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全国的经济恢复，就必须彻底纠正过去一些错误做法。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而又忠于党的事业的刘少奇，无论他认为毛泽东的计划正确与否，他却在1958年宣布了毛泽东的计划，并全力维护它。
1962年，重新修订出版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在1962-66年该书共发行了1500万册，而同期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只发行了150万套。千百万党员干部和普通老百姓学习这本小册子，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刘少奇的威信。
早在毛泽东阻止非斯大林化之前，毛泽东思想就已经等同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了。
六十年代初的调整是深刻的、全面的，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它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建设上的退够和生产关系方面的一些重大调整，而且还深入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重要调整。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在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扩大化错误，几乎都在这次调整中得到不同程度的纠正。
1962年5月，在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根据军队的经验，建议对全国县以下的干部，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即对过去搞错了或基本搞错了的干部，统统平反，除了个别有严重问题的外，都不要留尾巴。这一意见得到了全会的赞同后，甄别平反工作迅速地全面展开，到1962年8月，全国已有600多万干部、党员和群众得到平反。
彭德怀本人最初的反应是屈从于命运的安排。早在1959年和毛泽东发生冲突之前，他就对妻子说过：“我老了，主席不喜欢我了。我打败了蒋介石和帝国主义，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我可以回家种地，不在乎他是否喜欢我了。”庐山会议后，他又对妻子说：“现在，我可以离开办公室了，我感到很轻松。”话是这么说，毕竟有一种失落感。
然而，到1962年，形势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月，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他不赞成过去那种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做法，并提出要对受到错误批判的党员甄别平反。４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常务副主席刘少奇的意见，由中央组织部发一通知，对彭德怀案和大跃进时受错误处分的党员和干部甄别平反。
1962年6月，彭德怀向中央递交了一封长信，信中要求中央重新考虑他的问题并撤销强加于他的决定。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来信不予理睬，依然不给以平反，理由是他有一个“反党集团”和“国际环境”。
后来，很可能是刘少奇对彭德怀同苏联领导人的关系提出了怀疑，使彭德怀的申诉又有了转机。与过去那种过于谨慎、善于妥协的态度相比，刘少奇这时似乎耻于回避斗争的方法。他在1962年1月的讲话中宣称：反对毛泽东只是反对毛本人，并不能说明这个人反党，不能伤害敢于在党的会议上坦露自己思想的同志。受彭德怀事件牵连的同志，经调查确定没有叛国罪了，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这样，刘少奇似乎也站到了支持彭德怀的行列。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彭德怀却放弃了斗争。
在刘少奇推行新政策，促进了全国经济恢复后，新政策刚刚实施了一年，毛泽东便急于宣布“形势大好”。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说：“主席说的是政治上形势一派大好，你们不能因此就认为经济形势也一派大好，相反，经济形势还很糟。”
1962年，刘少奇提议由陈云副总理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从1957年开始，陈云便反对毛泽东的急进政策。不久，财经小组很快便发现，中央政府已经出现了巨额预算赤字。5月份，他们又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很不满，但此时，他显然又无法反驳。
1962年春天和夏初，毛泽东似乎在保持着沉默，没有多少公开的言论。他在仔细地观察着，苦苦地思索着。年初以来所发生的事情，不少已超出了他的预想，有些甚至本来就与他的认识相左。调整超出了他的设想和限度，而他的目光也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分歧，他在思考着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命运。到夏天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时，他的一些重要思想已经成熟了。对于如何回答历史摆在人们面前的选择，他的答案已经了然于胸。毛泽东表示他对七千人大会后几个月内所发生的事情深感不安。
1962年8月6日至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原定议题为讨论农业财贸、城市等方面的问题。但在会议开幕的当天，毛泽东在他的发言中，却离开了会议原定内容，提出了几个出人意料的新题目：阶级、形势和矛盾。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实际上重新为会议确定了主题，为会议定下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调子。对于这次讲话，他事后曾说过，我在大会上只出了个题目，还没有讲完，有的只露了一点意思，过两天就可能顺理成章。
1962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已经推迟一年的中央全会。会上，彭德怀正式提请中央重新考虑他的问题，但中央委员会即毛泽东是不肯答应的。在会上，毛泽东坚决地表示：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像往常一样谈笑风生。毛泽东为了使整风运动真正贯彻他的意图，进一步强调了修正主义的危险性，并提出了他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预示了他７年后所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在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一篇讲话里，毛泽东指出：“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要提高警惕，防止资产阶级复辟。南斯拉夫就变质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了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苏联执行的是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总之，没有一个符合他的胃口。
会议一开始，就面临彭德怀问题。确实，毛泽东在批彭德怀这件事上，是最不得人心的。七千人大会之后，全党上下，曾遍传要替彭德怀同志平反的呼声。彭德怀最近又给党中央、毛泽东上了“八万言书”，要求平反。刘少奇将此印刷若干份，分发给到会者。毛泽东一看自己处于劣势，于是决定进一步扩大会议范围，开成八届十中全会，通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以及中央委员出席。
在会上，毛泽东另起炉灶，避实就虚，开始谈理论问题，他讲了“阶级、形势、矛盾”，毛泽东认为：如何认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指出：在由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从始至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讲话中，他正面的、集中的、系统的阐述了他对近几年来党内、国内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
关于阶级问题，他讲得比北戴河会议时更系统，更具有理论色彩了。他说：
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和小资产阶级的存在，所以会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的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封建主义被推翻后，都经过了几次复辟，经过了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关于形势问题，他说：
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都是好的。国际形势是一年比一年地发展的。国内形势，过去几年不大好，现在已经开始好转。1959年、1960年，因为办错了一些事情，主要是认识问题，多数人没有经验，主要是高征购，没有那么多粮食，硬说有。瞎指挥，农业、工业都有瞎指挥，还有几个大办的错误。1960年下半年开始纠正，说起来就更早了，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了，然后11月、12月武昌会议，1959年2月、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然后4月上海会议就注意纠正。1960年间，因为修正主义压我们，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反赫鲁晓夫去了。
