的第一轮谈判中，毛泽东始终坚持“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的基本原则，同蒋介石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新的一轮谈判在停顿一周后，于9月27日重新进行。
９月３日，中共代表拿出《谈话要点》一件，内容是：
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
二、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
三、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
八、结束党治过程中，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此外，就第８条作了具体化解，尤其在军事上，中共部队要求改编为十六军四十八个师。
９月４日，蒋介石作了答复：首先认为方案第一、二两条具有诚意，以下各条在内容上和精神上与此完全相矛盾。特别在军队问题上只允许编组七个至十二个师。
从中共的《谈话要点》和国民党的《答复》看，显然双方的距离是很远的，这样双方讨价还价，又经过四十天的商谈，日谈、夜谈、集合谈、个别谈，终于在十月十日草签一份文件，即《双十协定》。
在军队方面，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
在重庆，毛泽东一面与蒋介石谈判，一面广泛接见民主人士。10月７日，毛泽东致柳亚子一封信，并送上自己手书《沁园春·雪》一阕：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词是毛泽东在1936年２月所作。在国共和谈、共商建国大计的时候，很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它反映了毛泽东此时的抱负和心志。
所以，该词一发表，立即引起各大媒体的注意，纷纷刊载，热闹非常。
在与重庆报界朋友的会见当中，毛泽东针对有人提出“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的说法，用诙谐的语气比喻道：“如果蒋委员长是大锅饭让大家吃，共产党不另起炉灶；如果他不给大家吃大锅饭，饿了两天还可以，饿到第三天，非另起炉灶不行。”
在同陈立夫会谈中，毛泽东谈笑自若地讲道，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象孙悟空大闹天空，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炮上山了。
毛泽东在重庆43天内，蒋介石固然礼遇隆重。然而，双方摩擦纠纷仍然不断发生，双方互相指责。中共方面说，《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国民党就密颁《剿匪手本》。而国民党说共军仍然不守原则，袭击国军。
国民党于11月初，召集各战区高级将领齐集重庆，召开军事会议，以对付中共。
毛泽东于1945年10月11日返回了延安，留下周恩来继续进行谈判。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提请全党不要对蒋介石公布的“双十协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指出：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至11月底，周恩来也离开重庆。
1946年１月，双方同意停战，并由军事调停处执行部负责监督。然而，争夺对满洲的占领在1945年秋就已经开始了。日本一投降，中共就开始派出骨干队伍进入满洲，蒋介石也通过军事方式实现接管，而不必在谈判桌上同共产党就此问题纠缠。
针对蒋在策划升级，毛泽东指示全党：“有来犯者，只有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己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赫尔利大使因调停失败而辞职。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以杜鲁门特使的身份到中国来，中共方为周恩来，国民党政府为张治中，美方马歇尔组成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会面。具体研究军队整编统编问题，最后签订基本方案。其中军事编组将全国陆军定为108个师，每师人数不超过一万四千人。在此数内，中共定编为十八个师。
协议签订后，当时国共两党都致谢马歇尔将军，周恩来致词说：“只要政府和中共，乃至全国人民都能坚守和拥护此一方案，相信任何困难阻碍都不能妨害此方案之实施的。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向诸位，向中国人民、向世界友邦保证：凡我们签订的文件，特别要包括这次签定的整军基本方案，我们都要使它百分之百的实现。……我相信这一方案的实施将使十八年来武装纷争的局面为之改变，将为中国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将使中国走上工业化国家的道路。
为了贯彻停止冲突，恢复效能和整军方案的执行。除了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出许多三人小组分赴各地执行处，由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也坐专机检查，先后到北平、张家口、集宁、太原、济南、徐州、武汉、延安再回到重庆，历时７天。全国各地除东北外算是大体完全停止冲突了。然树欲静而风不止。
重庆谈判之后，毛泽东曾在中央党校礼堂作了个大报告。他说：“抗战八年，蒋委员长躲在峨嵋山上养尊处优。现在桃子成熟了，他要下山来摘桃子了，这要看桃子是谁栽的，谁浇水，谁施肥培植的。人民培植成熟了的桃子，蒋委员长把手伸得长长的来抢收桃子，所以一场战争是免不了的。”
由此，一场空前的全面内战即将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