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中国头二十七年的评价是相当有分歧的，持有肯定态度立场的和持有否定态度立场的国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列出非常多的例子。肯定者认为这是一个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代，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中国在极其落后贫困的条件下依靠自主的力量建立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发展了两弹一星，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让中国在美苏对立的两极世界里走出了独立的道路，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三世界领袖。否定者则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他们认为新中国的这二十七年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都与世界主流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中国不仅没有取得实质制度上的进步，反而走向了倒退；一场场惨烈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批判大会带来的政治迫害让中国知识分子处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非常苦闷的时期，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左”祸让中国知识界和精英界受到极大的摧毁，国家法治建设、民主建设和人权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对新中国头二十七年的评价是和对毛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两种评价的相关性。对毛的评价也出现严重两级分歧的特点，从左派眼中的“古今完人”、“中国五千年历史最伟大的英雄”到右派对毛的彻底否定，这两种评价差距之远，常常令人感到吃惊，并怀疑大家是否在谈论同一位政治家。2006年以来，西方国家的媒体利用华人作家张戎关于毛的长篇传记重新掀起评价毛的热潮，这样，一个在中国早就不成为话题的话题在毛去世近三十年后又被热炒。只是这一次西方媒体出奇的一致，对毛的形象采取了近乎妖魔化的报道，对于毛的评价中，再也看不到任何正面的肯定，而只是负面的批判。
哪一个新中国才是真正的新中国？哪一个毛才是真正的毛？如果一个局外人不了解中国历史，突然同时读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定会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我想，即使是中国人自己也未必能说清楚哪种观点是合理的。我们谨遵邓公为我们留下的“三七开”的评价标准，认为新中国成就是主要的，失误是严重的，对毛的评价也紧循这种模式，从而摆脱了可能的政治争论，但是大家心里的疑惑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许多重要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澄清。事实上在国内读到关于新中国头二十七年的许多传记和历史分析时，我们感到对这段历史时期的评价恐怕是五五开更恰当，也就是毁誉参半，功过各占百分之五十。而立场完全相异的国人，无论对过去的历史持有什么样的观点，也无论处于左中右的立场，恐怕大家都不会否认，今天的中国和毛时代的中国是截然不同的。仅仅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也能感到这种巨大的差异，今天的中国老百姓生活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无论大家对改革开放的具体国策怎么评价，大家的生活形态都远远不同于1976年之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我们不再使用粮票、肉票、布票，我们不再排着长队去领取单位分发的肉类制品，而是到自由市场或是现代化的超市里去购物；我们也不再依靠单位的证明才能到另外一个城市出差，而是可以到全国任何一个城市去旅游和工作，只要有经济实力，我们还可以去国外旅游；当然，今天的国人再也不太可能像以前那样旱涝保收，无论干多少活都挣到相同的、但却是非常微薄的收入，今天的国人都必须发奋努力、全力打拼才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无论今天身处何种阶层，大家对压力的感觉都是明显和真实的。考虑到改革开放前后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和人民生活方面巨大的差距，也让民众在模模糊糊中很难说清楚建国头二十七年和今天的岁月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结的地方，或者这两个阶段根本就是截然相反的不同时期，如同水与火一样，选择一样就意味着否定另外一样？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和评价1949到1976这段历史时期？
也许，当历史的车轮前行到那么一天，过去的历史已不再被个人的恩怨好恶、不再被个人的经历所完全影响的时候；当过去的慷慨激昂、壮怀激烈和血雨腥风逐渐沉淀为理性客观的分析的时候；当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目标已经完全实现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新中国的头二十七年，未来的史学家也许会写下这样的评价：1949年到1976年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上重要的阶段，中国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完成了民族国家构建的现代化第一阶段的任务；通过特殊的政治动员的方式和土地改革让中国第一次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距离现代化的构建还依然非常遥远。
