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二十世纪最大的教训：理想主义之幻灭
理想，本来是人类社会一个非常神圣的词语，每个人从小都会有内心憧憬的梦想和理想，有的人为了实现童年的理想百折不挠，有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明白了儿时的理想难以实现，因此变得现实主义起来，但是无论怎样，每个人回忆起童年畅谈理想的时代都会有一种温馨的感觉。有些伟大的政治家的理想也激励了无数人为一个正义的目标而奋斗, 马丁·路德·金的一句演说词“我有一个梦”，就激励了多少美国人为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平权社会而奋斗。
本来，理想和理想主义是一件好事，它象征了人类社会对未来的展望和不懈追求，但是二十世纪人类充满希望和痛苦的历史却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教训：理想固然是人类应当抱有的追求，但是任何追求都必需有一个界限，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就可能走向反面并给人类社会带来始料未及的后果。这其间我们必须承认人类是有限的，在浩瀚的宇宙间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所知所求都是非常有限和不足的，人类是渺小的和脆弱的，人类是常常会犯错误的，因此我对“人定胜天”这句话有很大的疑虑，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信仰，我们都应该对人类社会、世界和宇宙抱有一定的尊重和敬畏，我们所知何其有限，终其一生我们都在上下而求索，终其一生我们所知道和明了的知识在永恒的宇宙秩序前都仅仅是沧海一粟而已。所以我对关于终极目标的讨论也有相当的保留，这并不表示我反对追求理想，我觉得人类有理想是好事情，而且也应该有对未来的展望、规划和憧憬，但是我反对动不动就来为人类社会假设一个终极目标，然后不惜一切代价要往这个设想的终极目标发展。我也反对为人类社会订立一个千年或是万年计划，认为人类社会一定会怎样怎样，一定要怎样怎样，为了这样的目标可以不惜牺牲一切代价等等。我想，这就等于把人类放在了神或是造物主的位置上，认为我们可以穿透古今，完成一个几十代以后的终极目标，或者把人类社会的制度构建放在一个超验层次的构建上，像是预言家或是先知一样，预言人类社会的终极方向。对于这样的观点我往往会敬而远之，对其预测保持怀疑态度, 而这样的怀疑态度是建立在理性科学判断上的。作为一名人文科学工作者，我更相信经验层次的判断、科学研究手段和数据分析，我只相信在这个基础上的合理预测和推理，因此要谈未来20年的发展我觉得是可能的，如果要谈未来100年或是1000年的发展，那我只能说一声抱歉，那已经远远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之外。
20世纪人类社会最大的教训就是：把人类正常的理想主义上升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狂热的思潮，一种激进的、否定人类社会一切现存基础的对终极目标的追求，就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本来,对平等的追求是人类社会的高尚理想，但是对平等理想的非理性拔高就可能形成反生产力的平均主义，让大家实现了形式上所谓的平等，却失去了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和竞争，最后形成大家一起平均穷困的局面；本来人类对天下为公的追求是非常进步和正面的，但是如果把人类对社会目标和公心的追求非理性地拔高为一种意识形态，要求大家完全大公无私，或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时候，这样的理想就会走向反面，因为对私心和个人利益的完全磨灭和忽视会严重挫伤工作热情并导致生产效率的大幅度衰退，革命的意识形态固然可以激励人于一时，但是持续地对个人正当权益的忽视最终会导致生产力的下降；本来对经济发展的计划安排作为对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弊端的矫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把一种经济手段的运用非理性地拔高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的话，就会严重窒息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并且会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的失败给了我们很多教训和启示，那就是用一种国家大包大揽、完全取消市场机制、价格信号和供需关系的机制来发展经济，可以在特定的时代动用国家整体资源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忽略了千变万化的市场机制和消费者需求、并且无视价值规律的运行，最终会给经济发展带来灾难般的后果。苏俄的十月革命是人类从理想主义到意识形态的急剧上升，其所推动的价值基础最初多是正面的，比如人人平等、反对剥削、世界大同，但是从善意的理想主义上升到狂热激进的意识形态仅仅是一步之遥，如果人人平等演变成平均主义的话，如果反对剥削演变成阶级斗争和阶级消灭的话，如果世界大同被世界革命所取代的话，一些让这些理想的创始人完全无法预料的后果就会产生了。相信我们今天听到这样的言语依然会心有余悸，这实际上就是非理性地追捧意识形态的结果。苏俄的革命家列宁自己也曾经说过：真理与谬误仅仅一步之遥，但是在苏联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严酷的政治迫害让苏联仅仅在1936年到1937年的肃反期间就有上百万人死于大清洗，而在1970年代柬埔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一百多万柬埔寨人死于饥饿、劳累、政治改造和迫害，这占了当时柬埔寨人口的四分之一，这几乎是人类现代史上骇人听闻的事件。残酷的历史进程和变迁告诉我们：仅仅依靠理想主义，而忽略了人性的弱点和缺点，忽略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善花也会结出恶果来，甚至是从善花开始，结出前所未有的恶果。本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美好理想，但是忽略了人类社会本身的权力结构、权力基础和人性对权力的非理性角逐，没有同时实现人类权力制度的约束和权力公有化，就会形成经济制度公有和权力制度私有的局面，如果权力再被一位领袖极人物完全垄断的话，就会形成一种为所欲为和无法无天的局面。如果领袖人物利用这种举国一体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度来“改造”该国和推动所谓世界革命的话，其带来的严重后果甚至会超过人类社会其它任何制度形态。毕竟在生产资料私有的社会里，国家受制于所有制关系不可能调动全国生产力量形成举国体制的局面。不加约束的私有权力加上完全公有的经济制度被实践证明是有严重缺陷的，而这一切的产生都和人类20世纪对理想主义，特别是对产权制度和无阶级社会的革命性追求有很大关联。
