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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大国崛起的经验和小国失败的教训 

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无论人们处于什么样的立场，无论人们持有什么样的观点，无论学者处于左中右阵营，人们恐怕不会否认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中国处在大国崛起的阶段。国际上无论是亲华、反华或者是中间阵营的政治力量都已经承认，中国是一个新兴的世界大国，其相对力量正处于迅速上升的阶段，对世界的影响无论是从正面角度还是从负面角度来解读都在与日俱增。在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政治家、精英学者和普通民众都表现出对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强烈渴望和追求，《大国崛起》一片的出现和热播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反映出的是当代中国人从世界历史中汲取智慧，为中国谋取最大国家利益、追求成为世界强国的强烈愿望。在《大国崛起》一片播出以后，网上和媒体进行了持久而又深入的讨论，其后续性讨论中有许多精彩而又深刻的观点，其探讨范围之广泛、理性思考之深入，甚至不下于《大国崛起》的本身。比如说有讨论非常深入地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探讨大国是如何衰落的，甚至有学者撰写长文专门来谈大国的衰落。也有网友从更多元的角度来谈大国崛起之路，比如说从人口发展趋势的角度和国民阅读习惯来谈大国崛起，这些讨论不仅丰富了谈论大国崛起的角度，也让读者的视野更加开阔和多元，让今天中国民众的认知水平不断得到深化和提高，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是个追求上进和不甘于落后的民族，是一个具有独特理想的民族，中华民族注定要成为文明世界的强者。对大国崛起的全面深入的探讨正反映了儒家文化影响下中国人特有的入世精神、奋斗精神和不甘人后的精神，没有这些精神元素的支撑，很难想象一个民族如此广泛深入而又理性地探讨国家崛起之路。

尽管这些讨论已经非常广泛和全面了，笔者认为仍然需要继续拓宽论题的视野，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大国崛起的历程主要是针对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强者和成功者，这九个大国中，都是或曾经是世界强国和世界霸主，都具有卓尔不群的超级硬实力或是魅力十足的文化软实力。但是，除了这些成功者和强者以外，我们也需要聚焦那些强国之路或是现代化之路上的挫折者和失败者，或是那些在强国道路上不断反复曲线前行的国家。我们不仅需要聚焦大国，也要聚焦一些小国，它们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它们有哪些失败的教训。特别是一些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步履蹒跚的历史，更值得我们去探讨其中的根源和究竟。如果我们把焦点对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解释世界大国或是强国成功的原因要比解释小国徘徊不前和停滞发展容易得多。比如说我们可以探求到开拓的商业贸易精神、海洋立国是荷兰小国大业的原因，也可以从大宪章和光荣革命来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最先诞生于英国；我们也可以从教育和法治的完善先行来诠释德国的迅速崛起，也可以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角度来解释美国的强大，但是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初，拉美的阿根廷和德国处在相同的起跑线上，当时很多国际经济学家看好阿根廷甚于德国，然而德国今天是世界第三号经济强国，阿根廷却依然是一个过渡经济体，其国民经济发展经历了如同过山车一般的上下剧烈震动；我们也更加难以解释为什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和菲律宾也处在相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中，双方的经济增长率都不错，二十年过去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菲律宾却依然停留在经济后进国家的行列；同样，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号召新加坡学习科伦坡（斯里兰卡的首都），因为当时的斯里兰卡是发展中国家充满希望和进步气象的国家，而二十年之后，新加坡大跃进成为亚洲四小龙，迈进先进国家行列，而斯里兰卡几乎原地不动，依然停留在中低收入国家行列，而新加坡人却成为富裕的投资者去斯里兰卡投资，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民族命运的大转换？我们也很难解释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那些没有加入苏联和东欧集团的国家，它们也采取了市场经济和多党制模式，但是直到今天却依然一贫如洗，甚至许多国家的人民还处在营养不良的饥饿状态，但是中国和越南采取市场经济短短的20到30年时间，却取得了大多数国家难以想象的超高经济增长率和让这些国家无比羡慕的经济奇迹，这其间的奥秘和原因究竟在哪里？以上的每个问题，很难给出一个统一的答案，甚至中国为什么取得今天这样的经济奇迹，国际上主流的经济学家也很难给出一个像样的回答和合理的解释，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给出的答案也是千奇百怪、各不相同。我想，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普通民众都很困惑，为什么偏偏是中国、越南这么成功？为什么之前的四小龙和日本这么成功，为什么不是阿根廷、巴西、智利，为什么不是菲律宾、印尼和阿拉伯国家？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市场经济和民主选举国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达到现代化的目标，甚至连现代化的门槛都到不了？为什么有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一度冲到中高收入国家行列（阿根廷），但是一场金融风暴之后就跌入了后进国家的行列，有的国家甚至是辛辛苦苦一百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笔者不想解释所有的这些难题，但是在本策里却力图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后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这里作者着重选出非洲大陆作为中国的参照目标，来谈谈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道路上的经验和教训。为了更加清晰地说明这个问题，笔者决定先提出一个重要的模式来探讨现代化道路上三大阶段。

