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正上演着当代国际政治的一幕悲剧。类似的悲剧并非第一次发生，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人们可以把此类悲剧称为“乌克兰悲剧”。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这个悲剧，即地缘政治或者大国政治，较小国家的国际生存空间，较小国家的内部民主化。
从地缘政治看，乌克兰的局势首先说明了，到了21世纪的今天，国际政治的本质仍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仍然是大国政治。乌克兰处于西方和俄罗斯两大力量之间，本身没有足够的能力在大国政治中求得自主的生存空间，包围着乌克兰的这两大阵营，也从来没有真正考量过乌克兰的利益；相反，两个阵营随时都可以牺牲乌克兰，来获取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曾经签署协议，保证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但在和西方竞争地缘政治利益的过程中，俄罗斯很轻易地撕毁了这个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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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国家概念的产生已经数百年，人们对此也深信不疑，但对很多中小国家而言，主权仍然是纸面上的，而非实际上的。很少有大国尊重小国的主权，俄罗斯是这样，其他大国也是这样，只是在干预他国的时候，各大国的话语包装不同而已。例如，美国也同样没有主权概念，从来就没有尊重过其他国家的主权，随意制裁、出兵、占领他国领土等等。所有大国的国际行为原则是利益，而非他国主权。
中小国家很容易成为大国政治的牺牲品。在这个层面，“乌克兰悲剧”给人们的教训是：主导国际政治的仍然是基于“大炮”原则之上的强权政治。人们可以谈论主权、民主、人权等原则，但这些原则在强权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和西方表面上都有漂亮的话语，双方都表现出“高尚的道德”；但实际上，俄罗斯的强硬和西方的软弱，其背后是赤裸裸的实际力量的对比。对中小国家，尤其是处于地缘政治夹缝中的国家，要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是要依靠自己，任何大国都难以依靠。只有自身具有了足够的“大炮”，才可享有主权、民主和人权。
在第三个层面，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乌克兰悲剧”说明了民主仍然需要屈服于地缘政治。追求民主价值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但民主的发生、生存和发展，从来就离不开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一旦民主化背离了地缘政治原则，悲剧不可避免。乌克兰的民主运动就是这样。民主化的需求来自内部，但外在的因素无疑促成了乌克兰民主的激进化。在反对党组织的反政府运动期间，欧盟一些政治人物大力推销西方民主，支持乌克兰的激进民主化运动，给反对派造成一种假象，相信欧盟会全力支持乌克兰的民主。但实际上，欧盟已经没有这个能力。被赶走的总统亚努科维奇也并非一定要亲俄，他在任期内也在积极寻求欧盟的帮助，只是因为没有得到欧盟的支持，才转向俄国。民主运动一旦激进化，造成了内部的巨大纷争，就很容易招致外部的干预。中国人的老话“内忧外患”也可适用在这里，内部党争不休，外部势力就会乘虚而入。但一个严酷的事实是，如果一个国家，不论大小，内部出了大问题，要依赖外部力量求生存，就必然变得毫无希望。
在国际政治上，人们一直在讨论大国政治悲剧，说的是大国之间的关系。这个理论认为，国际政治的历史就是大国兴衰的历史，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要挑战现存的大国、现存大国必然恐惧于另一个大国的崛起、一个大国被另外一个大国所取代，战争因此不可避免。（这里所说的大国并非国土的大小，而是实际力量的大小。）不过，国际政治更是中小国家的悲剧历史。历史尽管充满了大国政治悲剧，但处于大国之间的中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更为艰难，大国政治悲剧必然延烧到中小国家，很少有国家能够逃避这种悲剧。乌克兰的处境可以说是较小国家的国际政治悲剧。它表明，如果今天国际秩序发生剧烈变动，很多较小国家就会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困境。
世界已经经历了几个国际政治大格局，这些大格局由大国决定，较小国家所能做的，就只有向既定的格局调整，否则就会发生生存危机，更不用说是国家的发展了。
