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很多国际组织和学者开始讨论起国际经济多极化的问题。之前，人们一片乐观，认为全球化正在造就一个高度整合的世界经济体。但金融危机的发生很快打破了这个梦想，人们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西方危机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可以说是经济多极化概念的根源。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西方各国竭力应付。但是到今天，整个西方仍然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人们不敢断定西方是否真正走出了危机？是否会面临新的危机？对这些不确定的争论一直存在着，而争论本身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尽管因为政府的有力干预，西方金融经济得到了稳定，但其它方面还是问题严重。在欧洲，主要表现在政府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而美国表现在政府债务危机和实体经济不能得到有效恢复。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感觉到，西方的政治制度很难有能力来应付这些危机。
实体经济的复苏对美国来说是关键
美国仍然是头号世界经济体，只要其实体经济继续处于困境，那么整个世界经济还很难复兴。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庞大市场还很难被其它市场所替代，而且更是因为美国为了应付经济困局所实施的诸多方法例如滥发美元、贸易保护主义等都会继续恶化整个世界经济。
美国实体经济的复苏正遭遇着巨大的结构性挑战。传统上，金融经济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不过，现在的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发生很大的变化。实体经济的发展仍然需要金融经济，但金融创新和实体经济则已经没有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关联。金融经济危机导致实体经济的危机，但金融经济的复苏并不能带来实体经济的复苏。美国的情况是，在金融经济稳定下来之后，金融部门还是继续强调其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正面影响并不很大。在实体经济方面，尽管各方面也强调再工业化的问题，但谈何容易。一旦产业转移出去，就很难再请回来。
再者，西方各国的经济空间已经处于饱和状态，缺乏发展空间。西方早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时代，已经没有简单经济扩展的空间。正因为如此，金融部门得到恢复之后还是继续寻找海外的发展空间。再次，如果需要新的经济发展空间，技术创新变得非常重要，甚至是关键。但看来，技术创新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可求不可得。而且，现在的技术创新往往对就业无助，不仅增加不了就业，反而会大大减少就业。而没有足够的就业，就会产生诸多社会政治问题，例如收入分化，社会不稳定等等。
如果西方经济呈现出巨大的不确定性，那么人们所确定看到的是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尤其是金砖四国，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而在这四国之中，中国已经成为被高度关注的对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是帮助世界走出经济危机最主要的动力。直到今天，世界各国还在时刻注意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快慢必然会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宏观局势。
但是，应当意识到的是，即使在西方经济不振和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对比之下，人们所讨论的经济多极化的概念很不清楚。首先，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走的都是开放政策。尽管这些经济体的开放程度很不一样，但总体上说是朝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方向行走的。在很大程度上说，新兴经济体的成就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取得的，是这些国家抓住了全球化这个机遇。正因为这些经济体的全球化，它们在西方经济面临困难的时候也就成为了进一步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因此，如果是继续的全球化，那么很难实现多极化。所谓的多极化只有在经济增长动力的意义上才能得到理解，就是说，经济增长的根源是多极的。从前，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西方，但现在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新增长点。
再者，新兴经济体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就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新兴经济体无论从经济规模、产品、贸易、货币、人口等各方面都接近或者要超越西方经济，但它们在国际经济和经济组织方面的话语权仍然缺失。很显然，到目前为止的世界经济话语权仍然属于西方，因为是西方建立了这个制度。尽管这种情况表明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公正，但新兴经济体也不太可能脱离这个秩序，另起炉灶，确立自己的国际经济秩序。面对西方，新兴经济体具有很多共同利益，但这些共同利益不足以使得新兴经济体结成一体，形成一个和西方对立的经济体。
在选择了接受现存世界体系之后，新兴经济体的理性选择便是努力在体系之内往这个体系的上端爬升。
中国国际经济机遇
在所有新兴经济体中，中国的经济体最为庞大，其经济总量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位。尽管对中国老百姓来说，这说明不了什么，因为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是非常低，但的确说明了中国可以对世界经济体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柱之一。虽然中国的外部经济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但中国应付这些挑战的能力也在迅速增加。
就经济的全球化而言，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不过，在中国经济和西方经济互相依赖的情况下，西方可以为中国制造一些麻烦，例如在贸易和人民币升值方面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但不可能脱离中国经济而发展。相反，中国则可以拓展新的领域，主要是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这方面，中国具有很大的优势，这些年和非洲、拉丁美洲的经济关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因为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阶段，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还有巨大的空间。
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中国在往世界经济体系顶端爬升方面尽管困难，但也是有很大希望的。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提升，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动地或者被动地在调整中国在世界经济组织中的作用，例如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尽管这样做是要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经济责任，但对中国来说，毕竟是一个机会。
