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和谈破裂，这是时局的一个重要转折时刻。对一年多来的国共谈判应该怎样评价？今后的工作方针应该怎样确定？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刘少奇同刚由南京归来的周恩来三个人举行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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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三十二）：和谈的破裂
周恩来首先回顾了一年多谈判的经过。他说：谈判虽然破裂了，“但另一面则收获甚大，使党的和平民主方针与蒋的独裁内战方针被群众所认识”。蒋介石是以不变应万变，基本关键就在军队和政权，也就是地盘，他绝对不让。他在七月一日的讲话中说得最为露骨。他说：我已给你们东北两省半加延吉，关内也有不少地位，你们苏北还不让？对共产党，蒋的政策是从削弱到消灭。现在，他们对长期作战没有任何把握，连白崇禧等都感觉前途茫茫，一切计划都以半年为期，半年后毫无打算。海陆空军的中下级人员，悲观厌战更甚。
刘少奇说：代表团的工作就是要揭露蒋介石。现在已证明和是不可能了。和虽不可能，但当时去谈是必需的。谈判整个说来是很成功的，成绩就是证明了妥协的不可能。
毛泽东说：南京谈判有成绩，达到了教育人民的目的。代表团不能早回来，一定要在开“国大”以后才能回来。这样，战争与分裂的责任才清楚，才不致失去人心。我们的条件比之抗战时期是更好些，统一战线比那时更广。很多人以前不理我们，现在要来理我们。我们在国际国内都有广大的统一战线，这是基本问题。在军事上，歼灭战已经经历了事实的证明。过去至今已经歼灭了三十八个旅，很难想象以后就不能歼灭。因此蒋介石的攻势是可以战胜的。把他在美国援助下七八年的积蓄在一年内打破，达到两党平衡，这就是很便宜的事。达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然后可以再向长江以南，约在三年到五年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说那时就消灭蒋介石。宁可把事情估计得低一点。最坏就是打十五年，打得一个县城都没有，这我们也要准备。解决土地问题，这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一切都要按长期战争打算。一方面要藐视他们，非此不足以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而另一方面又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谨慎。〔3〕
这次会议确定了“打”的方针，要孤立蒋介石，进而达到打倒蒋介石。但也确定，现在暂不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4〕
“打”的方针确定了。那末，目前是进攻还是退却？从表面看来，这时国民党军队仍在气势汹汹地向解放区步步进逼。从全面内战爆发到同年十月这四个月内，国民党军队侵占了解放区一百零五座城市和大片土地。侵占张家口，成为他们全面进攻的高潮。十月间，陈诚在北平记者招待会上说：从军事上对付中共，“三个月到五个月便能解决”。有些人为此感到担心。但深入一层来看，国民党种种弱点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局势正朝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方向发展。十二月四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这次会议认为：全国的形势是进攻不是退却，党内需要防止的主要倾向是对形势估计不足，不敢放手地进攻。〔5〕
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在坚持并发展解放区军民自卫战争的同时，如何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领导的问题，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过去很长时间内一直是由周恩来具体领导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尽管处在国民党统治的高压之下，人民运动仍顽强地向前发展。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云南昆明西南联大等校学生的反内战运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上海各界人民欢送和平请愿代表的示威游行，都曾震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加紧对人民运动的镇压。十一月周恩来撤返延安前，曾通过办事处向上海工委作了指示：国民党统治地区黑暗严重的时刻又到来了，必须坚持艰苦的斗争。
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工作后，周恩来仍以很多精力继续领导这一工作。十二月二日和十六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报告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他说：过去新四军驻过的地方，以分散坚持长期斗争为好。城市知识分子下乡现有很大困难，只能由点逐步扩大，以待主力到来。十六日的书记处会议上，决定改组中央城市工作部，由周恩来兼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中央城市工作部的任务是：“在中央规定的方针下，研讨与经管蒋管区的一切工作（包括工、农、青、妇），并训练这一工作的干部。”〔6〕
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将会怎样？从表面上看，随着国共谈判的破裂和内战的加剧，国民党在自己的后方采取恐怖手段加强控制，周围仿佛是一片“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景象。但周恩来在十二月中旬的两次讲演和给宋庆龄的信中，一再乐观地预言：中国新的民主高潮不可避免地将要到来，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将是促进这个新高潮到来的重要因素。十二月十八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一年来的谈判及其前途》的报告，结束时说：“假使再打半年到一年，战局一定要改观，这也就会影响到蒋管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与农村的武装斗争。这三种斗争的汇合，在不久的将来，将会造成民主的新高潮。”〔7〕
