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头再谈国民党进攻延安和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情况。
一九四七年三月起，战争的形势发生了一个变化：蒋介石因为他的大量有生力量被歼，兵力不足同战线太长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被迫放弃全面进攻，改取重点进攻。重点进攻的地区放在整个战线的东、西两翼：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在其他战场上，被迫转取守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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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三十三）：第二条战线
二月底，蒋介石从南京飞到西安，召集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安排进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部署。三月六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电报，向各地通报：胡宗南指挥十七个旅主力正向宜川、洛川中部之线急进，十日集中完毕，十五日可能开始攻击。
为什么蒋介石在迭战不利的情况下要进攻延安？周恩来在三月八日下午延安各界一万多人参加的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讲话中作了说明。他说：蒋介石、胡宗南要来进攻我们的边区，这已经是第三次了。许多人以为上两次没有来，这次也许不会来了。同志们，不要这样想，这一次他是决定要来的。为什么要来？因为他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打了败仗，许多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它的大量部队。蒋介石在财政上也破产，滥出票子，人民已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和他闹。“因为这样，他想不出别的办法，他只有最后一个手段，拿进攻延安来挽救已失的人心，这岂非梦想！”〔1〕朱德、林伯渠、邓颖超在这次会上也都讲了话。
十一日上午，驻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刚刚坐飞机撤离，下午美国制造的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就飞临延安上空，开始狂轰滥炸。朱德、任弼时、叶剑英奉命带领中央机关一部分人员迁到瓦窑堡办公，毛泽东、周恩来从枣园后沟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同彭德怀住在一起。
蒋介石对延安攻击的开始，比中央军委预计的日子还提早两天。十三日，他集中三十四个旅二十三万人，分别从南、西、北三面向陕甘宁边区进攻。胡宗南直接指挥的部队有十五个旅十四万人，是从晋南、豫西和陕西关中地区抽调而来的，气势汹汹地由洛川、宜川一线北犯。十六日，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下辖六个旅，约二万六千人。双方兵力相差悬殊，但中共中央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十七日，周恩来写信给续范亭说：“目前国内外形势，日益向有利于人民的方面发展。”“倘以边区现有之力，能钳制与削弱胡之主力于此区，则对于争取全国胜利将帮助甚大。故现时边区正以全力进行此长期战争，并不望敌人退出也。”〔2〕
胡宗南集团是蒋介石的嫡系，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战略预备队。他们经过长期训练，武器装备精良，有着较强的战斗力。把这样一支军事力量牵制在西北战场，使它不得脱身，显然对其他解放区战场是很大的帮助。由于进犯的兵力几乎是西北野战兵团的十倍，在重兵进攻面前，中共中央果断地决定暂时撤离延安。
撤离延安，不少干部和战士一时想不通，在感情上更难接受。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反复作了动员。在对警卫战士的动员会上，周恩来说：“我也不愿意离开延安，毛主席也不愿意离开。但是，我们撤离延安是为了保卫延安，现在走是为了将来不走。”他问战士们：“你们一顿饭能吃多少馒头？”战士回答：“一斤。”周恩来接着说：“一斤一个没法吃，还得做成三四个才好吃。这次蒋介石调动二十万大军围攻延安，也得把他们拉开，一个一个地吃。这样才能吃掉。”他满怀信心地说：“毛主席讲了，这次撤离延安，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3〕
退出延安是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的。撤退前，周恩来作了周密的部署和细致的检查。因为国民党的飞机不停地轰炸，他们在王家坪的防空洞中住了六天。在这些日子里，周恩来接连到枣园、杨家岭、清凉山布置并检查群众的疏散转移和各机关的坚壁清野。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周密，周恩来检查后说，要不是有条延河，胡宗南连口水也休想喝上。〔4〕他自己准备随身携带的，只有一套被褥、一条毯子、一个床单、两套衣服、两双鞋。警卫员为他背了一个皮包，放着文件、地图、放大镜、红蓝铅笔、削笔刀，外层放着日用品和牙刷等。
十八日清晨，炮声已听得很清楚，敌军已经接近延安了。下午三时，周恩来把中央警卫团几个负责人找到王家坪，对他们说：“今晚出发。我们傍晚走，你们先派一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连跟着我们走，其余的坚持到晚上十二点走。”他又说：“出发之前，要派人检查中央机关驻地，不能给敌人留下片纸只字。我随后还要去查看！”国民党军队越来越近，连手榴弹的爆炸声都听得清清楚楚。毛泽东仍在办公室内办公。周恩来又到枣园、杨家岭和清凉山去检查机关转移和群众疏散。黄昏前，周恩来回来。他对毛泽东说：“该走了！”毛泽东说：“好吧。现在还有点时间，咱们吃了饭再走。”周恩来赞同地说：“那好，吃了饭再走。”傍晚七时左右，周恩来走出窑洞，发布命令：“准备汽车，马上出发！”
一列车队离开王家坪向东，顺着延河从宝塔山对面的清凉山下一拐，沿咸（阳）榆（林）公路向东北驶去。这时，延安都已疏散，连老百姓也快走光了，路上静悄悄的。汽车走了七八十里，到延川县永坪镇西南面的刘家渠住下。这是离开延安后的第一站。
从这天开始，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在陕北坚持工作和战斗，历时一年零五天，行程二千余里，先后停留过的有延安、延川、清涧、子长、绥德、子洲、靖边、安塞、横山、米脂、葭（佳）县、吴堡十二个县，在三十七个村庄住过，继续指挥着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
胡宗南部队一侵占延安，蒋介石兴高采烈，大肆宣传他的“胜利”。胡宗南也叫嚷：“中共已成流寇。”其实，他们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根本不知道解放军主力转移到哪里去了。胡宗南命令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和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主力部队气势汹汹地向延安西北方向推进，力图寻找西北解放军主力决战。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却一直隐蔽在敌人背后的另一侧。胡宗南侵占延安后不到一个星期，他们突然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打了一个伏击战。这里两面是连绵起伏的高山，咸榆公路蜿蜒曲折地从中间穿过，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方，也是敌军一定会经过的地方。这一仗，一举歼灭胡宗南部第三十一旅旅部和一个团二千九百余人，活捉旅长李纪云。这是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的第一次大捷。前线部队准备拿出一部分缴获的卡宾枪等，将中央警卫战士的武器更新一番。毛泽东、周恩来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坚持把新式武器送到前线，警卫战士仍用旧的。
