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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文明群山中，荀子是一座突兀的奇峰。

人格的独立自由，思想的卓尔不群，使荀子在中国文明史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人格的独立自由与思想的独立自由，既密切关联，又未必完全同一。人格的独立自由，基本点是思想家的生存方式。只有获得一种不受制于他方的生存方式，思想的独立自由才有根基与条件。思想的独立自由，基本点是理论的创造品格以及自我传播方式，不受制于外在束缚。只有思想的创造不受制约，思想家的人格的独立自由，才能得到最终的充分体现。

但是，具体到每个思想家个人的生命历程，又有着形形色色的差异。

许多思想家，未必具有最充分的人格的独立自由，但在思想创造上却达到了真正的独立自由。譬如孙子，譬如吴起，譬如商鞅，譬如慎到，譬如韩非子，等等。他们被镶嵌在特定的权力框架中，在最需要人格独立自由的时候，却必须隐忍放弃诸多的独立自由。但是，他们的思想却突破了权力框架的镶嵌，达到了真实表现自己思想的独立自由品格。

另有一类思想家，他们能从既定的某种社会框架中摆脱出来，奋力争取最为充分的人格的独立自由；之后他们又在思想上独立自由地伸展，最终在理论上保持了最为杰出的独立自由品格。譬如老子，譬如鬼谷子，譬如墨子，譬如庄子，譬如荀子，譬如公孙龙子，等等。

在这类思想家中，以荀子的独立自由品格最为杰出。

老子、庄子的独立自由品格，是隐士式的，除了生存方式的艰辛，精神的独立与思想的自由相对比较容易保持。墨子与墨家的独立自由品格，是以社会正义监督人的特殊方式存在的，与国家、政治、社会保持着外在的相对距离与一定对立，其精神的独立与思想的自由程度是最充分的，同时也是相对容易保持的。鬼谷子及其学派的独立自由品格，是以间接介入社会并改造社会的途径体现的，就个人而言，保持思想家的独立自由品格，相对要容易得多。公孙龙子等名家士子，则因其研究对象与社会现实有一定距离，生存方式也是半隐士式的，其充分享有精神的独立与思想的自由，也相对容易得多。

荀子不然。

荀子，是这类思想家中唯一的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的政治理论家，无论其生存方式，还是其精神创造，都不能不与特定的权力框架相联系。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既要保持独立自由的人格，又要保持独立自由的思想品格，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现实中的荀子，却做得极为出色——不受制于权力制约，不受制于生存艰辛，不受制于学派桎梏，不受制于关系周旋，始终坚实地立足于社会现实，始终研究着最尖锐的现实问题，始终保持着人格的独立自由与思想的独立自由。

对于中国文明史，荀子的独立自由品格，具有着恒久的典型意义。

让我们采取一个颠倒的顺序，先看看荀子的思想创造，再来看荀子的人生坎坷。

毕竟，对荀子的理论特质与特殊价值，当代人已经很陌生了。

在先秦大师中，荀子是自成理论体系的大家之一。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荀家”一说。后世儒家说，荀子是儒家，但又很有些勉强。在儒学大盛的宋代，甚至发生了批荀风潮，连荀族后裔也不得不隐匿逃亡。后世法家说，荀子是法家，但也很勉强。荀子的尊儒尊礼言论多而有多，很使新法家们有些尴尬。实际情形是，只要我们摆脱了非此即彼的学派桎梏，荀子的真实面目便会很清楚。

荀子是法家。荀子也是儒家。

荀子不是法家。荀子也不是儒家。

荀子既崇法，又尊儒，既批评法家，又批评儒家。

荀子既是法家的修正主义者，又是儒家的修正主义者。

更重要的是，荀子同时具有独立的社会政治理念与哲学精神，没有淹没自己。

先看看荀子与儒家及儒家思想的关系。

就战国末世的学派关系而言，荀子对儒家学派的沦落非常厌恶，认为真正的“大儒”已经没有了，更多的儒家士子已经沦落为“不学问，无正义……逢衣浅带（宽大的衣裳宽松的腰带），解果其冠（戴着中间高两边低的士冠），术谬学杂，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仪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事实很清楚，尊儒尊礼的荀子，对沦落的儒家士人阶层很是反感，不屑于与其讨论问题。此等态度，一定使儒家们大为不满。