也许历史的最终评价是精炼而又简洁的，但是这却最能反映出实质。回到1911年的中国, 皇权帝制下的中国建立了前现代化时期跟其它古文明相比最有效能的统治方式，中国各个王朝的皇帝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这其间中国发展出来的儒家官僚阶层体系、实现人才流动的科举考试体制和一套帝国管理体系下的刑罚制度，让中国走在古代文明世界的前列。但是正如崛起策二十一指出的那样，古代的“帝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中国具有一个形式上至高无上的天子，具有庞大有序但却又是盘根错节的儒家官僚体系，具有直到县一级的行政管理体系，但是国家的权力却主要限制于县城以上的城市构成的点线联结上。在帝国广大的平面地区，统治着绝大部分居民的并不是中央的天子和儒家官僚阶层，而是千千万万的家族和宗族。这并不是说国家权力完全被排除在外，比如在不同的朝代，国家也会试图通过乡约、保长、甲长、里长的管理体系来试图控制乡村地区，而且农民的赋税也是国家财政制度的重要来源。但是国家只能借助和家族平分权力的合作模式非常有限地介入乡土社会，而真正在家族内部中家法是大于王法的，家庭族长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违反家族的家规和家法是无比严重的。国家这个概念，对于乡土社会的大多数国民来说，就是家族，家族是许多农民的真正庇护者、管理者、仲裁者，而国家是一个非常模糊抽象的、高高在上的观念。我把中国古代这种在大一统皇权统治下的国家描述为整体秩序维护下的原子分化社会，也就是中央政府建立了一个皇权帝国，并对帝国境内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进行了有效控制，同时国家在乡土社会权力极其微弱，或是根本无力介入，或是与家族平分一定的权力。而在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严重的大分裂时期则是一种解体性的原子分化社会，家族依然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但是整个国家、中央政府则完全解体，基本的行政秩序和社会秩序被彻底打乱，任何一个地方机构（或是藩镇、或是节度使、或是将军、或是军阀、或是流匪）都可以用暴力在帝国固有的统治范围内统治任何一个区域。在这种解体性的原子分化社会里，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往往遭到毁灭性打击，人民会遭受最严重的苦难，乱世人命如草芥，甚至皇亲贵戚、王公大臣的生命都如同草芥，“天街踏尽公卿骨”，讲的就是毁灭性的动乱、地区豪强征伐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导致上层人士也一拨拨的惨遭屠戮。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局面就是一个解体性的原子分化局面。当然，这不是要否定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正面意义，毫无异议，辛亥革命带来了民主共和的理想，后来也带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更带来社会生活的一系列进步变革。但必须指出的是，革命党人在理念和观念上作了极大的努力，也试图在中国进行一场启蒙运动，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明确全面地考虑到在灭亡了一个政权体系（大清皇朝）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办，中国究竟应该如何治理，以何种的方式达到革命党人期待的目标？事实上是：旧的帝制皇朝体系轰然坍塌，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解体原子化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中国出现了今天非洲某些部族国家的情景，我称之为中国的“索马里化”局面，也就是整个国家是家族统治加上一个基本坍塌崩溃的中央政府，各个省分被军头、军阀、武装势力、割据势力分割统治。这是各种现代化进程中最糟糕的一种，退一步不能衔接上过去旧有的政治经济体系，实现渐进式演变；进一步又无力向现代化作出具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发展，相反是整个国家陷入沉沦的局面。大一统帝制下还至少保持了国家基本行政管理、社会秩序以及国家版图的统一，在无政府的“索马里化”局面下任何一支具有暴力武装的地方军队都可以接管地方政权，任意侵犯国民的财产和生命，随意破坏国家的基本法律法规，每个军阀都可以自行颁布政令和法令，可以随意实施处决，国家的基本行政秩序陷入彻底崩溃的局面。更为惨痛的是，在解体原子化的局面下，分裂势力必然利用他们看来的“千载难逢”的所谓民族独立的机会，借机分疆裂土，谋求从中国永久地独立出去，因为中国的各路军阀和“中央政府”之间正在发生混战，根本无力顾及边疆地区的安危。辛亥革命之后，外蒙古利用这样的机会借机独立，西藏和新疆也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险些独立成功，中国的现代版图和五族共和的局面陷入空前危机之中。
再来看1911到1949年之间的中国，当时的严重困局期待秩序重建：那就是需要有某种政治力量用强有力的动员手段，统一中国，彻底结束中国毁灭性的解体原子分化局面，迅速建立有效的中央政府的统治，以强烈的意志和力量扭转中国文明所呈现的衰势和颓势，将中央政府的政令和法令贯彻到全国任何一个角落，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如果不迈出这一步，那么后面的市场经济、界定民权、法治国家、民主政治和功能分化就根本谈不上。没有一个有效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民族国家，以后的一切恐怕都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今天读到毛主席的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跃”，真的可以体会到这其间的深意。客观地分析，当时的中国处在现代化道路上第一个基本阶段的入口处，也就是民族国家构建的阶段。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无论是任何政治力量，其名称可以叫甲党，乙党，丙派，丁团体，也可以信仰A思想，B主义，C路线，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种政治力量，哪个政治团体，利用哪种政治思潮和主义，能够率先建立强有力的组织，能够率先以强有力的力量动员中国的基层，能够利用强大的组织能力统一中国，能够打破中国千年的乡土社会和家族分割的局面，就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明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并不是一句刻板的政治宣传口号，而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历史规律，至少我今天是坚信这一点的。
