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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陆洋”文化

崛起策二十六提到了中国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上的双重特征，因此是具有“边缘——中心”身份的特殊欧亚大国，中心地带的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已经深入亚欧世界岛的心脏地带，中国经济的兴起以及与中亚五国贸易旺盛的发展让这片古代丝绸之路焕发了全球化时代的新生机，中亚合作组织使得中国得以深刻介入欧亚世界岛的心脏地带，这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另外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变化，中国西部边疆的特征让中国具有心脏地带的中心身份，中国强大的经济力量使得中国有能力吸纳心脏地带的资源，陆心地带中国有利的地位和发展态势为中国崛起奠定了西部的能源保障；中国沿江沿海则是中国人口、经济、工业和现代科技密集的地区，庞大的人口资源，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使得世界岛东部边缘地区成为中国崛起枢纽地区，改革开放的国策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世界经济工厂，长江犹如蓄势待发的弓箭射入大海，这把改革之弓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经济分工之中，无论如何，中国经济的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的地缘局势和地理位置，同时带有中国这样“边缘——中心”身份特征的国家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欧洲联盟能够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的话，也将具有“边缘——中心”身份，但这只是将来时，而不是现在时。而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留给我们的地缘遗产则是现在时。如何运用好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事关未来中国的大局。

现在国内关于中国究竟应该成为海权大国，还是应当继续延续陆权大国传统的热烈讨论，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国民的思维理论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笔者认为，不应该将陆权文化和海权文化截然分离开来。一般认为陆权与海权是与文化、思想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的，陆权代表的往往就是安土重迁，安于现状，固守本土，以家族为中心，与此相适应的是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与陆权思维相联系的政治制度则是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这样的专制政体代表的是僵化、凝固和政治压制；而海权则被赋予了更多的积极含义和现代元素，海权思想代表的是自由、冒险、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与海洋思维相适应的是海外贸易和商品经济，蓝色的海洋带来的是自由竞争和开拓进取，与海权思维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则是现代的民主政体和法治国家。一般中国国内的陆权和海权的讨论中，凡是提倡海权的观点都易于从文化上批评中国千年封闭凝固的陆地思维，认为海权的自由思想是当代中国最缺乏的意识观念。而美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者Saul Bernard Cohen在其《世界系统中的地缘政治》（Geopolitics of the world system 2003）也敏锐地观察到了中国具有“大陆”性格和“海洋”性格（Continentality vs. Maritimity），在他看来，海洋特性和大陆特性是截然对立的精神元素和制度元素，中国未来取决于这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较量，甚至中国不同的区域和省分都面临“海洋中国”和“大陆中国”这样的身份对立，这样的问题处理不好，会成为中国内部冲突的潜在根源。

笔者认为，海权意识和海洋意识的确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比较缺乏的元素，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国民意识中迄待加强的一部分。但是简单地否定陆权观念和陆地文化或是将大陆、海洋截然分开的看法是有问题的。

中国历史上强烈的陆权思想和陆权思维是有其深刻历史成因的，它已经形成我们文化中的一部分。按照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和地处欧亚大陆东部边缘的华夏民族的生存空间争夺战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中轴线，双方争夺、入侵和反入侵的拉锯战争就是现代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最终形成了现代中国的“边缘——中心”的特殊地缘身份。因此古代中国华夏民族的各个朝代面对来自北部、西北部方向的中亚、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这片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威胁的时候，必须将防御重点放在陆地上，中国千年历史的演绎都是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交接处的地方展开，而海上的威胁只是非常次要的一部分，除了明朝以来中国沿海面临的倭寇之乱。当然近代西方工业化急速的成功让中国千年历史循环发生了转折，但这是我们的祖先在古代中国难以预料到的变局。在华夏民族和游牧民族进行中心——边缘拉锯战的同时沿着双方分界线留下来的巨大军事工程就是长城，同时东亚季风气候气流和大陆性高压气流在东亚大陆上空相遇或是错开容易形成雨水不均匀降落的现象，造成了中国易于旱涝的局面。当东亚季风吹拂带来的低气压降临东亚大陆上空的时候，与北方的高压形成交汇，雨水就会大量降落形成洪涝灾害，当东南季风的“气旋风”与蒙古高原来的高压旋风错开时，又易于形成长时间的干旱。梁惠王见孟子时讲了一句千古名言：“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反映了中国的气候困境。中国面临的气候和自然条件呼唤古代中国统一的政府和国家的诞生。为了防御游牧民族修建的巨大军事工程，以及为了防止洪涝灾害和南北降雨不均带来的危害而修建的水利工程和运河，构成了华夏民族生存和发展重要的基础。为了完成这样的巨大的目标，一种易于大规模社会组织和集体生产的政治组织和结构模式是必要和重要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我们在批判东方专制主义文化和历史传统时，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一切，而是应该有历史感和文化感，应该懂得结合历史来分析我们本身的文化和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