帝国可以说是第一个国际秩序。在帝国产生之前，存在着很多非常地方化的地方共同体，包括部落、诸侯、宗教政权等等。帝国产生之后，这些地方组织纷纷被纳入帝国，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帝国往往是通过武力征服形成的，帝国的形成所带来的生命代价难以估计。当然，在帝国产生之前，地方化的组织之间也经常发生冲突和战争，它们很难独自存在下去。帝国的产生符合国际政治权力运作的一般规律。
但帝国也带来了正面的因素。例如在帝国之内，往往能够形成较大的市场，促进经济交往；因为有帝国政权的协调，帝国之内各地方共同体尽管仍然处于分散状态，但它们之间的冲突大大减少。如果人们把帝国产生之前的各种地方共同体，看成近代国家之前的“前中小国家”，不难看出，在帝国产生之后，这些“前中小国家”就失去了自主的生存空间。当然，如果帝国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也会出现更大规模的杀戮和牺牲。
帝国解体之后，人类进入了民族国家时代，在民族国家之上又建立了主权国家。这种现象首先在欧洲发生，欧洲也是近代主权国家的发源地。在主权国家的概念下，不仅每一个民族有权利建立自己的国家，各国都拥有自己的主权独立性，其他国家没有权利来干预内政。民族平等和主权平等成为后帝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原则。从实践层面看，这个原则也往往停留在字面上，很难成为现实。和帝国的形成一样，主权国家的形成也往往是暴力和战争的结果，而且主权国家形成之后也没有减少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在欧洲，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在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
实际上，建立在主权国家之上的国际秩序，和帝国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帝国把很多地方化的政治体纳入进来，而主权国家之间则盛行结盟政治。帝国和结盟只是量的不同，性质是一样的。结盟政治是导致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大国来说，为了对付另一个大国，需要和其他较小国家结盟；对小国来说，为了求得安全和生存，也必须选择和某一个大国结盟。一旦结盟，联盟本身就成为不安全的主要根源。一旦两个盟主之间发生冲突，其他所有国家都要卷入。
在美苏冷战期间，国际秩序再次表现为新型的帝国关系。当时，世界一分为二，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较小国家很难有自己的选择，要不加入苏联集团，要不加入西方集团。这种“加入”往往是被动的。在两大集团内部，较小国家没有力量和集团的首领对抗。当时的苏联镇压了集团内部一些东欧国家的“反叛行为”。西方集团内部要好一些，主要强调国家之间的协调性。不过，“镇压”也好，“协调”也好，只是集团首领行使权力的方式不同罢了。冷战之所以成为冷战，是因为冷战在当时成为了保障世界和平的一种有效手段。苏联负责其集团内部的稳定，美国负责西方内部的稳定，两个集团之间则是武力对峙。当两个集团之间都存在可以足以摧毁对方的能力的时候，谁也不敢发动战争。
苏联和苏联集团的解体表明冷战的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尽管人们也把后冷战时代称为多极权力的时代，但不管有多少极，美国当时并没有面临任何挑战者。因为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美国又占据着世界经济的顶端，俨然成为整个世界秩序的领袖。
但是，今天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解体，而解体的主要原因正是美国本身，而非来自美国所认为的其他原因，例如中国的崛起。冷战之后，美国没有及时调整战略，尤其是联盟战略。冷战时代美苏关系实际上是两个战略联盟之间的关系。苏联联盟解体之后，西方之外就不再存在有能力挑战美国的战略同盟。这个时候，美国实际上可以调整同盟战略，或者改变冷战时代所形成的联盟性质，或者甚至解散联盟。不过，美国没有这样做。
美国不仅没有改变和放弃联盟政策，反而强化联盟，使用联盟战略巩固其霸主地位。美国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是利用联盟到处扩张西方势力，尤其是收编苏联帝国解体后所出现的新兴国家。这种大规模的收编，必然对苏联的主体即俄罗斯构成地缘政治上的威胁。为了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俄罗斯一旦有了足够的实力，必然要重新夺回这种地缘政治利益。乌克兰就是明显的例子。第二，美国开始寻找新的“敌人”。联盟必须面对“敌人”，没有“敌人”，联盟就很难生存和巩固。顺着这个逻辑，美国开始物色新的‘敌人”。以美国为主导的联盟的存在，也对其他没有联盟的国家构成了威胁。因此，那些受美国联盟影响的国家也会倾向于去组建新的联盟，以对抗美国为主导的联盟。一旦两个对立的联盟形成，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加剧。