局势的发展，果然如周恩来所预计的那样，而且来得更快。
首先冲破国民党统治区那种黑暗沉闷空气的，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底从北平开始、随即席卷全国的抗议美军暴行的学生爱国运动。这个运动，以北平学生抗议驻华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先修班女学生为起点。它是在美国扩大对华侵略、驻华美军横行不法罪行累累、中国人民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突然爆发的。所以，不仅来势猛烈，发展迅速，并且深深博得社会各阶层的同情，使国民党当局陷于束手无策、张惶失措的狼狈境地。十二月二十九日，北大、清华、燕京等校学生一万人在北平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学生们用英语高呼：“美国兵滚回去！”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几十所大中学校一万多师生也在南京路举行示威游行。许多在抗日战争后期参加过青年军的爱国学生，穿着美军服装，站在游行队伍的前列。这个运动，迅速向其他城市扩展，短期内参加运动的学生先后达五十多万人，获得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标志着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新高涨。
抗暴爱国运动刚开始，周恩来就清楚地看到在这场爱国运动中蕴藏着的巨大潜在力量和光明前途。他十分重视加强对这一运动的领导，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中共中央主持起草致当时还留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董必武、吴玉章、张友渔、叶剑英、刘晓等人的电文。电文指出：北平学生因美军强奸女学生事，已造成有力的爱国运动。上海、天津闻亦将响应。望在各大城市（平、津、京、沪、渝、昆、港、榕、杭等）及海外华侨中发动游行示威，并坚持下去。不能游行的地方，亦可进行请愿及组织后援会。一面提出目前具体要求，如要求此案及以前历次悬而未决的惨案彻底解决，要求美国兵犯罪由中国法庭公开审判（如华侨在美犯罪一样）等；一面依据情况联系到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出卖军火，进行借款，助长内战及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等口号。在运动中，要尽量推动一般中立分子出面，造成最广泛的阵容，并利用国民党所宣布的元旦起实行宪法人权等条文，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国民党不敢压迫，并达到暴露国民党之媚外卖国及其国大制宪全系欺骗之目的。电文要求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将运动向各地推动发展，向各方呼吁声援，“务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8〕。
为了声援全国抗暴爱国运动并纪念政治协商会议一周年，延安各界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举行大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对马歇尔三天前离华时发表的声明加以评论，希望他回国后能站在已故罗斯福总统对华政策的立场上，为了中美两大民族的传统友谊和利益，检讨美国政府的政策，不再继续过去的错误，停止援助蒋介石政府进行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不再干涉中国内政，重新调整中美关系。〔9〕
蒋介石在关闭和谈之门时，对形势的估计是很乐观的。两个月来时局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军事战场上，他们虽然侵占解放区大片土地，被歼的兵力却猛增到五十三个旅。从抗暴运动开始，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又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发展起来。这两个事实，都使蒋介石感到震惊。
他需要寻找一个喘息的时间。一月中旬，国民党政府又提出要派张治中赴延安重开和谈，美国的司徒雷登大使转达了这个要求。中国共产党自然不会上当。十六日，周恩来致电留在南京的董必武，指出：根据目前形势，蒋介石提出恢复和谈只是有利于蒋方重整军队，再度进攻。因此，不能恢复这种欺骗性和谈，以便我们在这半年内外取得转变局势的胜利，有力地推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斗争。“对司徒通知的回答，仍是坚持恢复一月十三日位置与取消蒋宪、另开制宪会议两条。”〔10〕第二天，他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谈话说：国民党当局对于中共两项最低限度要求置之不理，这就证明其所谓和谈完全是欺骗，我们对这种所谓和谈完全丧失信任。
为了更有力地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以配合解放区人民自卫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组织系统进行调整。一月十六日，周恩来电告董必武等：南京局仍由董必武主持，直接管理上海工委、重庆分局、香港分局及一部分统战关系中的党员。上海另设上海分局，统一管理刘晓、钱瑛领导的秘密组织，但下层仍不打通。重庆分局、香港分局直属南京局，但有关全局工作，中央可直接给予指示。〔11〕二十日，周恩来致电有关各局、分局领导人：目前正是揭穿美蒋和谈欺骗、将群众对美蒋斗争提高一步的关头，望各地统一宣传与活动步骤，加紧进行为要。〔12〕
