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春，正当周恩来以很大的精力投入领导北方八省抗旱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大风暴正在悄悄地袭来。这就是持续达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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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到，一九六二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以来的工作。随后，又开了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制定出比较切合实际的调整方针，采取一系列措施，克服“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同意对经济实行调整，但并不同意处在“一线”地位的刘少奇等对形势的估计，认为他们把“大跃进”以来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正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些问题上，引起了他的“警惕”，并开始考虑防止在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1〕
这一年下半年起，经济形势开始有了好转。但由于国际国内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特别是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和国际范围内“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发展，毛泽东把这些工作中的不同认识看成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八九月间，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系统地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严厉批评党内存在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奏。
一九六五年初，毛泽东对城乡“四清”运动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年九月，毛泽东向地方一些领导人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这是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信号。
周恩来和其他中央“一线”领导人一样，对毛泽东仍一如既往地敬重和服从。长期以来经历的风风雨雨，使他们对毛泽东重大决策的正确性深信不疑，认为他总是比自己看得更远些，更深刻些。即便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最后还是照毛泽东的主张去做，并且努力去理解和跟上他。
一九六四年底和一九六五年初，当毛泽东同刘少奇的分歧在党内越来越明显时，不少迹象已给周恩来留下很深的印象。〔2〕但他没有料到会由此引发一场长达十年的“史无前例”的政治大动乱。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盛大招待会，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都出席了。招待会上，周恩来致词说：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取得了新的伟大成就。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全面高涨，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现在，我国人民展望着无限美好的未来，正在满怀信心地迎接将要在一九六六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3〕
显然，这时周恩来的注意力，依然集中在经过几年调整后已见成效的经济建设上。
然而，只隔一个月，“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已点燃了：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进行严重的政治批判。这件事震动了全国。
由江青等一手组织策划的这篇文章，发表前有意隐瞒了中央“一线”领导人。周恩来事先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江青后来说，他们为此“担了很大的风险”，“保密了七八个月”。〔4〕
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理论界引起普遍的反对。但由于它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十一月三十日，在拖延二十天后，《人民日报》奉命转载，把它登在“学术研究”栏内。同时发表经周恩来、彭真修改审定的“编者按”，其中多处强调党对科学和艺术工作一贯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编者按”中指出：“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对吴晗，周恩来是有长期了解的。他力图把问题放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避免导致一场政治批判。
但问题没有到此罢休。不久，又把《海瑞罢官》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康生提出该剧的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鸣不平。他的说法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性质，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周恩来和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听取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并同意彭真的意见，即：吴晗问题是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吴晗和彭德怀没有任何联系，在学术问题上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二月八日，彭真等赶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的《汇报提纲》。毛泽东对《汇报提纲》没有表示反对。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彭真对吴晗的保护，使毛泽东更加深了对彭真主持下的中共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印象。在打倒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时，毛泽东也已下定打倒彭真的决心。
周恩来没有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几乎和毛泽东在武汉听取彭真汇报同时，周恩来在外交部召开的第四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讲话，充分肯定彭真提出的“要树立一个新的外交风格”的建议。〔5〕在另外的场合他还表示：今年中央要好好抓农业，我也准备下去。〔6〕
三月十二日，即将离京赴河北一些地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调查的周恩来写信给刘少奇、彭真等，提出：在刘少奇、陈毅等出国访问期间，可将中央掌管的外交、国防工作交彭真负责。并说：“需要我回京时，请彭真同志给我打电话，随告随到。”周恩来还向一个外国党的领导人说过：我是得到中央的批准，常常想到农村、地方上去看看。但是，在北京的中央同志现在不多，所以，我跟彭真同志订了个协定，一旦有重要的事情，他打电话要我回来，我马上回来。在场的彭真插话说：“总理在家，我们比较享福一点。”〔7〕