但是，荀子对儒家原创大师却是尊崇的。

《儒效》篇认为，真正的“大儒”是仲尼，“彼大儒者……其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险应变曲当，千举万变，其道一也！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但是，“大儒”们的社会理念究竟是什么，荀子却从来没有申述过。尊“大儒”只尊精神而不涉政治主张，这是很清楚的一种总体态度：不赞成孔子的复辟主张，但是尊崇孔子的人生精神与做事风格，同时尊崇儒家的礼治教化思想。

那么，荀子与法家如何？

总体态度是：荀子尊法，主张推行法治，但是又认为必须以儒家教化与王道补充之。

就对法家思想的创新而言，荀子有四大贡献：

其一，荀子首先提出了“人性恶”理论，并对孟子的“人性善”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批驳，可谓振聋发聩。这一理论，非但是战国法家立法改制的根基理论，也是后世乃至当代立法思想的根基理论。

其二，荀子提出了“法后王”理论，为法家变法运动立起了鲜明的策略主张——政治变革的进步性，不是“法先王”（师法古代圣贤的治国之道），而是“法后王”（立足当今现实的变法大道）。荀子认为，儒家“法先王”的实际目的，是搬出古代圣王来糊弄不明事理的老百姓——“呼先王以欺愚者！”

其三，荀子提出了“富国强兵”论，为法家立定了鲜明的强国战略目标。荀子在《富国》篇提出了一个古典时代罕见的思想：富国根本，在于裕民。也就是说，富国的根本在于人民富裕，而不仅仅是国库充盈！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具体的实现方略——“以政裕民”（以政策使人民富裕）；“正法以齐官，平政以齐民”（以公正的执法整肃官吏，以公平的政策以凝聚民众）。荀子在《议兵》篇，高度评价了秦国新军制的威力，明确提出：天下强兵之道，当以秦国为楷模。

其四，荀子一反传统的“天命论”，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伟大思想。天是什么？荀子认为，“天”就是一种物象，而不是神灵上帝；“天职”是什么？——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谢，阴阳大化，风雨博施等等而已。故此，“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更有惊人处，荀子明确提出了：“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这种惊世骇俗的思想独出于战国，独出于荀子，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上述四方面，即或法家名士，也未必人人皆能如荀子这般深邃彻底。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荀子批儒家，经常提到法家理念；荀子批法家，又经常提到儒家理念；最后综合荀子自己的主张，则是法儒互补。最典型者，是荀子在《强国》篇叙述自己的入秦见闻，高度赞扬了秦政之后，荀子认为秦政最缺乏的是王制之道与儒家之教。另外，对于墨家以及其余学派，荀子都曾经有过不同程度的批评。

荀子不会刻意迎合某一学派，只凭自己的思考说话。

这种亦法亦儒、非法非儒的立场与思想，在先秦大家中绝无仅有。

除了政治思想的重大创造，荀子还有三大领域的杰出贡献：

其一，《正名》篇，以深邃犀利的“名实”思辨，全面批驳了名家风行天下的诡辩论。荀子的思辨水平，非但是中国古典哲学的瑰宝，而且也是人类哲学史的瑰宝。罗马帝国时代的诡辩学派也很有名，但是却没有系统的批判理论出现。中国先秦时代不同，非但有赫赫风行的诡辩学派，而且有荀子这样的大师的深刻地成体系的批判，相辅相成，激发出了中国古典思辨哲学的最高峰！

其二，《劝学》篇，以激发学生创造力为宗旨的教学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可谓独树一帜。该篇开宗明义云：“君子曰：学不可以已（停止）。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这种教育思想的自觉程度，远远超过了同代各家大师们。

其三，人生方法论的“积微”思想。荀子在《强国》篇中，有一大段话专门论述做大事与做小事之间的关系，其精辟程度足为万世警钟！荀子这段论述的核心思想是：要做成大事，必须先做好每日的小事，此谓“积微”。荀子一反常人思维方式，对重视大事而轻慢小事的世俗心态提出批评，指出：要做大功业，只求做好大事反而导致失败，“能积微者，速成。”无论其论证过程，还是其结论，都实在是人生方法论的一大创新！