其实，“一个政党，一种主义，一个领袖”这样的观点并不是毛泽东，也不是蒋介石提出来，而恰恰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孙中山先生在民主革命屡遭挫折之后，受到十月革命后列宁思想的影响，接受了这种我们今天看来近乎集权专制的思想观点。但是细细想一下，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在中国处于“索马里”化的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任何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中国政治力量都会先暂时搁下我们最终希图演进的现代化彼岸目标，因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在太遥远。国民党提出的“军政”、“训政”和“宪政”的三阶段目标正是经历了无数挫折和失败后更切实际的渐进改革目标，这跟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改革和制度建设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和共产党正是中国两支最进步和最有希望把中国引向现代化之路的政治力量。我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关键不是政党和主义的争斗，而是一个是否有能力建立民族国家的问题。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袁世凯政府是一个中央政府权力极度衰弱的政府，其实际控制的范围就是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袁世凯也许当时有机会建立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秩序，但是其称帝的丑剧让袁政府四面楚歌、声名狼藉，使中国滑向了更加混乱的军阀混战的解体原子化局面；1927年的南京国民政府比北洋军政府迈进了一步，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大陆，蒋介石政权也曾作过努力和尝试，建立一个更有作为的中央政府，并进一步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然而南京政府的效能依然非常有限，其真正实际控制的范围即使是在南京政府最强大的时候，也不过是山东、安徽和江西的部分地区和江苏、浙江、上海全境。中央政府的实际管制效能局限于五到六个省市，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各路军阀仍然实际控制不同的地区，桂系军阀、湘系军阀、山西军阀、云南军阀、新疆军阀、四川各路军阀实际控制中国的各个地区，更不要说国民党还远远没有动员基层的能力，也无意去实行土地改革，把现代民族国家的治理范围从点线扩展到整个国家的平面上。尽管对南京政府的现代化努力今天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给予正面的肯定，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中国“索马里化”的危局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中国依然处在割据军阀加乡土社会的原子分化局面，维系“中国”存在的只是中国人历史上形成的精神纽带和文化联结，如果不是华夏民族的文化认同的话，“中国”极有可能在这种危局下土崩瓦解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革命的成功不仅象征着党派斗争的成功，更象征着中华文明在面临衰落、崩溃甚至毁灭中迎来的新希望，是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凤凰涅磐，是中国崛起大戏剧的开端。新中国的头二十七年，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二十七年，也决不是跟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崛起断裂的二十七年，相反，正是因为有了这二十七年，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才会有今天这样波澜壮阔的局面。过去笔者跟许多同时代的学生一样，对新中国的这二十七年了解甚少，不太感兴趣，而且认为这二十七年就是“反右”、“大炼钢铁”、“自然灾害”、“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负面事件的结合体，对今天的中国没有什么正面意义。恰恰是在出国后，接受了社会学的专业训练、并开始懂得数据分析和实证分析以后，再回头看新中国的这二十七年，真是感慨万千，既感慨自己过去的浅薄无知，又反思这种不愿深入去了解一个时代、但却轻易下结论的判断在先的认知模式。年少时候的我很有爱国热情，但是思维非常简单，总是一切向外求，向西方寻求，在国外十年后，却反而变得更加喜欢向内寻求，寻求本国文化、历史、传统和制度环境中独特的现代化遗产和现代化动力源，当然更加结合了当前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感觉到看待问题的角度竟是与十年前完全不同了。好了，有点扯远了，现在回归正题，来看一看，新中国的二十七年中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贡献。这里将超越简单的好与坏的价值判断，而是着重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新中国二十七年为我们留下的重要的现代化遗产：
——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中国领土范围内的“索马里化”和解体原子分化的局面。诸路军阀分割国家政权和各自为政的局面被一个具有强大效能和动员能力的中央政府所取代。
——相对于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新中国政府统一了政令，作到了政令有效地推及全国，并建立了远超过上面三个政府治理下的税收汲取能力（中国崛起策二十二将详细谈及）。
——中国基本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构建，尽管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政府效能也是漫长的，但是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没有任何平行国家体如军阀、军头、游击队、流匪和大家族等可以截取国家的权力。中国完成了欧洲国家持续了近两百年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