周恩来到华北地区去的工作重点仍放在抗旱救灾上。但国内的政治局势却正在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在杭州的毛泽东因为不满意彭真、陆定一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一次比一次更严厉地批评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与此同时，他还亲自批改由江青主持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全盘否定建国以来文艺工作在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就，提出整个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长期以来一直关心文艺工作的周恩来，三月间连续作过几次指示，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多下去，接触实际，接触群众，改造思想，提高艺术水平。他没有对整个文艺工作加以否定，也没有使用“黑线”专政一类的提法。〔6〕
从三月中旬起，离京不久的周恩来不得不中断他正在抓的华北农业工作，开始频繁地出席中央会议，讨论被看得愈来愈严重的“阶级斗争”形势。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进一步开展学术界、教育界的政治批判。周恩来从天津回北京后，十八日赶到杭州出席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也到会。会上，毛泽东提出全国都要开展广泛的阶级斗争，包括教育、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等各个方面。同时，毛泽东还批评中宣部在当前学术批判中没有支持“左派”，是在压制“左派”。
风景秀丽的西子湖畔，正被越来越紧张的政治空气笼罩着。
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因上海沪剧《芦荡火种》不能在北京演出，当面批评彭真是搞“独立王国”。毛泽东问在场的周恩来：“你的感觉怎么样？”周恩来回答：“我还没有什么感觉。”毛泽东又问邓小平，邓小平也作了同样的回答。事后，彭真向周恩来谈了《芦荡火种》演出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并告诉他原来已经委托副市长万里安排好了在京演出的场次。周恩来问彭真：“那会上你怎么不说话呢？”彭真说：“我不好当面顶撞主席。”〔8〕
三月三十一日，从上海回到北京的康生再向周恩来、彭真详细传达毛泽东二十八日至三十日的三次谈话。毛泽东在这几次谈话中更加激烈地点名批评彭真、陆定一等，甚至警告说：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毛泽东的谈话，表明从发表姚文元文章开始的一场政治风暴正在扩展，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即便到这个时候，周恩来对他正在抓的华北农业仍一直牢牢惦念着。就在康生作这番传达的当晚，他又启程前往河北的石家庄、宁晋、冀县、邯郸、魏县、大名、临漳、磁县等地，视察并部署抗旱和邢台地震后的救灾工作。
四月二日，他在邯郸写给毛泽东并报书记处的报告中说：
“我三十一日晚到石家庄，四月一日到第二次地震重灾区五个地方看望群众和伤员，晚到邢台。”“二日至六日我在邯郸，视察各地打井抗旱春播生产工作。拟每隔十日回北京一次。如有急事，当由彭真同志告我赶回。”〔9〕
周恩来坚定不移地抓农业，是有长远考虑的。他这时说过：人生下来，第一件事是要吃饭，要穿衣服。吃饭、穿衣的材料、原料，都是农村来的。对六亿农民，要教育他们，支持他们，鼓舞他们。〔10〕
四月十日，他在回答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提问时再一次强调：
“中国是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中国人民正在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论遇到什么风浪，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一定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1〕
在中国实现包括农业在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周恩来长期以来一直放在首要地位考虑的由衷愿望。
然而，他的这种愿望的实现一次又一次地被打乱。越来越紧张的学术批判形势已不允许周恩来继续集中精力抓华北农业工作，他原来计划的“每隔十日回北京一次”的日程安排也无法做到了。四月九日、十一日和十二日，他出席讨论学术批判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康生再次传达毛泽东近来的一系列批评后，决定撤销经中央批准并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彭真和周恩来等到会的中央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并表示：“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12〕
四月十六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叶剑英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初步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会议期间，周恩来找彭真谈了三次话。二十八、二十九日，毛泽东再次对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提出严厉指责，并在党内一些文件上删去彭真的名字。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揭发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问题”。这次会议和同年八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在会议的前期，周恩来因为陪同来中国访问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在四月二十八日来华，五月十一日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周恩来同他们举行多次会谈，并陪同他们访问华北、东北、华东等地），没有出席前期的会议。
五月五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杭州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毛泽东在会见时说：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把坏的）一层层地剥掉。四十五年来，前后一共“剥掉”了几十个中央委员，但现在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毛泽东的这个意思，在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中表达得更为明确，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写下的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同到会的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周恩来也表示同意中央《通知》，并在会上作了发言。但他这时并没有理解《通知》中这段话的真正含义。用他后来的话说，当时虽然已有些猜测，却未曾想到是指刘少奇。〔13〕连主持这次会议的刘少奇本人也是这样。《通知》通过后的第三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北京玉泉山会见一位外国党领导人时，都认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出来了。〔14〕可见，对毛泽东的意图，中央领导核心的这些成员仍全然没有觉察。
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的前一天，经康生策划，北京大学干部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内贴出矛头对准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有关部门的大字报：《陆平、宋硕、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北大校园立刻沸腾了，许多师生员工站出来批驳聂元梓等的观点。当天夜里，周恩来派人前往北大了解情况，严肃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做法不符合中央“内外有别”的规定，是破坏纪律的行为。〔15〕