的确，陆地文化有相当多的负面文化元素，带有凝固、保守、专制主义和压迫自由和独立思考这些不利于现代化的教条形思维，但是简单地否定中国的陆地文化和黄土地文化传统也是不科学，不全面的。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今天我们每个中国人所接受的文化传承也带有陆地文化中的传统思想，即使是宣称自己完全西化的中国人也会无意识地受到这传统的影响。笔者看来，中国黄土地的陆地文化是我们文化的根源，是决定我们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非洲人和美国人的基本文化因素。这样的积极的陆地文化因素包括：

—具有较强的家庭观念和亲情观念

—尊敬长辈，尊重权威

—尊师重教，重视文化教育

—重视社会的和谐与共识

—重视社会和集体的利益

—热爱国家，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

—对国家大一统和国家统一的追求，对分裂主义的厌恶

—尊重自然，强调天人合一的境界

—追求和平，厌恶武力张扬

—内敛的文化气质，不事张扬，强调含而不露

无论如何，我们只有立足中国的陆地文化才能谈得上文化的更新和吸收，离开了陆地中国，就很难谈得上海洋中国。陆地中国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是我们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文化根源，这也是在中国独特的地理、气候、历史环境和历史演变过程中产生的，这期间一些正面因素我们应该继续吸收到现代中国民族精神气质中去，以有利于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对于一些负面的因素比如专制主义、思想文化精神的压迫、保守主义、不思进取以及小农意识和封建文化意识等则是现代化路上的障碍，是我们必须要扬弃和进行国民精神文化改造的部分。

另外，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仅仅只是受到陆地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全面的，华夏先民在《山海经》中就显示出对海洋浓厚的兴趣。《尚书·禹贡》中就开始直接记载中国九州的地理、地貌以及“百川归海”的现象。而中国历史文化的源头，第二个朝代商朝就产生于今天河南和山东一代，据考证，商代先民就已经具有一定的海洋意识和航海经验；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齐国是一个典型具有海洋气质的诸侯国，齐国的海盐贸易是当时诸侯国重要的专项贸易，管仲很早就发现了海洋经济有利的价值并加以阐述；而大唐盛世的海上丝绸之路让中国人的远洋航行到大食进行商贸，广州、福州和泉州很早就成为重要的海洋贸易港口，上述城市还成为了早期的“移民城市”，许多不同国籍的居民在那里居住；而郑和下西洋的远航更是让中国的船队远及今天东非海岸的摩加迪沙。虽然之后中国历史历经曲折，但是海洋意识依然在专制主义的压迫和禁止中倔强地发展出来了，在清朝中后期，尽管有严格的海禁政策，在中国东南沿海一代，特别是在浙江、福建和广东省临海地区，海洋贸易和海外移民一直持续着，直到今天，海外5000万的华人群体也强烈地见证着中国的许多海洋文化的精神和特质，-这集中具体地表现为：