II 现代化之路上的三个重要阶段

国家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既很亲近，又很遥远。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和忠孝节烈的思想更是深深形塑了人们的国家观念和对国家的认同。但是且慢，这里并不是我们谈到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按照公认的学术界共识和普遍观念，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产生于欧洲大陆上1648年的威斯特法伦和约。当时在欧洲中部的土地上、即在今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范围内有大大小小近三百多个城邦国家，在经历宗教改革后发生了改革宗和罗马天主教廷的宗教冲突，这样的冲突又和各个城邦国家的冲突交织在一起，再加上欧洲列强的乘机介入，这场宗教冲突终于演变成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混战，战争持续了三十年左右，其结果是惨烈的和灾难性的，在德意志的疆界范围内人口锐减了三分之一以上，这之后欧洲各个列强和德意志各个城邦国家，齐聚德国的明斯特，在这座城市签订了著名的威斯特法伦和约，按照该条约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主权国家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之上，特别是在之后两个世纪的演变中，欧洲国家逐渐诞生了民族国家的概念和主权国家的概念。历史上含糊不清的一些模糊区域开始得到明确界定，欧洲列强开始逐步清楚明确地界定现代民族国家的疆界和范围，开始要求逐渐明确地划分出什么是法兰西、意大利、德意志等的基本边界和统治范围。

那么什么是现代民族国家和文明古国及帝国之间的根本区别呢？简而言之，现代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是指在明显确定的边界范围之内，有明确可以统计的居民。一部宪法和法律从宪政的形式上联系了一个国家的共同体，国家建立的行政机构和官僚管理部门可以有效地执行自己的政策和意志，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可以贯彻到整个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国家是在本国疆界范围之内唯一合法的暴力垄断机关（司法、检查、警察、监狱等）。而在古代的帝国或是文明古国中，国家的概念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明显不同。我们就以高度发达的文明古国—中国为例子，我们一般都认为中国人很早就有了国家的概念，但是这样的国家概念往往仅局限于特定的阶层之中，比如贵族集团、儒家集团的官僚体系、学士（读书人），他们具有较强的国家和忠孝节义的观念。但是就国家整体而言，中央政府对国家控制是很有限的，中央政府的直接治理范围往往仅至于县一级的城市，而来到广袤的乡村地区，真正统治帝国平面地区的是地主、乡绅和家族，而国家一极的权力仅和地主和家庭的族长发生联系。而在乡村社会的内部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家族社会。读读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就明白了，形式上统治中国的是北京的皇帝和他所代表的“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的皇权，这个皇权看起来也是专制的和无比强大的，其实观其本质，这样的皇权是非常有限的，中央政府的权力仅仅局限在县一级以上的城市所联结而成的线上，而无法占据整个平面真正统治全国。一旦来到乡土中国，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天高皇帝远”的地区，统治乡土社会的就是千千万万个碎片化的家族、地主和士绅，在大家族的范围内，皇权和中央政府的权力是无法通行的。而这里最重要的权力是以族长为中心的家族权力，国法和刑典在乡土社会里不起任何作用，一旦遇到纠纷、冲突，起作用的就是家法和宗族的习惯，家族族长的判决就会决定个体的命运。乡土社会的成员只对家族效忠，家族也对其成员提供基本的保护，并同时通过家法维持基本社会秩序。在乡土社会里，除了少部分读书人以外，绝大多数人并没有什么国家观念，他们的命运完全是同家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家族成为他们基本的社会认同和效忠对象。其实，无论古代的国家形式上有如何巨大的区别，（比如中国建立了先进高效的儒家官僚统治集团和实现社会流动的科举考试，而统治非洲大陆的则是更加散乱和碎片化的部落和酋长），但是在所有的古代国家里，国家的权力、国家的成文法典都无法全面、畅通无阻地运行在国家任何一个基层单位上，国家也不是唯一的合法暴力垄断机关，国家的权力往往被其它社会单位拦截（比如中国的大家族、非洲的部落、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采邑等），在社会基层的单位里，真正统治这个国家的并不是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而是无数个原子细胞式的社会单位。当然，在古代的“国家”里，根本就谈不上有明确的宪法和全国通行的法典，国家的疆界并不是完全明显地划定出来，中国古代帝国和其四周的游牧部落和保护国之间的边界往往是不明确的、模糊不清的、或是仅仅按照边民的习惯大致划定的，真正的主权国家的边界、主权国家范围内享有权利和义务的国民和主权国家宪法产生于近代欧洲。