关于矛盾，他在列举了国际上的各种矛盾以后，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
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的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也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在明确了这种矛盾的性质以后，他又进一步说到了处理这些矛盾的方法：
关于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和资产阶级的问题，我看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变。不论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还是1942年到1945年整风运动时的那个路线，只要认真改变，都表示欢迎，就要团结他。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
对于当时正在顺利进行的甄别平反工作，他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平反。
从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到八届十中全会，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在大会小会上发言近十次之多。发言中，他从历史的和理论的高度，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当时党内国内一些重大事件和分歧的看法。讲话涉及不少方面，但中心还是围绕着他在8月6日和9月24日讲话中所提出的“阶级、形势和矛盾”三个问题上。在这三个题目下，他以浓厚的理论色彩和开阔的视野，对当时在党内外成为热点的形势问题、包产到户问题、甄别平反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中的“右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最使毛泽东感到气愤、不安的，甚至可以说是在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模式转换中起到了决定作用的，是当时被他严厉批判的单干风——包产到户。
使毛泽东感到不满和不解的是，在他看来形势已经好转以后，在已经确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以后，为什么已经被中央几次明令禁止的“包产到户”之类的单干却屡禁不止？在他看来，一些落后农民、富裕中农乃至地主分子在困难时期自发或自觉地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尚可理解，而党内领导层中对这种单干的支持或默认就是难以容忍了。
他说：1960年下半年以来，已经有两年了，大家只谈黑暗，不讲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认为一片黑暗，任务的提法就不同。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全部单干。认为大部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任务不同，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世界观上来。
毛泽东把包产到户等同于资本主义，他多次地、多角度地对它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现在有困难，这对集体经济是个考验，而单干只能造成两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他的分歧者：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错误、缺点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劲，怎么办？有人说，人民公社要垮60%，留40%，还有的人说全部解散搞单干，四年农业生产就可以恢复。以上谈的算什么矛盾，我也说不清楚。概括起来，首先要承认阶级，阶级是存在的，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矛盾。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90%是集体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全部闹单干就是退到比赫鲁晓夫还不如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去了。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应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国内则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毛泽东说：“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的老子。”因而毛泽东主张：要教育群众、教育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
据说，刘少奇曾提出：“为了保持新闻报导的真实性，新华社不应由官方控制。报导帝国主义的真实情况和报导共产党的错误，这两方面都很重要。”而毛泽东认为，这样做势必会忘记阶级斗争。因为任何事物都不能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
会议闭幕时发表的公报提出：“1959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胜利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进攻，维护了党的路线和党的团结。”公报还宣布，撤销黄克诚将军和谭政将军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增选罗瑞卿、陆定一和康生为书记处书记。
在会上，毛泽东谈到宣传领域中存在的对他含沙射影的攻击，他仍以惯常的嘲弄的口吻说：“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设。”确如他所说，或许是由于他自己也致力于这一领域的斗争，因而他又补充说：“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毛泽东对当时实施的新政策提出了异议。在他看来，这些新政策为“死不悔改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分子”在中国的复辟创造了有利条件。基于这种情况，中央决定在城市和农村的工作人员中进行整风运动。
毛泽东认为：领导层中任何赞同允许私有经济成份存在政策的人都是错误的。他认为，私营经济会诱发资本主义的自我倾向，那么中国社会会从共产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
这次召开全会的公报并没有宣布对经济政策实行大幅度的调整。公报要求已经开始整风的单位继续搞好这项工作，还没有开始的单位立即开始整风。毛泽东认为：“对青年一代、普通干部和老资格的领导干部进行社会主义再教育，是极其必要和迫切的任务，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在随后的几个月内，整风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这场运动便是后来众所周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果刘少奇当时能预见到毛泽东要把这场运动引向何方的话，那么，他和他的支持者所领导的党的机构也许就不会全力以赴地在全国推行这场运动了。
当时，中国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和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国周边的国际局势日趋紧张。针对这种现象，使毛泽东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并采取措施，进行坚决而有效的斗争。毛泽东把国内阶级斗争现象扩大化、绝对化。他认为：苏联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中国也有修正主义者，我们除了在国际上同“帝、修、反”的矛盾外，在国内也还有人民群众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它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恐怕以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
