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2012-04-19 02:52）
清朝在1860年代的时候，经历了不少打击。一个是闹腾了十来年的基督教太平天国造反，终于被羽翼渐丰的地方豪强给剿灭了，让朝廷有一个相对比较安定的区间。当然后来发现的情况，就是这些地方势力，从之后的东南互保，到后来的联省自治，之后的各地军阀，都成了摧毁中国统一的力量。另一个是南京条约和之后的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带来的外交耻辱，也需要让朝廷集中精力，寻找对策，来应付未来的新的帝国主义的威胁。而这个威胁，就在30年后的日本崛起和之后的八国联军那里得到了证明。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就在这个时候得到了集中的体现。那个时候的任何一份奏折、谕旨，还是士大夫的抒情文章，都充斥着一个词：自强。而这种情形到了50年之后，就被另一个到处充斥的词汇：革命，所取代。然后再过了60年，你就听到了另一个到处充斥的词汇：改革。不排斥，你的自强，还是革命，还是改革，都曾经有过不少实实在在的努力和方案。当然也有不少的努力是白费功夫，甚至是事与愿违。而有不少的方案是空中楼阁，甚至是南辕北辙。但是好歹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
不知道到了某一个特点的点位，事情就变了味道了。这些口号，自强啊，革命啊，改革啊，就不再是为了把国家建设得更好，而必须除旧立新的呼吁，而是成了为了某些利益既得团体更好地瓜分蛋糕，更有理由地浪费国家财政资源，或者更好地为官僚利益团体服务的借口。这种情况下的继续革命，继续改革XXX年，继续自强，都是扯谁谁的母亲的蛋蛋了。虽然这么说，不过清朝中叶的那一次自强运动，对后来的中国发展的影响还是比较深远的。》》》占豪：也谈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四大矛盾
这里就首先要解释清楚一个概念。现在我们整天一说，就是啥啥要法治了，那个啥啥人治又如何如何了。其实这个是对中国政治历史的一种误解。中国的政治历史，不是人治，而是德治。德治，在中国表现出来的是儒家道德价值体系，所代表的道德标准，然后按照这个标准，所规定的行为准则，成为社会的法律规章的指导思想。这种行为规则，其实是有很细致和严格的文本基础的。比如说通过公务员考试，甚至已经做官的官员，父母去世，要回家守孝三年，诸如此类的东东，那是要严格遵循的。如果你想玩一下猫腻，那就等着清流派的口诛笔伐，一直骂到你丢了官位，赔了名誉，甚至人言可畏，羞耻之下自我了断，都不出奇。
其实这种德治的法子，在其他文化也有，叫做宗教治。现在伊斯兰国家慢慢兴起的Sharia法治，或者是西方国家，比如美国的宗教原教旨（特别是共和党内部）回潮，都是这种德治为先的宗教治。当然历史上的西方中世纪黑暗年代，是这种宗教治的极端例子。而这种例子，现在有人开始用来敲打穆斯林世界。一本新出的书，就做出结论：凡是在公元1100年时代，被穆罕默德领军的阿拉伯大军，圈下来的地盘，现在存在的都是垃圾国家。这一种说法，其实把穆斯林国家，区分了开来。比如说印尼和马来西亚，就不那么垃圾，是因为没有被阿拉伯大军征服。另一种说法，就是前面说的那一个地区的伊斯兰教，和中世纪的基督教一样，是DOS运行系统。而前面说的印尼和马来西亚，是Windows 3.1，当然人家基督教国家，就是大大改良的Windows XP了。
那么中国的德治，和西方还有其他文化的宗教治，有一个绝对的不同，那就是中国的德治里面，没有其他宗教治里面的神秘主义氛围，因此是注重今生，而不是注重来世的。孔子云，不知生，焉知死。孔子又说，敬鬼神，而远之。因此这种缺乏宗教神秘性的德治，是以人为本，以人生当世的幸福为主要诉求。这种德治里面，充满了人类思维的理性和智慧。当然后人没有出息，把这些德治的精神财产，最后给搞成抹杀和压制个人正常生理和心理需求的枷锁，变成了繁文琐节和僵化刻板的东东，是需要大加鞭挞的。
而西方的宗教治，是不承认人类现世的幸福，只承认死后的天国。那么人生本身就是充满今世的苦难，只为未来的天堂有一席容身之地。而你去天堂的UFO票，也不是来源于你个人道德和个人行为的准则，只是来自于一个简单的信。你信我，我给你永生。这样的信条，一旦落到了不良的宗教忽悠家们的手里，就变成了蛊惑大众，剥夺屁民的最佳工具。大主教一声号令，信教的处女们，去把你们的贞操卖个大价钱吧！教会的大礼堂等着建造呢。