中国的内部经济发展很不平衡
再者，中国的人民币的影响力正在快速提升。欧元产生已经多年，但因为欧元不是主权货币，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上所扮演的角色受到很大的限制。欧元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机制，也继续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但很难在世界经济上发挥象美元那样的作用。相比之下，人民币正在稳定有序到走出去。随着中国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继续发展，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变得不可避免。
也同样重要的，和处于后工业化时代的西方相比，中国的内部经济扩张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处于世界的中下水平。从区域发展来说，东部比较发达，中西部仍处于不发达状态。但无论是东部和中西部，经济活动还远未饱和。这说明了在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较之西方，中国经济仍然会处于高增长时期。
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所面临的机遇。中国有机遇，但是否能够有效把握住这些机遇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内部，而非外部。
在很多方面，中国的内部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些不平衡不仅阻碍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制约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再平衡方面的作用。
首先是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失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展出了一个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体。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开始转向建设内需社会，但是内需社会的建设困难重重。在没有有效的社会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等）的情况下，内需社会没有任何制度基础。再者，劳动者收入仍然过低。内需社会的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没有一个有效的内需社会，内部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又要受制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
其次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这些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国有企业大扩张，挤占着民营企业的空间。国有企业主要依靠行政垄断，缺乏竞争力，更难希望其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方式的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力。同时，民营企业空间的被挤占在很快导致这个部门的萎缩。
再次是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失衡。在任何社会，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很多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例如解决就业、保障社会正义和收入公平分配。多年来，中国政府努力想通过二次分配的手段来达成收入分配公平和社会公正，但收效甚微。其背后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小企业得不到有效发展。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平衡属于结构性分配。只要两者之间达不到平衡，或者说中小企业得不到发展，政府在二次分配上最大的努力也会无济于事。
在中国，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这两个层面的不平衡刚好重合，就自然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是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是民营企业。现在这两个层面叠在一起，越来越失衡，已经导致了无穷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问题（本栏早先已经论述过这些问题）。
此外，中国内部还存在一个如何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保护财富的问题。这方面问题近年来越来越突出。就内部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效地创造了财富，但并没有有效的财富保障机制。因为内部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的变化甚至恶化，中国的财富正在加快向外流出，主要表现在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外移。实际上，企业家的向外移民，不仅仅是财富的流失问题，更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很显然，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主体。
外部进入中国的财富也同样面临困境
开放政策实行以来，中国有效地吸收了大量的外国投资。国外资金的流入毫无疑问对中国的经济进步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今天中国变成了一个资金过剩的国家，那么还需要不需要外国资金？人们开始提倡“自主创新”，因为在过去外国资金所带来的技术不尽人意。尽管自主创新很重要，但不能对此作简单的理解。它并不表明，中国要排斥外国投资。谁都知道，技术需要市场，没有市场，技术一文不值。因为中国的市场越来越大，很多外国技术（以投资的方式）都要进入中国市场。现在，一些既得利益开始追求自己的利益，以“自主创新”为名，力图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很显然，如果“自主创新”演变成经济上的民族主义，那么就会妨碍中国的技术进步。对中国而言，问题在于如何继续吸收外国投资，并且努力把这部分财富留在国内。
如果外国资本开始退出中国，而中国本身的财富也开始流向国外，那么中国面临的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景？
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把握住了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现在中国已经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主动力之一。今天，中国再次面临不一样的机遇。如果把握住了，中国可望再上一个新台阶，有可能促成国家进入经济先进国家的行列。但如果错失了这个机遇，那么可能就要进入人们正在热衷讨论的“中等收入陷阱”及其和这一陷阱相关联的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
作者郑永年为国大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