对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化的反思远远不仅限于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主义制度实践的反思，也会扩展到对西方国家理想主义非理性上扬的反思。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相对不太坏的一种制度，但是必需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基础条件相积累和搭配，笔者在前面几篇崛起策的讨论中已经多次提及。如果把人类社会的一种政治制度完全美化成为一种普世模式，并致力于全球输出，甚至在受阻时采取暴力输出的方式，这也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卢旺达在民主化之后发生的两大种族冲突的悲剧并在短时间里导致100万以上的平民惨遭屠杀，南斯拉夫在1990年代巨变后发生的国家一再分裂和民族仇杀的悲剧让整个巴尔干半岛重新处于严重的碎片化状态，这一切虽然不能完全归结到民主制度上去，但是那种不顾各国复杂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自以为是地认为民主制度包治百病、或是美国模式适用天下的理想主义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十世纪的政治实践让人对理想主义这个本来具有正面含义的词语感到了一丝丝恐惧,其实并不是人类追求理想有什么不对，关键在于对理想的意识形态改造可能让好的理想完全走样，形成善花恶果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与其说我们要远离理想主义，毋宁说我们应该远离狂热激进的意识形态和极端思潮。人类回归理性和中道才是我们最应该追求的。
II. 另类意识形态的神话——新自由主义的滥觞
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奇妙，当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理想主义终结后，另外一种神话却可能同时泛滥起来。当今世界看起来仍然是左右思想共存和平衡的世界，但是实际上左派的思想处于明显劣势。尽管许多国家仍然存在社会政党和共产党，许多国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方兴未艾，但是，从国家层面的角度来看，左派的思想的确是势微了。一是由于过去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让各国左派运动陷入低潮；二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让西方阵营数十年的对手改旗易帜，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人类社会新时代的来临；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改革，印度告别尼赫鲁主义和甘地主义进入世界市场，越南的市场经济改革，使得左派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失去了旗手国家。在国家层面上左派势微的局面导致了二战以后左右相对平衡的局面被打破，当左的一边的激进思想被绝大多数国家抛弃后，右的方面的激进思想和神话就宣告产生了，另外一种话语权和解释权开始企图控制全世界，新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应运而生。
二战后欧美国家普遍经历了社会福利制度的扩张，资本主义受到社会思潮的改良发展出了现代的福利国家。尽管有多种原因可以解释二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的建立和发展，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是，冷战时代东西两大集团的对峙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社会改良的紧迫感，不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资本主义就可能在内部危机和外部威胁中解体。1980年代随着右派的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执政，右派的自由竞争思想重新赢得了话语权，二战后的社会福利国家受到了右派思想的挑战。右派在英美两国的重新崛起是对社会福利国家发展趋势的一种反动，在这以后强调市场竞争和个人奋斗的思想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逐步成为主导性话语。里根和撒切尔的右派思想和理念在1989年通过华盛顿共识的形式表现出来，华盛顿共识着眼于利用英美等国的发展经验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所谓的现代化样板模式，其基本政策和核心理念是：开放国内市场、消除贸易保护和贸易壁垒、去管制化、自由贸易、促进市场竞争、货币汇率灵活化、建立浮动汇率、削减税收、削减国家公共支出、削减社会福利项目、全面私有化、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等等。华盛顿共识基本上代表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由于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吸取了原始资本主义的教训，放弃了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的模式，建立了全面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北欧建立了社会福利国家，德国也发展出了社会市场经济，资本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约束，完全的自由市场竞争模式被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抛弃，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了人性化、文明化的倾向。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制度的全面建立使得单纯的市场自由竞争的思想不再成为主流。虽然欧美国家仍然采取的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模式，但是国家大量介入市场失灵和失败的地方，提供和组织大量的公共社会项目和社会福利制度。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欧美国家提高了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率，为建立社会福利制度提供了全面的财政基础。而华盛顿共识的出现代表了自由主义思想改头换面以新的形式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并开始角逐主流话语权。