这种中世纪的黑暗，才又最后从中国学习海归归来的传教士们带来的先进东方文明，开启了启蒙时代。又由于在突厥的打击下，从君士坦丁堡逃亡的东罗马人，带来了罗马的世俗故事。于是从启蒙时代，到文艺复兴，对人类的现世幸福的关注，超过了对来生的虚妄的寄托，从而导致了物欲的横行，而出现了轻灵魂、重物质的科学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到来。这个变化，也就是所谓的运行系统的更新版本，就是一个重要的分野，政教分离。也就是人类社会的行为准则，不再以宗教或者宗教的道德律作为一个主要衡量标杆，而必须创造出一个完整的新的行为准则，作为对大家社会行为的一个规范。而这种脱离了宗教道德律的制约，而出现的独立法律体系，又有可能把人类社会带入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法律至上，法治高于一切的极端。那就是我可以大奸大恶，坏事做绝，只要你法律无法奈我何。
缺乏道德律约束的法治体系，可以解决的只是自身内部成员和团体，需要遵循的游戏规则。而因为本身没有道德的指引，反而对群体之外的人类其他族群，既没有道德的自觉自律，也没有法律的客观指引。这个也是为啥大部分西方国家，在国家内部，是最讲求人权的国家，但是在国家外部，对其他地方的国家和人民，又是反人类罪恶的最大祸首。比如说，美国在阿富汗飞出去的无人机，杀了无辜平民，大家都觉得无事一身轻，倒是开始杀美国公民了，出现了一点小波澜。这也是为啥西方国家可以产生希特勒这样的灭绝人类的好手，因为人家的传统，从对付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原居民的手法就看得出来。而西方这几十年的唯一进步，就是西方国家自己，不再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去绞杀年轻无辜的生命了。
所以看西方文明的没落，就是一句话，当人类社会的法治，没有了道德律的指导，那么结果就明白了。因为这样的社会，不会花功夫在对孩子们的道德教化，而是花功夫培养顺从法律的顺民，和玩弄法律的刁民。我不道德，呵呵，可是我合法啊！
世俗规则，对物欲的追求，导致了社会的终极目标，不是来自于社会公平，而是来自于对内的富裕，和对外的强大。而这种富裕的来源和积累，又和强大的军力和国力，在世界上通过入侵来掠夺他人的财富，成为一个正循环。因此国家追求的目标，成为富强，而不是社会公正。国际关系，成为弱肉强食，而不是和平共处。
在清朝中叶的时候，中国的官僚知识分子们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困局。靠儒家的道德律来进行德治，以社会公义和人本关怀作为基本基石的价值体系，必须要改变为物欲追求为目标的富国强兵。就算是不求攻击他国，哪怕求得自保，也必须做出这种转变。而这种转变，就冲击了原本依赖的经世致用的方法论，而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和建军计划，又在30年后的甲午海战和八国联军进京之中，遭到了失败。
那么今天中国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因为现在的改革，口号叫得震天响，却没有解决一个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未来，是走向一种新的文艺复兴之后的新德治下的法治体系，还是要照搬西方的缺乏德治的法治体系？当大家目前抱怨的道德沦丧，和西方的道德沦丧比较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就已经是一片鼓噪，那么后一条路子，走不走得通？当西方本身的宗教治，已经无法制约法治的泛滥，那么中国照搬的全盘西化的法治系统，又靠啥子来制约？难道大家全部昄依犹太人耶稣不成？而目前这个从1900年以来，只破未立的价值体系，也同样是千疮百孔，那么更新的力量从何而来？
之二
（2012-07-02 14:41）
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在中国发生的现象，可以说是两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对抗。
