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如何克服积贫积弱走向富强？在既往的史实中寻求解决现实困局之道，在历史学习中培养成体系的政治思想，思考合理的政治运作模式，这是司马光借《资治通鉴》传达的政治智慧。
复旦大学历史系姜鹏教授曾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述《资治通鉴》，社会反响甚巨。姜鹏研究《资治通鉴》尤重其中的为政之道，从即日起本报将陆续刊发数篇作者品读《资治通鉴》从政智慧的文章，敬请关注。
《资治通鉴》294卷，约300多万字，纪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
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清曾国藩说：“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一
记得念初中的时候看过一部以重庆谈判为背景的纪实电影，片名就叫《重庆谈判》。里面有一个场景，到重庆后的一天，毛泽东主席早起到园子里散步，手里拿了一本蓝颜色封底的线装书。走了几步碰到同样早起的蒋介石，蒋介石身边的石桌上也放着一本蓝颜色封底的线装书。于是两人互问对方看的什么书。镜头凑近后，两人同时把书的正面摊开，结果是两本《资治通鉴》！这部电影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但两本《资治通鉴》同时被打开的镜头，一直栩栩如生地存储在我的脑海里。我不研究现代史，不知道编导们设计这个镜头是有真实历史依据的，还是出于艺术加工。即便是出于艺术加工，这个镜头也非常能说明《资治通鉴》这本书的特点。试想，编导们为什么不让饰演毛主席和蒋介石的两位演员各拿一本《史记》或《三国演义》，或是其他的传统典籍？著名的典籍多得是啊。当你尝试着这么去思考问题的时候，会发现，在这个镜头里，换上其他任何一种书都不合适，只有《资治通鉴》才能让这个镜头真正产生效果。电影设计这个镜头，是试图向观众们说明历史借鉴的重要性，在民族、国家命运走向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无论是像毛主席这样的伟人，还是像蒋介石这样类型的政治家，都想到了借鉴历史。那么领袖们借鉴历史，读什么书最合适呢？答案几乎是唯一的：《资治通鉴》。这种默契，来自于人们的一个共识：就以史为鉴而言，尤其是牵涉到修齐治平、治国理政等高端问题，《资治通鉴》无疑是所有传统典籍中最成功、最具有代表性的。拿掉《资治通鉴》，在镜头里换上其他任何一部书，都会导致观众在理解上产生歧义，因为没有其他任何一部书能让人们不约而同地把以史为鉴和治国理政联系起来。
回到毛主席读《资治通鉴》这个话题上。影视情节容有加工，但现实中，毛主席的确很喜欢读《资治通鉴》。很多回忆毛主席的文字都谈到他反复、仔细地阅读这部著作，不少地方还提到，这部书他老人家一共读过17遍。我们今天能读到的最好的、最权威的《资治通鉴》读本，事实上也是在毛主席的直接关心下被整理出来的。
《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一样，版本很多，在一千年的流传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新中国建立后，中华书局调集了当时全国最好的文史专家，系统点校、整理《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当时百废待兴，这项大型文史工作的展开，是在毛主席的关心下，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的。可见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传统史学遗产的重视。于是我们有了最权威的标点本《资治通鉴》以及《二十四史》。我们今天翻看这套标点本《资治通鉴》，会发现每卷末尾署名的点校者、审阅者，都是学术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比如顾颉刚、容肇祖等等。2005年，启功先生去世，当时那批参与整理的前辈学者便均成古人，令人感慨。
去年新浪历史专栏发了一篇关于邓小平同志读书的文章，其中谈到小平同志也喜欢读史书，而所有史书中他最喜欢读的，也是《资治通鉴》。很多读者可能会问，这部写于一千年前的书，真的有那么大现实意义，值得当代伟人、领袖们一读再读吗？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资治通鉴》揭示的古人智慧，对今天仍有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曾于《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过一句古语：“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指出干部队伍素质的重要性。这句话的原典就在《资治通鉴》的第七十三卷。