自卫战争的胜利，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这两个事实越来越清楚地预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即将到来。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会上，讨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彭德怀作了军事形势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报告。
周恩来在报告中最早地把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称作“第二战场”。“第二战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提法，它把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提到了同第一战场——人民解放战争相配合的战略地位。他说：反美斗争，去年还不会料到有这样大的发展，因为许多人原来对美国有幻想。现在，学生运动和小贩运动都直接地是反美运动。群众中，从贫民、工农到民族资产阶级都不满美国的压迫。斗争还要继续发展下去。这个运动是配合自卫战争最有力的运动。
他接着说：和平民主的口号，也一步步为人民所接受了。日本投降后，许多人说战争是双方的。现在，内战责任清楚了，连中间性的报纸也不说战争责任在我们。但人民中还有一种想法：既然谁也消灭不了谁，为什么要让生灵涂炭？我们要说明：妥协只能使生灵涂炭，去年的经验已经说明这一点；只有武装自己，才能避免生灵涂炭。还要进一步，要使人民知道从自卫战争中得到生存与独立。
周恩来在叙述了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征兵征粮、加捐加税、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情况后提出一个重要意见：在国统区内要提出为生存而斗争，联结到政治口号的发展。〔13〕周恩来这个富有远见的主张，为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下一步从反美爱国运动发展到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他还指出：蒋管区乡村中自发的民变很多，稍加领导，力量就会更大发展。
学生反美爱国运动在经历了暴风骤雨式的高潮以后，怎样才能使它的成果能够巩固并坚持发展下去？二月十七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主持起草给北平、天津市委的指示，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地提出四条切实的指导原则：一、积极扩大深入坚持学生爱国运动，并与学生本身斗争联系起来。二、积极建立与发展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三、党的组织仍应精干隐蔽，不应过分集中统一，但是党员应以群众面目出现，积极影响抗暴。四、对特务秘密捕人计划要公开揭露，取得舆论援助。〔14〕
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会这样迅猛地发展起来，蒋介石事前毫无思想准备。他所采取的对策仍然是极端的高压，想用这种手段把方兴未艾的学生运动平息下去。二月间，他们大肆捕捉爱国学生。周恩来对他们的打算看得十分透彻，他说：“其企图不外：一、如我及人民团体、社会舆论默不作声，彼正好得寸进尺，加强镇压；二、如我及进步群众受其挑衅，实行硬碰，彼正好以有准备的打击，挫我锐气，加强恐怖；三、如我只动员少数进步分子提出中间分子尚不能接受的口号，进行反抗，正好中其暴露我方力量之计，便于其分化挑拨，各个击破。”
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应该怎么办？周恩来在二月二十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巧妙地指出：“针对目前蒋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在宣传上，对蒋介石的任何一个反动设施、恐怖行为，要尽情揭露，宣告中外。在行动上，“应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去硬碰，这不是保守，而是领导群众变换方式，绕过暗礁”。指示提醒说：一般学生对捕人事件，有愤激的，也有畏缩的，应该顾及这种不同情绪，联合大多数学生首先向学校当局要求生命保障与释放同学。
指示中更重要的，是提出要适时地变换斗争策略和口号：“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在工人与城市贫民（如小贩）中，更要着重经济斗争的领导和发展，求得局部胜利，以便巩固阵地，利于今后斗争。〔15〕
三月一日，周恩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指出：“蒋为便于在其统治区内施行镇压恐怖，已对我下逐客令。蒋如再败，亦有下讨伐令可能。因此，蒋管区群众运动，特别是城市斗争，在一个时期内可能遭受极大压迫。”为适应这一新变化，指示要求国民党统治区城市中的爱国民主运动，“应从参加这一斗争的群众本身的生存问题上着想，有计划地转移到带地方性的经济斗争中去，以深入和巩固群众斗争基础”。指示乐观地预言：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前线继续遭受失败，人民在活不下去、忍受不了的条件下，“新的斗争会在为生存而奋斗的基础上增长起来”，从而推动学生运动新高潮的出现。〔16〕
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除城市中的爱国民主运动外，还有农民群众的武装斗争。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矛盾居于主要地位，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实行不发展农民武装斗争的方针。此时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问题也被提到日程上来了。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展农民武装斗争又不能简单从事，既要勇敢，又要谨慎，必须恰当地掌握火候，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三月八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晓、曾镜冰转华东局的电报，指出：目前蒋管区后方甚为空虚，许多省份只有保安团，没有正规军，特别是东南各省为然。