——国家通过土地改革消除了现代化最重要的障碍，并在基层农村通过政治运动和土地分配建立了强有力的基层动员能力。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政权仅仅通到县级一层的局面被彻底改变。大家族的解体虽然从文化角度和人类文化学的观点来看殊为可惜，但是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却是必然要走的一条路。只是新政权的政治动员模式过于激烈，来的速度过快过猛，在人们还没来得及讨论“传统和现代”的课题的时候，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了土地分配的问题，瓦解了中国数千年的家族势力、乡绅统治和乡土社会，其副作用当然是很大的，但是却为中国现代化扫除了无比棘手的障碍。
——尽管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人民公社是生产效率低下的和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但是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它却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农村地区和乡土社会第一次被纳入了国家的行政规划和行政管理之中，中国千年的乡土社会和原子分化的局面被彻底改变。国家的治理能力不再仅仅限于几个核心的点和由这些点联结而成的线上，而是真正扩展到广大平面地区。这样的历史性巨变堪称是划时代的和具有转折意义的。从此中国历史摆脱了各个朝代治乱的平面循环怪圈和始终没有实质进步的局面，而真正把中国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从此，中国农民的认同感不再只是对家族的认同，而是对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强大的国家和政府的认同。“国家”概念的迅速扩展见证了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而这在新中国政府成立后仅仅10年就基本完成了，这是何等的伟业？
——农村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也见证了新政权的基层动员能力和庞大动员规模，为农业的稳定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人民解放军在建国初期剿灭了湘西、四川和云南的数百万土匪，而这些土匪力量从明清、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就长期存在，没有任何一种政权力量和地方军阀力量试图或是能够作到全面剿灭西南的土匪，因为西南的山区和险峻的地貌为土匪提供了永久生存的土壤。不要低估了新政权剿灭西南土匪的重要意义，否则的话，今天的中国将出现“菲律宾化”和“印尼化”的局面，国家每年会花费无数的财政资源和国防力量跟流匪进行无止境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在东南亚数国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政府军和匪军的战争在这些国家也不会停止。如果不是新中国强大的动员力量和组织力量，考虑到中国国土幅员之广大，地形和地貌之复杂，我们不知道还要花多少力量去“剿匪”，这势必将严重延缓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
——尽管西藏问题让中国在国际上倍受争议，但基本事实却是，新中国政府第一次在历史上直接控制了西藏和实现了对西藏的行政管理。如果不是新中国政府，可以想见的是，中国版图就不会是今天的形状。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政府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全国的卫生体系和医疗系统，并消灭了麻风、天花、麻疹、乙脑、流脑、血吸虫等传染病，而这些传染病在中国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之久，对人民健康危害性极强。五千年中华文明历史上从来没有哪届政府能够完全消灭这些疾病，如果不是新中国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并建立全民卫生保健系统，我们还要面临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许多可怕的高发传染疾病扩散的局面。今天的中国民众去南亚旅游，在城市街道上就会看到很多患有可怕传染病症的病人，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医疗卫生条件让我们避免了上述局面。新中国在教育、扫盲和公共卫生医疗方面的成就让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建国前的35岁提高到1978年的68岁，这都是在中国生产力极低的条件下完成的。1978年在阿拉木图召开的世界卫生会议上中国的公共卫生制度被列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成为后进国家的学习目标。中国的卫生制度和公共教育培育了人力资源，为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在今天国内为中国是否应该参加抗美援朝这场战争激烈争论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这场战争是真正确立中国大国地位的一场战争。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的确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场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但是对于一向以欧美中心主义看待世界的欧美民众来说，他们对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不甚了解，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国和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即使欧美历史学界对中国的抗日伟业也是轻轻带过，他们往往认为亚洲战场的战争就是太平洋战争，就是美日之间的对决，是美国打败了日本。这样的观点也深深根植在日本右翼的思想中，他们认为日本是败给了美国的原子弹，而不是败给了中国，所以日本右翼在二战后对中国依然非常蔑视，非常猖獗。真正树立中国民族自信和大国地位、并表现出中国人英雄气概、卓越的军事能力和民族精神气质的就是抗美援朝战争，当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极大的民族牺牲和伟大的民族精神逼退了世界超级霸主、曾经战胜过日本人的美国的时候，世界震撼了，日本人震撼了，日本右翼更被震慑住了，他们突然发现，面对他们的是一群新的中国人，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有着强大民族精神的新中国人。