蒋介石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原想在短期内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中国共产党的右臂，并驱逐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到达清涧县枣林沟。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5〕参加会议的除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外，还有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能好好地打胜仗。”他也不同意给陕北再增加部队，说：“不能再调部队了，陕甘宁边区巴掌大块地方，敌我双方现在就有几十万军队，群众已经负担不起。再调部队，群众就更负担不起了。”会议议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叶剑英、杨尚昆在晋西北地区，负责中央机关的后方工作。会后，刘少奇、朱德过河，汽车也随他们过了河。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这一着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人们不能不对他们的安全感到担心。警卫战士也在议论这个问题。周恩来听到了，就问他们：“你们见过大海吗？”他接着说：“航船在大海上遇到风暴，舵手坚守岗位，沉着驾驶，会给全船的人带来无穷的力量，这是战胜风暴的决定因素！”“今天，蒋介石又掀起了一股反共反人民的恶浪，全国、全世界的人都望着咱们陕北。在这严重的时刻，毛主席确定，我们的帅旗高举在陕北，指挥中心坚决不挪动，这是多么雄伟的革命气魄啊！”〔6〕
事实确实是这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坚持留在陕北，不仅牢牢地吸住了胡宗南这支敌人的战略预备队，减轻了其他战场的压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而且对鼓舞各解放区军民的斗志，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进而夺取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枣林沟会议的第二天，周恩来带着两个警卫员骑马北上，经绥德，在军渡渡过黄河，到山西省临县三交镇去部署中央机关人员的转移和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成立的准备工作。这时，中央机关有三千二百余人和大批物资已安全运到河东，城市工作部和外事组留在这里，邓颖超也随后委转移到这里。周恩来向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传达了中央的决定，还批评了晋西北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的倾向。在临县，他同贺龙、李井泉等见了面。贺龙向周恩来的警卫员询问一路上过来的情况，还问他们带了什么武器。当他听到说只带了两支短枪时，觉得短枪射程太近，火力太弱，回去路上遇到敌人怎么办？就叫他带上一支卡宾枪和几百发子弹。四月二日，周恩来在和东渡黄河的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会面后，还是带着两个警卫员离开三交镇。路上，他发现警卫员的枪换了，严肃地批评他：“换好枪，要手表，要马，要这个那个，这是旧军队的作风。”警卫员立刻解释：“因为时间仓促，来不及请示。”周恩来还很不满地说：“你总是有理！”〔7〕
这时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已向西转移。周恩来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星期，四月十日赶到青阳岔，同毛泽东等会合。青阳岔在延安西北的靖边县境内，离黄河西岸已很远了。周恩来第二天在这里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把中央机关分为三部分的决定告诉各解放区领导人。并通知：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康生为常委，刘少奇为书记。董必武并准备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中央工作委员会带走的中央机关有：组织部、宣传部、党校、解放日报社、社会部、政治部、青委，还有中央办公厅及秘书处、机要处、卫生部、军委总供给部的一部分。中央和军委的大部分工作机构暂留晋西北，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的后方委员会，杨尚昆担任后方支队司令，委员还有李维汉、邓颖超。
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按照军事编制，实行轻装，编为四个大队。为了统一指挥，成立司令部，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名称是“三支队”。周恩来提议：为了保密，每个人应起个代号。毛泽东说：我们一定得胜，我叫李得胜。周恩来说：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我叫胡必成。任弼时说：我叫什么呢？毛泽东说：你是支队司令，就叫史林；定一同志是政委，就叫郑位吧！〔8〕他们在行军途中，一到宿营地，立刻挂起地图，开始工作。报务人员也架起电台，接通中央对外的联系。
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的领导是高度集中的。这完全适应当时异常紧张的革命战争形势。后来，周恩来还讲到：“我们领导革命战争时，在全国、在中央决定问题的只有三个人。当时中央书记处共有五个人，分散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刘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他们领导全国土改，搞根据地；在中央只有三个人，毛主席、周恩来与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9〕
周恩来同中央机关会合的第三天，也就是四月十二日，他们从青阳岔出发，向西南转移到不远的王家湾。这是部队撤离延安以后第一次白天行军。
王家湾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在半山坡上有几排窑洞，原来住着十七八户人家。坡底下是双羊河，绕过山庄，向北流去。对面是石寨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住在贫农薛如宪老汉腾出的两孔半套窑里。这座窑洞又破又黑。毛泽东住在左边那一间。里面除了土炕、一张无斗柳木条桌、两个小圆木坐墩外，还砌了个长方形的土粮仓，安着一溜酸菜缸，几乎挤满了。毛泽东只能在炕上放一张小炕桌办公。周恩来、陆定一住在一进门的过道窑里，连一张桌子也没有。有人回忆：他们办起公来，就坐个木墩子，膝盖上垫一个用高粱秆纳成的锅盖拍拍，把电报、文件放在拍拍上，边看边批。腿麻了，又伏在锅台上继续工作。胡乔木从陇东土改团回来，也同他们住在一起。任弼时住在右边那半间，是个有炕没脚地的半截窑，条件更差，连腰也直不起来。
因为住得很挤，进出又只有一个门，平时除开会外，都各自聚精会神地工作，窑里一点声响也没有。周恩来每天清早起来，常要连着咳嗽几声。他总快步走到院子外面咳，免得影响别人。到了夜里，尽管煤油灯光不亮，各人也设法把灯遮住半边。他们的生活同战士、老百姓一样艰苦。细粮很少，主食大多是粗粮，青菜也很困难。
当时，最重要的是军事工作。他们不仅指挥着陕北战场的作战，而且指挥着全国战场的作战。由于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已出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无法再顾及总部的工作，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事实上成了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主要助手。他们到王家湾后，就成立一个军事组，有五六个参谋主管作战方面的工作，直接受周恩来指挥。当时担任作战参谋的张清化后来回忆说：“在这个阶段，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周副主席在军事上是党中央、毛主席完全不能缺少的得力助手，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军事组织者和指挥者。当时他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深得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和全军的拥戴。凡是党中央研究、毛主席下了决心以后，具体的组织布置和如何执行等都是周副主席具体来抓的。无论前方或后方，无论是后勤供应或部队调动，总离不开他的具体的组织指挥。”〔10〕
毛泽东、周恩来等在王家湾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总共有五十七天。这段时间内，在他们指挥下，无论是遭受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还是其他战场，都接连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先说陕甘宁边区。