—竞争精神

—开拓进取的精神

—冒险的精神

—自由开放的进取心态

—对个人奋斗、个人实现和个体价值观念的追求

—外向型的海派文化心理

—对新事物的追求

—对商业和财富积累的强烈愿望

—对外部世界新思潮的强烈追求

其实不仅仅是海外华人中浙江、福建和广东人群体具有以上文化特征，在今天的广州、香港、上海和许多沿海城市及地区都具有以上的文化特征，更进一步来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巨变之中，经济形态的巨变推动着国民海洋意识的萌发、复苏和觉醒，不仅仅是上海、宁波、青岛和厦门经历着海洋意识的崛起，其实整个中国都在经历海洋意识的崛起。从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从闭关锁国到开放融合，从谨小慎微到开拓进取，从保守守旧到吐故纳新，从个性的抑止到个性的张扬，生活在任何地方的国人都会感觉到意识观念的巨变。我不把这种思想观念的巨变描述成为海洋文化替代陆地文化，或是有人描述的“海洋中国和陆地中国的分野”，而是海洋文化和陆地文化的联结和融合，历史上的中华文化就是两种文化融合和结合的结晶，但是封建专制主义严格限制了海洋文化发展的契机，让中国文化失去了更新和创新的机能，让盛唐的海洋气息终究迷失在朱明王朝的专制主义暴政之中。而改革开放和巨龙复苏让海洋文化在中华大地上迎来了复兴，从此陆地文化是我们民族之根基，海洋文化是我们创新之道；陆地文化让我们有归属，海洋文化让我们融入世界；陆地文化让我们爱土爱乡，海洋文化让我们吸收普世文化观念。我们需要的绝不是这样的选项：中国应当成为蔚蓝色的中国，还是黄土地的中国；我们需要的是代表海洋的蓝色和代表陆地的黄色的综合与融合。在色谱里，蓝色和黄色调和就是绿色，也许这就是现代中国应该有的颜色，它代表了现代中国真正的内涵：立足本土，走向世界，强调保护环境，理性开发大自然。当海洋精神和陆地文化结合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相较于西方民族更易与现代化精神相契合的东方民族，她的特质是：

—既立足本土文化，又宽容自信地吸纳外来文化

—既爱乡爱土，又具有人类共同理想

—既强调（经济和个体的）竞争，又注重（社会政治领域的）和谐

—既强调个人价值实现，又重视社会集体利益和社会公约

—既热爱自己的传统文化，实现国学复兴，又追求世界一切先进思潮和理念

—既热爱传统，又开放进取

—既追求物质进步，又强调节制欲望，实现现代化和自然之间的和谐

—既内敛含蓄，不行霸道，又外向进取，用东方的理想实现王道

由此可见蔚蓝色的大海并不排斥黄土地，只有当中国人立足于黄土地时，才能真正自信地面对蔚蓝色的大海。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不仅造就了中国独特的“边缘——心脏”的特殊身份，也必然造就了中国陆地海洋的联结文化，因此中国既不是单单的大陆文化，也不是单单的海洋文化，而是一种人类历史上全新的“陆洋文化”，中国是一个地道的“陆洋”国家。从这个角度来把握中国的崛起，我们就来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中国崛起和复兴不是中国单一的事件，而是世界性事件，一个不同于传统“陆地”强国和“海洋”强国的“陆洋”强国的崛起必将为世界带来新的贡献，必将为世界各种文化理念带来新的提升，中国的“陆洋”综合文化必将以全新和平的方式推动工业化以来的世界迈上新的台阶。

二 “海陆”权国家

上一节提到的中国独特的“边缘——心脏”地缘身份和中国“陆洋”文化的特征，这不是一种文化优越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的结论，而是深刻观察中国地理位置和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后得出的结论。沿着中国的国境线和海岸线进行观察，再将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中国非常与众不同的特征。中国具有漫长的陆上国境线，长约近2.28万公里。陆上接界的国家竟然达到14个之多，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是典型的陆权国家无疑。可是同时，中国具有3.2万公里的漫长海岸线和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中国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权国家。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和海洋舰队，我们就无法保证中国领海的安全。中国的陆海权双重身份同按照麦金德和斯皮克曼地缘理论观察到的双重身份是一致的，中国是欧亚大陆世界岛上唯一同时明显具有陆权和海权双重身份的国家，这又与现代中国“陆洋文化”两种融合的特征相一致。

