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问】井大，您好。关于宁波镇海PX项目事件，想请您点评一下。10月22日宁波镇海据说举行了示威游行，反对在当地的化工区上马建设PX项目。这个项目据说前面在厦门和大连都遭到了反对。个人认为，沿海，特别是像镇海这种具有旅游资源的地区，建设化工区是不是一种短视行为，而应该往旅游、消费（升级宁波的服装品牌）产业发展。而化工产业的升级是不是应该放在西部无人的地方，是不是可以和中亚的能源进口联系起来。？现在国内PX主要进口，不知道日本、韩国那边是怎么样的？
【回答】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就是处于不同生活水平的人民，对自身的福利的看法。
化工厂是非常来钱的东西，也是有毒的东西。对于有毒的东西来讲，你可以说如果我们将预防措施做得如何如何，就不会有啥啥不良影响。要是事情那么完美，就不会出现日本的福岛核泄漏了。尤其是现在上项目的官员，搞成一个大项目之后，自己捞了好处，拍拍屁股，几年升官到别的地方了，然后出了事故，又不是他们承受。当然不是说当地老百姓没有得到好处，而是人性使然，大部分同学都是记得打不记得吃，谁都不会想到这个项目带来的经济利益，而是考虑出事的损害。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你愿意要这个项目给你带来的经济利益，还是要承受可能出现的危害？那么在宁波、厦门和大连这些富裕地方的选择，显然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可以搞旅游嘛，我们可以搞外贸嘛，我们可以搞洗浴城嘛，干嘛要化工？这个是富裕起来的人民，心里的NIMBY的趋势。
这些地方的人民心里想，干嘛不到西部去？可是你要想到，西部的同学，也不一定喜欢你这个毒化工输出啊。
其实解决的办法，就是还要靠人民自己来选择。比如说大家鼓噪，电不够用了，电费太贵了。那么政府可以和电力公司坐下来，提出解决方案嘛。如果你在本地搞发电厂，好处是电够用，电价低，不好处是有污染。如果你在内蒙古搞发电厂，好处是没有污染，不好处是你的电价要高。然后让大家自己选择，愿打愿挨。现在是啥都是政府拍板，不顾及老百姓的感受，结果就是人家电价贵，也骂你，盖电厂也骂你，简直就是猪八戒，里外不是人了。
【读者问】有人认为，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开放已处深水区。因为改革推行到一定时候，经济取得成果，制造出不同的利益群体，这些利益群体就会变成进一步改革的阻力，导致改革难以继续。中国靠经济改革带来新增长和新社会福利增值，空间已经很小。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主要有三个：土地私有化，国有企业民有化，行政权和征税权被制约、实现根本性地减免税，真正还富于民，使中国经济朝着内需和民间消费驱动的方向转型。井大如何评论这一观点？
【回答】首先谈第一个问题，就是土地私有化。大家要首先知道，中国的土地制度，是按照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来分割的。而农村土地，又可以分割成农业生产用的耕地、林地等等，以及农民的宅基地、自留地等等。城市的土地都是国有，没有啥说的，农村土地则比较模糊，国有还是集体，在现实中有不少争执。目前吵得沸腾的话题，其实就是关于如何把土地变成贷款抵押物。所谓贷款抵押物，其实就是找一个借口，往经济里印钱。而要成为贷款抵押物，就必须有价格评估，而要有价格评估，必须有市场手段。而这个市场手段，就是要让土地可以流传。当然有了流传，就可以让土地集中，尤其是农业用土地集中，出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产业化。
当然不少人反对土地集中，怕的是出现历史上的土地兼并，然后出现大规模没有土地的农村流民，然后就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摧枯拉朽，改天换地。这种想法有其偏颇之处，其实在工业化社会，真正要命的不是没有土地耕种的农民，因为大概没有多少农二代，还想子女承父母业，继续面朝黄土背朝天。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城市里面的大部分找不到工作的穷人聚集在一起，而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
中国的公知们在评论印度的贫民窟的时候，通常会很无耻地说，贫民窟的人民，还有选举投票权啥的，企图在中国开启极端贫富差距，出现大规模贫民窟（比如孟买、里约热内庐和纽约那种），走拉美化道路。中国确实需要不断增加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权，但不能以贫民窟为代价。在中国这样的文化传统下，大规模贫民窟的出现，就预示着革命的到来。哪个政府，不管它叫啥名字，这个时候，都是必须被推翻的。因为中国的老百姓，没有象美国的老百姓一样，被意识形态洗脑洗得白白的，也不象印度的老百姓一样，被种姓宗教制度搞得服服帖帖。中国的老百姓多的是Victor和Broad。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儒家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所以反起来是很顺手的。