因为这是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共产主义日渐势微和全球化席卷世界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因此这样的自由竞争思想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但是其基本思想核心和过去的自由竞争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尽量削弱国家的力量、国家干预市场的力度、国家的公共支出幅度和国家再分配制度的规模。市场自由主义者醉心的是建立“守夜人”式的国家，就是要让国家的功能仅仅限制在国防、外交、公共安全等基础领域，除此之外国家什么都不用做，这就好像是晚上的守夜人一样，只要保证了最基本的社会秩序，那么国家就没有任何义务介入其它领域。新自由主义者在社会福利制度已经大幅度扩展和社会观念及社会人权思想深入人心的今天，已经无法完全倒退到原始资本主义的阶段和国家无所作为的时期，因此他们不再宣扬废除社会福利制度的思想，而是改头换面地要求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尽力减少社会福利制度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让国家尽可能退出社会公共项目的领域，让市场接管国家的许多基本职能，比如让市场以产品的形式提供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鼓吹私有化一切领域，包括用水、电气、能源领域、通讯领域、教育系统和社会福利制度等等。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全面兴盛和重新崛起以及华盛顿共识的出现代表了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右摆，资本主义从战后的“劫富济贫”的阶段又重新出现了向“劫贫济富”方向发展的趋势。左派的计划经济和中央极权的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破灭了，在全球沦为边缘思想，右派的市场神话在封存了很久以后又重新出山，形成了改头换面后的“新”理想主义。这里可以从美籍日裔历史学家福山在1992年《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热情的讴歌可以看得出来，此君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和意识形态的亢奋宣扬美国的自由市场民主模式已经在全球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此地球上的任何国家都必须朝向美国模式发展，他进一步以宗教般的虔信宣称人类历史发展已经达到顶峰，而且进入了历史终结阶段，美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不可超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主动向美国模式靠拢。这样的话语非常类似左派对终极目标的描述。不同的是，左派宣称人类社会要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终极目标还要假以时日，起码还要等100年或是几百年，至少也是要到本世纪末才有希望，而右派的理想主义者认为全球大同已经实现了，美国目标就是全球目标，美国模式就是全球模式，美国梦就是全球梦。左派和右派理想主义者观点完全相反，南辕北辙，但是双方的思维方式却是惊人的一致，那就是神圣化人类的某些主义和理想，认为这就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为了这个伟大目标大家要不惜一切代价以宗教般的狂热去达到这个目的。而市场至上主义和市场神话早就在资本主义初期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即使是资本主义天堂的美国也不可能完全倒退到曼彻斯特资本主义时代，如果是那样的话，美国一定会陷入贫困急剧增加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内乱中。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偏偏要热捧华盛顿共识，全面炒作华盛顿共识，炒作得好像只有按照华盛顿共识改革才能实现现代化不可。事实证明，后进国家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路线改革是走进陷阱，俄罗斯、智利、阿根廷、菲律宾以及东欧一些国家是全球最严格按照新自由主义方向改革的样板国家，而这些国家都先后经历过严峻的经济危机、货币贬值、金融风暴和社会体系崩溃等动荡不安的时期。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国家采取华盛顿共识的改革后，贫困人口都大量增加，社会矛盾急剧尖锐，民族产业普遍被跨国公司特别是美国公司控制，国内经济产业出现了寡头垄断的现象，许多国家发生过金融体系的崩溃。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实践再次显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理念都不是完美的，都需要有不同思想的平衡与中和，无论是采取极左的理想主义，还是采取极右的理想主义，都是非常不可取的。只有在左右思想的平衡中，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随着时代的发展进行微调才是最为理性的决策行为。人类的社会政治理念和政策制定一定要告别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终极目标和某种弥赛亚般的宗教情绪，走中间道路，才是正道。如果人类社会总是在左和右之间进行激烈地摇晃和摆动，动不动就摆出理想主义的狂热，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还要经历更多的动荡和灾难。
III. 公共产品
市场机制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的确显示了其优越性和合理性，尤其是在以前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民众感觉尤其明显。从商品短缺，物资匮乏，到商品丰富，市场繁荣，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能最深刻地体会到体制转轨带来的沧桑巨变。其实市场机制的动力说到底就是一个“私”字，由于假定了“芸芸众生，皆为利来”，于是乎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会在总量上促进社会生产的极大发展和资源有效配置。如果对市场机制能够有一个理性的认识的话，我们会认识到市场经济有极大的优势，但是也有天然的缺陷。由于每个人在本质上都是在追求个体的利益，那么一些公共项目的产品和公益目的的产品该有谁来生产？在市场竞争中失败的公民，或是无力参加市场竞争的穷人该怎么办？