这样的特殊地理特征可能是“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首先中国在陆地上可能面临不同大国的威胁和挑战，古代中国必须长期面向北方、东北和西北进行战略防御，现代中国则面临过“现代鞑靼”—苏联的军事威胁，也面临过西南边境某地区大国的威胁，也与西南边境某地区小国发生过军事冲突。同时中国可能面临海上海洋军事强国和强国联盟的威胁。1840年后满清政府就同时面临海上和北部陆地边境的吞并威胁，这一阶段中国可以说是经历了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人民中国建立后，中国先是面临海上和亚洲边缘半岛而来的威胁，接着又在陆上面临北方苏联的重大威胁，因此漫长的陆境线和海岸线可能容易诱发竞争对手的多处进攻而使我们疲于应付。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漫长的陆境线和海岸线也可能意味着无限的机会和利益，特别是可以带来无尽的地缘政治利益、经济贸易利益和能源利益。当苏联解体后，中俄实现历史性边界和解后，中俄边界就转化为经济利益边界和给双方带来“利好”的边界。而苏联解体造成的中亚真空立即成为中国巨大的地缘政治之收获，不仅免除了西北边境的军事威胁，而且可以直接深入梦寐以求的亚欧大陆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当和平的贸易之门和中国的经济力量驶向心脏地带的中亚时，中国的国家利益就立即驶向了中亚。这样看来，市场经济和商品贸易将过去的地缘冲突转化成为中国利益之“得”。因此，从全球化和经济合作的角度来看中国的陆上地缘，今天看到的是中国巨大的机会和地缘政治及地缘经济有利的地位，同理，当中国和日本将相临的海岸线看成是机会和贸易的时候，中国东部的海岸线和日本西部的海岸线就成为和平的海上贸易线，如果双方发生冲突的话，那么海上贸易线就会转变成双方冲突的交界线。

总之，中国不仅仅是一个陆权国家，也是一个海权国家，因此应该用“海陆权”国家来描述中国国家战略发展方向。当然，一个国家的财力总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必须进行当下的优先性判断，我国有限的财力资源在当前的条件下究竟应该更加偏向陆权，还是海权？这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取决于我们对当下和未来20年中国周边环境的战略判断，中国未来可能受到的战略威胁究竟来自哪个方向？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要求我们在哪个方向进行重点防御？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的总体环境是什么样的情况？其主要特征是什么，其主要发展趋势是什么？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主要是以什么样的规则在运行，国际文明整体进步的程度是怎样的？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展的战略方向取决于我们对多个复杂和综合因素的整体判断，然后才可能进行精确战略定位，然后才能探讨我们该如何实现我们的战略。关于这部分讨论中国崛起策将在下一策展开。

三 中国—天命大国

从大国崛起的历史趋势来看，从一开始的葡西双雄称霸，到荷兰的小国大运，再到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大国登场角逐，之后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雄，最终是苏联解体，美国独超，这里可以观察到一个明晰的发展趋势：由一开始的小国称霸世界，然后是欧洲大国争雄，最后是世界性的大国引导世界。如果对比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今天的中国，我们会发现许多有趣的特征。

首先，美国和苏联都是面积超级庞大、人口众多的国家，这不同于以前小国称霸世界的时代。美国面积是940万平方公里，苏联是2200万平方公里，美苏的人口都在2到3亿之间，对比美苏两个大国，我国的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人口是13亿多，从大国的潜质来看，中国具有世界级大国的基本素质。