在古老、庞大和人口众多的中国，经历了过百年的政治统一的和平时代后，强调宇宙中有次序的等级和名份下的社会和谐架构的儒家政治体系早已深入民心，和意图实现这种政治理想的帝国官僚系统，互成表里。而作为这个系统的代表的天子处于宇宙之中心，通过严格遵循的儒家理想，类似于柏拉图的哲人王的身份，向万民示范着其道德教化的楷模形象。 在这个和谐次序里的个人，受限制于集体利益的约束而享有自身的个人自由。有知识的士绅在诗书中抒发其政治抱负，在科举中实现政治实践。没有知识的农工商兵，各得其所，自安于朴素和平静的生活。在这种各安其命的和谐体系里面，个人服从于家庭利益，权利排在了责任之后，道德和法律凌驾于物欲和情欲之上，军人和商人受到了文官的控制。而在这种体系下，形成的儒家价值体系的超然地位，又因为中国的多民族和多文化的帝国现实，符合朝贡体系下的天下这个超越民族和文化的文明系统。 在这个体系下的政治支撑，是官僚政治，经济支撑是农业经济。
那么这个庞大而衰老，缺乏活力的体系，面临的是强调军事战争、经济掠夺、领土扩张和国际贸易的西方新兴工业文明。那个时候的西方文明，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发生变化。这种文明的文化观和世界观，是建立在维多利亚时代，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扩张主义的认知下。这种文明，强调的是民族国家、法治、个人权利、科学技术、基督教义和战争。这两种文明的冲突，一开始是体现在战争上面。依靠农业社会产生的军队组织（尤其是当时的传统蒙古游牧经济已经衰落），当然不是工业化支撑的现代军队组织的对手。记得我谈到元朝晚期的时候，以苏北盐场工人为主的军队，已经强于传统的蒙古游牧军队，差不多是同样的道理。结果就是在1840－1842年发生的鸦片战争，1857－1860年的英法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都吃了败仗。
当然试图同治中兴的自强运动没有成功，而导致了之后的1871年俄国侵占伊犁，1874年日本侵占琉球，1883－1885年法国侵占越南，1894－1895年日本侵占朝鲜，1898年租借地争夺，和1900年的义和团，这一系列的战争中，都没有获得胜利。而由此造成的整个文明的衰落，都象多米诺骨牌一样不断地坍塌。
为了应付内外的危机和挑战，在面临西方文明的侵略之下不断步步退却，边败边走的中国文明，其知识阶层不断地寻求破解之道，企图以各种温和的或者激进的改革措施，来对文明衰落进行止损。但是这种探讨在思想上造成的分裂和混乱，更加与现实中的国家安全丧失、中央政治权威衰落互相恶化和影响，形成进入下行通道的恶性循环。这种思想混乱局面，和1911年帝制彻底崩溃，各地地方势力公开割据的社会混乱，交相辉映。直到20世纪中期，外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而产生了的毛泽东思想，才建立起一种新的历史观念和文化的正统价值观念。
那么在今天，面对中国人的挑战似乎仍然严重。
首先，就是在19世纪中叶，中国人的天下观念，逐渐让步于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这种向现代国家的转换，导致了中国传统帝国疆域的领土丧失（比如说蒙古），和某些内陆地区（比如新疆和西藏）仍然受到民族主义影响下的分裂威胁，也导致了中国与原朝贡体系下的藩属国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在目前中国重现强大态势之下，与这些旧藩属国的外交关系，仍然需要思路来处理。
其次，伴随着天下观念的丧失，出现的情况，就是放弃了儒家理想的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转而接受西方文明倡导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世界次序。即国际社会是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丛林原则。那么在这种原则下，国家在全球体系下的实用主义和缺乏道义的行事原则，是否对国内本身的道德体系带来冲击。虽然中国传统的政治统一观念，本来是作为达到天下太平和人民安居乐业的目标的工具，这个时候，就开始服务中国人如何跻身世界民族之林这个新的目标。而西方文明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科技的船坚炮利，则是在科技发明逐渐衰竭的明朝末年，就被中国知识界慢慢开始接受。因此自强运动，首先就是解决了体用问题之后，努力寻找的第一个突破口。这种对科学技术的完全接受，在后来越来越明确，最终出现了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集体，居然全部是工程师的情况。