图一现代化之路的三个基本阶段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笔者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通向现代化之路，都必须经历三个最基本的阶段，一是从传统的封建国家、帝国、部落和家族社会发展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央政府能够有效治理全国的、国家政策和行政命令通行全国的、国家法律深入社会基层单位的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没有经历这一个阶段，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达到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当国家基本权力依然分散在千千万万个碎片化和原子化的社会单位里时，就根本无法建立市场经济所必须具备的全国市场和社会化大生产，根本无法树立现代公民意识。封建采邑、城邦国家、家族部落截取了国家的基本效能和财源，让中央政府的实际行政能力仅仅停留在十分有限的范围之内。这样的社会中是不可能诞生现代化国家的。欧洲国家迈出的现代化的第一步也是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开始，没有统一的法兰西、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话，任何现代化和工业化都无从谈起。德国在历史上分裂成数百个城邦国的时候，每个城邦国都有自己的货币和关税，这严重阻碍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国统一市场及统一关税联盟的成立，当然就更谈不上现代化的强国之路。一个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往往是一个血腥的历程，这点即使是高举人权和民主旗帜的欧洲人都不会否认。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是无法拿今天的人权标准来衡量的。欧洲经历过很多次残酷的革命、国内统一战争和国际战争才形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疆界。德国的三十年战争、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的战争、拿破仑的欧洲大陆战争、意大利的统一战争、德国的铁血宰相卑斯麦的统一战争都是形塑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战争。特别是拿破仑的欧洲大陆征战，虽然是民族侵略战争，但是拿破仑的军队所到之处却扫荡了欧洲各地严重分割的、碎片化的城邦和封建采邑势力，并为各地带来了资产阶级民法性质的拿破仑法典和现代国家的管理系统，并意外地激发了被占领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从此形成了经久不息的欧洲各国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战争，导致很多欧洲国家迈向了统一民族国家的进程。因此在国家现代化的第一阶段，是很难用现代民主、法治和人权的标尺去衡量的，因为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就是国家统一，国家必须以强有力的动员力量打破国内严重的分割局面，打破各个封建领主割据一方、各个诸侯和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真正的中央政府的治理，这样的治理必需深入到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乡村、家庭），才能有效地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如果这个阶段迈不过去，那么许多国家还会为一个真正统一的现代国家而付出极为艰巨的努力，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就非常困难了。

当民族国家得以真正的确立以后，就进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了。后进国家必须动员国家力量和国家资源，建立强有力的现代管理国家，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并培育全国统一市场，用国家集中力量投入现代工业的方式实现超越常规速度的工业化和经济高速增长。在当前的国际环境里，由于国际金融市场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带来的风险非常巨大，处在第二个阶段中的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国家经济调控能力，防止货币浮动、或是金融市场的投机给本国国民经济带来的灾难般的影响，同时防止本国脆弱的民族产业被工业化国家的跨国企业摧毁，因此后进国家必须保持较强的动员力量和调控力量，防止国家的力量被弱化。