新中国成立后，抚顺日本战俘营的管理员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幕。当时，许多顽固不化的日本战犯拒不承认战争罪行，还非常顽固骄傲，而当抗美援朝志愿军胜利的消息传来后，这些骄傲的日籍战俘低下了头颅，开始认识到即使打败日本的美国都再也无法保护他们，并开始低头认罪。日本战后的政府也正是在抗美援朝后开始同新中国政府外交联系的。当周恩来总理1955年参加印尼万隆会议的时候，许多国家对新中国显示了敬畏和佩服，这样的心态转变在抗美援朝之前是无法想见的。抗美援朝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尊严，赢得了对手的尊重，保证了中国未来几十年的领土安宁和现代化建设，真正振奋了中国人近百年来颓废的民风和士气，体现出了中国人独特坚韧的民族精神。面对前人用巨大的牺牲换来的今天中国大国崛起的局面，我只能用“无比感恩”一词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当然，对于新中国头二十七年伟大业绩的肯定并不意味着我们忘记过去的许多沉痛教训，这二十七年的挫折、教训和失误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中央政府的确是中国现代化第一、第二阶段之必须，但这并不必然等同于领袖专断、领袖崇拜和滥用权力，事实上中共八大是非常具有正面意义和非常理性客观的一次党代表大会，许多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比如权力监督、权力制衡和基层民主等当时都有讨论，但是领袖个人崇拜和独断的阴影终究盖过了集体领导的理性设计，最终把中国引向了一场场阶级斗争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十年是灾难的十年，导致了国家公检法（司法）系统彻底的崩溃，建国以来培育的精英几乎被集体清洗，也导致了中国文化的毁灭性破坏，国家的基本秩序一度荡然无存，公民基本权力被严重侵犯。如果说“大炼钢铁”是急于求成和无心之过的话，那么十年“文革”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人祸，这一点上来说，毛应该是负有主要责任的。许多对于新中国完全不同的两极评价都是从这些争议中产生的。如果没有“大炼钢铁”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和灾难的话，也许我们今天对毛和新中国头二十七年的评价要容易得多，争议也会少得多。
新中国开国二十七年既是让我们感到无比自豪、扬眉吐气、英雄辈出的时代，另一方面“文革”十年却也是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思想压制和政治迫害的一个时代，我们时常感到无所适从，感到缺乏方向感，很难完全说清这二十七年。中国人在近代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像这二十七年一样振奋过，但是对于大量遭受政治迫害的个人和家庭来说，他们却也经历了无尽的、也许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苦痛。那的确是一个痛并快乐的年代，我们的父辈在清教徒式的的清规戒律和严格的政治教条中、在极度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发展出了两弹一星，建立了全面的重工业体系；用极其简陋的武器、但却是高昂的士气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人；我们的父辈为今天中国的发展打下了牢固根基，但是却不得不忍受极为清贫的物质生活。他们的生活固然极其简陋，但是内心却充满着理想和激情，浪漫和追求，痛苦和失落，追寻和求索，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无法完全理解的。
无论如何，在大家的争议和讨论中，1976年的中国已经不再是1949年那个中国，无论毛的遗产是正面还是负面，1976年的中国都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新中国的发展历经曲折和沧桑，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和思索，但就是在我们对历史的沉思和探索、争议与讨论中，中国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重要历史阶段——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与许多还在现代化道路上苦苦徘徊而不得其路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较，我们是非常幸运的。通过新中国的二十七年，我们已经跨越了民族国家构建这一重要现代化阶段。1978年，另外一位伟人将率领中国开启第二个现代化阶段——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主义阶段。今天，我们在两代伟人的政治遗产中，来到了中国现代化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公民社会建设、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功能分化阶段。
现在常常流行着一些非常轻率的观点，比如说有人认为如果是南京国民政府治理下的中国就不会经历“反右”、“大炼钢铁”和“文化大革命”，中国今天就是一个超级大国了。这种观点缺乏历史感和理性分析，非常情绪化和草率，但是却极容易混淆视听。我想，国内也一定有这样的观点，有时候闲谈中也会听到这种非主流性的说法，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细细思考这种观点的荒谬性然后去反驳这种看似有理的观点。我们就按照这种思路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新中国的二十七年，中国将是什么样？那么我们可能今天还要为大西南的几百万土匪而疲于奔命，政府每年都要兴师动众去剿匪；我们可能还要面临数以千万计的各种传染病病人，鼠疫、麻风和血吸虫病会夺去无数人的生命；我们可能还要面临六七亿的文盲，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盲大国；我们还要面临军阀之间的年年征战不止，每年的国内战争军费可能会占了政府公共开支的相当份额；如果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那么中国的战略地位仅仅是放大一号了的日本罢了。中国会被牢牢地绑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上，成为美国的一颗大棋子。