康生却背着在北京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私下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底稿，送给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六月一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大字报向全国广播。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这篇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件事立刻引起极大的轰动。各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贴大字报，开批斗会，“造修正主义的反”。“文化革命”运动在北京和全国迅猛地展开。和当初《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一样，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对这件事都毫无思想准备。陈毅曾就发表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一事当面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周恩来回答道：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说要发表这篇大字报。后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写下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显然，这里是有所指的。
为了坚持党的领导，使运动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防止在运动中出现严重违反党的政策的混乱现象，六月初，周恩来连续出席刘少奇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决定向北京市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统一领导各校的“文化革命”。为此，中共中央拟定了“八条指示”，再三强调各单位运动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等。
六月九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一起飞赴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提出：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当刘少奇等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时，毛泽东要刘少奇等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16〕
六月十五日，根据原先决定却一再推迟的计划，周恩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这时的首都北京，已处于令人难以捉摸、无法预料的政治气氛中。各党政机关、大中学校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各种批判会、声讨会、斗争会的调子不断升级，到处人心惶惶。行前，周恩来仍向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和北京市交代要支援京郊农村的“三夏”劳动。鉴于各单位因搞文化革命抽人困难，周恩来明确指示：“每部、委都应参加一部分人，这也是一种考验。”〔17〕
在为时半个月的出访中，周恩来的心情一直处于一种异乎寻常的紧张状态中。在回国途经巴基斯坦时，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发现：周总理同以往有些不一样，缺乏通常的那种爽快的情绪——是否因为太忙和太疲倦，还是其他原因？〔18〕其实，最使他放心不下的还是国内变幻莫测的政治局势。
七月一日，周恩来回到北京。这时，一些大中学校中已出现乱批乱斗、对批斗对象（主要是党政负责人和教师）进行毒打和人身侮辱等严重问题。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对工作组废存去留的两种不同意见正在激烈交锋：刘少奇、邓小平等坚持运动要有党的领导，要较有秩序地进行，认为在许多学校的党委已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派工作组是必要的；而陈伯达等却几次反对派工作组，认为这样做不利于放手地让群众起来“革命”。〔19〕第二天，已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把一封反映对外文委机关运动、“揭发”以张彦为首的工作组的来信转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对这件事，周恩来提出，应该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再报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决定工作组撤与否的问题。〔20〕
然而，毛泽东这时的想法却同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大相径庭。
七月八日，在武汉的毛泽东写了一封当时没有发表的信，提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信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设想：“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周恩来见到了这封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还就信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找在大连的林彪商量，劝说林彪对毛泽东的称颂应该注意实事求是，用语“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21〕但毛泽东在信中提出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种指导思想，自然同周恩来和其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的原有想法有很大距离。
十天后，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他一回来，就以尖锐的语言提出：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
不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京的中央领导人都分别选择一所联系院校，到基层去调查研究，以取得对运动的“感性认识”。周恩来选的是地处北京东郊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这里距市中心有十几公里，比较僻静。从七月二十四日起，周恩来用几天时间赶去看大字报，同师生们谈话，在礼堂坐在马扎上听学生们发言，到职工食堂吃饭，自己付钱和粮票。〔22〕他向师生们解释说：我为什么要选择你们这个地方呢？因为你们学院在东郊，没有旁的学校。我要是去八大学院，消息就保不住，两个小时都保证不了。〔23〕这时，他仍表示：“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的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24〕
就在这个期间，毛泽东听了陈伯达、江青等的汇报后，已经认定派工作组是压制群众、阻碍运动，下决心撤销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他严厉地指责说：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25〕这无疑使周恩来感到困惑。七月二十八日，他第三次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时对师生们说：在这场运动中，主观上革命的，不一定不犯错误；百分之百的对是没有的，我就不保险。
第二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大中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出席大会。周恩来在讲话中说：