当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市场得到充分的培育之后，就必然要求界定产权关系，必然要求保护资本的权力，保护民众的基本权力，因此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保护产权和公民权，必须建立良好的、独立的司法系统来界定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关系和其它各个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见中国崛起策十八），最终实现功能分化的现代化社会。

以上三个阶段的划分并不是表明，每一个阶段都只是完成了一件事情。比如在第一个阶段，建立民族国家的同时，也会发展经济，也会制定宪法和法律，但是在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的形成，很可能经济建设会被摆在一边，很可能法律制定了但是仅仅停留在法典里，因为国家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很难同时兼顾到其它目标。同样，在第二个发展阶段，经济现代化的同时肯定也在界定产权关系，实现更多的立法，也会逐步注意到保护人权和公民权。但是在社会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恐怕很难一步到位达到人权、法治和民主等社会更高层次的目标。整个社会是在朝向功能分化的社会迈进，但是却离功能分化的社会仍然有相当的距离，这个阶段的中心目标就是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一旦这些目标逐步实现，社会的力量就会推动着整个国家进入第三阶段。很多国家，特别是许多非洲国家，迟迟迈不进现代化门槛，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但是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上就卡了壳。

III 非洲现代化曲折之路

非洲大陆的绝大多数国家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逐步摆脱了殖民统治，实现了民族解放。但是，在国家现代化之路上，非洲国家发展的路径无疑是曲折的和苦难重重的。六十年代初期，经济起飞前的台湾和南韩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台湾的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50多美元，而饱经战争创伤的南韩年人均国民产值只有60多美元，台湾和南韩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和许多非洲国家是非常类似的，但是仅仅20年之后，台湾和南韩就跃升为亚洲四小龙，而非洲许多国家的人均国民产值几乎没有显著的变化，反而是部分非洲国家比如埃塞俄比亚陷入严重的饥荒之中。到2000年后，台湾和南韩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均超过10000美元，而许多曾经和台湾和南韩处于类似发展水平的非洲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依然在年均200到300美元的低水平徘徊。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甚至低于不少非洲国家，但是仅仅30年之后，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去年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突破了2000美元，但是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裹足不前。非洲大陆也有一些国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南部非洲的博茨瓦纳和南非、中部非洲的加蓬、印度洋上的岛国毛里求斯都取得了不俗的经济、社会和人文发展，而北部的马格里布国家比如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和摩洛哥也比非洲其它区域有着更高的生活水平。但是从整个非洲大陆来看，后进的国家依然在贫困、饥荒、疾病、战乱和营养不良中徘徊。联合国公布的48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中，非洲就占了33个，其中绝大多数国家处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非洲大陆严峻的贫困、疾病和饥荒提醒人们去思考，为什么一些国家形式上采取了市场经济和多党选举的所谓民主政治，但是经济发展依然迟缓，社会和人文发展严重滞后，许多非洲国家的人民依然深受疾病和饥饿的折磨？

