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上海工人阶级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反动派的阴谋活动却在悄悄地加紧进行。他们决心在取得上海、南京后就实行“清党”，已开始磨刀霍霍了！
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统率下的北伐军，在上海工人同军阀部队浴血搏战时已推进到上海南郊的龙华。可是，他们一到那里就停住了脚步。上海总工会派出代表，要求他们迅速进兵，援助苦战中的工人起义队伍。白崇禧却奉蒋介石的密令，借口“军队初到，很疲困”，按兵不动，作壁上观。直到工人起义队伍占领北火车站，胜败的大局已定，他才挥兵北上，进驻上海，由薛岳指挥第一师在麦根路车站将毕庶澄的一部分溃兵缴械，并把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江南兵工厂迅速抢占在手里。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也设在兵工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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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十）：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这时发生了震动中外的南京惨案。三月二十四日，程潜指挥下的江右军（第二军和第六军）从安徽东进，占领南京。当晚，英美帝国主义借口侨民和领事馆受到“暴民侵害”，突然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向南京市区开炮轰击，中国军民死伤惨重，财产损失不计其数。二十六日，蒋介石坐楚同号军舰从江西赶到上海。他一到上海，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人纠察队的问题上，拿“外人说话”作口实，要求上海总工会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后来又要求把纠察队改归他指挥调动。上海总工会以“纠察队不同于军队，性质完全是工人自己组织”为理由，加以拒绝。对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蒋介石也不予承认，下令要它停止活动。但为了麻痹工人，他又派人带了军乐队，以十分友好的姿态，给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送来锦旗。
工人纠察队经过连日苦战，实在太疲劳了。罗亦农在二十三日的特委会议上说：“纠察队现在疲劳已极”，“恩来困苦万分”。〔1〕但到二十五日，周恩来从各种信息中已敏锐地察觉到有一些不正常的动向，并向中共中央报告：白崇禧将薛岳师调开，将刘峙师调来闸北，“即将谋解决我们的纠察队”。同天又决定：上海工人纠察队正式改编为八个大队，一切武器集中由总工会掌握。三十日，周恩来在特委会议上报告：“整个的情形，他们对付我们已有准备。”断言：“将来他们对付武汉及解决上海只有凭武力。同时，对付民众只有如江西雇佣流氓。”〔2〕后来事情的发展，确实如他预计的那样。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共产国际的代表和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南京事件后正强调发动反英运动，醉心于对蒋介石持缓和态度。周恩来发出的警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
四月初，政治风云更加险恶了。蒋介石在得到帝国主义列强和江浙大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持后，加紧进行反共的秘密策划。四月二日下午，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吴稚晖等，同特地从广西悄悄赶来的李济深、黄绍竑，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早日清党反共”。五日上午，他们又举行一次秘密谈话会，决定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咨请有关当局对共产党人作“非常紧急处置”。〔3〕同天，蒋介石下令将刚由孙传芳方面投降过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调来上海，充当屠杀上海工人的刽子手。他又限令不完全听命于他的第二、六两军在六日前全部撤出南京，渡江北上。九日，吴稚晖等八人公开发表反共的“护党救国”通电。同天，蒋介石赶往南京，颁布战争戒严条例十二条，严禁集会、罢工、游行，任命白崇禧、周凤岐为上海戒严司令部正、副司令。第二天，江苏的共产党领导人侯绍裘等十余人惨遭杀害。锣鼓越敲越紧，周围已是一片“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肃杀景象了。
这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仍醉心于妥协，以为这样便可以避免国共之间的破裂。五日，他同刚由国外归来的汪精卫发表一个《汪陈联合宣言》，说：“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4〕但是，蒋介石反共的决心已下。这篇宣言，客观上只能帮助掩盖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对上海工人阶级起了解除精神武装的恶劣作用。
四月十一日深夜到十二日凌晨，蓄谋已久的反动派终于下毒手了！