因为南京国民政府要依靠美国来摆平国内不同的武装集团，因而必然高度依赖美国。可以设想美国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一定遍布沿海各个港口城市，美国大兵可以随意大摇大摆的招摇于中国的街道上，无视中国的法律，中国却因为其享有治外法权而毫无办法；我们恐怕依然还要面临土地分配这一最棘手的难题，如同南非、印度、巴西和津巴布韦一样，对农民和地主之间的血腥斗争和土地兼并问题束手无策。不要忘记，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再想通过政府强力或是暴力分配土地已经是不可行的了，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只是在分配土地上纵容了一些黑人农民去攻击白人农庄主，马上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抗议和制裁，这些国家土地分配的棘手难题在今天是很难完全妥善解决的，而且越往后拖就越难解决，而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面临这样的难题了；缺乏了独立发展道路的中国一定会同菲律宾和阿根廷一样，成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场，不同的是，我们将是一个大得多的实验场，其结果恐怕也是更具灾难性的，我们会面临一个比今天严重得多的两极分化的阶级社会，社会的动乱随时可能被点燃······
的确，历史是无法重新选择的。就算是历史可以选择，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一个充满自信和具有民族精神的中国，哪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经历重大的曲折，哪怕我们在现代化航行中会经历一定的迷航，但是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人民中国。我们经历了成功和喜悦，也经历了迷茫和痛苦，但是只要我们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不是别国的势力范围和附庸，我们有着独立的国格和人格，具有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那么我们就可以修正自己的错误和缺失，在继承过去丰富政治遗产的基础上，继续沿着中国崛起的航道傲然前行。中国崛起，不仅是1978年后的崛起，而是毛时代加上邓时代的崛起，是几代人艰苦奋斗的共同结果，新中国的二十七年给我们留下的正面遗产，依然是我们今天前行的基础。新中国的二十七年，我们父辈洒下的汗水和开创的英雄业绩，值得我们永远感恩；新中国的二十七年，风风雨雨中无数感人历史瞬间，值得我们永恒的铭记；新中国的二十七年，成就与失误，喜乐与痛苦，我们都无怨无悔，都把其看作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新中国的二十七年，是共和国成长的二十七年，也是中国崛起的二十七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 2007年4月21日
（备注：刘涛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发表了中国崛起策21篇文章和2篇崛起策副文，还将发表此系列１4篇文章和部分崛起策副文。)
观点纷争：
----巍巍昆仑：
其实中国当时的情况不是很苏联很相似吗？当时的苏联在政权建立之后面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对内有沙皇余党和白匪的暴动，对外有德国和其他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虎视眈眈。当时，苏联就采用了极为集权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对抗威胁。即使后来胜利之后仍旧没有废除这个政策，虽说中间列林实行新经济政策，但是在1924年逝世之后，斯大林又采取了原来的办法，是国家尽快完成工业化进程。可以说，这个政策极大的伤害了农民的利益还有整个社会的平衡，引起了各地的暴动。但是，在斯大林强力的手腕下被镇压下去。不过，也正式这个政策是苏联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大国的崛起！到二战前，苏联在外部封锁的条件下，全部国土实现了工业化、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二、欧洲第一！其实，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当时的状况下，中国从一穷二白到初步建立工业化的底子，在国际上也是正式成为五大国之一的世界级强国。不过我感到有些疑惑的地方是---熟俗话说：乱世用严刑，治世的律法却不能那么的严酷，所以才有汉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与民休息等政策，可是新中国的成立之后却不是这样的，但是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阿～～～嚏 ：
攻下成都后法正是刘备集团的首席谋士,读过[三国志]的都知道刘备以他为谋士取得了汉中.刘备认为夺的西蜀攻取汉中法正功劳最大,论功行赏把法正封为蜀郡太守,连成都都归他管.法正着个人心胸狭窄,他有了权,就报个人恩怨.谁过去请他吃过饭,他就回个礼;谁向他翻过白眼,他就报仇;还为私仇杀了几个人.诸葛亮和法正不一样,他虽也得到了加封,但他执法严明,不讲私情.他帮刘备治理益州法纪也相当严.当地豪族就开始抱怨了. 法正找到诸葛亮对他说:记得高祖进关时,只有约法三章,百姓都拥护他.我们现在才扎根这,也该宽容啊,才合大家心意.诸葛亮: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朝刑法严酷,百性怨恨,高祖废除秦法,约法三章,正是顺了民心.现在情况完全不同,刘樟软弱,法令松弛,蜀地官吏横行不法,不注重法纪,怎能安抚地方稳定政权.法正听了也打心底佩服诸葛亮,从此便和诸葛亮一起同心协力共同严明法纪.
----君白：
1，一直看到有人在网上假设，如果没有1949，如果没有韩战，中国会是怎样。有人说那些先烈傻，有人说他们好心做错事，还有人试图让大家相信共产党还是没跳出“家天下”的局限，毛泽东还是想传位给自己的夫人的。历史人物总是有局限的，当时那个时代，谁可以做得比他们更好？如果这群为了理想和信念，生命都在所不惜的人都不配做我们的脊梁，还有谁可以？看着诸多前辈的鲜血和汗水，看看27年来无数先烈的奉献，“无比感恩”，也是我的心情。网上还有一种言论，是当年国民党根本解决不了自身问题，那么现在共产党怎么解决？这种思想本身就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上，基本上是扛着红旗反红旗。现代社会，并不是一个主义胜过另一个主义那么简单.