继青化砭大捷后，西北野战兵团四月十四日在羊马河地区全歼胡宗南部第一三五旅四千七百余人，活捉代旅长麦宗禹。第二天，中共中央在通报这次战斗时指出：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可逐步解决胡军。五月四日，西北野战兵团在诱敌主力北上后，又突然奔袭，一举攻克群山环抱、工事密布的胡宗南重要补给基地蟠龙镇，全歼整编第一六七旅近七千人，活捉曾担任胡宗南副参谋长的该旅旅长李昆岗等，并缴获了大量粮食和军用物资。这两次胜利在二十天内接连取得，震动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狠狠打击了胡宗南进攻陕北时那种趾高气扬的气焰，大大鼓舞了西北人民的胜利信心。九日，新华社发表经周恩来修改的评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辛辣地指出：“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牌胡宗南，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了老虎背。”“不到两个月，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11〕
接连取得这样三次大捷以后，西北野战兵团下一步的作战行动该怎么办？五月十日，周恩来赶往安塞县马家沟西北野战兵团驻地，同彭德怀等接连开了几天会，分析了西北战场的局势，共同确定下一步出击陇东的作战计划。
十四日下午，在真武洞（马家沟东五里）山坡的杨树林里，召开了边区军民祝捷大会。从撤出延安到这时才一个多月，西北战场的形势已发生了多么明显的变化！举行祝捷大会时，满山遍野都是人，群情振奋。彭德怀宣布大会开始后，周恩来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用洪亮的声音说：我代表中共中央祝贺你们，我代表中国人民感谢你们。他宣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自从撤出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同边区的全体军民共同奋斗。他说：蒋介石、胡宗南梦想赶走中共中央，消灭西北解放军，征服边区人民，但是一件也没有做到。他分析了全国各个战场（包括陕北战场）不断胜利的大好形势，号召边区军民团结一致，下定决心，坚持斗争，彻底消灭胡宗南部队，彻底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早日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12〕这次大会，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必胜的信心。大家认识到：黑暗快要过去，曙光已在前头。
再说山东战场。华东野战军继莱芜战役的胜利后，在四月二十六日，攻克泰安，歼敌二万四千余人。五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又在蒙阴东南的孟良崮地区，将国民党的王牌部队整编第七十四师三万二千余人全部歼灭，击毙该师师长张灵甫，迫使进犯军全线溃退。这又是一个震动全国的巨大胜利。国民党军队在东西两翼发动的重点进攻都遭受严重的挫败，已成为强弩之末了。
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大部分主力被吸引并牵制在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又为其他解放区的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各个战场上，捷报频传。其中，晋冀鲁豫解放军在四、五月间发动攻势，全歼国民党军第二快速纵队和暂编第三纵队，共四万五千人，解放了豫北、冀南大片地区，控制住平汉铁路三百余里，从而破坏了敌军在东西两个战场之间的枢纽地带的防御体系，为刘邓大军大举南下创造了有利条件。五月九日，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电，发出采取新行动的信号：要求全党全军首先要面向蒋管区，把战争引向更远的敌后，同时加强解放区土改后的生产、节约、支前，消灭党内、政权内、军队内的无政府状态和无纪律现象。
由于有了这一系列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条件逐渐成熟。为着准备转入战略进攻，周恩来在四月十七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后勤工作的指示，告诉各部队、各地区：为了争取胜利，解放区的一切战争动员工作都应从长期打算，尤其是要节约人力物力，严禁浪费。我们现在的后方是在前线，主要的军火资财取之于敌。
在这段时间内，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也蓬勃高涨。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导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几乎都是在王家湾这个偏僻山村的小窑洞里写的。为了揭露蒋介石改组政府的真相，他还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新筹安会——评蒋政府改组》的评论，说明：“蒋介石统治集团是同时处在政治、军事、经济三大危机之中”，“不管再借多少外债，蒋集团的危机不会减少，只会加深，直至被危机压得粉碎”。〔13〕
全国的形势越来越好。但从陕北战场这个局部来说，一时仍是敌强我弱。真武洞祝捷大会后几天，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于五月二十一日按计划西进陇东。这样，留驻在陕北的兵力更少了。
六月九日，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带了四个半旅，沿着延河北上，先头部队进到离王家湾只隔一个山头的寺湾。这时，开往陇东的西北野战兵团主力离王家湾有几百里地，而中央警卫部队只有四个连，三百来人。情势确实相当危急。
毛泽东、周恩来留下四个班在王家湾掩护，中央机关连夜冒雨向西北方向转移。临撤离时，周恩来又一个窑洞一个窑洞地作了检查，炕上炕下都看过，不让留下一点中央机关在这里住过的痕迹。转移时，风狂雨猛，天黑路滑，山道狭窄，泥泞难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没有穿雨衣，同干部、战士一起，手拉手连成一线，费力地攀上山顶。风雨停了，部队经过短暂的休息，继续步行前进。到东方发白的时候，山坡下出现一座村庄。这个村庄地处毛乌素沙漠的南缘，群山环抱，两条河水在这里汇合，杨柳树丛中掩藏着一排排窑洞。那便是靖边县的小河村。
因为情况仍很紧急，他们这一次在小河村只作短暂的停留。十一日下午，接到报告说：一股敌人穿过王家湾正朝这里扑来，离村只有十来里。周恩来立刻命令警卫团长刘辉山派一个警卫排带一挺机枪，到村东制高点监视敌人，中央纵队迅速撤离小河村，向同属靖边县的天赐湾转移。
这是转战陕北中最艰险的一段旅程。
部队还没有出村，一阵霹雳电闪，大雨又下起来。小河水暴涨了，把老乡搭下的那座季节性小桥连拥带裹地推走。部队要过河，只好重新搭桥。在这不大一阵工夫里，侦察员先后几次回来报告，敌人距这里只有八里、七里……四里了。周恩来严肃地命令刘辉山：“告诉留在东山上的那个排，敌人不进村，不许开枪。敌人和他们接火以后，要坚守阵地，阻击敌人，掩护主席和全支队转移之后再撤！”〔14〕
经过一阵紧张的努力，浮桥搭起了。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过了河，就上山。刚从羊肠小道爬上山顶，后面传来激烈的枪声，留在小河东山那个警卫排已同敌人接火。不一会，左侧山沟和山头上都燃起一堆堆篝火。敌军军官的叫骂声和骡马的嘶鸣声听得清清楚楚。但是，敌人对中共中央首脑部门就留在这里仍懵然无知，更没有发现中央纵队的行踪。继续行进时，中央纵队的队伍里不许打手电，不许抽烟，不许有喧哗声，静悄悄地在风雨中摸黑前进。后半夜，到了两山之间的一个山村——月牙口。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又继续前进。当十二日清晨红日升起的时候，队伍到达了天赐湾。
天赐湾是一个坐落在山梁上的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这里的条件比王家湾和小河村更艰苦，连喝水都要到很远的山沟去挑。毛泽东、周恩来等就挤在一间小窑洞里住。五六个参谋只分到半个窑洞，只能把文件放在里头，人睡在外面。
队伍在天赐湾刚要生火做饭，又传来消息：敌人朝这个方向出动了，离这里只有二十多里。大家做好行军和战斗的准备，布置好警戒。但毛泽东判断：敌人可能只是经过这里向保安方向去。果然，对中央机关行踪懵然无知的敌人顺着山下的深沟开过去了。午后，又有一支敌军从王家湾开来，离天赐湾只有十五里，形势再度紧张起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商议后决定：非战斗人员集中山后，待命出发；警卫团派一个排到村东设阵地准备阻击，但敌人不到跟前决不准开枪；另外再派一个排到西南方向活动，去诱开敌人。毛泽东估计：敌人仍不会来。他问周恩来：你看是不是这样？周恩来回答：是这样。果然，派出的那个排，装作同敌人遭遇的样子，向西南方向节节撤退，敌人紧紧追去，越走越远。
在天赐湾住了一个星期。他们的工作还是那样紧张繁忙。在这里，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致电林伯渠、王维舟等，并告彭德怀等：根据我们的经验，只要采取积极态度，坚持反“清剿”斗争，即使是十几个人的游击队经常保持与敌人接触，也可以使敌人踌躇不前，或者依山筑工事，不敢下沟捉人，既可以迟敌前进，使我掩护群众及机关转移，又可阻敌骚扰，减少群众及机关损失。〔15〕
