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评论08：达赖的最后一根稻草
本篇评论从一个人的全球路线图开始。
2007年的达赖突然变得忙碌：
2007年6月，达赖访问澳洲，霍华德总理出面会见。
2007年9月，达赖喇嘛访问德国，默克尔总理予以会见。
2007年10月中旬，达赖访问美国华盛顿，接受美国国会颁奖并与布什总统会晤。
2007年10月底，达赖访问加拿大，加拿大总理哈珀和总督米切尔先后会见了达赖,加议会还为达赖成为加“荣誉公民”，并举行招待会。
2007年10月31日，赖喇嘛应日本国会超党派组织“西藏问题议员联盟”和日本各界支持人士的邀请，飞抵东京成田国际机场，展开访日行程。
2007年月12月，梵蒂冈教皇本笃16世将于与达赖举行私人会谈。
这期间，达赖还想应韩国宗教界、学界和市民团体人士的邀请访问韩国，只是因为韩国当局拒绝发放签证而流产。
短短半年的时间，达赖在全球的主要国家间做了一次巡访，除了日本只是议员级别，他见到的是澳大利亚总理、德国总理、美国总统、加拿大总理与总督，还包括即将在12月份见到梵蒂冈教皇，前往的国家无一不是重量级，见到的人物无一不是重量级，会见的场所甚至也大有突破，作为一个中国下属行政区域的宗教领袖，达赖先生这一次全球行单就“国际影响”方面似乎很成功，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成功，一开始也让我产生了两点疑问，其一，达赖先生为什么要如此大场面的作秀？其二，中央政府对达赖如此行径为什么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制止，竟让他的全球线路图得以成行？
在与中央政府对话时已经越来越没有了底气的达赖显然知道他这样的作法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即使他可以见遍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他最终想要实现自己的想法，还是只能与中央政府谈，但是他偏偏就选择了这种让我们无法一时作出判断的作法，对此，我们应该从前中国的国内小环境与国际大环境下来分析。
中国的小环境是什么，政局继续安定、经济持续发展，全国上下在一种极大的政治热情在期待08奥运会的到来，具体到达赖最关注的西藏，同样如此，青藏铁路的通车加强了这个高原地区与内地的联系，同时也抽走了达赖试图通过会谈最大程度实现个人目标的最后底气。
中国的国际大环境是什么，则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西方国家对中国担心的重点由意识形态转到了国家实力上面，传统国际秩序的规则制定者们显然不希望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损害它们的既得利益，所以，“中国威胁论”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对中国的妖魔化由军事领域转移到了经济领域，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成了替罪羊，通过打击中国制造来制约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了西方国家的重要选项。当然，他们也不会放过其它一切可以用来制约中国的因素，比如，不惜违背体育精神杯葛北京奥运会，居然将奥运会当都成了制约中国的一张牌。
在这样的小环境下与大环境下，一直生存在西方支持的土壤中的达赖适时出场了，他显然不愿意自己成为一个手里没有牌的人，他想要为自己制造底气，而西方诸国更是乐意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表达他们制约中国的同一信念。于是，达赖改变以往零敲碎打的方式，索性安排了一个大阵仗的全球路线图，显然他是借此来抬高自己的影响，证明自己的影响仍在，以此增加自己面对中央政府的底气，而西方诸国同样也非常乐意手里多出一张可以制约中国政府的牌，如此一拍即合的大戏如此上演。
可惜的是，这场大戏的观众却并不配合，这也正是我第二个疑问得以消解的原因。为什么在达赖前往诸国之前，中央政府不像以往那样采取强烈措施制止会见的发生，或者至少是降低会见的规格，即便是会见发生的事后的反对声明也是温和的。
这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信心的见证。
如果这一系列的会见引起了中央政府的强烈反应，做出一系列大的反制动作，这反倒是迎合了达赖与各国的期望，中央政府的温和反应一方面让达赖与西方各国妄图分裂中国制约中国的主动出击失去了着力点，另一方面也宣示了中央政府的信心与立场，显然，达赖已经不再是一个被视为有资格谈判的对手，而被视为众多的流亡分子之中的一个，这个迟暮的老人一再误判形势，自己拿掉了与中央政府对话的资格，西方国家寄在他身上的希望就如秋风中的落叶一般，无法再对中央政府产生多大的影响。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达赖在美国举行记者会的发言，他说，他从一开始就告诉台湾民进党人，西藏不追求独立，台湾也应该与中国大陆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他强调，如果西藏独立，一定又弱又穷，“西藏只有留在中国之中，才能繁荣”。我们不去讨论他这番话是否出自真心，至少他是在承认一种现实。在流亡的几十年里，他已经有些弄不清楚希望与现实的界限，他曾生活在巨大的希望之中，18年前所发生的事情曾让他见到了无限的希望，可惜这希望如同“多收了三五斗”里的肥皂泡，一会儿就给迸裂了，更让他担心的，中国在走向强大，他却在走向迟暮，中国将2020年看作是一个有着重要目标意义的年代，那时的中国将取得与美国同量级的地位，而那时的达赖呢？他还会有时间与机会继续讨论他虚构出来的“大藏区”吗？