因此，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着重讲怎样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把抓阶级斗争的主要注意力放在防止党内出修正主义、发生“和平演变”的问题上。他在说明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观点的同时，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提出在全国开展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会后，许多地方并没有立即开展社教活动。从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泽东先后到11个省视察工作。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决定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点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城市“五反”问题。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刘少奇作了关于反修斗争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插话说道：“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毛泽东强调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这次会议决定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规定在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民机关及有关部门，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五反”运动。毛泽东强调：“这是又一次大规模地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根据这一部署，各地组织干部“洗手洗澡”，开展运动。
毛泽东积极引导运动的方向，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试点阶段中，写了许多批语。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如果不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那就不要很长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据此，5月10日，根据毛泽东的批语，发出《关于抓紧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从1963年起，当人们开始用八届十中全会的理论来观察、思考问题时，阶级斗争扩大化再一次升级。从农村到城市，从基层到上层，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和政治文化思想，到处都是阶级斗争的迹象，到处都是阶级斗争的战场。
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上，毛泽东说：“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没有搞阶级斗争了，只是土改搞一次。现在有些地方是民主革命尚未成功，有些地方是社会主义革命尚未成功，地主阶级根本没有打倒的个别地方是重新革命的问题。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希望寄托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这‘三自一包’上，我们就要在这些问题上做文章，一步一步地挖掉他们的社会基础。许多地方，搞社会主义教育没有解决问题，原因就是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毛泽东大声说：“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搞‘四清’，干部参加劳动。”
为此，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这是一个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精神，指导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纲领性文件。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并要求“放手发动群众，依靠贫下中农，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向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前十条”把开展“四清”（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提出党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所谓团结对敌，就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同阶级敌人作斗争，同自然界作斗争。”
决定下发后，各地按照文件精神开展社教试点工作，在试点中，普遍发生打击面过宽、混淆政策界限的偏向。有鉴于此，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了“后十条”，目的在于防左和纠左。可是“后十条”下发后，并没有也不可能阻挡社教运动的继续左倾，反而受到毛泽东的更加尖锐的责难。毛泽东提出：在农村城市，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而是掌握在敌人手里。
1964年8月，刘少奇到南方去修改后十条。临行时，毛泽东讲了二点：一是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二是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在广州，刘少奇亲自主持修改文件，并且加写了一些十分尖锐的内容和语言。修改后的后十条叫“修正方案”即第二个后十条，于1964年9月18日，由刘少奇签发了《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即第二个后十条。后十条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对形势的估计更加严重，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开展运动的规定，强调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并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以致造成了对基层干部打击过宽、打击过重，以致发生混淆敌我界限的“左”的错误。
同时，刘少奇还提出大兵团作战的办法，毛泽东复信，表示“完全赞成”、“照此办理，迅速实行”这一部署。各地开始实施大兵团作战的办法。从1964年秋铺开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左”的错误更为明显和突出，各个试点县都集中上万人的工作队，实行大兵团作战。
如果说“前十条”是个指导社教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后十条”是个带有一定反左防左意义的文件，而后十条修正草案则是存在着严重左倾的文件。一些基层干部怀疑这场运动是不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踢的“政治足球”。刘少奇要求“开个会，纠正‘左’的倾向,使运动正常发展”,毛泽东则说：“不是左，是形左实右。”
1964年12月，在全国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关于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问题，刘少奇认为，主要矛盾就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认为这种说法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强调从七届二中全会以来，一直讲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从杭州会议以来，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讨论文件时，刘少奇发表了不同意见：“不要提‘派’，一提派，就会从上到下一大片，可以提‘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分子’比较恰当，符合实际。”毛泽东则用不容置疑的态度坚持说：“是派。”于是，下达了一个“二十三条”，指出了：“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这一论述，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二十三条”还规定“五反”运动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与1963年上半年的“小四清”已相去甚远。
从1963年到1966年，在全国少数城市基层单位开展了“五反”运动，在部分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1月以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统称“四清运动”。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填写了一首《水调歌头》：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
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
旌旗奋，
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到1966年上半年，全国结束“四清”运动的694个县、市，占总数的32％。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开展起来的社教运动，其结果非但没有使毛泽东感到满意，反而进一步增加了他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在这种危机感的支配下，在社教运动还未全面展开的时候，他便又亲自领导和发动了较之社教运动更为激烈、广泛的“文化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