这一卷里记载了三国曹魏时期一次关于如何选拔人才、任命官吏的讨论，司马光对此评论道：“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熟读《资治通鉴》，我们会发现，对于“人”的重视，将人的素质作为干部队伍建设乃至于整个国家政治清明的基础，是司马光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之一。司马光同样非常重视“法”的作用，《资治通鉴》非常强调“依法治国”。但司马光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非常深刻地认识到“人”与“法”之间的辩证关系，既没有在强调“法”的时候走向法令条文主义或形式主义，也没有在强调“人”的时候走向制度、法律建设的虚无主义。而是强调一个“人”、“法”并重的复杂执政体系，管理国家必须有善法，但法的目的不在于禁绝、惩罚本身，而在于社会和谐、民生福祉的实现。故而，以民生福祉为旨归的真正的法律精神，需要见识卓越、奉身严谨的善人去贯彻、执行。有善人无善法，则没有规矩方圆；有善法无善人，则法或为空文，或反而成为舞文者的手段。司马光的这些思想何其深刻，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
二
有些读者会嫌我们把立意拔得太高了。毕竟绝大多数读者都是普通人，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像伟人们那样指点江山。那么《资治通鉴》对于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普通读者来说有什么阅读价值呢？
先讲一个关于《资治通鉴》编修团队的故事。司马光有位年轻助手叫刘恕。刘恕是擅长史学的年轻一代学者，也是司马光在主持科举时选拔出来的人才，所以他和司马光之间也有师生关系。刘恕为《资治通鉴》的编修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司马光派他去一位藏书家家里看书、搜集资料。那个时代不像今天，带个扫描机去，看到有用的史料扫一扫，或者干脆拿个硬盘，碰到有电子版的，直接拷贝下来就得了。生活在宋朝的学者，必须用自己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搜索，碰到有用的材料，用手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为了尽量并尽快地掌握资料，刘恕工作很勤奋，焚膏继晷，最终因看书过勤而患上眼疾，几乎失明。
但刘恕一直很清贫。司马光离开开封去洛阳后不久，刘恕也去了今天的江西赣州地区任职。为了讨论《资治通鉴》书稿，刘恕北上洛阳去找司马光。当时天气已经转冷，刘恕却只穿着单薄衣服北上了。他微薄的俸禄除用于养家之外，就没有闲钱置办厚实的冬衣了。当司马光看到千里迢迢前来找他的刘恕只穿着这样一身衣服时，非常心疼。于是他拿出一件自己穿过的皮衣送给刘恕。刘恕推辞了一阵，感觉难却恩师盛情，就把这件皮衣带走了。司马光本以为这件事也就到这里结束了。谁知过了一阵，他收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居然是刘恕把这件皮衣寄了回来。后来刘恕由于健康状况不佳，英年早逝。司马光在纪念他的文章里讲了这件皮衣的故事，感叹道，刘恕一介不取，连跟他关系最紧密的老师的一件旧皮衣都不肯要，可见他在官场、社会上立足是如何清廉。
其实司马光立身清俭，自己也不宽裕。名望这么重、官阶这么高的重要人物，衣箱里也只不过两件皮衣而已。刘恕的自我约束，用今天人的眼光看，简直是道德洁癖。但这样的洁癖，不正是浮华、烦躁的时代所缺少、所需要的吗？除了宏观政治局势的变化外，对修身立德、戒奢崇廉的强调，同样是《资治通鉴》的一大主题。讲刘恕的故事，是想揭示一点，为什么《资治通鉴》讲的道理有说服力，一千年来为人们所信服？因为《资治通鉴》的作者都不是虚伪的道德说教者，而是真正的道德践行者。唯其是践行者，他们讲述的为人处世的道理，才真正能引起人们的深思。
司马光还有一位助手叫范祖禹。范祖禹从三十岁开始追随司马光编书，一直编到四十四岁那年《资治通鉴》完稿，这期间没为自己打过任何算盘。司马光自己呢？司马光在官方资助下主持编修《资治通鉴》，前后共十九年（这还没有算上之前司马光独自为编纂这部史书做准备工作的时间），每天的工作量都非常大。《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共在洛阳留下两大屋子的草稿。据见过这些草稿的黄庭坚等人说，这两屋子的稿子虽然都是草稿，但司马光的字迹笔笔工整，没有一个草字！这样一个执著、认真又甘于奉献的团队，才能完成《资治通鉴》这样伟大的著作。
三
《资治通鉴》适合所有人读，不管你现在处在怎样的社会岗位上。我想用现代文字中常见的两个词，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加以说明。这两个词，一是“格调”，二是“格局”。