当然如果农村的土地开始流传，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农民把土地给卖出去得到现金，或者抵押出去拿到贷款，都显然比被现在的地方政府低价征用（或者国家项目的合理赔偿被地方各级政府层层扒皮），然后高价倒卖给土地开发商，对农民的利益要好得多。
不过有的学者的担忧，就是农民的目光短浅，只看到短期利益，看不到长期利益，从而把土地一次卖断，得到的大笔钱财，然后稀里糊涂，或者被二世祖给败光了，最后就成为没有土地回归的城市贫民。当然从台湾的经验看，当初李登辉就是靠强迫限制农民卖土地的份额，短期里被农民骂得狗血喷头，但是长期里保护了农民的利益。
因此目前在中国高层里面的政策争论，主要是一种观点赞成通过土地私有化来完成土地流传。另一种观点是保持国有或者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不变，但是通过对土地使用权来实现土地流传。其实两种方法的好处，就是希望短期内让农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从而快速将几亿农民变成中产阶级，从而刺激内需和消费。这种做法，颇类似1995年时候，朱内阁大学士搞的城市企业国有房产私有化的法子，让50－60后，日子今天过得非常宽裕。但是这个办法的坏处，就是你政府必须考虑中长期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给涌进城市的四亿新中产阶级。
至于城市土地的私有化，就要比农村的要复杂得多了。其实不是地方，比如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城市土地政府拥有。记住我一句话，营改增的税收变化，会快速导致房地产税的出台。
第二条国有企业的民有化，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中国经济改革，主要源于中央对地方的放权。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经济的蓬勃发展，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驱动。
这样的政治格局下，地方经济的主导角色，主要是地方拥有的国企，或者和地方政府难以分割的民企。换句话说，如果不改变地方政府的角色，把其从经济主导型，换成服务型的话，你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企的出现，你的民企全是红顶商人胡雪岩。这个时候，舆论上的国有企业民企化，其实是主要针对中央国企的强势下的地方政府的经济博弈。
其实看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通常你看不到绝对的垄断，但是你也看不到绝对的竞争。大部分情况，都是一个行业里面，出现2大群小。就是说，你饮料行业中，有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占有70－80％的市场份额，然后其他的N多中小企业，在20－30％的市场里面打拼。越是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关系密切，越是牵涉到基本民生的行业，垄断度越高。而这些垄断企业，不管它披的是国企，还是民企的马甲，都一定要用政治影响力去维持自己的地位和利润。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倾向于一个垄断国企，把垄断利润上交给国家财政，从而搞些全民福利和全民医保的东东，还是倾向于一个垄断民企，把垄断利润上交给李嘉诚、张加成和王家诚，然后人家还逃税，而要从中产阶级那里多拿税收？
国企垄断，有国企垄断的弊病，这些都需要具体的法律去规范。比如说财务上更加公开，管理人员的任命和监督规则等等，都需要具体的改进。不过我觉得目前最好的一条，就是应该立法，将国有企业利润的10％，用于全民医保开支。
至于行政权，这个有赖于政治改革。要谈政府权力限制，就离不开谈共产党的权力限制。首先要做的，就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限制下行事，然后再规定党的具体权力。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规定哪些事情，党不可做。没有规定的，都可以做。另一种，是规定哪些事情，党可以做。没有规定的，都不可以做。这之后，大家才可以谈论党内的民主化和差额选举等制度建设。
我自己是倾向于出现历史上的儒家管理阶层那样的泛民党，而不是现在的资产党和地产党，呵呵。然后这个时候，才可以谈行政权的限制问题。不限制党的权力，空谈党政分开，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至于征税权，至少要通过中央政府和地方人大的同时同意，地方政府才可以征税吧。因为你有征税权，我有抗税权，老百姓反对的税收，想征收，也不是那么容易。大棒子侍候征税官员，是历史上的常态。结构性退税，就要看营改增了。在这种情况下，削藩就必须出现，政府规模必须缩减，不然老百姓要养的冗员还是那么多，人家政府肯定就要百招齐出，刮地三尺了，比如沈阳的那帮混蛋官员干的事情。看一下上次的高速公路停止收费的博弈，就知道好戏如何看了。