而这种对科技的重视，也是导致中国最终从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实实在在的达到了当时梦想的富国强兵的目标。那么当一个国家的所有一切，都必须让位于富国强兵这个最重要的目标，而为此中华民族的几代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然后呢？就像是日本的国家最高战略，是脱亚入欧，人家也做到了。然后呢？那么中国人传统坚持的和谐，以人文本，均贫富的共同富裕，重道德轻物欲这些传统美德，是不是应该重新拿起来？
过去30年，为了扭转毛泽东思想里面的激进思维和过激路线，中国思想界进行了反省。从当时的客观情况来看，这种反思是必须的。因为如果不能解放思想，放弃坚持两个凡是，从而继续陷入阶级斗争是纲的误区，那么就不可能解决中国的建设和发展问题。但是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不论是富国强兵，还是四个现代化，都是可以达到的目标。【毛泽东传】
那么当时的反思是否矫枉过正，导致把1949年之后形成的中国的正统的历史观的价值观念，给彻底抛弃的危险？
在这种思想和价值都缺位，伪造历史的所谓有良心的历史学家们的谬论，无不每日每夜试图摧毁这个体系的核心，那么当年那些希望坚持中华文化传统，同时学习和消化西方科技能力的前辈们，又如何面对？
中华民族生存和传承至今的文化价值体系，又如何可以保持下去？
亡国固然可怕，亡天下，然后亡文化，才更可怕。
未完待续。。。
注：本文原标题《读史笔记：清朝中叶的自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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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大此文极有深度，受益匪浅啊！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法律是一种准则，是一种检验标准，当把准则当目的，必然产生极大的扭曲，就是为了此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完全忘记了法律制定的根本意义；就好比把考高分当作目的，完全扭曲了教育是为了求知这一根本目的，使教育求知丧失了纯洁性，结果不但学不好考不高还会催生种种黑色产业链…
深邃。中国的政治历史，不是人治，而是德治。德治，在中国表现出来的是儒家道德价值体系，所代表的道德标准，然后按照这个标准，所规定的行为准则，成为社会的法律规章的指导思想。在白猫理论的带领导下，老人家的一帮孩子们为分蛋糕丧失了德。不过从当前趋势看，还是有一些有志之士做着力挽狂澜的动作
虽然既得利益团体把中国往西方法制道路拉，私有化、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等相辅相成，但P民心中的历史文化传承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依然是公共认同的道德上的结果正义大于西式法律上的程序正义。现在的所谓“改革派”，并不是真正的改革派，实际是想坐实其既得利益，不知对其制约力量最终能否站上风。
启蒙运动带来的是两样东西，一样是自由主义，一样是民族主义，一内一外。对内行自由，对外张霸权。其根源，在基督教分裂的世界观，即把人分为对立的我们和他们。启蒙之前，我们是自由民，他们是奴隶；启蒙之后，我们是本国人，他们是外国人。基督教缺乏包容。
严复总结西方，称“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法治的本质，亦是如此。
有法治，无德治，人心可能大坏。有德治，无法治，又不可能实现对国家的良好管理，儒家不能治国的原因就在此，还得加上法家。
井先生,此文分析清晰明了。顶。在西方,守法者也多,但玩弄法律者也不少。东方,道德高尚者也有,但亵渎贩卖道德者也不少。 这也就是不同历史传承下的现实社会。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不同文明的融合史。 这时下,东西方文明将再认识、触摸、碰撞、交媾、交融而臻于融合。___这,也将是百年里的地球文明史。 期待,也渴望井桑做东西方文明交融的促进者。顶。