国民党右派是富有反动政治经验的。他们在这个事件中使用了极端阴险和卑劣的手段。那时，总工会的纠察队总数共有二千七百人，分驻闸北、吴淞、浦东、南市四地。刘峙部第二师调驻闸北时，同工人纠察队的关系相当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刘峙师一走，新调来的二十六军周凤岐部却改变了姿态，对工人表示绝无恶意，局势在表面上仿佛松弛下来。到十一日深夜至十二日凌晨，突然有上海青红帮流氓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大批便衣党徒，臂缠白布黑“工”字标志，手持盒子炮等，从租界冲出，向上海总工会会所（湖州会馆）、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华商电车公司等处冲锋放枪。工人纠察队立刻奋起抵抗，英勇还击。正在这时，大批二十六军部队开到。先将前来攻打总工会的流氓完全缴械，有的并用绳索捆绑。工人纠察队看到这种情形，不再怀疑，开门将二十六军迎入。谁知军队一进门，领队军官就变了脸色，说：“他们的枪械已经缴了，你们的枪械也应该缴下才好。”这时机关枪已经架起，猝不及防的工人纠察队被迫缴械。几处的情况，大同小异。
周恩来原来住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领导工人纠察队的整编和教育工作。十一日晚上，反动派动手前，先由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出面，装作没事似地邀请周恩来到师部去商议一些事情。周恩来考虑到要做二十六军的工作，就去了。后来他总结这次教训时说过：“敌人是怎样骗我们的呢？一个驻在闸北的国民党师长叫斯烈，他的弟弟斯励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是我的学生。斯烈就利用这个关系和我们谈判。我们就迷糊了，认为可以利用他。我们认为他不会对我们动手。其实我们这时重点放错了，重点应该放在保持武装。当时斯烈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去谈一谈，我就被骗去了。当时我的副指挥也去了。”〔5〕他们一去，斯烈的态度仍然很客气，但拖着不让他们再离开，同时就对工人纠察队下了手。十二日凌晨，罗亦农得知周恩来被扣的消息后，立刻要原来同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保持联络的共产党员黄澄镜找赵舒营救。黄澄镜在回忆中说：
“我们到了宝山路天主堂第二师司令部。我看到周总指挥双眼怒视斯烈，抗议他们的反动行为。这时，房间里的桌椅已被推翻在地，茶杯、花瓶散碎在地上。我听到周总指挥义正辞严地对着斯烈谴责道：‘你还是总理的信徒呢。你们公然叛变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得不到好下场的。’斯烈在周总指挥愤怒的训斥下，不得不低着头说：‘我也是奉命的。’”“经过赵舒同斯烈个别谈话，斯烈开始改变主意，向周总指挥表示事情‘已过去了，请您来谈谈，并无其他意思。’多次声明是误会，表示道歉。周总指挥根本不理睬他，转头同我一起坐上汽车，冲过重重关口，回到了北四川路东四卡子桥附近罗亦农同志办公所在地。”
这时各处的工人纠察队已被缴械，局面已无法挽回。多年后，周恩来还痛心地谈到这件事。他说：那时我们年轻，经验还不足，被骗到二师师部后，“商务印书馆因为没有人指挥，就松动了，一下子被缴去了”。当然“不出去也要失败，但不至于一下子就失败”，“这是一个教训”。他又说：“我们那时做了一些工作，但不深入。最主要的是没有精神准备，没有下一步。”〔5〕周恩来那年是二十九岁。他后来说：“青年人革命热情很高，但我们那时好像天下大事就那么容易，青年稍微有一点成功就容易骄傲，至少是头脑发昏，结果给敌人骗了。”
十二日清晨起，各厂工人听到纠察队被缴械的消息后，纷纷集会抗议。中午，闸北和南市的群众分别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会后，闸北工人数万人拥往湖州会馆，夺回了上海总工会会所；南市群众冒着大雨到东路军总指挥部请愿，要求立即恢复工人武装，保护上海总工会，取缔反动团体。
十三日上午十时，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赴宝山路二十六军二师师部请愿，要求立即释放被拘工友，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二里。周恩来、赵世炎等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同群众一起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二十六军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接着又用机关枪向密集在宝山路上的游行群众扫射，前后达十五六分钟。群众因大队拥挤，无法退避，当场被打死的有一百多人，伤者不计其数。这就是惨绝人寰的宝山路血案。
疯狂的搜捕和屠杀立刻开始了！昔日的盟友突然翻过脸来，变成冷酷凶残的刽子手。十三日下午，上海总工会会所被封闭。十四日下午，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被强行解散。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被迫全部转入地下。周恩来在十四日转移到吴淞附近徐家宅一处工人住家的小阁楼上继续工作。这里离市区远，偏僻荒凉，巷子狭小，房屋破旧，附近居住的大多是吴淞机器厂的工人，是一处很合适的秘密据点。
四一二事变发生前不久，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的中央局会议通过了一个《中央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派李立三、陈延年和共产国际东方部派驻中国的代表维经斯基到上海督促执行，并决定由他们三人加上周恩来、赵世炎组成特务委员会。李立三等过南京时，四一二事变已发生，局势已严重恶化。他们到上海后，先找到赵世炎的秘密住处，随后又找到周恩来、罗亦农等，并决定将罗亦农和三个俄国同志增入特务委员会。