【读者问】井大，您好。我对于《梦幻泡影》第三篇中“单向的货币结算的国际贸易”有以下疑问，请井大解惑为盼：1、在中美之间“单向的货币结算的国际贸易”下，中美贸易逆差时，“人民币总量不变”是否有一定的条件？不熟悉外贸，我个人理解：因为中美贸易逆差时中国公司购买美国货多，中国公司商业银行账户的人民币转给中国央行的也就多，如果中国央行和国内商业银行之间不进行对冲操作，那么人民币总量实际上应该是减少的。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正确？2、在中美之间“单向的货币结算的国际贸易”下，中美贸易顺差和外国货币到中国投资都会造成国内人民币总量增加，形成通胀压力。那么鼓励中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并购是否可以对冲这两种情况造成的人民币增量？这种情况下货币流向是否为：中国企业国内人民币账户》中国央行》中国央行在美国的（日常资金账户）》投资国所在的中国公司账户？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用人民币对外投资并购实际上是帮中国政府把美元外汇储备给花出去，而欧美对中国企业投资能源、矿产以及高技术方面的阻挠和限制，实际是担心这些超发的美元回流造成其国内的通胀？3、在中国经济唯一增长和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下，境外热钱必然会通过各种渠道涌入中国，在目前只有股市和楼市这两个池子的情况下，如何引导这些热钱（外资投资形成的人民币）服务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城镇化？
【回答】第一个问题人民币并没有走出中国，变化的是，中央银行的美元部分去了美国企业的帐户。
第二个问题，外资进入中国，或者中国的外贸顺差，如果允许企业自己持有外汇，或者央行用来结算外汇的人民币，不是基础货币增发，而是发行央票从现有的人民币资金池子里面募集资金，就不会造成人民币货币总量的增长。当然发行央票，就要支付央票利息，这个就要求外管局的同学们，必须在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里，搞出一定的利润出来。在目前的全球投资条件下，外管局的同学们表示鸭梨很大，尤其是中投今年的投资利润是－4.7％。
最主要的是，某些经济学界的娱乐人士要求分掉外汇储备给人民的主张，是彻底的胡扯蛋。但是如果外管局的同学们可以赚到利润的话，那么这些多余的利润美元，可以和企业交换，获得人民币的话，这些人民币是可以用来改善人民生活的。
注：本文原标题《问答》；
营业税是地税，是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增值税是国税，营改增后钱都进了国家财政的口袋里，地方上的税收就少了。那地方上还要花钱当然要再想生财之道喽。就是瞄准买房子的人，正所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嘛。
经济学界的娱乐人士,这个叫法有意思。
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来看，中国的改革最终都必须归结到农民问题上来。新中国60年的经历也充分证明了这个事实。无论改什么、怎么改，改革深入下去，就不可避免地触及到农民问题上来。归根到底，中国社会还是以农业为主导地位的国家，工商业尽管有所发展，但还无法占据国本的地位。
仅以人口结构为例，实际的农村人口、离开土地的农村人口仍然是我国贫困人口的主要成分，也占了我国人口成分的大多数。为了完成农业现代化，经过近30年的改革，已经通过各种办法使大量的农村人口主动或被动地离开了土地，进入了不断扩大规模的城镇。中国30年的发展，最显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城市化扩大化运动和低技术产品世界加工厂。这两个方面根本上都是和农民问题密不可分的。
随着农业生产力继续提高的迫切需要，今后还将面临着更多减少农村人口的压力。“土地流转”等改革措施只是农业规模化生产，提高生产率的一个细小的环节，与之配套的相应措施必须要及时地跟进，比如，失地农民进一步增加与工业产业转型减少用工的矛盾如何解决？城市低收入人群增加与城市现代化发展的矛盾如何解决？
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方面，落到实处仍然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农民问题。
关于“国企民企化”，井大认为是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之争，我倒是不这样认为。
我觉得这只是博弈的一个表面现象，我们不能被这个所迷惑。本质上还是国家资本与国内外私人大资本之争，是全民利益与国外大资本利益、国内买办资本利益之争，是国家政权控制大资本与大资本渗透国家政权之争。
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现阶段都已经有了各种资本势力的渗透，所以国企的改革，特别是大型央企的进一步改革，表面上中央与地方利益之争的背后，不无各种资本利益之争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