蒋如在前线继续大败，有些地方保安团也会抽赴前线。而财政经济愈破产，人民生活愈不得了，不论城市、乡村的群众斗争情绪和要求亦将会继长增高。因此，在蒋管区发动与组织农民群众武装斗争的客观条件与时间是完全具有的。只要极当心地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胆大心细地发动群众，既勇敢又谨慎地领导斗争，就会在群众斗争中建立和组织起武装力量与农村游击根据地而逐渐取得胜利。但是，在奋斗道路上也有可能要经过一些曲折和困难，“因此，你们的斗争口号还不忙马上将下一步的目标揭出，而应多从人民为生存而斗争的口号着想，以利群众斗争的发动深入和继续。在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上，你们也可先从合法斗争形式上建立群众基础，先从敌人力量较薄弱的地方发动武装斗争，求得存在和发展，尤其在组织上开始不要铺张门面，过分刺激敌人，反易招致敌过早过大的打击”。〔17〕
这时蒋介石已公然驱赶仍留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代表团人员。三月七日，董必武率领在南京、上海的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返回延安（叶剑英已在二月二十一日率中共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最后一批工作人员回延安）。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各种政治高压和控制都加强了。可是，由于周恩来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已预先做出周密细致、切合实际的部署，无论城市中的爱国民主运动，或是农村中的农民游击战争，都没有因此发生停顿或遭受重大挫折，相反却迅速地向前发展了。
蒋介石在一九四七年三月进攻延安后，内战进一步扩大，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也加强镇压。但是，随着国民党的军事失败和二月经济紧急措施的破产，开始出现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全面危机。国民党政府把国家财政预算的百分之八十用去打内战。到一九四七年上半年，通货发行额比战前猛增一万多倍，物价比战前暴涨了六万倍，而职工的工资收入只比战前增加六七千倍。物价的暴涨，更激起社会各阶层对国民党统治的强烈不满。广大学生也遭受着饥饿、贫病和失学、失业的严重威胁。国立大学学生每天的公费只能买两根半油条，伙食极差。学生中充满着一触即发的愤怒情绪。
于是，群众性的争生存的斗争日趋活跃。从学生要求保障学业与增加公费、公职人员要求公平配给、城市贫民的抢米风潮，到职工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斗争，虽然还是分散的，却此起彼伏，从未间断。处境日益窘迫的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统治也公开表示不满。各种不满情绪和分散斗争正在逐渐汇合成为一股愤怒的洪流。国民党政府突然发现：它已没有一个可靠的后方，而是坐在即将喷发的火山顶上。
局势发展得真快！抗暴爱国运动结束后不过四个月，第二个新的高潮又将到来。它比抗暴运动有着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也不像抗暴运动那样带突发性，而是由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分散的生活斗争逐步准备起来的全面的政治斗争。事实证明，周恩来二、三月间的预言——“新的斗争会在为生存而奋斗的基础上增长起来”从而推动学生运动新高潮的出现，是多么切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这时，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延安，周恩来已在紧张、艰险、戎马倥偬的转战陕北的征途中。但他仍一直密切注视并继续领导着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发展。
五月五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蒋管区工作方针的指示》，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要时时注视情势的发展，坚持我党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灵活地既结合又分别合法与非法的斗争。将适合群众迫切要求、提高群众斗争情绪的口号，均经过群众面目提出，以发动群众；将党的宣传工作，侧重于以群众中有职业有地位人物，利用公开刊物、报纸、集会，批评时政，增强不满；而将党的广播言论、解放区胜利消息，经过极可靠关系，辗转秘密散布”。〔18〕第二天，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通知将上海中央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与工作，并于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以刘晓为书记、刘长胜为副书记。〔19〕这些就为行将到来的群众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政治指导和组织领导上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五月中旬，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高涨起来。十五日，南京中央大学等校学生三千人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反对饥饿，要求增加伙食费，并支持中大教授会提出的增加教育经费等五项要求。学生们质问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国家的钱到哪儿去了？”“国家财政有困难，为什么还要打内战？”南京学生的斗争，迅速得到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学生的巨大声援。学生们响亮地提出“向炮口要饭吃”等口号。