我们是否要建立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也采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方法，对于市场经济下的弱势群体放任自流，任其自生自灭？我想，在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的今天绝大多数人都会说我们不要这么一个残酷的弱肉强食的社会，我们需要一个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市场机制，我们也需要国家投入到公共项目、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中，我们也需要节制资本的无限扩张，鼓励公民自由结社，形成国家、市场和社会相互平衡的局面。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市场主义的神话带来的危害性。这又回到刚才的话题，把人类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机制理想主义到神话的地步，都是危险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削弱国家的力量，让国家降到最小化的程度，同时实现市场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私有化就是最重要的手段。本来私有化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坏事，在许多国家进行通讯和邮政领域的私有化后，民众都会发现通讯费用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实现了大幅度下降，而以前垄断的通讯巨头也被迫改善服务质量，吸引顾客，消费者能够明显感觉到竞争带来的有利于自身的好处。“顾客是上帝”第一次成为可能，因为大家可以货比三家了。但是私有化的驱动力始终在于“盈利”和“利润”，实现成本和销售额的核算始终是一切私营企业的出发点，如果把私有化扩展到所有领域，则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美国在2005年新奥尔良发生的飓风事件中，防卫海水的大坝溃然决堤，全球的电视观众得以目睹这个超级大国的另外一面，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公共设施严重不足，救援行动和调度混乱无序, 那些贫困阶层的美国人数日等待救援的悲惨景象让我们今天仍然记忆尤新。但是新奥尔良悲剧的重要原因是，国家把本来应该由自己完成的公共设施的建设—防洪大堤交给了私营企业，私营企业为了谋取利益，在离海水很近很危险的区域破坏了大片海边滩涂, 建立了繁华的商业区、舞厅和酒吧，甚至房地产商还建立了便宜的民宅，吸引穷困的老百姓来居住, 这些短视的商业行为使得城市在海潮和洪水面前缺乏必要的缓冲。而最应该完成的事—修缮年久失修的防洪大堤却没有人来完成。我的一位德国朋友在1970年代曾经乘海轮去过新奥尔良，那时侯他就发现大坝问题和漏洞很多，存在着决堤和全城被合围的危险（新奥尔良地势非常低），而新奥尔良市的居民也完全知道这个危险，在那个时代大家就在谈论可能发生的大坝崩溃的危险，一直到2005年，终于发生了早已意料到的惨剧。开发商在风暴来临之前早就逃之夭夭，剩下的最低阶层的老百姓就承担了最可怕的恶果。新奥尔良惨剧提醒我们去思考，什么是可以私有化的领域，什么是不能私有化的领域。美国国内最近又开始讨论监狱和法院私有化的问题，我们不得不问，这些领域也可以私有化吗？
这里我们必须引进一个概念，那就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定义了那么一些产品，由于其消费不仅为个体带来了利益，从整体来看，也为国民经济和整个国家的宏观发展带来了正面效用。公共产品还包括那么一些产品，由于其稀缺性和公共性必须由国家来生产，而这些产品的消费也会带来整体经济效应。一个例子是教育和医疗，这两个项目都是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应该由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提供。教育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每个学生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和这之后由于知识积累为个人事业成功创造了重要条件，教育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额外效应”，也就是教育为整体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合格的人力资源，这样的人力资源恰恰是一个现代化社会最需要的。医疗的道理也是同样的，医疗的确是每个公民个体的事情，但是却绝不仅仅限于个人领域，因为医疗公共事业的发展为整个国民经济提供了健康的国民、生产者和消费者，为国家长远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从国家宏观的角度来看，良好的医疗条件和公共教育制度是一个国家经济起飞最基本的条件，因为这样的制度培育了人力资本，而这样的人力资本可以被市场机制有效地运用和整合到国民经济发展中去，形成经济奇迹和经济繁荣的局面。因此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制度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具有强烈的利他、利集体和利国效应，具有强烈的公益性和经济加乘效应，因此生产这类公共产品的主体角色只能是国家。因为在这些领域里的主导原则应该是非盈利性、非功利性的原则，如果把这类产品交给市场和私营企业和机构，那么这些私营机构必须按照成本和利润的原则来进行核算，这必将损害这些产品的公益性质，让许多贫困人口因为缺乏足够的货币无法购买到医疗产品和教育产品。这里可以看到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性：本来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比较有效的方式，但是市场不能取代国家的功能，更不能将明显是属于公共利益和国民整体利益的产品交给市场，这种将市场经济非理性上扬到主宰一切的市场万能模式的最终结果是让贫困人口大幅度上升，社会分配的不公正程度以爆发性速度增长，人力资本的培育受到严重损害，越来越多的公民既不会读也不会写，越来越多的公民因为医疗费用昂贵看不起病因而无法成为健康的生产者甚至过早的死亡，其最终结果是损害了一个国家长期可持续性发展，严重挫伤了国内消费，最终结果是国内市场和消费能力始终培育不起来，形成经济衰退和失败国家的模式。因此新自由主义者在全球推行的私有化浪潮，希望不加区别地私有化一切领域，希望把教育、医疗和养老金当作一种市场产品来销售，其最后的结果不仅仅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引起了贫穷上升和消费衰退的问题，而且势必将引起全球消费衰退和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穷人越来越多，而且他们必须进行越来越多的储蓄来为子女念书、可能的疾病、退休后的生活而未雨绸缪，这势必将大幅度削弱民众的消费能力。新自由主义者无非是代表了全球资本和跨国企业的利益，希望不顾一切地削弱国家公共支出和社会福利，降低劳工工资，提高利润，但是吊诡的恰恰在于这里，如果社会福利经过私有化将贫穷人口排除在基本公共设施之外，再加上减薪项目，那么资本主义的老矛盾又重新被点燃了：过强的生产能力，过多的产品，却面临着消费不足的问题。谁来消费这么多产品？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典问题，新自由主义者从“劫贫济富”出发，最终还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损害的还是自己的利益，因为老百姓越穷，就越缺乏消费能力，越缺乏消费能力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产品积压和过剩，这时候损害的不仅是老百姓的利益，也损害了资本的利益。没有了大众消费，就没有了资本利润，没有了金鸡，当然就谈不上鸡蛋。