特务委员会在四月十六日和十八日举行了两次会议。十六日的会上，李立三传达他们来上海的任务。他说到：“武汉对于老蒋之决心打击已为事实，毫无问题，所最困难者为军事问题，所以还在犹移。现在不但是军事上犹移，已发生政治上的犹移，因为奉方（指张作霖部——编者注）进攻甚烈。所以决定如果蒋尚不十分反动，还可姑予敷衍，尤其是接到仲甫等来电表示反对打蒋，大家益发摇动。”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一个十分愤激的发言。他说：“我们致电武汉应指出两点：一、政治上，要指明上海暴动后有右倾错误，如继续非常危险。我们在此次屠杀中可以看出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事前太和缓，以致无好好反蒋宣传，以致在民众中有不好影响，……致使此次大受其亏。国共联合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仍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二、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力量太大，完全自己站于弱点，是很不好的。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指并不是没有办法——编者注），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
会后，周恩来起草致中央的电报，与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联名发出。这便是《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电文强调必须坚决讨伐蒋介石，提议：“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9〕电文并针对陈独秀主张对蒋缓和妥协的右倾主张，指出：“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十八日，特务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中央对沪区工作的决议案。先由李立三作传达，然后进行讨论。周恩来在讨论时说：“我主张我们要有一个结论。”他着重指出：“中央政策动摇，指导无方，对于前次广东与上海都如此，中央对于争领导权没有决心。”“特委的政策有错误，起头是模糊，后来是妥协。”他认为，这些问题应该提到将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去，“此次大会，应提出上海与广东两次的错误，中央完全承认才能指导全国”。他还批评：“此次运动（共产国际的）东方局也要负责，大会也要提出讨论，并要注意以后整个党的统一指导问题。”
中共中央原要周恩来和李立三、罗亦农等一起，在二十五日前赶到汉口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留下陈延年代理上海区委书记。但周恩来因为上海工人纠察队的善后问题还需要处理，没有立刻成行。他请同李立三一起赶到上海的聂荣臻帮他整理工人纠察队，以减少损失。他们共同拟定了计划，将留下的工人纠察队转入秘密状态，把枪支弹药隐蔽起来。他还找徐梅坤等安排了江浙一带的地下武装斗争；给流散在外、经济上有困难的工人纠察队员以救济；还设法营救被捕的人员。三十年后，他谈到：“那时候，按理应该把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如果那时我们把力量暂时撤退到农村中去，那就会保持很大的干部力量。”“当时江浙两省农民运动已有相当发展（当然比两广，比湖南、江西要差一点），如果我们工人武装和农民结合起来，无论如何是可以保持力量的，当然长期坚持还是有困难的。”
他在谈了四一二事变前后的教训后说：
“如果不犯这些错误，城市是否会大发展？也不会的。因为必然是这么一个规律，因为我们革命运动是先从城市起来，集合了很多工人、学生（就是革命知识分子），然后派到农村里去，同农民结合起来，然后做一些军事运动、军队运动，工、农、兵、知识分子结合起来，把革命高潮搞起来以后，说是能够一下子一帆风顺了，武汉就取得全国政权，共产党的领导权就确立了，这也是不大容易的。尽管我们不犯路线错误，恐怕也还要受一些挫折，因为终究全党缺乏经验，不是一个人缺乏经验。少数有深刻的思想的人，也还要有群众才行。个人离不开群众，群众的觉悟还没有那么深刻，所以免不了要犯些错误，受些挫折。俄国革命经过一九○五年的锻炼，中国的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这个阶段完全成功也比较难。但是不犯这个错误也可能收获更大一些，保留更多一点。”
四一二事变后三天，广州发生了四一五的清党事件，开始大规模逮捕并屠杀共产党员。周恩来在广州时居住的广东区委军委机关被搜查。住在那里的三个同志（麻植、穆济世、朱凯）被捕后，一人在第二天被枪杀，两人死于狱中。邓颖超那时因难产后身体没有恢复，住在医院里。她怀的男孩没有活下来。陈铁军化装去找她，要她赶快离开。周恩来去上海后，他们之间长期音讯不通。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她也不知道是周恩来参加领导的。这时，接到周恩来的通知，要她赶快到上海，用化名登报找他。当时局势已十分严重。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出于对革命者的同情，连夜把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然后由护士送她上了去上海的轮船。到上海那天，正好是五月一日。那时，“伍豪”这个名字，国民党还不清楚，就由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署名，登报找寻伍豪。周恩来看到后，立即派人去把她们接走。邓颖超先在一个医院内躲了两个星期。以后找了所房子，周恩来在那里一起住了几天，就先动身去武汉了。
