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道德解体了，而社会必须具有道德才能生存，这表明道德必须得到重建。如何重建道德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最为严峻的挑战。 如何重建道德？道德重建首先必须跳出目前的左右争论。实际上，在它们各自的意识形态背后的则是利益，特殊阶级的利益。要重建道德，首先必须认识到道德的普世性，道德是普世价值。
换句话说，道德重建必须去阶级化。在这方面，中国应当对接受了近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重新评估。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市场对社会道德的负面影响，但并没有找到道德重建的有效方式。马克思提倡的是阶级斗争，把道德分解成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无产阶级的道德。但那么长的历史已经说明，阶级斗争不仅无助于道德重建，反而会造成新形式的道德衰败。阶级斗争表明社会的对立，而一个不同阶级间高度对立的社会，很难进行道德建设。
阶级论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很多自由主义者尽管不强调阶级，甚至因为马克思所提倡的阶级论，对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不利而反对阶级论，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阶级形成的一种主要根源。如果自由主义者没有能力来缓解或者调和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阶级，那么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就会发生重大社会危机。
实际上，在道德面前，所有社会成员是平等的，无论贵贱，无论贫富，他们都是人，都是需要道德而生存的。这似乎类似一种宗教解释，但实际上人们不需要用宗教来解释社会存在物的道德需要。很自然，不管哪种文明，开始之初，人们都用普遍的人性来解释道德的需要。
社会分化导致道德解体
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在市场经济产生之前，尽管也不存在绝对平等的社会，但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尤其是经济差异并不很大，这是因为大多数社会成员都生活在很低的生活水平上，用学术的话来说，是一种生存（或者生计）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财富的最有效的机制，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差异拉大，财富分配不均。社会分化导致社会道德解体。
怎么办？历史上有两种方法。一是马克思路线，即消灭资本主义，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现象。但历史证明这种方式已经失败。从马克思主义演变到最后斯大林版本的贫穷社会主义，等到消灭了市场经济，社会就没有发展的动力。国家通过政权动员来发展经济，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没有可持续性。最终社会变成了普遍贫穷社会。在人人贫穷的状况下，只能产生虚假的道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其实也并无道德可言。
另一种方式就是用社会主义，来遏制和消化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社会道德的冲击。这是西欧发达社会的经验。通过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欧洲社会从早期马克思和狄更斯所描述的“悲惨世界”式的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很难想象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生存到现在。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确立了一个社会领域。当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仍然在经济领域发挥其作用的同时，通过提供保护社会的机制，避免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和货币化，从而保护了社会领域。尽管人们非常强调宗教在提供西方社会道德资源方面的作用，但如果没有近代以来的种种保护社会的机制，很难保证社会道德体的生存和发展。
回到中国，要重建道德，人们也不得不在这些方面做文章。很难想象通过消灭市场经济而能重建道德。这已经被证明为失败。实际上，消灭市场经济本身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而这个过程本身就会制造出无穷的非道德。
道德重建，谁是主体？
道德的重建，谁是主体呢？既然道德的解体是资本力量、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三者互动的结果，那么道德的重建也离不开这三个角色。在西方的道德重建过程中，政治和社会的力量扮演了最为重要的作用。资本尽管是道德解体的主要根源，但道德的重建还是需要资本的力量。道德重建包含经济成本，这种成本必须是由资本来承担的。西方福利社会的基础还是市场经济，没有足够的财富，就不会有福利的可能性。
在中国，政治权力或者政府能够在道德重建过程中做什么呢？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政府需要构建一个有利于道德产生和发展的结构，那就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之间的平衡。任何社会具有三种力量，即经济力量（钱），政治力量（权力）和社会力量（人口）。这三者的相对平衡有助于社会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反之，一旦这三者之间失去平衡，道德就会面临解体。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各级政府没有在资本和社会之间做好平衡的角色。现在政府大都是站在资本这一边的，包括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和外来资本等等。一个严酷的现实是，在任何社会，不管其实行怎样的政治制度，较之于资本力量和政治力量，社会力量总是最弱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任何社会，一旦社会起而反抗其它两种力量，往往表现为暴力性。很显然，暴力往往成为社会保护自己的最终的手段。在中国，因为缺乏民主政治机制，社会力量本来远比其它社会弱小，一旦当资本和政治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社会力量变得更加微不足道。中国社会对资本和政治力量的高度不信任、敌视，甚至暴力化，就是权钱结合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德就荡然无存。
