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夏季以来，周恩来格外紧张和繁忙。这不但因为“大跃进”中的钢铁生产高指标带来许多麻烦，还由于国际局势中出现许多新的复杂因素，要求他以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处理这些异常紧迫的问题。
英法侵略埃及的战争失败后，美国乘英法在中东势力大大削弱的机会，积极扩大对中东事务的干涉，力图控制这个地区。一九五七年初，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咨文，要求授权他为“保护”中东国家的“独立”而使用美国武装部队，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四日，伊拉克发生推翻亲美的君主政府的革命。第二天，美国立刻出兵黎巴嫩，武力干涉黎巴嫩人民反对亲美政府的斗争，并对刚刚建立的伊拉克共和国进行威胁。紧接着，英国出兵约旦。美英的侵略行径，造成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与此同时，为了转移世界人民对于中东局势的关注，美国又支持蒋介石集团对中国大陆沿海地区进行骚扰。七月十七日，台湾当局以“中东地区当前的爆炸性局势”为由，发布特别戒严令。美国也下令驻在太平洋地区的第七舰队处于战备状态。这一系列事件，打破了万隆会议以来台湾海峡地区保持了几年的平静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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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周恩来正在上海视察工作，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台湾海峡出现的危机，使他不得不中断视察，赶回北京。
对中东局势，周恩来在同外宾会谈中，强烈谴责“英美的行动是侵略”。〔1〕并且指出，如果美英政府不顾世界的公正舆论，坚决不放弃它们在中东扩大侵略的冒险计划，将会把中东和世界拖入一次严重的灾难，这是亚非和全世界国家和人民决不能允许的。〔2〕他还代表中国政府致信伊拉克共和国新政府总理卡塞姆，声明将尽力支持伊拉克的斗争，坚决反对美英侵略军出兵黎巴嫩、约旦，威胁伊拉克。
台湾问题本来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而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却造成了国际争端。对中国来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刚刚开始，不希望发生战争，但也懂得和平是需要经过斗争来争取的，决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因此，面对美蒋的严重挑衅，八月中旬，毛泽东作出炮打金门（指蒋介石集团占领的除台湾和澎湖列岛之外的属于福建沿海的重要岛屿）的重大决策。它的目的在于，一方面可以严惩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的骚扰破坏，支持中东人民的解放斗争；另一方面，可以在行动中试探美国侵略中国的胃口究竟有多大。选择炮击金门而不打台湾的原因是，台湾一直驻有美国军队，并且受到一九五四年签订的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保护”，打台湾容易给美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提供口实；而金门等沿海岛屿没有美国驻军，也不受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约束，便于用来对美国进行试探。因此，这场斗争看起来是对着蒋介石的，实质上是朝鲜战争以来同美国之间的一场包含军事、政治、外交等内容的重要较量。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协助毛泽东为炮击金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而周密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后来谈到：金、马（指马祖岛，属福建省）局势那么严重，“每个环节都是我和总理搞的。美国第七舰队护航，杜勒斯战争边缘政策，这样的事不能粗枝大叶，要很准确，很有纪律”。〔3〕因此，周恩来每天都要看由他倡议创办的刊载外国通讯社和主要报刊信息的两大本《参考资料》。这是他长期主持外交工作，深知掌握国际动态的重要性而养成的习惯。当时兼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和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回忆说：“周总理十分重视新华社收集来的这些公开材料。他曾多次对我们说，事情再忙，他每天也一定要看完两本《参考资料》。当我到他的办公室参加会议或请他审定评论时，看到他的办公桌上总是放着他看过的用毛笔画了许多符号的《参考资料》。有时他还边讲话边拿起《参考资料》来说明他的观点的根据。为了及时了解情况，他还规定新华社建立二十四小时值班制度，规定新华社一收到外国通讯社发出的重大新闻，必须立即向总理办公室报告（重大事件由总理亲自告诉毛主席）；还规定《参考资料》开印并装订成本之前，先给总理办公室和外交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总参谋部、中联部等有关部门送出清样。”〔4〕周恩来平时这样做，在炮击金门这场复杂而尖锐的斗争面前更要这样做，就像毛泽东说的：“不然你不了解情况，如何决策？全世界一切舆论都要了解。”