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模式来探讨为什么非洲国家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比如说市场发育落后、法治国家的缺乏、严重的腐败现象、某些国家的军人独裁，殖民地宗主国过去残酷的剥削等。也有观点认为，非洲人的国民性比较懒惰，热带地区日照太久导致人容易困顿疲乏和工作热情低落，这些是非洲落后的原因。显然，有些观点有一些道理，有些观点则比较偏颇。有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阶段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法治国家和民主选举，但是依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比如南韩的汉江经济奇迹、台湾经济奇迹都是在威权社会下产生的，而新加坡和香港则很难说是否属于民主政体，但是新、港显然属于现代化成功的国家和地区。而从国民性的角度来谈非洲的落后显然也有失偏颇，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民完全是懒惰的，南非、博茨瓦纳和加蓬的经济奇迹也说明了非洲人同样可以取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功。当然，从殖民地剥削和统治的角度来谈非洲的落后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和地区在殖民地统治结束之后能够抓住民族命运迅速打了翻身仗，有的国家在殖民地统治结束4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一贫如洗、甚至生活水平倒退到殖民地宗主国统治之前。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许多非洲国家还没有完成现代化的第一个基本阶段，那就是民族国家形成的阶段。许多非洲国家内部并不存在着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国家”只是成百上千个不同种族和更多的部落的零散和碎片化的集合体。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和公民意识尚未形成的地方，地方的部落、酋长、分裂势力、游击队和其它非政府组织截留了国家的基本职能，人们的认同感尚未达到对国家层面上的民族认同，而仅仅停留在对血缘化的乡村部落和一些原始宗教团体的认同。“国家”或是中央政府的基本效能严重缺乏，导致“国家”效能的低落，“国家”既不能为人民提供一个基本的社会秩序和安全保障，也不能有效地征收税收完成国家的基本职能，因此也无法建立基础的社会福利和社会分配制度来防止饥荒的发生和控制疾病的流行，当然，在“国家”内部各个原子化的社会团体和部落发生流血冲突时“国家”也无力进行协调斡旋，也无法控制内部冲突扩大的局面，这导致非洲“国家”内部的部落和种族冲突往往会扩散成为全国性的动乱和屠杀。当然，如果“国家”力图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并与地方分裂集团和主要部落发生冲突的时候，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和战争也就无法避免了。如果政府集团代表着某个特定的种族，当其与另外一个种族发生冲突时，国家就可能动用自己的权力对另外一个种族进行清洗甚至导致种族灭绝的悲剧。

学者斯坦凡·麦尔（Stephan Mair）1999年在研究非洲大陆之后提出了独特见解：他认为，整个非洲大陆上撒哈拉沙漠以南48个国家中只有15个国家是能够成功运行的现代国家，也就是33个非洲“国家”尚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观点对于我们探讨后进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是非常发人深省的。如果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民族国家，没有一个能够履行其基本职能的中央政府，没有一个能够控制全国的基本国家暴力垄断机关，如果没有一个可以清晰界定的国家边界和国民数量，那么这样的国家就依然处在前现代化的行列。这样的国家可以是一党，两党，多党，可以是威权体制、议会民主制度、总统民主制度，这样的国家也可以是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也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但是无论外在的名称多么动听、多么符合西方人的心意，但是基本的事实就是，没有有效运行的民族国家就不会有真正的经济发展，不会有真正的法治国家，不会有现代福利国家，更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制度。

表一：国家失败的三种基本表现形式

表格来源：作者参照葛罗·埃尔特曼（Gero Erdmann）2003年“不祥的三角：国家失灵，国家衰落和国家解体—非洲民主的结构性难题”一文制作

西方学者葛罗·埃尔特曼（Gero Erdmann）在其2003年所著“不祥的三角：国家失灵，国家衰落和国家解体—非洲民主的结构性难题”一文中非常深刻地指出，非洲国家的问题根源在于国家脆弱和国家职能严重不足。而国家失败导致了任何一种制度构建都难以在非洲大陆上真正扎根和生长。民主制度没有有效的国家制度动员和国家基本职能的搭配，那么再好的民主制度都是空中楼阁。葛罗·埃尔特曼把非洲国家的失败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国家失灵，二是国家衰落，三是国家解体。

国家失灵指的是国家一些基本职能的缺失和管理效能低下，导致国家不能提供社会基本福利，公共教育体系和医疗体系面临崩溃的局面，基础设施比如公路、铁路、学校、水电供应等处在崩溃边缘，地方的一些私人势力或是黑帮势力接管了国家的部分安全职能，形成“黑白两道”共治的局面，犯罪率急剧上升，腐败现象极其严重。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大部分南方国家、甚至是部分工业化国家在特定领域都面临国家失灵的情况。