在中国，政治力量和资本力量相结合还产生了其它两个结构的失衡，那就是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当政治权力和国有企业合而为一的时候，民营资本的力量就显得微不足道。在西方，私人资本对政治力量是一种有效制约，中国的私人资本极其微弱，对政治权力不仅没有任何制约性，反而高度依赖于政治力量。因为在中国，国营企业是大型企业，而民营企业大都是中小型企业，结果也必然造成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在任何社会，中小型企业是社会的大部分人生存的经济空间。中小企业弱小，表明中国社会的大部分所拥有的经济空间极其微小。也很显然，这些关系的失衡，对社会道德的生产和发展构成了结构性制约。或者说，道德没有社会经济基础。
如果说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分离是经济发展所必需，那么政府就要提供足够的保护社会的机制。这就要求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相对分离。只有当这两个领域相对分离的时候，政治力量才有可能在社会和资本力量之间作为一个仲裁者，平衡两者的力量。在当今世界，西方世界因为有大众民主，政治倾向于和社会力量结合；中国因为缺少民主，政治力量和资本成为天然的联盟。这两种极端都产生着很多的问题。西方的民主经常成为民粹主义，民主政治成为福利政策“拍卖会”，使得其经济体系不堪负担。中国资本和政治力量的紧密结合，正在有效地破坏着社会基础。自由派经常忽视第一个问题，左派经常忽视第二个问题。
政府可以做也必须做的另一方面的努力，就是要为社会道德提供有效和足够的制度保障，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法治和法制建设上。只要有人的地方，道德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尽管人们谈论中国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但道德还是存在的。问题在于，不好的制度在遏制着道德，而在弘扬着非道德。制度必须扬善遏恶，而不是相反。要扬善遏恶，就需要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这尤其是健全的法制。那些不愿意接受艾滋病（爱之病）人的医院，那些因为病人的钱不够而中途中断了手术的医生，那些诬告扶起倒地老人的人……所有这些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
如果法律不能惩罚这些，那么就无异于鼓励非道德。实际上，在GDP主义指导下，中国的法律现状就是这种情形。中国的立法者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中国已经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需要保护社会的。现在的法律体系保护不了社会，名实很不相符。在权和钱合为一体的情况下，保护社会很难成为法律的目标。
政府无法提供道德力量
政府可以提供一种有助于道德产生的经济结构，也可以提供一个有助于道德产生的法律结构，但很难提供一种道德力量。传统中国社会由政府提供道德，主要表现为儒家。但是这种传统模式已经不再可行。当农业社会不再的时候，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就失去了政治道德舞台。当然，儒家可以作为一个私人道德基础存在于社会。
如同任何社会，政府必须在公民教育方面扮演重要作用，但绝非政治教育。中国长时期的、由政府主导的政治教育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往往适得其反。要思考一下，在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下，培养出多少毫无爱国主义的个人来。清朝末年，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候，中国百姓帮八国联军搭梯子攻入紫禁城。没有人可以肯定地说，现在这种情况完全不存在了，人们比当时更爱国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其它种种道德运动也毫无所获。
在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曾经发起一场近似法西斯主义的“新生活运动”，即一场道德重建运动。尽管有多种因素干扰了这场运动，但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原因很简单，道德是社会成员互动的产物，很难通过自上而下的力量来施加于社会。
中国社会道德的建设还是需要社会的作用，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从社会力量来说，要拯救道德，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公民社会建设。社会必须具有足够的空间，才能发展起来。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空间有了很大的增加，各种非政府组织也在涌现。不过，社会空间的增长，主要在那些不敏感或者少敏感的领域，在关键的道德领域（尤其是宗教），社会空间还是非常有限。政府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力提供道德力量，但还是继续假装着能够提供。这就出现了道德真空。政府到最后必须意识到这一点，逐步正式从道德领域退出，让社会来承担提供道德资源。但必须强调的，如上所说，政府必须在公民教育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其次，道德重建还需要一场持久的全社会的公民社会运动。公民社会运动在西方社会道德转型和重建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道德的重建和每一个社会个体息息相关，因为没有道德，社会就难以生存和发展。中国公民社会在发展，但对道德重建的意识还相当淡薄。这并不是说没有。从社会对诸多非道德事件的反应来看，道德意识还是存在的。但潜藏在社会成员中间的道德意识需要被动员起来，才能形成气候。作为整体，中国公民社会的道德意识远较其他社会薄弱。这主要是因为长期的高度政治的道德教育，或者高度道德化的政治教育所致。公民社会的道德运动，有望可以建设公共空间的道德，也就是公德，这是中国最需要的。
因为道德的解体，中国社会个体已经面临生存危机。一个没有道德的社会，无论你有多大的权力还是多大的财富，也难以生存。没有道德、没有信任，社会到处就会是陷阱。因此，重建道德也就是社会的自救。要不自我毁灭，要不自我拯救，人们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多。任何社会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都要经历道德重建的过程，中国也应当是行动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