天赐湾地形虽好，但村子太小，中央机关人多，在这里居住不便工作，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当形势稍见缓和后，便决定重返小河村。六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等带领中央纵队，从天赐湾回到小河村。
他们回到小河村后没有几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开始进入第二个年头。
从全面内战爆发到一九四七年六月，解放战争已进行了整整一年。在这一年里，共歼灭国民党政府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伪军、保安队等三十四万人，共一百十二万人。他们虽不断补充，总兵力已由全面内战爆发初的四百三十万人下降为三百七十三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却由一百二十万人上升到一百九十五万多人。双方兵力对比从一比三点五八缩小为一比一点九。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已被粉碎，重点进攻也遭到严重的失败。
在第二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的基本任务应当怎样来确定呢？
蒋介石把主力集中在陕北和山东这两翼作重点进攻后，在中段只有少数兵力凭借黄河天险进行防御。这种兵力部署，有如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如果人民解放军从中间的薄弱部位拦腰突破，渡过黄河，挺进到南京、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地区，就会像一把钢刀插进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
还在王家湾的时候，毛泽东就在五月八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的电报，提出：刘邓所部“争取于东（六月一日）前休整完毕，灰（六月十日）前渡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陈粟所部“准备于六月十日以后配合刘邓军大举出击”。〔16〕六月三十日，刘邓大军四个纵队约十三万人强渡黄河，发动鲁西南战役，揭开了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陈赓、谢富治率领的太岳纵队，原定由晋西南渡河，加强陕北的军事力量。在天赐湾时，周恩来曾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谢电，要求他们先转移到洪洞赵霍以东地区集结，准备在本月底、下月初在军渡、界首间西渡，陈赓可先渡河沿大理河来中央军委一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对陈谢纵队的使用方向开始作两种考虑：一种方案是仍照原议调来陕北，从内线歼灭胡宗南部相当数量，然后出外线（陇南），与西北野战兵团协力，完成消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的任务；另一种方案是，考虑到刘邓已渡河，又考虑到陕甘宁边区人口稀少，粮食及各种供应浩繁，难以负担大量军需，而豫西一带在胡宗南部大批调往陕北后，兵力空虚，如把陈谢所部使用在这个地区，不仅必将迫使胡宗南部分兵救援，有利于西北野战兵团各个歼敌，而且对刘邓大军的南下起重要的配合作用。七月四日，他们为此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征求意见。十九日，陈赓从河东来到小河村。毛泽东、周恩来同陈赓商议后，决定实行后一方案，将陈谢纵队的使用方向改为南渡黄河向豫西挺进，太行纵队、三十八军和五师一同南进，统受陈谢指挥。
稍后，在八月上旬又决定由陈毅、粟裕指挥六个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并指挥晋冀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在豫皖苏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
这样，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南下的基本格局大体上确定下来了。
适应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在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举行会议。会议在小河村司令部的院子里召开。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原来就住在这里。开会前，毛泽东也搬来了。这里院子比较大，栽着柳树，警卫战士用柳树枝搭了一个凉棚。棚下摆一些木制的桌椅，这就是小河会议的会场。赶来参加会议的，除陈赓外，还有彭德怀、习仲勋、贺龙、王震等。
小河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先讲话。他说：军事计划，原先计划过边区和陈赓两部集中打，现决定分开打，从战略上、粮食上看都有利。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解决。看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是有可能的。他提出：陕甘宁边区在军事上和财政上都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因此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贺龙统一领导这两个解放区的地方工作。〔17〕
周恩来为这次会议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他电令各地区和各野战军按时作出报告，要求各项材料和统计数字必须准确无误。向总参谋部工作人员交代了总结的项目、内容和完成的时间，并反复审查修改各种图表和文字材料。在会议期间还召开机要工作会议，叮嘱：“行军打仗，机要人员一定要在首长跟前。机要工作如果出了问题，要拿负责人是问。”〔18〕
在会上，周恩来总结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一年取得的成绩，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趋势。他说：过去一年内蒋军有了极大的变化。从建制人员、武器说，都损失了约三分之一，从质量说，不止降低三分之一。敌军在去年七至十月，占领解放区一百零四座城市，兵力分散；十一月至今年二月，敌军逐渐集中兵力，但在此期间我歼敌最多，城市则得失相当；三月至六月，敌军攻势已成弩末，仅在山东、陕北两处进攻，在其他各处我都转入反攻，得城市六十二个。人民解放军在去年停战时，主力、地方部队共一百四十多万；复员中减少一些；七月大打后又陆续增加，连后方机关共达一百九十多万人，已超过解放区的负担能力。所以，今后发展必须求之于新区，主力的发展则求之于地方部队的升级。〔19〕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邓、陈、粟、谭和华东局的电报，建议刘邓所部“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陈粟谭率鲁中兵力并在刘邓到大别山后指挥陈（士榘）唐（亮）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陈（赓）谢（富治）集团至豫西后，受刘邓指挥作战”。〔20〕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向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作了报告。他说：去年的作战方针是内线作战，把敌人引到解放区来消灭，战略上防御，用空城来换取实力。现在我们已消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我们只有实行打出去的方针，才能取得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彻底摧毁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中共中央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正确而大胆的：决心不等敌人的进攻被完全粉碎，不等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装备上超过对方，立刻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施中央突破，转入外线作战，直插敌人的战略后方，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从而改变整个战争的态势。
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刘伯承、邓小平当机立断，从八月七日起，出人意料地突然兵分三路，大踏步长驱南下，提前实行“不要后方”的千里跃进。
全国性的战略大进攻，终于开始了！