国家衰落指的是较国家失灵更为严重的国家效能衰退。国家的各个部门和基本权力机构的职能大幅度萎缩，导致国家无法提供基本的社会和行政秩序。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平行国家体”包括地方部落、酋长、宗教集团、教会、非政府组织、西方国家的发展援助组织和机构等接管了本来应该由国家完成的一些基本职能。这些“平行国家体”无意分裂国家，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的威望、合法性和基本职能，实际上让国家的效能更加低下。非洲大陆除了南非、加蓬、坦桑尼亚、肯尼亚和北非马格里布国家以外，绝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国家职能不断衰退的问题。

国家解体是指国家的合法暴力垄断在国家部分地区甚至是在整个国家受到限制。国家的法律和行政命令、国家的管理秩序被地方武装军事集团完全打破，整个国家处在局部内战和全国内战的局面。地方的军阀、军头、军事强人和游击队等各种反叛力量各自为政，各自发号施令，形成“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安哥拉、厄立特里亚、苏丹、乍得、刚果共和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家，国家事实上不能控制许多本国领土上的区域，而在情况最严重的索马里，政府只能控制首都摩加迪沙的部分地区，政令不出首都，中央政府实际统治范围也不出首都，全国实际上被数个不同的大军头、军阀、和数百个散乱的部落部族分割治之，形成国家整体崩溃解体的局面。

对于非洲大陆出现了比全世界任何其它地区都更严重的国家失灵、国家衰落和国家解体的局面，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一是认为非洲国家的种族成分是全世界最复杂的，在非洲大陆这片土地上散居着成千上万个大小不同的部落，常常是一个国家就拥有成百上千个不同的部族和部落。纷繁复杂的民族和部族构成让非洲大陆成为人类学家研究的宝库，但是也成为民族国家形成的重大障碍。在一个民族成分极其复杂的国家，政府很难克服社会碎片化和原子化的现象，建立统一的国家意识。一位刚果公民也许首先想到的并非自己是刚果人，而是自己隶属于某一部族。其二，殖民地国家留下的负面遗产也是非洲国家难以形成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殖民者人为地划分势力范围和非洲各个国家的边界，导致许多非洲国家的现代版图呈现出人工划分出来的直线状态，比如埃及的版图居然像一个四边形。在这样的人为划分中，许多不同的民族和种族被硬性划分到一个国家里，而同一个民族却被分割开来划分到不同的国家领土范围里，造成了连绵不断的民族冲突和种族纠纷。三是非洲国家历史上就是一个部落社会，本身就缺乏官僚体系、官僚阶层和结构性统治的传统，因此这样的历史文化传统大大制约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和形成。