IV. 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是经济能力问题
在一般民众的观念里，都会认为社会福利制度是和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联的，认为经济水平越发达,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就越发达。这里面也涉及到了一个普遍的问题，也就是发展社会福利的费用从哪里来的问题。穷国家怎么拿得出钱来搞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其实，关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存在着几大常见的认识误区：
首先，经济发展未必和社会福利制度具有必然的关联。并不存在这么一条相关曲线，随着人均国民产值增加，社会福利的发展水平就会立即水涨船高，相应地增加。比如在发达国家内部，美国的人均国民产值高于许多欧洲国家，但是美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却远远低于大多数西欧和北欧国家。美国常常被研究社会福利的专家称为“社会福利领域的第三世界国家”。同样，日本也比一些欧洲国家更加富裕，但是社会福利水平也低于许多欧洲国家。
其次，在发展中国家内部，有非常多的例子显示，一些国家在很早的阶段或是在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就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比如毛时期的中国在1951年这个中国极为落后的年代就开始建立城市里的公共医疗、事故保障和退休金制度，在1960到70年代将合作医疗扩展到90 ％以上的农村地区。其它的例子还有斯里兰卡，古巴，博茨瓦纳，印度的克拉拉邦，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在经济水平极低的条件下建立了覆盖面很广、甚至是覆盖全民的社会福利系统。
第三，经济发展可能与社会福利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但也可能是不同步的，甚至有时候双方的发展趋势相反，也就是经济发展了，社会福利制度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倒退了。比如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执政其间，由于新自由主义开始大行其道，英国逐步取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在同一时候，社会福利和公共支出被大幅度削减，贫困人口，特别是老年贫苦人口迅速上升。美国在里根政府的执政下也同样出现过这样的局面。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但是在某些社会福利和公共产品领域，却出现了逆转型发展，比如农村的合作医疗系统在改革开放初期覆盖90 ％以上的农业人口，但是其覆盖范围在1989年却迅速下降到不足10 ％的农业人口，整个农村合作医疗系统几乎解体。1990年代的教育产业化浪潮也让中国的公共教育制度形成了逆向发展。以上的事实说明了经济发展和经济繁荣未必会让全民获利，或是未必能让最贫困阶层的百姓从中获利，这是我们必须严肃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四，一些国家在很贫穷的条件下发展了社会福利制度，一些国家很富裕，但是在社会领域却相对比较落后，其根本原因在于，不能简单机械地用经济决定论来解释社会福利系统的发展。一个国家主导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社会观念和团结观念是否普及，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比如在毛时期的中国，由于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家要竭力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特别是要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在官方意识形态的驱使下在非常早的历史时期就开始着手建立一定的社会福利制度，这同样也可以用来解释古巴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斯里兰卡受到佛教思想影响非常大，对社会的关注程度受到佛教普世文化和精神的影响，而印度的克拉拉邦也长期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非常注重社会再分配和社会正义目标的实现。而美国由于个人主义观念、市场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思想非常流行，这也影响到国家精英阶层对社会团结目标的理解。除了文化和主流思想以外，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力量结构也会影响到社会再分配力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比如在西欧国家和北欧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由于工会力量、社会政党势力比较强大，这就使得左派力量在政府执政期间可以把左派政党的理念和政策贯彻实施（欧洲国家的左派跟我国政治环境里的左派是有很大区别的，一般是中间偏左的政党，而不是激进左派），比如在瑞典，社会民主党实现了长期执政，这对于瑞典建立社会福利国家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在右派政府长期执政的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此外，欧洲国家工会的组织力量远远大于美国，这也是为什么欧洲国家福利制度更加健全的原因。