由于上海正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周恩来是晚上九点钟走的，只由一个交通员悄悄地带他到虹口码头搭上一艘英国轮船。周恩来化装后，躲在三等舱里，两天没有出来。同船的有带着武器的保卫人员。船过芜湖时最为紧张。到了九江，才算松下一口气，周恩来也可以换上便装，到甲板上同别人见面了。到汉口的时候，恽代英开汽车到码头来迎接，把周恩来接到中央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居住。
周恩来到达武汉，已是五月下旬。
在四一二事件后，中国共产党内对“东征讨蒋”的问题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苏联顾问鲍罗廷和陈独秀都反对立即东征，而主张先举行第二期北伐，进攻已进入河南、威胁武汉北面的张作霖部。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在东南的势力太大，并正准备实行武装干涉，东征难以取胜；而北伐则可以把当时还表示联俄联共的冯玉祥的国民军从陕西迎出来，使武汉同西北连成一片，打通同共产国际之间的直接联系。国民党的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也力主北伐，反对东征。这样，立即东征的主张被放弃了。
四月十九日，武汉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北伐军在河南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可是，由于中外反革命势力的包围，武汉政府管辖的地区同外地的联系被截断，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金融阻滞，汇兑不通，物价高涨，日用品缺乏，厂店停闭，工人大批失业，人心浮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发生严重动摇。一些由于各种原因而暂时投身革命的反动分子，更在积极准备叛变。五月中旬，也就是周恩来抵达武汉的前夜，这种危机终于表面化了。十三日，师长夏斗寅在武汉和长沙之间的湖北嘉鱼公开叛变，叛军先头部队推进到离武汉南面只有六十至八十公里的地方。二十一日，驻军长沙的团长许克祥又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残酷屠杀大批革命群众。反共声浪甚嚣尘上，武汉的政治局势迅速恶化，已处在风声鹤唳之中。
周恩来一到武汉，就参加了中共中央的工作。那时，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已在十多天前结束。周恩来在广东领导军事工作和在上海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表现出来的才能，已得到全党的了解和承认。这次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央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因为他还没有到武汉，秘书长一职由蔡和森代理。周恩来到武汉后，五月二十二日列席了第九次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二十五日，又列席第十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中央秘书长一职改由李维汉担任，周恩来转任中央军事部长（当时又叫军人部长）。会上并规定：军事部长在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那时的中央常委，只有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三人。李维汉还在湖南，没有回到武汉。张国焘不久又要去河南。二十九日，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这段时间内，常委会议几乎每天都要举行一次，处理各项紧急事务。六月三日，增选瞿秋白为常委。四日起，中央常委由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四人轮流值日。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六月下旬。
除了中央常委的事情以外，周恩来还直接负责中央的军事工作。中央军事部的班子，是以湖北省委军委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原来人手很少，只有聂荣臻、欧阳钦等五六个人。周恩来到后，增加了几个黄埔四期的学生，但机关仍很精干，总共不到十个人。
那时的中央军事部不指挥军队，只进行组织和联络工作。他们抓紧军队的政治宣传工作，派人到河南慰劳伤兵，在武汉宣传北伐的胜利；同时，向军中陆续派去不少党员，包括朱德、陈毅、刘伯承等；还负责指导武汉的工人纠察队和湖南、广东的农军。
进入六月，局势更加紧急了。六日，朱培德在江西宣布“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十三日，汪精卫从郑州同冯玉祥会谈后回来，宣布唐生智部主力全部从河南回师武汉。二十日，冯玉祥同蒋介石在徐州会谈后，公开地向右转，要求驱逐共产党员出国民党。四一二事变以后，汪精卫、唐生智支配下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在表面上仍维持同共产党的合作，这时也准备转向公开反共。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已如箭在弦，到了很快就要摊牌的最后时刻。
周恩来等曾经尝试过进行一次最后的努力来挽救革命——发动湖南农民暴动。那时，湖南农民运动的力量很大，并且拥有不少武装。由共产党人掌握的叶挺部队，击败夏斗寅部后正驻军湘鄂边境。而唐生智主力的三分之二还在河南，没有来得及回师两湖。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良机。六月十七日和二十日，周恩来两次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的报告。他指出：现在浏阳、平江一带农军还有八千支枪，军事部已派了军事干部十人（其中有营长三人）到那里去。计划先取湘潭，集中浏阳、平江，全力攻下反动势力薄弱的城池，而在反动势力较强的地方则到各处打土豪劣绅，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的临时委员会。周恩来准备在人齐后亲自到湖南去指挥这次暴动。但这个计划最后遭到国际代表反对而没有实现。蔡和森也谈到过这件事。他说：