〔3〕由于能及时而准确地把握动向，中国在这场斗争中，无论是军事、政治、外交活动都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八月二十三日，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讨论通过阿拉伯各国要求美国从中东撤军提案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北戴河下令对金门进行大规模炮击。在这期间，正陪同来华访问的西哈努克活动的周恩来多次往返于北京和北戴河之间，参与炮击金门的决策，并分别同彭真、陈毅、贺龙以及外交部、军委等有关部门负责人讨论领海线等问题。〔5〕从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四日将近两周的时间，炮击金门取得预期的效果。美国很快做出反响，正如周恩来所说：“打炮就是试验他，这回试验出来了，杜勒斯这张牌出来了。”〔6〕九月四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罗德岛新港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谈后，发表一篇声明，公开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所谓“防御”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随后，他又在备忘录中透露准备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政策，说：一、国民党可以自己同中共交战，美国将保护运输；二、希望中共不会认真打起来；三、美国不放弃和平谈判的希望。
杜勒斯的声明证实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毛泽东的分析是：美国人怕打仗，就目前说，很少可能大打起来。周恩来的判断是：这时期不同于朝鲜战争时期，世界各国，包括英国、日本、菲律宾等都不会支持美国的行动，所以美国政府也不想诉诸战争来解决台、澎、金、马问题，它既不能助蒋“反攻大陆”，也不可能“协防金马”。
中国的行动一度引起苏联的紧张，但当周恩来和毛泽东告诉他们中国的真正意图，并表示万一中国和美国打起来决不拉苏联“下水”后，赫鲁晓夫就发表公开声明：美国对中国的侵犯就是对苏联的侵犯，苏联不会“无动于衷”、“袖手旁观”。苏联的态度对美国的行动也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在杜勒斯发表声明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炮击金门后的形势。会议认为，美国人还是怕打仗，不一定敢在金、马同中国较量。这次炮击金门的根本目的已达到，不仅美国人紧张起来，全世界人民也动员起来了。会议也认为，我们现在的方针并不是马上登陆金门，而是实行毛泽东提出的“绞索政策”，即把台湾当做拉住美国的绞索，一步步拉紧，进而对美国施加压力，然后相机行事。会上，大家同意周恩来提出的采取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的办法，迫使美国军舰不敢靠近属于中国领海的金门岛。当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国的一切领土。
九月六日，周恩来又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台湾海峡地区的声明，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声明强调：
一、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
二、美国支持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并直接用武力侵占台澎列岛是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领土的非法行为；
三、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对蒋的骚扰和破坏给予坚决打击和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
四、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五、尽管美国以武力侵占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粗暴地破坏了国际关系中最起码的准则，中国政府仍然倡议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谋求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和缓和消除；
六、中国和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国际争端和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的内政问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中国人民完全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解放自己的领土，不容许任何外国干涉。
周恩来这篇声明是对杜勒斯声明的一个十分有力的回答。