小河会议结束后不久，胡宗南部因西北解放军主力正集结在北线的榆林附近，又向北推进，一部逼近小河村所在的靖边县一线。七月三十一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电：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番号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以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兼前委书记。〔21〕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下辖三个纵队又两个野战旅，共约五万人。
八月一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带领中央纵队离开小河村，沿大理河向东作远距离转移，向西北野战军总部所在地靠近。中央纵队的代号由“三支队”改为“九支队”，由周恩来兼任司令员和政委。离开小河村时，周恩来向当地老乡告别，说：“老乡们！你们也知道，敌人很快要到这里来。我们一走，大家要做好坚壁清野，准备转移！不能让敌人得到一粒粮食，饿死他，困死他，彻底消灭敌人的日子不远了！”〔22〕
九支队离小河村后，抢在刘戡、董钊等部队之前，在十三日越过无定河，沿咸榆公路北上，绕过绥德城，再折而向北，沿葭芦河大踏步北上。途中，突然下起暴雨，下山时滑得人连脚也站不住。毛泽东、周恩来和战士们手拉着手，一步一步往下挪，费了一个多小时才下山，来到五女河畔。接着，他们又两渡五女河。经过将近二十天的行军，在十九日到达米脂县梁家岔住下。这里，离西北野战军总部所在地东原村不到二十里。
在这段紧张艰难的行军过程中，有人回忆：“周副主席是部队最忙碌、最辛苦的人，事无大小，都要亲自安排、布置、检查，他往往睡得更晚，起得更早。毛主席休息的时候，除了有特急电报，周副主席总不肯惊扰毛主席。他自己经常是睡上两三个小时，就会被秘书叫醒几次。前线发来的战况报告，如有新出现的情况和地名，周副主席为了使毛主席能集中精力考虑战略决策，总是亲自加上注释，附上小图，再送给毛主席阅示。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周副主席也总是细心观察，想尽办法使毛主席减轻劳累。”〔22〕
对群众的安全，他也十分关怀。十六日到葭（佳）县曹庄的时候，他听说还有群众没有疏散，有一部分伤病员和家属没有转移，立刻打电话给县委，询问情况，并告诉他们：敌整编第三十六师两天后可能到乌龙铺，刘戡带四个旅正从南面扑来，你们的三处黄河渡口在三天内都要停渡，将船只开到东岸隐蔽。“县委一定要抢在敌人前头，把伤病员和家属全部送到河东；过不了河的老百姓，要组织他们沿着黄河向北撤，同时要搞好坚壁清野，绝不能让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到损失。”〔23〕
离开曹庄时，警卫员发现周恩来走路一拐一拐的，要他把脚抬起来。一看，鞋底已磨出一个洞，袜子也已磨破，脚跟红红的快要出血了。要他换鞋，周恩来说什么也不肯换。他说：部队已出发了，换鞋要耽误时间，影响部队的行动不好。要他骑马，也不肯。毛泽东听到他们在争论，要警卫战士拿一副担架来，周恩来更不肯坐了。结果，又走了二十多里，到目的地后才换了鞋。
胡宗南部这次大举北上，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想集中十个半旅六万三千多人的兵力，先解榆林之围，再将西北野战军主力歼灭于葭（佳）县、米脂、榆林三角地区，或赶过黄河。西北野战军根据情况，果断地撤出榆林战斗，于八月十二日将主力隐蔽集中于榆林东南方向。
这时，胡宗南部正分两路向西北野战军主力扑来：一路是刘戡率整编第二十九军五个旅，由绥德北进；另一路是刚刚抢先进入榆林的整编第三十六师主力两个旅，由师长钟松率领，从榆林南下镇川堡，再转而向东，企图夹击西北野战军主力。钟松一路处于孤军深入的地位，这是一个良好的战机。
八月十四日，中央军委在行军途中致电彭德怀：集中八个旅打钟松于绥德、镇川线以东以北山地是好机会，不知部署来得及否？西北野战军随即以一部兵力阻击刘戡等部，集中六个旅兵力于沙家店地区，准备围歼整编第三十六师。这个师是胡宗南部的精锐，骄横异常，急于立功，远离主力，进入西北野战军的伏击区。二十日，也就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达梁家岔的第二天，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地区经过一天激战，全歼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和一个旅，并在常高山以南歼灭该师的另一个旅。
沙家店战役，是西北战场上一次有决定意义的战斗。它的胜利，改变了整个西北战局，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使西北人民解放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进攻。同时，这次战役把胡宗南集团的主力拖住在陕北战场，从而有力地配合了陈谢集团南渡黄河、挺进豫西的行动。
沙家店战役的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到西北野战军指挥部驻地葭（佳）县前东原村，同彭德怀等开会。毛泽东赞扬沙家店战役的胜利，说：“它将使西北形势很快发生变化。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陕北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战争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到西北野战军手中。会上，决定二纵（王震部）、一纵（张宗逊部）、新四旅和教导旅分三路南下。沙家店战役的第三天，陈赓率领太岳兵团强渡黄河，进入豫西。胡宗南慌忙急电董钊、刘戡率残部迅速南下。
陕北战场的反攻开始了！
沙家店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八月二十三日转移到葭（佳）县朱官寨，在这里住了将近一个月。这是他们转战陕北期间粮食供应最困难的一段时间。
陕北本来地瘠民贫，又经过半年来国民党军队的洗劫和破坏，葭（佳）县一带人民只能靠黑豆、糠秕、野菜和树皮充饥。部队的供应也十分困难。陕北农民本来吃一种用小米和黑豆轧成的铜钱大小的片片熬成的稀饭，叫“钱钱饭”。现在只能吃米糠、秕谷和瓜菜合在一起、加几把黑豆片片熬成的糠菜糊糊的“钱钱饭”。毛泽东、周恩来等在朱官寨的一个月，吃的也是这种“钱钱饭”。
当地人民生活的这种艰苦状况，在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的电报中也说到过：“陕甘宁边区半年来受敌摧残甚重。一切县城及大多数乡村均被敌占领过。加以今年先旱后涝，收成极坏（只有三成左右）。晋绥又为贫瘠之区，亦遭旱涝。故两区粮食无法长期供应部队作战及大批后方人员。居民饥饿者甚多。因此，陕甘宁、晋绥两区今年须从太岳筹拨五万石（三百斤一石的）细粮，方能渡过难关。”〔24〕
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通知各战区和各野战军：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理总参谋长工作，副参谋长仍由叶剑英担任。
这时，在全国战场上，到处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沸腾景象。
刘邓野战军在八月七日出其不意地分三路迅捷南下。他们不采取逐城逐地推进的方式，而是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经过二十天行军作战，从几十万敌军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于二十七日直插大别山地区，迅速完成战略展开的任务。九月末，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邓电，指出：你们如能乘机攻占长江以北、大别山以南各县，必能威胁长江，分散敌人，开展局势。〔25〕进入大别山后，刘邓野战军经过一个多月作战，共解放二十三座县城，建立了十七个县级民主政权，迅速在大别山地区站住了脚跟。
陈谢集团八万多人，在八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先后在晋南、豫北交界处渡过黄河后，跨过陇海路，挺进豫西。九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谢、韩（钧）电，要求相机攻占郑州、洛阳以南，平汉铁路以西的十余县，然后向汉水流域发展。〔26〕
陈粟野战军八个纵队共十八万人，九月上旬在鲁西南沙土集歼敌整编第五十七师九千多人。九月二十六日，除留两个纵队在鲁西南外，主力越陇海路南下，经过一个多月作战，解放县城二十四座，完成在豫皖苏边区的展开。
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相继南下，在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摆开了一个倒过来的“品”字阵势，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这是一个对战争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蒋介石的战略防御体系完全被打乱了。