其次，从地缘环境来看，美苏都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缘身份，但是也都各有缺陷。苏联几乎独占了欧亚大陆绝大部分的心脏地带，成为一个超级巨无霸般的欧亚帝国（Eurasia），垄断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苏联几乎集中了陆心地带最丰富的资源，具有垄断世界的潜力，苏联和后继者俄罗斯最大的缺陷在于：苏俄是个高纬度国家，国土大多在北纬45度以北，因此苏联缺乏优良的港口和不冻港，北边的北冰洋无法航行，西边仅能通过圣彼得保和波罗的海的狭窄海域向外航行，东边仅有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不冻港，因此苏俄虽然历经几百年扩张还是陆心国家，而不是海权国家，俄罗斯的海洋困境是典型的“高纬度”困境，是地缘注定的；美国的地缘形势极为有利，是“两洋”之国，美国处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陆上接壤的国家很少，而且美国在北美洲大陆上占有绝对优势，陆地上不存在直接威胁，因此可以放手发展海权，因此美国是典型的海权国家。美国的地缘不足在于不直接处在欧亚大陆世界岛上，因此必须依靠超级大国的海权力量介入欧亚大陆，但是存在着未来被欧亚大陆排除的危险。但是现阶段，美国以远离欧亚大陆的“两洋”之国的身份全面介入欧亚大陆，占有一定的“中立”和“超然”身份的优势，因为美国跟欧亚大陆上的其它国家没有历史文化和宗教民族冲突的纠葛反倒很容易受到欧亚大陆国家给予的“第三方”裁判身份的认可。

美苏两个世界超级大国都具有独特的地缘身份，一个是“两洋”之国，一个是“欧亚心脏地带大帝国”，而中国恰恰也具有世界独一无二的身份，中国是一个“边缘—心脏”大国，也是一个“陆洋”和“海陆权”国家，几乎是苏联和美国地缘形势优势的结合，是世界上唯一综合了大陆和海洋双重身份的大国。从纬度而言，中美所处的纬度要优于俄国，因此拥有较多优良的港口。中国地缘形式暗含的不足是，中国可能会面临海陆两个方向的威胁，因此必须平衡发展海权和陆权。

美苏是世界两大意识形态的发源地，宗教文化上两国都具有“救世主义”、“普世主义”和美苏“例外主义”的特征，两国都具有浓厚的弥赛亚救世主思想和意识形态输出情结。美国是清教徒为主的加尔文宗文化，崇尚“上帝预定论”，崇尚个人竞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代表性国家，美国人非常乐意在全球输出自己的制度、理念和生活方式，美国人根深蒂固地认为本民族是上帝拣选的民族，是独特的一群人，因此美国必将改变世界；俄罗斯人信仰的是东正教文化，认为东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莫斯科就是“第三罗马”，俄罗斯人掌握了最纯正的基督教教义，因此俄罗斯人担有救世济人的伟大责任，苏共成立后，东部正教的救世教义就转化成为共产主义救世学说，其基本理念是一脉相承的，认为苏俄人是人类中独特的一群，担负有输出共产主义制度意识形态以解放全人类的任务，俄罗斯人必将为人类作出独特的贡献。

虽说意识形态的输出不可取，但是伟大的民族必定有伟大的理想。排除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之外，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还是应该有理想和国家目标的，去提升人类社会的文明境界和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大同。从这点来看，中华民族再次处于很有利的位置，中华民族也有很强的独特性，是人类社会中罕见的文明延续5000年没有发生完全断裂和毁灭的民族，民族的再生能力和复兴能力见证了中华民族的确是地球上一个非常独特的民族。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乏改造世界的思想和天下大同的理想，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必将引导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并进一步整合成为具有普遍主义的新世界理想。最近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际社会开始出现了对中国模式的探讨，比较出名的就是英国学者乔舒亚·库珀·拉莫（Joshua Cooper）提出的“北京共识”的思想。当然，中国距离形成有吸引力的制度模式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需要随着中国崛起的进程中我们进一步整理出关于中国经验和中国制度的范式出来。

表一. 美国、苏联和中国的比较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从以上的角度来分析，从中国的幅员、人口、独一无二的地缘身份，文明再生能力和本民族对世界目标的追求来看，中国同美苏一样，的确是“天命大国”。当中国拥有美苏这样的力量的时候，中国一定会承担起世界大国的基本责任，去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人类历史的创新。我们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 2007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