美国的底摸清了，方针也就有了。在新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采取新的方针，即“边打边谈”，一方面继续对金门开炮；另一方面根据周恩来声明的精神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这个方针得到国内许多人的拥护。傅作义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中国共产党“对这个战略的运用，可以说达到了艺术化的境地。在这个战略面前，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都不得不让我们牵着鼻子走。”〔7〕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中美大使级谈判是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发表的声明促成的。他在声明中宣布：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8〕
中国方面希望通过这个谈判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并为中美之间高一级谈判做准备。但是，美国方面缺乏诚意，他们在双方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后，一直对禁运问题和准备高一级谈判问题设置障碍。美国方面提出，先讨论“放弃为了达到国家目的而使用武力的问题”，并坚持要中国方面同意发表一个冻结台湾地区现状的声明。中国方面认为，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是中国的一贯主张，但在中美之间的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问题，绝对不能同中国通过和平方式还是使用武力来解决台湾这一内政问题混为一谈。谈判期间，尽管中国做出各种努力，美国仍不肯接受中国提出的任何建议。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美国在第七十三次中美大使级会谈时，以调任美方谈判代表约翰逊（美国驻捷克大使）为由，委派非大使身分的代表参加会谈，故意降低会谈级别。在这种情况下，谈判被迫中断。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在金门炮击声中，中美大使级谈判在华沙复会。
谈判开始前，周恩来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当时，中国驻波兰大使、中美谈判中方代表王炳南奉命回国，汇报前一阶段中美会谈情况。王炳南后来回忆道：“在我这次回国期间，周总理也和我详谈了几次，对我的工作作了具体、细致的指示。一周后，我带着党中央的新的指示和精神，返回华沙。走的当天没有班机，总理连夜打电话给有关同志，让他们加派一架专机送我到伊尔库茨克，然后换苏联飞机去华沙。”他说：“这一次，我心里比较踏实。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我回京期间给我的具体指示使我感到成竹在胸，又有了前一阶段与约翰逊斗争的经验，而且我无时无刻都体会到远在千里之外的祖国、人民、党的关怀和期望。《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也发表讲话，更重要的是周总理，他就像在我的身旁一样，关注和指导我的每一言行。”〔9〕九月十三日，周恩来收到正在武汉巡视的毛泽东的来信，其中提到谈判的原则是：“华沙谈判，三四天或者一周以内，实行侦察战，不要和盘托出。彼方亦似不会和盘托出，先要对我们进行侦察。”〔10〕当天，周恩来复信说明，已告王炳南，“先与美方周旋，逼其先我露底”。〔11〕事情果然像毛泽东和周恩来所估计的那样，在第一次会议上，美国不肯首先拿出方案，只是一再提出先停火、再讨论各种具体措施的建议。会上，中方代表为了抓紧时机，争取主动，在休会十分钟后就提出了希望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的五条方案。这样，就给美方造成一种错觉，认为中方急于达成协议。因此，他们的态度立刻强硬起来，要求台湾地区立即停火，并说，美国不能容忍“盟友的领土”被武力侵犯。与此同时，杜勒斯在美国纽约召开的联大会议上遥相呼应，要求中国先停火，然后再进行中美谈判。
周恩来发现这个问题后，于九月十七日、十八日，接连致信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并立即召集外交部有关同志研究对策，要求中方代表在下一步谈判中，对美方“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即针锋相对地提出在“美方不正面回答我方提案而继续主张停火的情况下，立即提出要求美国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停止向中国领海、领空的一切军事挑衅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以和缓和消除目前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的反建议”。〔12〕这个反建议的提出，确定了中美谈判的根本原则，粉碎了美国企图通过谈判混淆中美之间的国际矛盾和国共之间内政矛盾的界限，扭转了开始时一度被动的局面。
在九月十八日夜间致毛泽东的信中，周恩来又提出如何运用国内外舆论从各方面扩大要求美军停止挑衅并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退的几项具体办法。九月十九日，毛泽东从安徽合肥给周恩来的回信中赞扬说：“十八日夜来信收到，极好，有了主动了。读完很高兴。即照办。”“我们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需形态。”〔13〕