与此同时，西北野战军乘刘戡、董钊等部南撤时，乘胜追击，在九月中旬收复葭（佳）县、吴堡、靖边、子洲、横山、吴旗、安塞、志丹等县城。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在九月间发动胶东保卫战，前后共歼敌六万三千余人。东北民主联军在九月十四日发动秋季攻势，经五十天作战，歼敌六万九千余人，攻占城市十七座，使敌军退缩到沈阳、长春、锦州、四平、吉林等三十四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陷入更加孤立被动的局面。晋察冀野战军也发动了平汉北段的战役，取得了胜利。
在这个全国大反攻的胜利形势下，九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到葭（佳）县神泉堡去向住在这里的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干部、战士作了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
他首先详细叙述了过去一年在自卫战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为什么能取得这样大的胜利？周恩来指出三个原因：第一，人民拥护我们作战，相信我们是为他们做事的。第二，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是人民的子弟兵。第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得好。“从这里可以看出，第二年提出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是适当的。”
接着，他分析了当前的战局：“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南下，过黄河，过陇海路，直到长江以北。黄河是蒋介石的‘外壕’，陇海路是他的‘铁丝网’，长江是他的‘内壕’。蒋介石总想赶我们过‘外壕’，而我们已过了‘铁丝网’，打到他的‘内壕’了。”在北线，西北解放军也要打过去，东北解放军已经出击。“这是全国反攻的形势。”
当前的方针是什么？周恩来回答：“我们的方针就是：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在蒋管区。”他强调地提出：“这个方针在今后一年到两年间要实现。”他认为：这是有把握的。因为从国民党方面看，有三个弱点：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人民反对；而从中国共产党方面看，首先是人民解放军越战越强，第二是土地改革，第三是扩大解放区。再加上有利的国际形势，这说明举行大反攻的条件已经成熟。〔27〕
周恩来提醒大家：“今后两年我们将要登上山顶，还要鼓两年劲，蒋介石的力量已是下降的，但还没有下降到最低点。现在是运动战，将来还要打阵地战。”“我们还有困难，如军事工业基础薄弱、干部不足、粮食不宽裕等等，这些困难都要我们来克服。”他满怀信心地鼓舞大家：“中国地区这样大，四万万五千万人翻了身，革命胜利了，对世界革命有很大意义。所以打倒蒋介石，不要说还要两年，就是五年也划得来。同志们大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还怕等不到成功？我还有这个信心呢！”〔27〕
这年的中秋节，是在胜利声中愉快地度过的。在朱官寨的一个院子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请战士们一起席地而坐，就着辣椒喝酒。大家赏月谈天。晚上，周恩来给已远去河北平山的邓颖超写信。信辗转寄到时，邓颖超正在看信，她的秘书陈楚平说：“情书来了！”邓颖超看完后，笑笑说：“这哪里是情书？是形势报告！”陈楚平指着信的最后一段话“对月思人，不知健康否？于中秋节。”说，“不是有‘对月思人’吗？”〔28〕
这以后，前线捷报频频传来。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十月二十日拂晓将从石家庄北上的敌第三军包围在清风店地区，经过三天激战，全部歼灭，生俘军长罗历戎。十一月六日，他们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十二日，攻克石家庄。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首开了人民解放军夺取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先例，并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连成了一片。西北野战军乘胜追击胡宗南部，十月十一日攻克重兵设防的清涧县城，全歼整编第七十六师，活捉师长廖昂。刘戡率部向南撤退到宜川一线。西北战场的局势更加有利了。周恩来在十月二十七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中兴奋地写道：“一年多内战经验，证明蒋介石反动集团败局已定。不管美帝帮助多少，甚至直接出兵，也不能挽救其覆灭命运。”〔29〕
冬天快到了。在哪里过冬？因为陕北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中共中央决定不过黄河，仍旧留在陕北。
十一月二十二日，他们迁移到米脂县的杨家沟。杨家沟是米脂县东四十里外的一个较大的山村，原来是一个地主庄园。全村有二百七十多户人家，就有七十二户地主。这里不通大道，偏僻安静，容易保密，窑房又多，便于长时间居住和召开较大的会议。直属队到这里后，代号改为“亚洲部”。随着战争胜利和环境比较安定，他们的居住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周恩来住的窑洞是一明一暗，共两间。里面是卧室，外面是一个大间，作为会议室。毛泽东住的是三间相通的窑洞。他们在同一院子里，一个在东头，一个在西头。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增加了一些。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整整八个月了。到这时，才得到一个安定的环境。
一到杨家沟，周恩来又紧张地投入中共中央即将召开的十二月会议的准备工作。他召开一系列小型会议，研究战局，研究土地改革政策和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他当时的警卫战士回忆道：周副主席工作效率高，这是众所周知的。他干什么事都很认真，一抓到底，不抓出成果来不罢手。他写东西速度快，一气呵成。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他要写东西事先和我们打招呼，不让打扰他。
十二月会议的规模比较大。除了能到会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外，还有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负责人。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王维舟、李井泉、甘泗淇、谢觉哉、杨尚昆、李维汉、王明等都参加了。
十二月七日到二十四日，是预备会议。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正式开会。毛泽东在正式开会的第一天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经发展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总结了人民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经验，提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和土地改革中需要遵循的一些重要政策。报告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合法经营。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报告还强调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
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在会议第二天作军事形势的报告。他说：战争的第二年，各条战线无例外地转入主动。开始于七月的刘邓渡河，使南线形势根本改变。现在，南线不但是大别山，就是江汉、桐枣地区也已站住了脚。比小河会议时不同，敌已完全被动。敌二百四十八个旅中，受过歼灭或歼灭性打击的达到一百四十五个旅。地区则发展得更快。停战令时原有二百三十万平方公里，现已恢复，约占全国的百分之三十二。解放区人口现有一亿五千万。在蒋管区群众斗争方面，学生运动在全面内战爆发后发生了三次高潮：抗暴，反饥饿、反内战，反暴行（于子三事件）。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工人斗争也是如此。农村游击战争在粤、闽、浙、皖有很大发展。他在报告中对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作了详细的分析，并且指出：“我们的供应主要是取之于敌。”〔30〕
在讨论中，他先后就财政经济、土地改革、统一战线等问题作了多次发言。他说：晋绥土改的战略方向是对的，“但对军队中地富与农村中中农问题则不够慎重”；“土地与浮财，在农民中应该指出主从轻重，不应钻在牛角尖里”；对中农、贫农间的矛盾同农民、地主间的矛盾“不应并列”；在整党中“不必重复联共清党中的缺点”。〔31〕这些，都是为了纠正土改和整党中已开始出现的“左”的偏向。