第五，美籍印度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迪亚?森给我们非常精确地解释了为什么穷国家也可以发展社会福利的原因。大家普遍困惑的是穷国经济能力和财政能力的问题。阿马迪亚?森告诉我们，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可以投入社会福利制度是相对费用的问题，而不是绝对费用的问题。一个穷国家的确比一个富国家拥有更少的财政收入和经济产出，但是穷国家的生活水平也远远低于富裕国家。同样的一项福利制度，按照本国的实际价格水平和购买力，穷国家用比富裕国家少得多的钱就能建立起来，而富裕国家虽然有钱，但是其绝对花费也高得惊人。举一个简单例子，在德国建立社会救济制度，每个月贫困居民至少必须从福利局获得345欧元才能保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而不致挨饿受冻（345欧元折合人民币约3450元），但这只是在德国的生活水平条件下的精算结果。而在中国大城市，城市的低保线是200到300人民币，折合欧元只有20到30欧元；在赞比亚的农村，为了让极端贫困的农民不致挨饿，能保证他们至少每天吃两顿，每月只需要资助每位农民5欧元左右。这里，我们看到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购买力和价格水平建立相应的社会救济制度，其花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阿马迪亚?森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的相对福利支出，而不是绝对的财政水平，是最关键的因素，每个国家都有能力建立和本国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那种认为必须先等待经济发展，然后再来发展社会福利的观点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能否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不是、至少不完全是能力问题和经济问题，而主要是国家意愿和政府意志的问题。这意味着，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而是政治意愿够不够的问题。在新自由思想泛滥、市场神话扩散、个人主义和社会达尔文思想流行的地方，无论其经济如何发达，政府都不愿意建立广泛全面的社会福利体系（比如美国），而我国也在1990年代某一段时期内出现经济繁荣和社会福利局部倒退的不协调局面，这样的发展到了我们必须该矫正的地步了。
V. 回归理性中间道路，建立新中间路线
1978后的中国无疑航向了历史正确的道路上，当久久关闭的国门重新打开时，我们一夜之间发现我们又远远落后在欧美国家和日本之后了，不仅是经济上、科技上的落后，也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整体的落后。当中国领导人踏上美国和日本的土地时，他们的心情一定是兴奋和苦涩的，兴奋在于中国终于可以走上正轨，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苦涩的是过去极左路线使得中国离世界先进水平相差如此之远，差距是如此悬殊。在极左思潮的年代，中国经历了理想主义的滥觞，左派极端思想使得中国举国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实验，其教训是惨痛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科技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告别了左倾狂潮后，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成为世界上最务实的领导人，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很容易从一个方向偏向另外一个方向，就象钟摆一样在左右两个方向晃动。在平均主义、人民公社和铁饭碗等成为历史名词之后，新的中国领导人偏向效率、竞争和生产力提高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成为理所当然的方向。在领导阶层的务实选择下，中国由左行变成了右行，过去的许多东西被否定，而被否定之否定的东西则重新被肯定。我们很难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能够一下就理性看穿了一切，能选择到最适合我们的模式，能选择到不左不右、适度适中的航线，那时候的中国领导人也在探索，也在不断地摸索，有时候矫枉难免过正，告别极左以后，难免行得偏右，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今天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从中国崛起的大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改革开放和综合国力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在人民生活水平取得巨大提高的过程中，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方面我们是有些过于偏向市场自由主义一方，而对公共产品的投入严重不足。今天，我们也可以更加理性地看待毛时代，知道那个时代不是一切都好，当然也不是一切都坏。毛时代虽然采取的是和市场竞争和现代经济制度完全相反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土地改革却为中国扫除了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障碍，而全民合作医疗制度和教育的推广也为后来邓公开创的市场经济之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和毛时期对人力资源的培养分不开的，尽管“文化大革命”一度打断中国的教育和科研事业，但是毕竟一代人打的基础非常好。在197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我们既发现了中国科学和技术上被西方拉得很远，但是又同时发现，中国人的教育水平、识字率和健康指数好过当时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落后的同时，我们过去的文化遗产中也蕴藏着大量追赶先进国家和后来居上的因素，一旦大方向被邓公校对准确，毛时代的一些正面因素（比如教育和医疗体系培育的人力资源）中和了儒家文化特有的传统（如勤奋、上进、不甘落后、求知欲、充满着对对更好的现世生活的强烈追求），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以及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等，这一切都促进中国取得了长时间的经济奇迹。当然在大方向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一些失误和偏差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农村合作医疗的解体，城市医疗制度的市场化，教育产业化，以及社会福利制度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等。