为配合华沙谈判斗争，福建前线指挥部决定采取三条措施：一、继续进行炮击；二、实施对金门轰炸，增大压力；三、采取陆空炮联合攻击，全面开花。周恩来接到报告后及时给予纠正，他指出：“我连日想了想，觉得在目前形势下对金门作战方针，仍以打而不登，断而不死，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为妥。海、空、炮联合作战确不易配合很好。”〔14〕毛泽东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方针以及要求：“即照此办理，使我们完全立于不败之地，完全立于主动地位。”〔15〕
由于中共中央正确运用“边打边谈”的方针、国际舆论对美国军事挑衅的谴责和美国国内愈来愈多的人的反对，美国政府不得不进一步调整对台湾问题的政策。九月三十日，杜勒斯在答记者问中声明：我们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我们不想承担任何这种义务。今后我要说，如果美国认为放弃这些岛屿不会对可能的保卫福摩萨（指台湾——编者注）和条约地区的工作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我们就不会考虑在那里使用部队。
从杜勒斯的这份声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美国想以放弃金马等沿海岛屿换取长期霸占台湾和台湾海峡的野心。
然而，美国这样做，不仅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也引起蒋介石的不满。因为蒋介石清楚地知道，放弃了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就会影响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也会影响国民党政权的稳固。由此，美蒋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中共中央原来已决定马上登陆金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必须进一步考虑是收复金马沿海岛屿有利，还是将它放在蒋介石手里更有利。经过反复研究，毛泽东改变了九月六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的先收沿海岛屿再解放台湾的两步走的方针。他后来在一次座谈会上这样解释：开始我们想打金、马，后来一看形势，金、马收回就执行了杜勒斯的政治路线，还是留在蒋介石手里好。要解决，台、澎、金、马一起解决。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3〕
十月上旬，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充分讨论这个问题。在三日、四日两天的会上，主要是分析杜勒斯九月三十日声明。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声明表明美国明显地是要制造“两个中国”。周恩来发言说：美国想趁目前这个机会制造“两个中国”，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以此为条件，美国可能要台湾放弃所谓“反攻大陆”的计划，并且从金门、马祖撤退。杜勒斯这个政策，一句话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同我们最近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侦察到的美方底牌的情况是一致的。美方在华沙会谈中说得甚至比杜勒斯更露骨。周恩来还估计，美方在会谈中将可能提出三种方案：一、要我们停止打炮，蒋方减少金马兵力，美方声明金马在美蒋共同防御范围之内；二、要我们停止打炮，蒋方减少金马兵力，美方声明共同防御的范围限于台澎，不包括金马；三、要我方停止打炮，蒋方从金马撤退，双方承担互相不使用武力的义务。他认为对这三种方案都不能同意，因为三者的实质都是制造“两个中国”，使美国霸占中国的领土台湾合法化。但中美会谈还是以继续下去为有利，可以拖住美国人，力求避免美方或其他西方国家把台湾海峡问题提到联合国去，对亚非朋友也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免得他们不明真相，给我们帮倒忙。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意周恩来的估计和想法。〔16〕
对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上的变化，国内外许多朋友一开始不很理解。在他们看来，既然美国准备从金、马沿海岛屿“脱身”，那么，中国收回这个地区是顺理成章的事。周恩来做了许多解释工作。在十月五日和十四日，周恩来两次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说明中共中央从原来准备分“两步走”到台、澎、金、马“一揽子解决”的目的是，“不能让美（国）换得一个冻结台湾海峡的局面”。他说：“我们这一方针简单讲来就是要使台、澎、金、马仍留在蒋手里，不使之完全落到美国手里。清朝统治阶级的方针是‘宁予外人，不给家奴’，我们则是‘宁予家奴，不予外人’。”周恩来还指出，蒋介石也不赞成美国的做法，一方面是怕影响蒋军的士气，另一方面也不愿意完全受美国控制。“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蒋找到了共同点，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反对美国。”〔17〕在不久后的一次会议上，他又进一步阐明了中共中央这一政策变化的意义。他说：“如果在金门问题上我们让了一步，让蒋介石走掉，形式上是我们收回了沿海岛屿，实际上是我们对美国让了一步，我们就被动了。让美国把蒋介石压迫走了，接着就会有下一步的文章，台湾海峡的问题就会来了。这时，和平中立国家就会来劝说，如何同美国改善关系等等问题都会来了，我们就会步步被动，不胜其烦。所以，让美国脱身好处固然有，不好之处亦很多。反过来，不让它脱身，则好处更多，这更有利于动员全国力量搞建设，增强国防力量，增加兵工生产，提高技术和加快掌握尖端科学。这些都是逼出来的，并且我们掌握了主动。金、马在蒋介石手里，我们可以牵制住它，蒋介石就拿这个拖住美国。”〔18〕对某些一时还看不清美国真实意图的中立国朋友，周恩来也进行了解释。他用大量事实揭露美国的“停火”阴谋，说如果这些朋友真心要支持和帮助中国，希望首先肯定台湾和金门等沿海岛屿是中国领土，中国有权解放自己的领土；其次，主张一切外国军队应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待这些原则提出后，再呼吁中美在华沙谈判解决争端。〔19〕