亚太地区现在就面临这种情况。在冷战期间，存在着美日联盟、美韩联盟、美国—澳大利亚联盟等等。美国把中国作为“假想敌”，努力强化这些冷战时代的联盟。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走上联盟的道路，主要是因为中国理性的选择。中国如果学习美国或者苏联，今天的局势会严峻得多。中国选择的是多边主义，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六方会谈等等，这些都是以议题和解决特定问题为主轴，并非针对任何第三国。现在，美国要“重返亚洲”，在强化原来同盟的同时结成新的同盟。一些小国家实际上已经开始选择站边。如果中国也实行结盟政策，就很容易形成对峙局面。一旦这种局势形成，对较小国家来说可能是个灾难，不仅它们的外交会变得非常困难，它们的国内政局也会变得动荡起来。
德国先哲康德著《永久和平论》，成为经典，是现代“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的“民主和平论”的理论依据。在康德看来，在每一个国家都成为民主共和之后，世界就会变得和平。但现实并非这样。首先，要所有国家都成为民主共和，或许是一种不可能的使命。其次，走向民主共和的过程也是暴力和战争丛生的过程。其三，即使所有的国家都变成民主共和，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否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呢？人类的本性是否会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化而变化？这些问题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看来，人类追求国际和平的旅途仍然漫长。对较小国家来说，如何避免像乌克兰那样的国际政治悲剧，仍然是最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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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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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越南抱着“我们的王八蛋”，不仅会陷于被动，更严重的是战略上被绑架。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越南最终向何处去，命运不由我们决定。从交趾到安南，历史上就是不服天朝的乱臣贼子。越南要翻天，也没什么可怕，能翻掉越共的，无非就是美帝扶持的南越遗老遗少及其后代在“革新”后“重返故土”形成的势力。他们一旦上台，必然要“革”越共的命，对抗将是你死我活，民族矛盾被阶级矛盾取代，对中国很有利。而且中国只要支持一下越共，在十七度线以北建政权，形成南北分治。也就是实现先总理恩来在当年越南停战的巴黎和会上的中共设想，完成老一代遗愿。
南北分治的越南，对中国是最有利的。当年打下西沙，就是南北对峙，打掉南越占据的岛屿，北越还不得不声明支持中国。那时候，收回南沙，可能就没那么难了。
可能是，战争的模式在变化。不以军事行动为唯一手段，
而是综合各种领域，各种手段，打组合拳。
减少投入，达成最大效果。
当然，打，也是可以的。只不过，看谁先掉到道德的陷阱中，
然后，群起而攻之。
外交必须服务于内政，同样，在对越关系的处理上也必须要考虑到我国当前的战略目标。我国当前最重要的战略目标是什么？经济上是经济结构转型，地缘政治上是要建立东北亚、东南亚自由贸易区和新丝绸之路。然而，我们要实现的目标就是敌人首要破坏的目标，所以在东北亚，日本向着军国主义狂奔，韩国则一再挑衅朝鲜，甚至闹出了“厕所门板变无人机”的笑话；在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新疆，暴恐分子接连出招；在东南亚，菲律宾和越南的事情先不说，M370航班失联，泰国大乱，缅甸再次被美国制裁，老挝飞机坠落，重要人物伤亡等等，一系列事件令人眼花缭乱。这些事情的背后黑手，不用我说，大家也能猜到是谁。对方之所以一再地在我们周边地区煽风点火，除了直接破坏我地缘战略目标外，还暗含着诱导我们犯错误，从而耽误、拖延甚至破坏我们经济结构转型的目的。所以在东突暴恐事件爆发时，网络上充满了对我们民族宗教政策的质疑声和对某民族某宗教的敌意；M370失联后，又有不少人在网络上叫嚣着要制裁马来西亚；菲律宾绑架我渔民、中越南海撞船和这次越南暴民打砸抢事件后，要求国家发动军事行动的声音再次充斥着网络。国家如果真的按照网络上希望的那样去做，那么国内民族矛盾激化、对外关系恶化，甚至国力无谓地消耗于战争中都是大有可能的，经济结构转型的目标也就不用再提了。