2，刘涛博士所著可贵之处很多，其中最让我敬佩的是他用大家都能看得懂的语言，结合中国的现状，系统的，辨正的分析中国存在的问题，和为中国的前途命运提出假设。不搞专业研究的人有兴趣去看T. Parsons，Barrington Moore，Karl Popper的原著吗？就算大家静得下心来看，Niklas Luhmann书容易被看懂吗？我的导师，我们大学的创始人David Favrholdt告诉我，为了自己的理论被人接受，他曾经写过小说，去解释自己的理论。Niels Bohr 是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但他更伟大的地方是写科幻小说来解释自己的理论。Jon Bing， Oslo大学教授，目前仍然健在的，计算机法律的提倡者，法律学的泰斗，小说“Around the sun in a circle ”就是他于1967年写的。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讲述最复杂的理论，是每个学者所希望的。记得爱因斯坦怎么解释相对论的吗？从“中国崛起策”来看，刘博士不愧自己的博士研究生头衔。至于专业化的学术论文，开始先一堆此领域的研究成果对比，自己对概念的设定，这种文章，适合大众阅读吗？
----张力恢：
其实，即使对“文革”，我也不同意完全否定。对于法国大革命，周总理有句名言，大致意思是“现在评价还为时过早”。这个评价也适用于“文革”。
----再现盛唐：
看了这篇文章，让我想起了《冰点》事件。引起《冰点》事件的文章里有一段，写的也不错，摘录在这里，相信对大家也有启示：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一再提出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些先驱用心良苦，但他们没有进一步追问：决定国民性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可以说，国民性是一国公民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特点。任何民族都是从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作为一个群体，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蛮孑遗的大小，决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传统和制度制约的自我净化能力的强弱。
被侮辱被损害的屈辱，给中国人构筑了新的思想定势。这突出地表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国人怎么做都是有理，都应歌颂。这是爱国主义的要求。
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热爱自己的祖国，理所当然。可是，如何爱国，却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盲目煽动民族情绪；中国传统文化中“严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观念已经深入骨髓。时至今日，余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国必对；反列强、反洋人就是爱国。在史料选择和运用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国的就用。另一种选择是：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一切；是其是，非其非，冷静、客观、全面地看待和处理一切涉外矛盾。
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基本观点，就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利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处。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能泯灭；理性地认识和化解矛盾对任何国家和企业都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一涉外就是“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
例如，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运行的规则。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国和贫苦民众。人们应该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
19、20世纪中国人干了不少“无法无天”的事，义和团事件是其中的典型。值得重视的是不但至今有人把野蛮的行为说成是“革命”，而且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竟把主张遵守现行国际条约的观点视为应该严加批判的卖国投降观点！ 说到底，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社会领域，只有引发制度变革的行动，才称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不符合这个要求。这样的歪曲实际是把革命粗鄙化，迟早总要付出代价。
不能轻视这些错误教育的后果。违反常识理性，以“革命”的名义故意歪曲历史真相，歌颂义和团的直接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暴露无遗。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义和团行动的翻版；“破四旧”和“反帝”、“反修”中体现的清除外来事物的疯狂，这些行动体现的内在理路，也与义和团的“灭洋”如出一辙。
上述教科书的编写所呈现的理路，也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共同点是：1．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2．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3．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以利于现代化事业，现在是纠正这些谬误的时候了。
----ppeesshr：
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好在哪里？好在该文着重阐明了建国初二十七年对推进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不像以前网上有些文章，只停留在功与过的叙述和争论中。此文及以前的各策都是以行云流水的风格，通俗流畅的语言，大量地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说明观点，因而引起如此众多网友的关注、讨论、转贴，有的还要给予出版。
关于3/7、4/6或5/5的说法并不重要，也只是人们的主观估计，恐怕谁也拿来不出数字根据，只要有功说功，有过说过就行了。评论文章不是学术论文，除极各别外，尽人皆知的东西也不用注明出处，再说网上有字数限制，就是正文还要尽量压缩呢，因此不必苛求。