我认为这里面有很深刻的哲学问题需要讨论。
无论德治还是法治，从追求善和最高正义的终极目标来看，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就像邓小平说的，市场和计划都只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一样。如果做得好，德治是需要通过法律来加以规范，而法治是需要以道德规范为指引的。二者是相互辅助，殊途同归的关系。如果做的不好，那就是以道德的名义使社会僵化而丧失活力，乃至于丧失在国际丛林中的竞争力；或者以法律的名义而使不道德行为合法化，从而物欲横流，道德沦丧。
中国现在的状态，是既非德治，又非法治，而是人治。当然，这个所谓人治，不是如某些海外舆论所认为的，某一个独裁者或者某几个寡头垄断的人治，而是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和环节上，若干小的管理者可以对其治下的事务，而拥有完全充分主导权的分散的人治。公权力的运行过程是如此，企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乃至于小到各种爱好者组成的俱乐部皆然。
呼唤法治的声音已经响动多年。可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刑事诉讼法再度修订，媒体炒作的标题竟然和二三十年前一样。
井底望天大约是想呼唤德治的，可是这德治需要有共同的、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标准。实在抱歉，以我个人浅薄的见解，中国离形成这种道德层面的共识还差很远。
由于利益群体的分化导致利益诉求的多元化，由于经济改革发展导致的社会的断层和隔阂，由于哲学的贫困和文化思想领域的混乱，由于国学传统的中断和西学引进过程中的断章取义、以讹传讹，由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行政化导致思想界的沙漠化，由于正统思想的僵化过时以及在上位者统一思想努力的成效不彰，由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道德危机、知识分子危机和思想枯竭，由于国内外反华势力的捣乱和破坏，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企图形成汉唐时期那样的全社会文化共识并以此作为德治的基础，只能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
哲学的贫困和贫困的哲学是相互依存的。在混乱的时代也孕育着蓬勃的生机。虽然在短期内看不到法治或德治取代人治的可能，但是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以一百年为最小尺度）和综合国力、国际地位的提升，社会有钱有闲阶级的逐渐形成及其文化修养的积累（同样须以一百年为最小尺度），逐渐形成主导性的主流文化道德意识是完全可能的。伴随着这个进程，随着开国派的势力在历史中逐渐沉没，新贵阶层争取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的努力不断增强，多元政治主体的博弈亦将最终导致为避免过多混乱惨剧而达成政治改革的共识，从而制定新的游戏规则。而这一游戏规则必然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从而影响到社会其他各个领域的治理规范。
以中国历史的经验来看，这样的历史过程，如果从鸦片战争起算，大约要经历四百到六百年。
所以，现在说什么，都还为时过早。未来这几百年，只要不发生大的动荡，能够平安度过，就谢天谢地了。要使局势不至于失控，中央政府必须保有一定的权威、统治能力、行政效率和制裁能力。要使局势逐渐变化，必须采取开明专制的方式，自上而下进行试验和改革。
以德治国，才是大治。中国自古是个人治的国度，法治只是人治的一个补充。人治上升到一定高度就是德治了。
没有道德的约束，很多东西不好处理的。但是怎么重建道德规范是个考验人智慧的事情，特别是在当下道德沦丧，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里
赞同！一直对法律送辊党们玩弄法律条文侮辱百姓的智商和情商深恶痛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