“第一点，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不论在中央、在地方，还是在政府里），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有时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还估计不足；第二点，是因为对解决问题的认识上的错误，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北京。”“就是怕乱”，“因为青年人批评起来，辩论和斗争的界线就很难定”。“总之，这是一个新的事物，新的运动，我们过去都不熟悉，特别是我们年老的人更不熟悉，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26〕
八月一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全会，原定开五天，主要是要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文件，是六月下旬开始由陈伯达、康生主持起草，中间几易其稿，主要内容是阐述“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和若干政策。它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在讨论修改过程中，根据周恩来的意见，陶铸、王任重等主张删去原稿中有关“黑帮”、“黑线”的提法，在稿中加入对党的干部队伍状况要进行具体分析的内容，肯定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修改后的文件，送毛泽东审阅时得到他的同意。
全会开幕当天，毛泽东在会上激烈指责派工作组的做法，认为工作组“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都是干尽了坏事”。同一天，他写信给反对工作组的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对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表示热烈的支持”。这时，全国各学校已普遍出现揪斗工作组的现象，并开始冲击派出工作组的各党政机关。这封信对他们是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第二天的会上，周恩来在发言中说：
“对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要替北京市负起更多责任来。主席一号说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组都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而我们直到主席回来，汇报的时候，还主张工作组不撤。投身到战斗中免不了犯大错误，我就犯过大错误，现在过问这个事情一定也要犯错误。要做这个精神准备，犯错误就改。要能够听不同的意见，多方面的意见来比较，如果自己想得不对，请教于群众，请教于主席，请教于中央。大家来想，总会做得好些。”〔27〕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常委委托周恩来在撤销工作组后“过问”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问题。这对周恩来又是一个不小的难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件事对我既光荣又艰巨，因为我对清华大学可以说毫不熟悉，没接触，仓促上阵。搞不好，也要像工作组一样，也要‘撤’走的。”〔28〕
八月三日、四日，毛泽东对工作组的指责更加尖锐。他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全会改变原定议程，延长了会期。周恩来似乎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变故，他再次叮嘱值班秘书：如果主席处通知开会或谈事情，即使我已经休息了，也要把我叫醒。〔29〕
果然，在八月五日，毛泽东写出了使全体与会者震惊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用极其严厉的词句批评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指责他们“在五十多天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他还写到：“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这篇极不寻常的“大字报”，第一次在党内高层中公开了他长期以来对中央“一线”工作的不满，并且把派工作组这件事提到了“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那样的高度。这些，周恩来都摆脱不掉“干系”。但毛泽东并没有把周恩来列入“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内。
据当年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廖汉生回忆：“一天晚上十二点，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旁边的一个厅里召集军队各总部负责人，海、空军负责人开会，北京军区杨勇和我也出席了。我当时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这次会是打招呼会。周总理说：毛主席下了决心，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晚上把我叫去，交给我，让我向大会传达，后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我。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要改组政治局常委。”“打招呼会散了，周总理又向各省、市第一把手打招呼。”〔30〕
和刘少奇、邓小平一样，周恩来也是到这时才明白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所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指的是谁。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全会上印发后，陈伯达立刻写下一份响应的“大字报”。会议也由此改变原定日程，开始转入对刘少奇、邓小平等的批判。在这期间，周恩来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他对廖汉生等两次说到“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说明他已明白这种发展趋势是难以改变的。在毛泽东“大字报”印发的当天，周恩来叮嘱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要他抓紧做好群众来访接待人员的教育工作，让大家端正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解决头脑中怕“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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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八日晚，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对他们说：“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这些话使全会的气氛更趋紧张。
八月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重新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十一人当选。但新当选常委的排列次序有了重大变化：林彪紧接毛泽东之后，一下子成为“第二号人物”；而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退居第八位。在后来公开宣布党中央领导人职务时，除林彪以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人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邓小平原来担任的总书记职务都不再提起。毛泽东在全会闭幕式上说：这回组织上有些改变，是为了保证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及全会公报的实行。“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
对于六十八岁的周恩来来说，一场空前的政治大风暴，已经不可避免地摆在面前了！他已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