毛泽东作结论时说：这次会令人兴奋。和洛川会议相似，都是在时局开展中召开的。对蒋的力量对比问题，到现在才解决了。这次会议通过一篇文章（指《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打倒蒋介石的时期可起纲领性作用。反对美帝，打倒封建，打倒官僚资本，这三个目标应该保证。团结中农，团结中小资本，以共同反对这三个敌人，是正确的。中农问题是历来就解决了的，但这一次特别强调了。
转眼就过年了。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一日，周恩来在西北高干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他详细地叙述了一年来革命战争所取得的巨大胜利。下一步怎么办？他说：“我们中央已经决定一直打下去，不要再走弯路，一直走到胜利。”“我们可以这样看：三五年消灭蒋介石，全国胜利。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怎么打？周恩来先分析了敌军的作战方法：第一年是战略进攻，战术防御，战役上有时采取进攻；第二年，战略战术上都是防御的，战役上有时还采取进攻。这种战役进攻，是重点地把兵力堆在一块进攻。“我们的办法，是一点两面战术，大胆地派部队从中间切断敌人，另以主力包围其突出之部予以歼灭。再，敌人兵力一集结，其他地方就空了，我就可以收复地方，大搞土改。”
掌握政策的问题，在周恩来这个报告中占着重要的地位。他说：我们的军队打到外线后要注意政策。“掌握政策的基本方针是要争取多数，反对少数，集中力量打击消灭当前主要敌人，而不应多树立敌人。”他举例说：在乡村中把最坏的恶霸拿出来斗争，次要的中小地主屈服了就是胜利，不一定要斗他。至于“城市政策更重要，不要毁坏。在韩城搞的不好，犯了纪律，连学校的钢琴亦没收了，真是乱弹琴！”
他特别强调反“左”的问题，根据党的历史教训，尖锐地指出：“我党历史上右倾错误时间短，易纠正，‘左’倾错误的时间长，不易纠正。因为你以为很左就很光荣，但客观上是帮助敌人。你脱离了群众，一个人革命，敌人还不欢迎吗？在土改中有些连中农亦不要了，很容易孤立。他不和你反对敌人，你的力量就小。我们一方面防止敌人捣乱，一方面要掌握政策。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打出去的胜利，开展大西北的局面。”〔32〕
周恩来这样强调反“左”的问题，是因为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布后虽然取得巨大成绩，但也比较普遍地出现了“左”的偏向，这对巩固和发展胜利是十分不利的。周恩来不仅在会议上谈了这个问题，并且从多方面调查了解土地改革中的实际情况。当时担任作战参谋的张清化回忆说：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会议后，周副主席放我的假，让我回黄河以东后方一趟。我回到了临县三交镇。那时那里正在搞划阶级、定成分、斗地主、挖地财、挖元宝。最初我还没看出什么问题来，后来看到定成分要查三代。如果你是贫农，查到你三代中有是地主或富农的，就定你是地主或富农。我对此产生了疑问，心想他现在是贫农，什么都没有，给他定成地主或富农合适吗？后来又定工商业者的成分，大一点的铺子的店主，就定地主、富农，把铺子给分了，我觉得不对头，毛主席不是在十二月会议上讲过保护工商业嘛，这样搞不是把工商业给搞垮了吗？但又不敢多讲，怕讲多了，人家给我扣上右倾帽子。没有几天中央支队打来电报，叫我回去，我就回去了。
回去后，周副主席问我在那里看到什么情况，我说我不敢讲。他说：‘你讲一讲嘛！’我说我可能认识不准，讲错了会犯错误。周副主席讲，你有什么讲什么。我说不会给我戴个右倾吧？他说：你讲，绝不会给你戴帽子。于是我就讲了我对几件事的看法。
对于定成分和三查三整，我说地方搞，部队也搞。听说当时有的地方吃饭搞两桌席：地主、富农出身的坐王八蛋席，贫雇农出身的坐贫雇农席。把机关、部队的同志这样一分，那怎么行呢？我们的领袖不少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那怎么讲，又坐什么席呢？周副主席听了以后，讲了一句：‘胡闹台！’就是胡闹的意思。我又说在农民中查阶级时要查三代，他现在是贫农，你查他三代划成了地主或富农，但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你怎么分他的财产？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说我讲不出更多的理由，但我不理解，当时又不敢多讲，怕人家说我右倾。周副主席又问我还看到了什么，说你讲对讲错都没有责任，但要把事情讲清楚，我们才能更多地了解情况。于是我又把对商店店主也划阶级的情况讲了一番。我说把商店店主评成地主、富农，财产也分掉了，那么保护工商业又怎么保护呢？在那里我多说了两句，人家问我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周副主席讲：这都是不对的。我们解放区的工商业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只有保护工商业，才能活跃解放区的经济。商店、小作坊都不能分。他还说：对于工商业，就是解放以后也应该保护。后来，大概周副主席将先后了解的这些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经他们研究以后，遂派人去纠正这种‘左’的倾向。”〔33〕
周恩来在这时花了很大力量来研究土地改革的问题。现在留下他在这段时间内手写的两份笔记。一份的题目是《占有与使用问题》。另一份包括了四个问题：一、地主与富农的定义及其区别；二、地主富农中几个问题（破产地主问题，经营地主问题，下降地主问题，下降富农问题）；三、贫雇农与中农问题；四、小资产阶级问题。
他在一月六日审阅《关于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指示》的草稿时，添写了几段重要文字，主要都是为了纠正“左”的偏向。《指示》草稿中讲到：中农在土改中，一部分分进土地，一部分不动，还有一部分要分出一部分土地，但他们在土改中和土改后可得到其他经济和政治利益作为补偿。周恩来添写道：“虽然如此，各地在平分土地时，仍须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指示》草稿讲到抗日战争时期同共产党合作过的开明绅士时，周恩来添写道：“对这些过去同过患难的人士，应当加以照顾，并应当区别这些党外人士过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与压迫关系。一般的，开明绅士过去均是以地主身分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只要他今天赞成实行土地法大纲，我们没有理由责备他过去不该剥削。而其对农民的压迫行为，也须区别是发生在参加三三制政权以前或以后。如果是发生在参加以前，则其参加三三制政权对全国人民的利益已足抵补对一个地方人民利益的损害，我们应负责向当地受损害的人民解释，免予斗争。”此外，他还写道：“在土改深入的地区，必须吸收农民中尤其是贫雇农中最积极分子入党，增加党内新的血液。”“如各级政府与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在其决定的案件上发生争执时，应提交各级人民代表会解决之。”〔34〕
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在老区与半老区中，大致应分为三类地区（土地改革较为彻底的地区，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地区，土地改革很不彻底的地区），应该根据地区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针。“每一个乡村土改与整党问题的解决，均必须酝酿成熟，取得绝大多数人的同意，方能作出决定，采取行动，不能由少数人强制解决，致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同时，对于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意见，又必须耐心说服，实现党的领导作用，不要犯尾巴主义的错误。”“土改与整党，均应采取有重点的、波浪式的逐步推广的方法。凡无得力的领导者或健全的工作团的地方，宁可暂缓发动，不要急于求成，致走弯路。”〔35〕
第二天，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平分土地问题给阜平中央局的指示》，对土地改革中的许多问题作了细致的规定，指出：“凡是靠一股劲，就想完成这样细致的土改工作，最多像东北煮成夹生饭，还要再煮，否则，就会搞错了，还要纠正。贫雇农欲罢不能，而中农无心生产，大吃大喝，地富则对生产怠工，故意破坏，正证明我们工作尚未深入。如就在这样基础上调剂土地，平分土地，其结果，可以想象得到不会很好。”〔35〕
再下一天，毛泽东、周恩来指示新华社：关于土改政策的宣传报道必须慎重处理。不健全的通讯或文章，宁可不发。土改是极其细致的工作，决不能草率从事。春耕前勉强完成土改是不可能的。