对于一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主要领导人的评价，要着眼于对历史发展进程是起到推进作用还是相反。该文在这方面使人们的耳目一新。二十七年所走过的弯路，毛泽东所犯错误，这些年来已经翻了个底朝天，再多说也是老一套，该文对反右、大跃进、三年灾荒、文化大革命以及人们的收入微薄，生活艰苦，凭票供应等都概括性地加以说明后，着重以大量事实说明这二十七年在何等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现代化最关键的起步阶段——建成民族国家阶段以及这个阶段的重大意义。
久在芝兰，不闻其香。作者到了国外，从世界大视野的角度反观中国，才看到了大家都不太在意的，然而对我国现代化有重大意义的一些事件。如剿匪、土改、扫除文盲、建立医疗卫生系统、人均寿命的提高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把广大人民组织起来的结果。中国人被外国人讥笑为一盘散沙。毛泽东是把一盘散沙组织起来的第一人，是孙中山唤起民众理想的实现者。湘西土匪历史很久，分成大大小小若干片，统治着大片国土，各家都有一名成员参加土匪，以求自保。打土匪比打国民党正规军还难，牺牲了不少战士。没有对人民群众的组织能力，剿匪这一历史性任务是干不成的，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届政府对土匪都无可奈何。
该文后面说到一些人的假设，说什么“如果是南京国民政府治理下的中国就将如何如何----”文章以令人信服的语言说明绝不会取得假设者想象的结果。
以前有一位网友曾说，如果也给老蒋三十年的和平，既无内忧，又无外患，说不定蒋介石搞得更好呢，……"。可惜历史不能重演，时光不会倒流。人们不能把时间倒回去几十年，给蒋公一个重塑历史的机会。但人们可以在想向中使历史再演一次。在当年中国这个特定的时空之下，能够"既无内忧，又无外患"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内外环境，谁会给蒋公以三十年的和平？大小军阀能给吗？打败了北洋旧军阀后，中国并没有真正统一。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刘文辉；绥远的傅作义，东北王张作霖，山西的阎西山，河北的于学忠，山东的韩复渠，西北的马鸿魁、马步方，云南的龙云，大小军阀多如牛毛，个个虎视眈眈，各怀异心。北伐成功后不久就发生了蒋、阎、冯中原大战，随后又同李宗仁大打出手。再说国际上都在盯着中国这块肥肉。日本的东条英机能给蒋公30 年的和平吗？也许有人说没有共产党闹土地革命，蒋公就能一心搞建设，不对，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在先，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在后，即使没有共产党，也会出现别的如陈胜吴广式的人物，社会有矛盾就有斗争。因此只有解决了国内各种矛盾后才能为经济建设创造了前提。这是蒋公难以解决的问题。
再说蒋公是怎样对付日本侵略的。9．18 ，这是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有数十万人的东北军广大官兵却在不抵抗的命令下含泪退走，使日本人轻易地占领东北，不久又让出华北，日本看透了中国，才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面对强大的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一直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毛泽东力主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终于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抗日的前几年，国民政府的一些人在穷凶恶极的日本人面前，一直存在着国际上会主持公道，促成中日和解的幻想，并为自己留一条和解的后路，日本人已经占据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遭受了南京大屠杀，国民政府却不敢对日宣战，居然还一直跟日本保持着外交关系。直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后的第二天（ 1941 年 12 月 9 日）才匆匆忙忙跟着美国正式对日宣战。这时才丢掉了幻想。在这之前，如果不是共产党一再向全国人民呼吁，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远东慕尼黑的国际阴谋作用下，很可能真的实现"中日和解"了。汪精位绝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政治人物，在国际大环境和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力面前，恐怕不只他一个人有"与其最后败给日本还不如早一些和解为好"的想法，只不过汪氏捷足先登罢了。如果国民政府的蒋公在日本轰炸加诱降面前，真的实现了中日和解，也就是把中国绑到法西斯的轴心阵营中，遭受到极大痛苦的中国最后反成了战败国，那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下场！不但台湾回归不了中国，恐怕要任人宰割，任人肢解了。
. 综上所说，给蒋30 年的和平搞建设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假设。或许还有人会用台湾近年来的发展证明这一假设。
近年来台湾的经济起飞，其必要条件是实行市场经济。但只有这一条件还不充分。全世界实行市场经济的不发达国家有一百多个，经济腾飞的又有几个？台湾之所以得天独厚，是因为它和大陆相比，还具备了以下的充分条件：
1、地方小，人口、民族的构成比较简单，虽有省内省外人员的矛盾，比较容易解决；
2、从大陆带走了大批文物、黄金和各种能带走的国有资产和财富；
3、吸取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蒋公用他带走的国有资产对地主的土地进行赎买分给农民，解决了最大的社会矛盾。
4、鼓励地主们将出卖土地的资金，投入工商业，用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论是国家和私人，不用为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大伤脑筋；
5、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美国在市场、技术、人才培训等全方位的支持，用以向中国大陆示范,说明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
. 如果蒋公领导整个中国，他还有以上的条件吗？他能解决诸侯割据、民族纠纷吗？他有钱对全国大小地主进行赎买吗？发展工业的原始资本怎么解决？美国能全力扶持吗？美国对一个具有潜能的大国的援助是有条件的，首先你得自立自强，能处理好内部事情，只能帮你到他可以控制你的程度。绝对不会像扶植台湾那样扶植一个大中国。企图用台湾的发展情况证明前面的假设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一直由蒋公在全国执政，正如文章所说，可能今天还要为大西南的几百万土匪而疲于奔命，可能还要面临数以千万计的各种传染病病人，可能还是世界上的文盲大国；我们还要面临军阀之间的年年征战不止，每年的国内战争军费可能会占了政府公共开支的相当份额；--------
刘先生的文章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不论人们曾有过何种经历，内心中有过多少伤痛，看到此文，也会动容。对此文要广泛宣传，以使大家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我国崛起的关键时刻，在这千载难逢的机遇面前，尽我们一点微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