在经济奇迹的同时，民众中不满的情绪在上涨，不仅是因为老百姓看病难，子女教育费用昂贵，也是因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一个大家都平等穷困的社会，民众不满的情绪不会太强，可是在一个大家福利普遍增加、但是财富积累却严重不均的社会，大家的不满情绪反而会大幅度上涨。为什么现在社会经济条件大幅度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但是大家发的牢骚也越来越多，原因大致在于此。本来在一个现代社会里，当一个社会的发展过于偏向右行的时候，左的力量就会出来要求社会团结、社会分配、社会福利和社会正义，进行一定的平衡和牵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左派形成一股力量要求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和贫困阶层，是一件好事，有助于一个社会左右间的平衡。然而中国的政治环境非常复杂，中国的左派往往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类似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和工党那样的左派，中国的左派在很大程度上吸收的是过去毛时代的许多负面资源，比如计划经济、一大二公、阶级斗争、人民公社等，有的激进左派甚至从文革中吸取资源，来达到否定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的目的。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网站在重新神话毛和毛主义，一些思想非常偏颇激进，认为毛时代一切都好，改革开放把一切都搞糟了。在这样的言论中许多过去早已被官方放弃的概念和话语比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反动阶级”、“买办阶级”、“卖国集团”等又重新开始流行起来，这些话语中往往充满着语言暴力，充满着偏激和极端，同时又充满着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因此笔者最担心的是，中国总是在左右的两个极端不停地摆动，而不能达到理性中间的道路。告别过去的极左，我们又不免走得过于偏右，偏右太厉害了，又可能引起极左的强烈反弹，一股新的力量又试图把中国拉回钟摆的最左端，这正是我们最值得警醒的。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如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失误和偏差可能被特定的群体夸大，用来彻底否定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甚至要大开历史倒车，同时，这样的群体利用中国贫富差距扩大和大量社会问题鼓吹明显行不通的、反现代化的经济政策（比如重新要求闭关自守、计划经济，放弃同外界经济贸易联系等激进主张），来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目标。当然这也和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偏差有重要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加大社会分配力度，加快完善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特别是重建公共医疗系统，同时放弃错误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真正完成一个国家应该完成的基本职能，那么左派思想在民众中的吸引力和煽动性就会大大降低。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具体说来，新自由主义的右派路线不是我们所要的，在新自由主义路线的诱导下，许多发展中国家过早把本国市场完全对西方国家打开，没有注意到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保护本国市场，没有对脆弱的民族产业和民族工业采取最低限度的保护措施，过早地采取了浮动汇率，开放了本国的金融市场，其结果是成为西方国家和国家金融炒家的猎物。而完全采取市场万能的原则，削弱国家的职能到最低点，导致大量公共设施的不足和公共产品的严重匮乏，许多国家的民众挣扎在贫困线上，城市里贫民窟内居住的孩子既接受不了任何公共教育，也接受不到基础的儿童医疗设施，导致大量贫困人口没有未来。这样的两极分化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真正以中产阶级和大众消费为主的现代化社会的。同样我们也反对左右两边蹦极的游戏，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右派的理想绝对不表示我们要回到另外一个极端，拥抱另外一种意识形态。中国不是特定理想主义者的实验品，不能拿中国的发展大业翻来复去做实验，计划经济、平均主义、阶级斗争、压迫人民的基本自由、极权主义的政治运动绝不是我们所要的，感谢邓公引导我们脱离了极左思潮的陷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大国崛起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但是我们也知道市场经济不是完美的，也是充满缺陷和漏洞的，因此我们在这个意义上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有执行力的政府，来介入社会再分配领域和社会福利制度领域，纠正市场分配的偏差。
其实中间道路和第三条道路这样的概念并不陌生，二战以后西欧和北欧国家就多次宣称自己走出了介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建立了现代福利国家。而布莱尔、克林顿和施罗德在执政期间也宣布采取新中间道路或是第三条道路，宣称要建立鼓励就业和工作的新型社会福利制度。在伊斯兰国家，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它们都宣称采取了介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发展道路，它们都分别援引各自的文化和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宣称建立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和社会分配制度。