当然，除了这样的解释因素以外，很少有学者考虑到，发源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给非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打着“市场自由、私有化和削弱国家”的漂亮旗帜，通过精心策划、宣传和包装，把自己打扮成通向现代化的不二法门，然后通过世界银行和国家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采取威逼和利诱的各种方式诱骗最穷的发展中国家迈向美国乐意看到的新自由之路。但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些讨论比如消除贸易壁垒、削减税收、削减公共福利支出进而整体削减国家的能力和效能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游戏（美、欧、日），这些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现代化社会，早就建立了牢固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了高度发达的经济科技体系，已经进入了功能分化社会的行列。在这些国家之间可以讨论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相对比重和分额，也可以讨论是否存在着国家过度管理、过度干预和过度调控的局面，也可以讨论是否存在着过度福利的状况。在西方国家中，国家的比重多一点、少一点、“强国家”和“弱国家”的探讨是在他们早已越过第一、二个阶段并且能够充分承受这样的分额调整的局面下进行的，这样的调整对发达国家来说只是政策调整，绝不会伤筋动骨。但是把同一套东西（新自由主义）移到发展中国家来说却可能是致命的，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处在民族国家形成的初级阶段，有的国家还处在第一个阶段之外的前现代化时期，急需克服“弱”国家的社会原子化状态，这个时候最紧要的任务是加强国家的能力和效能，建立和健全国家各个部门，加强国家规划、调控和管理的角色，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执政效能，逐步清除全国碎片化和分割的状态，逐步通过较强的国家调控的力量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如果处在第三阶段的后现代化国家要求第一个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国家“开放市场、汇率浮动、贸易自由、削弱国家、削减公共支出”，无论这些要求听起来多么动听、多么吸引人，但这后面一定是不可告人的动机和阴谋，因为削弱国家能力而全面私有化的结果就是把国家的产业和脆弱的金融市场拱手交给西方跨国集团，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国家丧失基本的经济主权和自立，只能以廉价出售能源的形式去偿还数不清的债务。而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一些本来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它们本来早就迈过民族国家构建的阶段进入工业发展和经济现代化的阶段，但是计划经济和极权主义的失灵导致它们必须向市场经济改革转向。如果他们能够稳健地进行渐进改革的话，应该有较好的结果，因为前社会主义国家尽管经济效率低落，生产力低下，但是毕竟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其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且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建立了较好的公共医疗和教育制度，因此文盲率非常低，国民的身体素质远远好过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善用过去制度遗产中的优势因素的话，并稳健地向市场经济和功能分化的现代化社会前进，它们一定可以取得经济奇迹。但是天真地相信新自由主义，想当然地认为别人都是善意的，幼稚地配合别国的方案放弃本国的主权，甚至大幅度削弱国家能力到最小，最终导致国家一分裂，二分裂，再三分裂的悲惨局面。本来已经定型的民族国家分崩离析，各个民族重新出现了碎片化和原子分化的现象，民族间的仇杀一发不可收拾，巴尔干半岛的惨剧和苏联解体的惨剧向人们昭示了，以削弱国家和削弱中央政府为导向的改革是多么可怕，多么具有灾难性。苏联本可以循序渐进的在现代化道路上的第二阶段善加调整，然后取得市场经济改革的阶段成功后顺势向第三阶段演进，但是新自由主义导向的改革让俄罗斯一度倒退到现代化第一个阶段，而今天的俄罗斯依然同时面临两个阶段的问题（第二阶段的市场经济发展和第一阶段的民族国家构建的问题同时存在），其改革成本大大高于从第二个阶段循序渐进向第三个阶段迈进的中国。如果说俄罗斯的改革让人感觉到是一个超级大国通过有意识的阴谋削弱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的话，那么在非洲推行削弱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就是赤裸裸的罪恶了，一个能够具有基本分析能力的现代化研究者很快就可以明白其间的“奥秘”，把第三个阶段的游戏用到第一个阶段，那就是等于让许多国家继续处在永久原子分化和碎片化的状态，谁在其间占了最大的利益，谁一步步地用跨国公司和世界银行架空了许多民族国家政府，只要稍微作一下研究就会恍然大悟了。上当的发展中国家颇这有点像佛教里所说的“堕入地狱永世不得超升”，一旦贫困的、尚未完成民族国家构建的社会再进行私有化和削弱国家力量的话，长时间的沉沦就不可避免了。

如果说苏联和东欧集团的确存在着国家过于强大和过于集权的问题的话，那么非洲大陆却是正常的国家力量非常薄弱的地区，连民族国家建设的阶段都还没有完成，某些国家却要在非洲大陆兜售新自由主义，削弱国家，这真是南辕北辙，有意识地把这些国家引向绝境。这其间的教训太值得我们仔细思考了。

IV 真的是民主自由吗？

几年前笔者看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制作的一个特别新闻报道节目，谈的是非洲国家利比里亚的内战，片子里非常真实地向世人展示了战争的野蛮性和残酷性。令人毛骨悚然的杀戮，白骨累累的大屠杀坟地，残肢断臂的幸存者，可怕的伤口，大量被政府军和叛军征用的儿童兵。当CNN的记者采访叛军首领的时候，叛军领导人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向记者申诉，他的意思我听明白了，他说：“我就是为了实现民主”，接着他连续说了三遍Democracy，然后他又说“我为了让自己的人民得自由”，接着他以非常愤怒的口气指责道：“政府，就是政府，他们不要民主，反民主，我才发动战争的。我发动战争，就是为了民主自由”。我想，观众看完这一段心里一定会滴血，那么残酷的杀戮，天真烂漫的儿童也穿上军装去杀人，据说这一切都是源于为了民主和自由。我想，那位叛军首领肯定知道世界意识形态“市场”上哪种商品是最吃香的，哪种商品是西方人喜欢和西方人爱听的。民主就是一个最动听、最美好的词语，有了这块宝贝商品的包装，人仿佛都上了几个档次，屠夫都可以变成文明人，恐怕杀戮起来都可能有了更多的正当性。我真想问一声那位叛军首领：“先生，请你能否详细谈谈，什么是民主？”