再来看看荀子的生命历程。

荀子一生波折甚多，但从未丧失独立自由的人格。

荀子的相关史料太少。《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只给了荀子二百余字的篇幅，实在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对于荀子的人生坎坷，我们只能凭借史料留下的阶段框架与阶段结局，去合理推断其中蕴含的风浪坎坷。综合史料，荀子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一串坚实的足迹：

其一，荀子名况，时人相尊为“卿”，故称荀卿，是赵国人。

其二，荀子年五十始入齐国游学，并进入稷下学宫。

其三，荀子在学宫曾“三为祭酒”——三次做稷下学宫长官。

其四，齐人攻讦荀子，荀子离开齐国。

其五，荀子入楚，被春申君任用为兰陵县令。

其六，春申君死于政变，荀子被免职，学馆废止。

其七，荀子留居兰陵，死葬兰陵。

其八，李斯、韩非曾为荀子学生。

其九，荀子晚年整理著作，有数万言传世。

联结如上足迹，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出这样一幅奋争的人生历程——

荀子，出生于族性烈乱而自由奔放的赵国，少学有成。荀子长则继续求学，但却不是当时任何诸子大家的学生，而是多方受教游学成才的名士。此等大家战国多有，不足为奇。年五十而游学入齐，并立即名震齐国，说明荀子入齐之先，已经是一个学问有成的名士大家了。荀子担任学宫领袖，有三起三落，说明荀子历经了艰难的周旋，一定在坚持着什么，而这种坚持，并不为官府与学宫大师们所理解。于是，三起三落之后，荀子终于遭受到了普遍的攻击。在此情势之下，荀子没有选择妥协，而是毅然离开齐国，选择了另行开辟阵地。荀子入楚，春申君任用荀子做了挂名的兰陵县令。荀子一定与“战国四大公子”之一的春申君很是相得，春申君一定欣然允诺：为荀子建立兰陵苍山学馆。从此，荀子开始了私人学馆的育人生涯。李斯、韩非，一定是这个时期的荀馆学生。后来，春申君死于权力争夺，荀子被免职了，学馆被废止了。荀子没有被牵连处死，说明荀子与春申君只是社会情谊，而不是春申君的政治死党，兰陵令只是挂名领钱而已，并不是实际的县令。春申君死后，荀子一直没有停止对现实的研究，并整理出了十数万言的文章流传，直至老死兰陵……

大言无形，大音稀声，宁非荀子哉！

荀子在身后的历史遭遇，奇特而又微妙。

《史记》将荀子与孟子并列作传，却仅仅只有二百余字的篇幅。长于而且喜好引用当事人言论与著作的司马迁，经常能将一个寻常人物的说辞记录下长长一篇，其典型如赵良说商鞅，如全文引用贾谊的《过秦论》。但是，司马迁却对荀子的惊人思想没有罗列一句，对其“数万言”著作，也没有列举任何篇目。从总体上说，《史记》对荀子的态度，淡漠中包含着批评。虽然，司马迁对孟子事迹也记载得同样简单，态度却大不一样。写孟子，司马迁开首便是一段“太史公曰”，写下了自己对孟子“罕言利”的感叹。

《战国策》与刘向的《孙卿新书叙录》，也有片段的荀子记载，也很是简单。

显然，生当战国末世的荀子，在汉代就已经开始被淡化了。

其后两千余年，荀子的境遇每况愈下。至于宋代，甚至有了批荀运动，理学家们将荀子大大贬低了。其后，荀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日渐淡化，“归属”也模糊不定，甚至连其生卒年月也被历史遗忘了。有人说，荀子是法家。有人说，荀子是儒家。有人则说，荀子就是荀家。就法家儒家而言，似乎都承认荀子，但在本阵营内的地位，却又都很寻常。如此两余年，荀子虽然未被淹没，却也只能不死不活地拖着。

如此奇特的历史现象，与荀子的伟大思想体系相配么？

如此一位具有最鲜明的独立自由品格的思想家，却被历史弄得哩哩啦啦淅淅沥沥纠缠不清，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