这显示，走中间道路，防止左右两极间的摇摆，逐渐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而中国的新中间道路除了吸取世界各国的经验和教训外，也应当根据本国国情、文化和过去历史发展的脉络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具体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来就强调两个面向，一是经济上的市场分配机制，二是社会面向，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要加大社会投入，建立健全的社会福利和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当利用国家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建立良好的公共设施，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具有中国特色的中间道路还应该包含有这么一条，中国应该力争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出介于西方多党选举的民主制度和威权体制之间的一条新民主道路，这其间的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真正完善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政制度，特别是真正落实和完善已经存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促进公民社会的建立和完善，逐步推进基层民主选举和党内民主选举。而这一切的关键是建立法治国家，界定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和其它基本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使中国社会逐步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社会迈进（见中国崛起策十八）。如果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实现了富国强民、建立功能分化的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目标，同时又探索出一条稳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民主制度，这将是对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巨大的贡献，将是对人类现存政治制度最伟大的创新，这将对许多已经采取了多党民主选举和市场经济、但是依然在失败国家行列和边缘徘徊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创新的模式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未来二十年现代化进程不仅将大大影响世界，其成功本身也将具有巨大的模式效应和世界意义。
有中国特色的中间道路的基本点在于，不纠缠于意识形态。要成为一个真正世界大国的国家当然应当有世界责任感和改造世界的理想，但是新中间道路要求我们不轻易把理想演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不轻易谈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不把理想主义上升成激进狂热的思想。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中国和平崛起、中国民众民生乐利才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其它的比如经济机制、政治制度、理想、思潮和主义等都是保障中国民富国强的手段，我们绝不把手段当作终极目标来顶礼膜拜。因此我们不热衷于任何一种主义，不神话人类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无论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还是福利国家，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其中好的东西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和利用，不好的东西则要扬弃和远离。单纯追捧任何一种制度都是不可取的，包括笔者所重点研究的欧洲福利国家，笔者认为这是人类比较进步的一种制度构建，但是笔者也不盲目迷信福利国家，因为盲目迷信就会无限上纲到一种意识形态，就会对福利国家的一些弊端譬如过度福利和滥用福利等视而不见。
因此新中间道路要求我们有两种心态，一是谦卑平和，认识到人类的有限性和不足，不再轻言永远和终极目标。我们作为有限的人类不追求最好的，只追求符合当前时代精神的更好的制度；二是开放的心态和勇于学习一切的态度，这一点，邓公以来的中国领导人的务实和学习的精神形塑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新精神面貌。看看海外三十万中国留学生，看看每天络绎不绝的奔赴欧美日等国的中国考察团，看看电视片《大国崛起》就会了解到今天中国人的求知欲和一种孜孜不倦探索世界的精神。中国今天的国民心态非常类似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国民心态，也很类似美国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那种开放和开拓的进取精神。而新中间道路正是需要这种开放和学习的精神，任何人类社会新思维和新思想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随着时代的演进我们不断地为中国的新中间道路注入时代精神和新内容，卸下了意识形态包袱的我们可以不断学习和创新，利用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来为我们服务。
从八十年代的全盘西化，到九十年代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今天21世纪的中国人多了一份平和与大国气度，西方人不再是一群高高在上，优越于我们的一群高级存在，也不再是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敌人，我们开始以更多的自信、更加平等的心态，并且开始运用我们的视角来审视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思想和理念的同时也不再盲从，并开始观察西方社会本身的缺陷和不足。我们向西方求教的时候也不再迷失自我，而以独立的人格和国格、以健全的本位立场来借鉴和学习西方经验，既全面吸收，又懂得结合中国国情；既全面学习，又懂得不断创新；既全面交往，又坚定务实地捍卫国家的利益。我想，新中间立场的出现，本身就反映了中国国民开始出现了健康的强国心态，这一点，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下一策将继续探讨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但是将更多从技术性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 2007年3月6日
（备注：刘涛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发表了中国崛起策20篇文章和1篇崛起策副文，还将发表此系列１0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