“此时中央政治局有点‘进攻’的新空气。”“开始宣传反对反动的国民党中央。同时派去大批军事同志赴湘发展农民暴动，推翻许克祥。这些军事同志去时，中央常委出席说明是要准备对付整个的唐生智的反动之到来。于是中央与国际代表之间，组织一湖南特别委员会，专为指挥湖南暴动。后来此会开会数次，外国同志将暴动计划改了又改，同时所决定之款项迁延不发，而我们已派去大批军事同志前去，须要计划与款项异常之急；最后外国同志听了一个不关重要的报告，认为我们自己在湖南的势力已完全瓦解，暴动为不可能，对于前次所决定之款完全翻腔。于是军部周恩来同志与（国际代表）鲁（罗）易大闹一场，取消此委员会。”
其实，武汉政府随时可能背叛革命已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了。他们已在许多地方肆无忌惮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幕后策划的阴谋更在加紧进行。分裂已不可避免，并且迫在眉睫。放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唯一正确抉择，只有义无反顾地举行武装起义，来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以对付即将到来的黑暗局面。这样，才能保存更多的革命力量，求得一条生路。在这种时刻，取消周恩来等提出的湖南暴动计划，就无异束手待毙，并且丧失了良机。
湖南暴动计划被取消后，陈独秀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再也拿不出什么好的主张来，完全处在不知所措的慌乱境地。政治局对每个问题都是动摇的、犹豫的、不一致的，对下一步该怎么办也感到迷惘。在这种沉闷空气下，人心更加涣散。可是，局势却在加速地恶化。六月底，反共最力的何键率领第三十五军从河南前线开回汉口，杀气腾腾地发出了反共的训令。汪精卫等也公开煽动“分共”。
五月下半月，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以后，又派出罗米那兹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前来中国接替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的工作（他是在七月二十三日到达汉口的）。七月中旬，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成立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临时常委会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五人组成。这次改组虽然晚了一点，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经过这个改组，主张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力量在中央取得了领导的地位，从而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发动和八七会议的召开开辟了道路。
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人。《宣言》明确指出：“最近几月的政局，使中国一切革命人民大大的失望。”“国民党的许多领袖消极动摇犹豫得不堪言状”，“其结果，使反革命在武汉首都，也筑下巩固的基础。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因此一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为了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到来，需要紧急地撤退大批共产党员，把大革命时期处在公开状态的共产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这是一项极其繁重而艰巨的组织工作。在五人临时中央内，李立三、张太雷已去江西九江，李维汉刚从湖南来到武汉，张国焘又是一个爱说大话、少干实事的人。这副重担自然落在周恩来的肩上。尽管留下的时间已那样匆促，人心那样动荡不安，周围的环境又那样险恶，周恩来始终沉着地、有条不紊地工作，夜以继日地处理着各种棘手的问题，完成了把党转入地下的任务，使各项工作在新的条件下又能较有秩序地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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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七）：霹雳一声暴动
这时，武汉政府的反共态度急转直下地明朗起来。它的首脑人物汪精卫在以前很长时间内，曾把自己打扮成“左派”。四月间，他到武汉的第二天给《中央副刊》写了题词：“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他发电痛斥蒋“丧心病狂，自绝于党”。但在这以后，他的反动倾向就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七月十四日晚间，他在武汉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七月十五日，又召集分共会议，并公布《统一本党政策案》，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断然作出由周恩来领导发动南昌起义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