十八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十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面对汹涌高涨的学生运动怒潮，蒋介石发表谈话，以高压的姿态恫吓说：“国家何贵乎有如此之学校，亦何惜乎如此恣肆暴戾之青年？”宣布要对学生运动“采取紧急之处置，作有效之制裁”。全副武装的宪警密布南京街头。十九日晚，上海、杭州、苏州各校代表齐集南京。五月二十日，京、沪、苏、杭学生五千人在南京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向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参政会请愿。学生沿途高呼：“反对饥饿”、“反对内战”、“取消《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等口号。游行队伍到珠江路时，大批宪警、特务手持铁棒、木棍、皮鞭等突然冲入队伍进行毒打。学生受重伤的二十多人，受轻伤的九十多人，被捕的二十多人。爱国学生的鲜血染红了南京街头。这就是著名的“五二○”血案。同时，北平学生也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
“五二○”血案发生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各地学生纷纷举行声援性的罢课。国民党特务在各地黑夜间冲入校园，搜捕进步学生，制造新的血案，从而激起了人们更大的愤怒。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许多大学教授和社会知名人士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六十多个大中城市，持续了一个多月。卷入这次爱国民主运动的学生人数之众多是前所未有的。
五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上海局的《关于蒋管区党的斗争方针的指示》。《指示》首先肯定这次学生运动的发展“完全循着我党的指导方针前进。望即坚持此项方针，并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要求上海局“尽管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借款的斗争，向蒋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20〕同一天，他在另一份指示中写道：为避免与青年军学生及宪警士兵造成对立，并争取他们同情学运，以瓦解蒋介石镇压后方的力量起见，你们应通过各种组织、各方积极分子赶紧进行青年军及宪警中的士兵工作，提出适当口号，使之由同情学生要饭吃、要和平的斗争，进到其本身要求加饷退伍的斗争。〔21〕
二十七日，周恩来再次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此次学潮，一般的是从学生本身要求发动起来的，但一经发动，便马上联系到政治口号。于是，要饭吃、要和平、反饥饿、反内战均成为不可分离的斗争口号。现在在五月二十日惨案的激动下，连取消蒋介石的紧急治安法令的口号都提出了，更难使各地学运只局限于经济口号上。应该说，要使此次学运的政治经济斗争口号成为有机的联系，不要生硬加上，不要脱离中间分子，要依其觉悟程度，提出各种部分的辅助的口号，以推动其向总的斗争口号前进。”〔22〕
在学生运动和各界声援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分批释放被捕学生。同时，又在许多城市里宣布戒严，实行宵禁。五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封闭《文汇报》、《新民晚报》、《联合晚报》三家民营报纸。六月初，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分析形势，认为这次斗争已取得重大胜利，大大教育了群众，发展了进步力量，争取了中间群众，暴露并孤立了反动势力，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同时，经过长时间的斗争，学生群众已感疲劳，需要休整。中间学生、教师和社会上层分子对一部分学生提出的无限期罢课的主张不十分赞成。如果坚持长期罢课，或者提出其他过高的要求，将会脱离群众。为了巩固已有胜利，避免反动当局的进一步镇压，决定改变斗争方式，一面复课，一面休整，开展一些分散的活动，以教育积极分子和学生群众，待机而动。
六月三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学运方针给上海局的指示》，肯定上海局“领导斗争向前发展的方针是对的。今天京沪平津学生停止街上游行改在校内开会的办法也是对的。这样，可以巩固校内（包括教职员）的统一战线，便于集中要求于可能实现的条件（如释放所有被捕学生和教员、医治受伤学生、惩办暴行人员、取消紧急措施及军事戒严等），然后再改变斗争形式，继续进行要和平要饭吃要自由的运动”。〔23〕十九日，他再次为中共中央复示上海局：完全同意你们关于学运的复课休整以巩固和扩大校内校外的同情运动和阵容并准备新的更大斗争的方针。〔24〕二十三日又指示：暑期学生下乡，其中心任务应是宣传群众，锻炼自己。〔25〕
对这次规模宏大的学生运动，毛泽东作了很高的评价：
“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26〕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具体指导这个运动的发展。他灵活地运用党的斗争策略，根据形势的发展，恰当地掌握斗争的火候，准确估计到学生中不同层次群众的不同要求和接受程度，及时提出斗争的任务和适用的方法，力求避免可能的挫折和损失，引导运动健康地、波浪式地一步一步向前发展。
这年九、十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已经开始。随着革命形势取得新的发展，周恩来同准备派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工作的于江震、杨超进行多次谈话，在场的还有廖志高。周恩来对国民党统治区在新阶段的工作方针作了系统的阐明。十月十三日，他给李维汉的电报中说：“蒋管区工作为推动高潮，配合解放军取得全国胜利，应有一从长期全面着想的战略计划，现正和江、杨讨论此问题，待定后，他们即回三交。”〔27〕可见周恩来不是把这次谈话看作一次一般的谈话，而是要提出一个“从长期全面着想的战略计划”。