为了进一步扩大美蒋之间的矛盾，争取和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共同反对美国，中共中央决定从十月六日一时起，停止炮击七天，允许蒋军自由地运输供应品，但要以没有美军护航为条件。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文告《告台湾同胞书》。这份震动世界的文告，开门见山地向广大台湾同胞指出：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终究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20〕
这份文告，粉碎了美国提出的所谓停火阴谋，堵住了国际干涉的道路，扩大了美蒋之间的矛盾。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和周恩来常常是彻夜不眠，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因为他们深知，在这样一场包含政治、军事、外交内容的极其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不能出一点失误。就如这次炮击金门的前线总指挥叶飞所说：“仗不好打啊，如果指挥不准确，福建前线就有可能变成第二个朝鲜战场。”〔21〕
从这以后，福建前线对金门的炮击，逢单日打，双日不打，完全是象征性的：打是为了给蒋军拒绝美国要它撤离金、马一个理由；不打是为了使蒋军运输补给获得一段时间，而且在炮击时只打沙滩，不打民房和工事。后来又发展到逢年过节停止三天炮击，让金门军民平安过节。这样，台湾海峡的危机逐渐平息，并且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平静。
在炮击金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集团之间在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上找到了共同点。尽管双方的出发点不一样，但是，海峡两岸关系终于出现新的转机，这就进一步推进了周恩来从一九五六年就已开始进行的和平统一祖国的工作。
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曾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宣布对台湾的方针和政策。他除了重申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的方式来解放台湾外，明确强调要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个方针在同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得到肯定。为了将这个信息传递到台湾，三月十六日，周恩来会见了一位即将赴台访问的英国人马坤，请他见到蒋介石或其他熟人时转达几句话。周恩来说：“首先，你可以向他们说，蒋介石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认识毛主席，也认识我。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最后一次是在南京。那次谈判破裂以后，接着就打了三年内战，至今还没有结束。但是，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说，我们永久不再谈判。内战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我们说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马坤听后十分感动地说：“这是多么崇高，多么明确啊！只要蒋介石愿意见我，我一定向他转达这一切。”谈到台湾的未来，周恩来说：“蒋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他请马坤转告台湾的朋友：“中国共产党讲话是算数的，我们说的话是兑现的，我们从不欺骗人。”最后，周恩来还请马坤见到孙科时告诉他：“如果他愿意回来，我们欢迎。我们知道他过去曾做过错事，但是我们不愿意让孙中山的儿子长期地留在外边，而不回到祖国。”马坤对周恩来说：“他（指孙科——编者注）在大陆和台湾之间，一向是更尊重大陆，特别是对大陆上的人。”〔22〕