历史上有些名人曾批评史书是“相斫书”，就是专讲打来打去、算计来算计去的书，朱熹、梁启超都发表过类似看法。这个观点影响到今天很多对传统文化有偏见的人，这些人中多数没仔细读过《资治通鉴》或相关的经典著作，一听到有人提《资治通鉴》这类书，就会忿忿地说，里面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阴谋大荟萃，我们的传统都是糟粕！我在讲学过程中，多次碰到这种情况。作为一名传统史学的忠实粉丝，每次听到这样的言论，我都非常愤懑，但作为学者，我必须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朱熹和梁启超发表这样的言论，有特殊的语境，因为他们都有论敌。朱熹很多重量级论敌，当时都以浙江地区为活动中心，形成了南宋时期非常重要的浙东学派，往下又可以细分成金华、永嘉、永康等诸多支脉。这些学者的共同特点，都是重视研究历史，重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通过对历史上政治、制度的研究，来提高人们对当前环境的认识，并尝试着将这些知识运用到改革现实弊政上来。朱熹和他们在知识论和政治观点上有很多分歧，所以经常批评浙东学者痴迷于史学。而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批评，则是立足于清末民初的知识更新，希望通过改进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来推动民族进步。事实上，无论是朱熹还是梁启超，他们本人都对传统史学有精深的研究，而且都对《资治通鉴》评价极高。朱熹曾把《资治通鉴》改写成《资治通鉴纲目》，以传达自己的历史、政治理念；梁启超则称赞《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教科书。
不拟在此讨论朱熹和梁启超的学术观点，只是想提醒各位读者，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片面地了解了名人的只言片语，就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做出极端判断，是非常危险的事，比如在如何对待《资治通鉴》这类传统史学著作的问题上。《资治通鉴》汇总了历史上重大政治事件，里面当然会牵涉到很多政治纷争，但仔细读过这部书的读者就会知道，这里面没有半点“阴谋论”的痕迹，司马光始终在引导人们，凡事必须走正道。歪门邪道、小聪明，有时候会给人带来一点眼前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必然是失败的。《资治通鉴》用历史长河中的无数事例来证明这一点，通往光明和永久性的成功，只有一条道：那就是正道。什么是正道？凡事不能唯利是图，小到个人行为举止，大到国家方针政策，都必须符合公是公非，等等，其内涵可以很丰富。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一个词：格调。《资治通鉴》是一部格调很高的书，它告诉你人类历史上积淀下来的真正的智慧，而不是一部汇集小聪明、小计谋的故事丛林。
第二个词是“格局”。人类一直在进步，尤其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让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但就人的本性、基于人性核心的人类活动而言，大概自有人类文明以来没有太大本质性的变化。我们通常说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正是从这个层面来理解人类历史的。也正因为如此，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才会对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仍有借鉴意义。因为我们能见识到的人的基本情感、思想与行为，几乎在古人那里都发生过，所不同的只是在于今天的人能够凭借更先进的技术条件来表达自己。但要从丰富的人类历史中提取最精华的部分，并理成有头有绪的系统，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尤其是对中国这样历史悠久且具有很强延续性的国家来说。完成这项工作，需要渊博的学识、深刻的思想、丰富的社会阅历、卓越的洞察力，以及一丝不苟的精神和持之以恒的毅力。
无疑，在所有传统史籍中，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资治通鉴》。对于读者来说，没有任何一部史书能像《资治通鉴》那样，让你读完之后感觉到，真正将千余年的历史因革、兴衰成败洞然于胸中，这就是《资治通鉴》的力量。古人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诗书能陶冶人的性情、增加人的气质，那么像《资治通鉴》这样的史书，必然能使人胸有千沟万壑。已有的历史，复杂的变化，头脑中储存了无数这样的知识，必然增强人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一批伟大的人，用尽他们的生命来书写一部沉淀着千年古人智慧的史书，必然能给读者带来更宽广的视野、更高大的格局。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