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先向他们指出：当前形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进入全国反攻，二年到五年内可以打垮蒋介石。但是，还要估计到可能发生的种种变化。这就“决定了目前形势仍有一定时期的长期性，切勿片面急躁，缺乏分析，忽视各种可能，只有一种想法，主观制造高潮，轻易搞联合性斗争，或过早决战，招致暴露，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指出这一点极为重要。在胜利形势的鼓舞下，革命队伍里最容易抬头的是“左”的急性病：过高估计自己力量，过低估计敌人力量，盲目乐观，轻举妄动，急于采取重大行动，过早决战。在反动力量依然处于优势的国民党统治区内，这样做就会在客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暴露自己，招致严重的打击，使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一点力量遭受不应有的损失。这种惨痛的教训，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是不少见的。
作为一个政治上高度成熟的领导者，周恩来的态度是坚定而明确的。他在这次谈话中毫不含糊地指出：“蒋区工作的总方针是：长期打算，积蓄力量，发动斗争，推动高潮，配合反攻形势，发动第二战场，准备里应外合，争取全国胜利。”他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要有整个的长远计划和切实工作，根据不同地点、时间和条件，因时因地制宜，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与准备。他把国民党统治区大体区分为四种乡村和三种城市，逐一分析各种地区的特点，提出在这些地区的不同工作任务。他特别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心城市或战略要地，“必须是长期打算，积蓄力量，适当斗争，攻势防御，决非一往直前的斗争。组织形式、斗争形式必须十分灵活，斗争要有目的，尽可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即有损失亦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损失。非到大兵压境与敌总崩溃时，不可决战”。
对斗争形式，他这样指出：在一般情况下，“其内容多是经济性、局部性的，其形式是此起彼伏的、波浪式的。只有在充分有利条件与时机，具有全国性、民族性及有关人民生活之最直接联系的某些个别问题”，“才可以发动一定时期的、较大规模的、及某些不同地区之相互配合的运动”。“对于全面的大规模的运动，一年只要有一二次就是大成绩。”发动大规模的斗争与领导运动，不是经常工作。经常领导的是局部性、经济性的斗争。在任何斗争中，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务使在一次一次的斗争中，不断地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方使斗争的胜利多于失败。要从斗争中经常保持群众情绪，不到联合时不要勉强联合，否则过早联合，反而碍手碍脚，徒费时间，浪费力量，招致暴露。
对过去南方局根据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三年国民党统治区形势提出而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勤业、勤学、勤交友”三项任务，他说：这实际上就是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方针的具体化。今后在蒋管区相同的形势下而主观力量又有很多暴露时，仍然会成为重要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
对地下党的组织形式，他认为：在一般情况下，“是分散的，平行的，各线纵深配备的形式”。这样，才便于适应各种各样的斗争，便于在斗争中使用力量，撤离已暴露的干部，提拔新的干部，不断交替；即使遭到破坏，也只限于一定范围，不致因而扩大，不致被敌一网打尽。
他说：“领导斗争、推动高潮，与长期打算、积蓄力量，是目前蒋管区整个任务之两方面。而里应外合、迎接胜利，才是我们当前工作之最终目的。”
在论述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各个方面以后，周恩来概括地指出：“总之，中国革命的特点，是长期的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今天一切的工作是向着长期胜利作准备，蒋管区一切工作均为着这个总利益，一切力量必须组织，一切力量不可浪费，为着最后胜利，为着里应外合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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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三十三）：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第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又指出：“针对当前紧急情况及可能发展的情势，除乡村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尽量发展武装斗争、在条件不成熟或我工作薄弱的地区坚持群众工作和隐蔽党的组织以待解放军的到来外，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不许城市工人、学生采取武装斗争的直接行动，以免损失掉多年积聚的力量。对反动派的疯狂镇压，要有清醒的头脑、灵活的策略，“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这是总结过去二十年来国民党统治区斗争中无数血的教训所换得的、又是根据当前实际情况所制定的正确方针。
对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周恩来有着异常丰富的经验。他能够随时准确地把握住群众情绪的细微变化和脉搏的跳动，敏锐地判断反动当局可能采取的镇压措施，从实际出发，提出恰当的斗争口号，灵活变换斗争的策略和形式，把斗争不断推向前进。在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同以往几个历史时期相比是最成熟的，遭受的牺牲是最微小的。应该说：周恩来那种炉火纯青的指导在这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