同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再次谈到台湾问题，说：“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23〕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正式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真诚愿望，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在以后的日子里，特别是一九五八年金门炮战打响后，周恩来亲自领导了争取以蒋氏父子和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的工作。他和毛泽东在会见一些朋友时，提出了对国共和谈的一些具体设想和办法。这就是：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将来是要实行社会主义的，但何时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则要取得蒋先生的同意后再做，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大陆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毛泽东还表示，台湾只要与美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现在台湾的连理枝是接在美国的，只要改接到大陆来，可以派代表回来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委员会。〔24〕对这个问题，周恩来还做了具体说明：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他还说：其实，陈诚和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周恩来还表示，如果台湾方面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也拿出诚意来。〔25〕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平统一祖国的工作，中共中央指定各有关部门负责人成立对台工作组，协助周恩来统一领导对台工作。〔26〕
金门炮击开始后，随着美蒋矛盾的加深，中共和平统一祖国的工作又有了新的发展，向台湾方面提出许多新的、重大的原则性意见。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一周后，毛泽东向新加坡《南洋商报》的一位撰稿人表示：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指蒋介石等）自己的方式生活。水里的鱼都有地区性的，毛儿盖的鱼到别的地方就不行。美国不要蒋时，蒋可以来大陆，来了就是大贡献，就是美国的失败。蒋介石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他说，蒋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他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的一套。关于军队问题，毛泽东表示：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27〕后来，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些原则概括为“一纲四目”，用张治中给陈诚的信中的话来说，一纲是，“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编者注）与兄（指陈诚——编者注）意见妥善处理”；四目包括：“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28〕
与此同时，周恩来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傅作义写信给蒋经国和陈诚，转达中共中央关于和谈的方针和政策，嘱咐他们在信中一定要“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动以感情”。〔29〕他还抓住机会做寓居台湾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工作。有一次，章士钊告诉周恩来，于右任在大陆的妻子过八十大寿，于右任很惦记，怕她受到冷落。周恩来立刻让于右任的女婿屈武为她补行祝寿，说：“决不能为这件小事使于先生心中不安。”事后，屈武决定给于右任写封信，把周恩来的关怀告诉他，但是，又不能让台湾的特务发现而加害于他。屈武后来回忆说：
“我就到邵力子先生家里向邵老请教。邵先生和于先生有几十年的深厚友情，这是许多人所知道的。周总理对于先生的关怀，也是邵老先生所了解的。我把问题向邵先生提出后，邵先生非常机智地想出了办法。他说：‘你在给于先生的信里，把周总理三个字改成濂溪先生四个字就行了。’他接着说：‘抗战时期在重庆的时候，我和于先生住在一起，我们经常谈论历史名人，特别是多少次谈到北宋名儒、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周的别号本来叫茂叔，他在庐山莲花峰下的小溪上筑室讲学，人称濂溪先生。当年我同于先生谈到周总理的时候，总是称他为周先生。你在信里写濂溪先生，于先生一看就晓得指的是周总理，而别人看到是不会联系到周总理身上的。’我就照邵的说法把信写好，连同祝寿时的照片等物请吴季玉转交于先生。后来吴先生给我来信说，于先生收到我的信、照片等，高兴到了极点，真是喜出望外。特别是周总理对他的关怀，他非常的感动。他要吴先生告诉我向周总理表达他诚挚的谢悃。他对总理的称呼也用濂溪先生。足见邵力子先生的设计和判断是很高明的。就在我接到这封信的第二天的一次晚会上，我把吴先生来信的内容报告了总理。总理听了很高兴地说：‘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也就心安了。’使于先生的心情舒畅，这是党的一项统一战线工作，我很了解这不仅仅是对于先生个人的问题，而是体现了党对所有像于先生那样的热爱祖国人们的态度。于先生晚年写了不少怀念家乡和大陆的诗，透露出他对统一祖国的渴望。于先生逝世前，还发出怀念大陆的哀音：‘葬我于高山兮，望我大陆。大陆不见兮，只有痛哭。’这固然与于先生一贯的为人和思想有关，也是周总理长期工作的结果。”〔30〕