我想，这就是这个世界许多荒谬的地方，打着输出民主的旗号，可能其实质是要剥夺你的民主；打着新自由的旗号，其实质可能是要剥夺你的自由；打着削弱国家、自由竞争的旗号其实质可能是要你的国家分崩离析，再也没有能力进行自由竞争。如果看穿了这一切，我们在今天中国崛起的路上就应该倍加聪明起来，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凡事都多过脑袋好好思考一下，凡事都交给精英集团的中国人和民间多去思考思考，因为未来中国崛起的路上一定还会有许多陷阱，甚至是人为的陷阱等着我们，我们真需要群策群力去思考。

这一策表面上在谈非洲，但是笔者觉得跟中国崛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国家的效能和能力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基本因素，中国的经济奇迹跟中国的国家动员能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1990年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停滞不前也跟中国国家效能在一定领域里的下降有基本联系，了解好中国成功的原因和一些过去失误的教训对我们未来的发展真是至关重要。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 2007年4月2日

附非洲地图:

（备注：刘涛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发表了中国崛起策21篇文章和1篇崛起策副文，还将发表此系列１4篇文章和部分崛起策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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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网友：看了你的策二十一，使我顿开茅塞。走向现代化三个阶段的理论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只是我上升不到理论高度。也只能停在《谁使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种感知的层面上。因此对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位领导人都有一种崇敬之情，虽然他们二人都犯有错误或有考虑不周之处，现在可以说我们中国已经走过前两个阶段，正要向第三阶段迈进。三个阶段理论应广为宣传，深入人心，绝不能使崛起的大好机遇擦肩而过，更不能让阿根廷现象在中国重演。

中国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以及西方国家不同，在中国封建意识根深蒂固，小生产意识就是封建思想的基础，老百姓的小民顺民意识，依靠青天意识还很浓厚，当官就是百姓的老爷，就是管人的，能为民作主就是好官的意识在官员心中还相当强烈。这些距公民意识和公朴意识还有相当距离，因此走向民主的初期还离不开中央权威，否则连第一阶段都达不到。

什么是民族国家？我理解就是国家的政令、法律等能一竿子插到底，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没有地方诸侯、官员、家族、会道门儿等的截流，1949年中国作到了，什么南霸天、北霸天，族长、一贯道、黑老大等一扫而光，妓院立刻取缔。那时之所以彻底，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把群众完全组织起来。使封建沉渣没有存身之地。但是小生产思想一时半时是去不掉的。官僚和小民意识还会不断滋长。连毛泽东都没有跳出小生产意识的烟云雾海，解放后各企事业单位都办成事事封闭齐全的小社会，管人的官长和小民的思想在领导和被领的新名词之下逐步滋长。反官僚主义、大鸣大放、社教、四清等运动都不能解决，毛泽东就来一个狠头的，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思想只能用文化手段解决，怎能用武化手段说话？结果适得其反，不但没达到目的，反而产生了极大的反弹作用。

当前中国问题不少，也要靠中央权威与民主监督相结合逐步推进，先要提高大众的经济、文化水平，为最后实行民主政治特别是民主选举准备条件。

刘先生在策十八中关于政府、市场、社会三者权限的界定在当前极为重要。因为官员的权力过大。下有对策，地方保护，官员一枝笔不受约束的乱花钱等使民族国家的意志不能一竿子插到底。工人都不敢找工段长问加班工资的事，“你敢多嘴，就叫你下岗！”就是一个小芝麻官的权力也够大了。至于官商勾结搞野蛮拆迁就更不像话了，所以大家通过各种渠道都来建议中央尽快界定三者的权力界限。这是当务之急。

我的议论不一定对，望大家批评讨论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