那么具体到越南的问题上，什么情况对我实现战略目标有利，什么情况不利，什么情况又是最糟糕的呢？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越共倒台，亲美的傀儡政府成立，然后引入美国势力甚至军队陈于中国南疆，并不时骚扰我边境；次糟糕的情况是越南南北分裂并爆发内战，美军再次进入越南南部，而我也被迫再搞一次“援越抗美”，牵制我精力和财力，不能使之用于经济转型；再次一等的，是越南政府为了摆脱倒台危机，配合内部亲美派全力以赴搞矛盾转移，在海上加大对我骚扰力度，在陆上攻击老挝、柬埔寨等邻国，则我只能再次“对越反击”。但是，如果我们能使越南政府“危而不倒”，趁机逼迫越南政府回到南海问题的谈判桌上，并使其默许我在越南国内扩张势力，则是最优的选择。
至于说什么我们被越南战略绑架，越南还没这样的力量，就算日本、美国也没这样的力量。我们会坚定地按照我们的战略规划走下去，不因周围的干扰分心，不因贪图一时一地之利而转向，那么，也就只有世界大战才会中断我们的脚步了。
在不影响我国战略目标的情况下，越南如果能够“南北分治”最好，如果不能做到也不要紧。毕竟中南半岛不是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只有朝韩两个国家，而中南半岛上除了越南外还有很多其他国家。越南南北分裂，我们可以南北分治；越南不分裂，我们还可以联老治越，联柬治越，联马治越，联泰治越。毕竟，作为共产党国家的越南和有侵略历史的越南，在东南亚国家中也是倍受提防的。
总之，对越关系不能建立在意识形态上，国家关系就是国家关系，各为国家利益服务。既然，国家利益发生矛盾，就应该下手，不能顾及什么“主义”“共产党政权”什么的。
即使是在毛泽东时代，国家的很多行为也是建立在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上的，只是在对内对外宣传上采用意识形态做幌子而已。假设当年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被美国侵略的并非是共产党政权，是否国家就会坐视其灭亡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越南的情况，和乌克兰其实差不多。都是西方的一些势力，怂恿着搞一些事情，越和乌，本意都是希望在不触及旁边的大国的底线的情况下，争取最大的利益。而中、俄的策略，就是在没有准备好，或时机不到时，采取羁縻的策略。而一旦时机成熟，就趁着衅自彼开的机会，连续打出组合拳。最后的目标，不是完全拿下，而是掌握住绝对的主导权。
中、俄整个的反应，看起来是滞后的、被动的，但是在基于对实力的信心，对机遇的把握基础上，形成哀兵之势的过程。一旦形成哀兵之势，后边的组合拳出来，对方根本没有任何机会。所谓“一力顶十巧”。国际政治，真正的逻辑，其实就是下明棋。你脑子里的想法再多，意志再坚定，我一个大汉，一屁股压住你的胸口，然后是不是碾压，就看我的心情了。这样，你的心肺都要扛不住，为了生存，也就只能接受我的意见了。而且，是你自己在理性思考后，用你自己的口舌，发出独立的声音，是你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表达。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一屁股压死你，但那样，就太没有技术含量了，会让人鄙视的——不是鄙视你的霸蛮，而是鄙视你的笨拙。真正的智慧，不是一些细节的设计。这个大国肯定玩不过日本这样的国家，而是发力的时机和劲道的掌握。目前看，普京还是记取了苏联把自己作死，美国把自己折腾到现在这个样子的教训，把握得还是很好的。至于中国，就不说了。
乌、越内部的一些人指望的，其实是西方的介入。但以西方现在的实力，只要中、俄表现出坚定的意志和实力，又严守界线，绝不谋求吞掉“小国”，其实西方是毫无办法的。特别是当前，中、俄同步行动，使美国的精力被东拉西扯，开始两边都是咄咄逼人，最后却是显出自己的色厉内荏。只要两边同步，就可以互相配合着，达到自己的意图。当然，因为北约和欧盟就顶在乌后边，俄的战略成功，肯定要打一些折扣。
需要注意的是，俄在越是有利益的，中在乌也有利益。中、俄在乌、越，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但在阶段性的战略目标上，又是真正的盟友关系。所以，中美之间，俄美之间，谈是一定要谈的。但唯一的实质性内容，就是坦诚地交换意见，显示一下各自的决心，然后还是要各自拿出实力去对戗。而中、俄之间，倒是很需要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进行深入的交流，实际就是协调步调和利益。所以，普京访问中国，绝不仅仅是一个姿态，而是要进行密集的讨论的。
目前越南国情，在三驾马车中，是弱书记、强总理，那个主席貌似中立，但倾向于总理。总理阮晋勇大儿子进入了中央候补，女儿掌控金融，小儿子从军。女婿阮宝黄是美籍越人，其父是南越阮文绍政权内阁副部长，被怀疑是CIA的人。这次闹事为何集中在南越，游行、砸厂都有人给赏，暗流汹涌，不是那么简单。阮晋勇是被越共走资派和南越遗少都认可的“右派共主”，这次用游行施压的总指挥也是该人。
这个对阮一家子的报道，得窥一斑。
http://news.takungpao.com/world/bright/2013-07/13271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