周恩来还通过章士钊、邵力子、费彝民等海内外朋友以及蒋介石的前妻陈洁如等向台湾当局传话，促进相互了解。周恩来考虑问题十分细致、周到，他听说蒋介石非常挂念家乡奉化的情况，就请有关人士将题上“奉化庐墓依然，溪口花草无恙”的照片寄往台湾。他还请统战部门安排住在上海的蒋介石的内兄做政协委员，要求他们照顾好居住在浙江奉化的蒋介石的亲属和居住在浙江青田的陈诚的姐姐。周恩来的工作细腻而充满感情。他曾请人给一位他很熟悉的台湾当局的重要负责人捎话说：“大陆熟人很关心他。”并带去陈年的白酒。这位负责人感动地说：“周先生还记得我喜欢饮白酒。”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大陆和台湾方面的关系有了相当的发展。有关人士透露，台湾方面的这位重要负责人曾表示：他们不再派人到大陆“进行扰乱公共安宁和破坏地方秩序的事”。并说：“进一步派人到大陆去谈谈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
对是否从金马撤军的问题，蒋介石和陈诚之间存在矛盾。在金马的国民党守军有十一万人，占当时国民党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这部分军队的大多数是陈诚的旧部。陈诚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主张从金门撤军。因此，美国抓住这一点采取“拉陈抑蒋”的政策。
周恩来很重视这一情况，在一个时期内把加强台湾内部的团结作为工作的重点。他曾对一位朋友说：陈诚有一些民族气节，看来不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这点就是我们寄厚望于辞修（指陈诚——编者注）的原因”。周恩来希望这位朋友转告陈诚：我们和台湾也有共同点，那就是民族精神。他说：为了不使美国的阴谋得逞，台湾当局首先应该团结内部，也就是蒋氏父子和陈诚的团结，因为只有他们几个在台湾还有些力量。只要他们团结起来，把军队抓在手里，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这点是很重要的。周恩来还表示：我们希望在我们这辈子看到中国的完全统一，不过，我们并不想包办革命的事业，可以留给后一辈去完成的。只要他们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条界。金、马我们是不会去动的，可以耐心等待，直到他们在有利时机归还祖国，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
后来，陈诚应邀访问美国，美国国务院将一九五五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给他看，想以此拉拢陈诚。据说，陈诚看后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而坚持美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做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周恩来十分赞赏陈诚的民族感情，多次请有关人士进一步向他表示：两岸的团结、统一工作要认真地做下去，台湾如果有朝一日归还祖国，我们仍然坚持以前所谈的“一纲四目”原则。
周恩来十分明确地表示：台湾归还祖国以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权利，除外交以外，军队、人事都可由台湾朋友自己来管。台湾的经济建设完全可以依赖内援，凡仰仗于外者，都可仰仗于内，和祖国大陆互通有无，财政，资金不敷者统由国内供给。要实行民主改革，但可以从缓。整个是社会主义，有那么一块地方是民主革命阶段未尝不可，互相不搞颠覆破坏工作。过去送去的信件，虽然是一些朋友个人写的，但政府是支持的。我们个人在政府中担负的工作可以变更，但对台工作是不会改变的。周恩来说，我们不会因为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为暂时有困难而拿原则做交易。如果单在我们方面看，台湾归还祖国固然好，暂时不能回来也无损祖国的强大地位。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是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这个统一大业应该共同来完成。
延伸阅读
----毛泽东传(六十一):炮击金门
以后的历史证明，周恩来的努力是富有成效的。一九六五年三月，陈诚病逝。他去世前留下的遗言中，既没有提“反共”，也没有提“反攻（大陆）”。据说，他还向蒋介石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当时，台湾当局的一些人想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的内容，陈诚的亲属不同意，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
由于种种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原因，和平统一祖国的进程十分艰难，但是，周恩来从来没有灰心过。他常常说：“急是无用的”，“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解放台湾，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尽管周恩来没有能够看到祖国的和平统一，但是，他播下的种子，开拓的道路，将为未来的收获奠定重要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