《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下达后，晋绥分局要求暂不公布，并向中央请示。三月七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批示：“中央这一指示，仍应公开发表。这种新精神很有助于你们澄清干部中认识问题模糊、不懂得区别情况、不能掌握具体政策的混乱思想。任何政策的决定或改变，任何政策中之正确的部分或错误的部分，必须适时地不但向干部而且向群众公开指出，才能得到群众的了解和拥护而成为力量。领导者必须经常掌握这一主动，不要因为过分小心，许多有关政策问题，仅限于少数干部知道，弄得群众及下级干部反彷徨不定，结果必使自己陷于被动。”〔36〕
对城市政策问题，周恩来也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多次指示。如致电徐向前、滕代远：祝贺攻克运城的胜利，对城内的商店、工厂、作坊严禁没收和破坏其营业。三月十一日，致电西北局、晋绥分局、西北前委：务使每个干部战士都懂得党在新区和城市中的正确政策，“如有违犯，前、后方军政机关均有权进行干涉或停止其活动，并须追究责任”。三月十二日，又致电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必须严令各部部队在攻入城市后，“遵守城市纪律，坚守城市政策，不得丝毫违反”。三月二十日，为中央军委起草指示，责成各野战兵团领导和前委，于最近休整期间，收集和研究好坏典型，总结攻城时的经验和城市政策实施经验。在攻克一些城市后，遇到的涉及外交的事情多起来了。三月四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前委电：“凡有关外交行动及外交政策之决定，必须报告中央并得中央批准后，方得实行。一切违反中央外交政策及处理外侨方针的行动必须禁止。”〔37〕
周恩来这一系列努力，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对纠正当时土地改革和城市工作中一度泛滥的“左”的偏向，保证运动健康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革命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望。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已经响亮地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38〕
这时，由于蒋介石政府的残酷迫害，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人士正纷纷避往香港。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柳亚子、朱学范等代表国民党内几个民主派别，在香港宣布组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五日至十八日，沈钧儒、章伯钧等在香港主持召开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民盟领导机构，重新开展工作。会议发表声明，否认国民党政府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的无理措施，宣告反对国民党反动集团，反对美国反动派的对华政策和危害中国主权的行动，表示愿意同一切民主党派合作，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十四日，中共中央致电叶剑英、李维汉和上海局：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反蒋派，对冯玉祥，对一切可能争取的中间派，我们应当采取积极争取与合作的态度。第二天，周恩来通知中共中央城工部和社会部，要他们本着中央这个指示的方针，指导北平、天津等处的上层统战工作。
这个月内，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民主党派问题的指示。指出：中国的民主运动，由于历史的发展，武装斗争成为主要形式。到了大革命后，就只有两个全国性的大党。经过二十多年的斗争和战争，一天天证明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已经成为不可能。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民主同盟不再恢复活动，国民党不可能分裂，各地的小党派或其他人民政治团体从此也不存在了。“这些党派虽带中间性，但其组织成分又常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如民主同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建国会等皆是，而其中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我们党在发展进步、争取中间、孤立右翼的统战政策上，在鼓吹好的、批评错的、揭露坏的宣传工作上，都需要有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分析。应该记住毛泽东同志的统战方针：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那个多数一直要包含到敌人营垒中的少数开明分子。”对于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和地方实力派，只能看作是间接同盟军，“但当其已经改变立场，拥护我党行动纲领，公开反对美蒋时，我们就须采取欢迎态度，促其在行动中改造自己，证明其为直接同盟军”。〔39〕这个指示，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地指导统一战线工作，有着重要的作用。
种种迹象都向人们表明：历史的前进正在大大加快自己的步伐，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很快就要到来，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二、三月间，西北战场的局面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北野战军经过新式整军后，遵照中央军委关于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在二月二十三日发起宜川战役，到三月三日共歼胡宗南主力一个整编军部、两个师部、五个旅，共约三万人。一年前气势汹汹地率师北犯的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和整编第九十师师长严明也被击毙。这是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关中为之震动。
三月十日，周恩来在杨家沟山顶的小操场上向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战士作形势发展和中央机关转移的动员报告。他说：一年来，敌我力量对比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中共中央决定东渡黄河，移驻华北。
二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央机关从杨家沟出发，到达绥德县吉镇。第二天，到葭（佳）县刘家坪。二十三日，到吴堡县川口村以南的园则塔渡口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在他们东渡黄河以后不到一个月，四月二十一日，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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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三十四）：转入战略进攻
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撤离延安，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东渡黄河，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时间共一年零五天。在这一年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从重点防御转入全面进攻。战争形势发展之快，几乎是出人意料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坚持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震惊中外的胜利，真可说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曾说过：“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指挥了全国的战争。”周恩来接着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40〕他没有提到自己，但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谁都能看到的。
随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他们可以离开陕北，前往华北的西柏坡村，在更宽阔的舞台上，指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