最后要说的是，达赖也许真的将北京奥运前的这次全球访问当成了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可惜，这也只是一根稻草，致力于整个国家复兴的中央政府显然已经不再将这个游离于国土之外的老人视作一股真正制约力量的代表，正如面对台湾领导人的种种挑畔而不作出强烈的回应一样，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以我为主的施政阶段，不会再去配合“藏独”或“台独”势力的表演，既然他们所追求的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目标，那么就没有必要所以随“独”起舞，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所以，与其说达赖要抓住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倒不如说是西方国家在这股原本被认为是可以制约中国的力量完全垮掉之前作最后的一次利用。
我们最后再看达赖的这次全球访问，或许也可能得出另一个结论，也许他是在学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作法，如果这个老人不是疯狂的认为到访的国家越多越能证明他的影响力，增加与中央政府叫板的底气，那么，他可能是在完全妥协之前作最后一次全球活动，之后，他将回归到一个中国佛教领袖的本份上来，专门向佛、广拜名山，为国家的统一与民族发展多做贡献，而不是掺与到试图分裂国家的政治勾当中来。
无论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吧！（谁为谁狂于2007年11月3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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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评论09：巴基斯坦将走向何方？
展开评论之前，我们先全景式扫描一下当今世界的政治热点地区，我们会有一些发现，比如，从前的热点地区利比亚自卡扎菲上校作出了不与美国对抗的决定之后，已然从热点地区的名单中消失了，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从2003年开始成为一个热点地区，其它的热点地区则基本维持不变，主要分布在亚洲，如两伊地区、阿富汗、巴以地区、朝鲜半岛、中国台海等，亚洲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洲因其复杂的地理、历史、政治、民族、宗教等因素，成为当代世界局势最不稳定的一个大洲。
虽然热点地区基本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成为热点的表现却有变化，所谓“老热点、新矛盾”的典型代表，就是中国的近邻巴基斯坦了，巴基斯坦从前之所以成为热点，主要是因为印巴克什米尔争端，这几年，印巴克什米尔争端有缓和的趋势，但是巴基斯坦却遇到了新的挑战，穆沙拉夫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不但没有稳定国内局势，反而成为造就了新一轮的动荡，巴基斯坦怎么了？动荡的巴基斯坦局势对中国及世界有何影响？巴基斯坦将走向何方呢？小民就此展开自己的评点，与国观广大网友共同探讨。
之前，巴基斯坦的头号问题是与印度的克什米尔争端，所谓大敌当前，国内的各种矛盾都让位于国家的生存利益，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得缓解，印巴两国先后核爆成功之后，意味着两国发生冲突将可能导致更大的危险，这反使克什米尔争端得到了缓和，这个时候，巴基斯坦国内的矛盾在各种国际国内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集中爆发了出来，直接导致了巴基斯坦动荡的国内局势。
我们遍寻世界，再找不出一个国内国际局势比巴基斯坦还复杂的国家了。巴基斯坦是一个军人和宗教在国内权力架构占有突出位置的伊斯兰国家，这种影响决定了巴基斯坦只能实行一套具有巴基斯坦特色的政治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在西方民主模式的介入及当前反恐的国际压力下，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巴基斯坦国内的各派势力，《广州日报》有篇评论，将巴基斯坦三位政坛强人之间的纠葛纷争比喻为“巴基斯坦版的三国演义”，强势的穆沙拉夫是“曹操”；两次被穆沙拉夫赶走的谢里夫可以被比作“刘备”；而时而跟谢里夫结盟、时而跟穆沙拉夫谈判的贝?布托则可以比作“孙权”，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现在巴基斯坦国内局势可不只是“三国演义”这么简单。根据对待穆沙拉夫的态度不同，基本可以分为四大派：
军方：军队在巴基斯坦是政治主宰力量，作为陆军参谋长的穆沙拉夫正是因背靠军方才得以上台执政。不过，穆沙拉夫下令攻击伊斯兰好战分子（红色清真寺事件）以及撤销支持克什米尔反印度武装力量的作法可能招致了军方的不满，这有可能动摇军方对穆沙拉夫的支持力度，无论穆沙拉夫辞不辞去军职，他的首要事情都是一定要保证对军方的实际控制。
反对方：反对方包括三类，一类是伊斯兰好战分子，他们在美国的全球反恐行动中不断壮大并走向更极端，他们支持塔利班，决心以武力推翻协助美国反恐的穆沙拉夫，伊斯兰好战分子控制靠近阿富汗的边境地区，近年来多次发动血腥攻击；一类是以法官律师为代表民主派，他们一直对通过政变上台并中止了宪法非常不满，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乔德瑞是他们当中反穆沙拉夫的代表人物；一方是巴基斯坦前总理谢里夫领导的穆斯林联盟，谢里夫不但在国内有着巨大的支持人群，在国际上也获得了英美的支持，英国布朗政府是乐见谢里夫上台执政的，谢里夫本人被穆沙拉夫以军事政变的形式推翻，他时刻想要推翻穆沙拉夫的统治，获得重新执政的机会。
合作方：贝?布托所领导的人民党在巴基斯坦的基层拥有广泛的支持，他们是穆沙拉夫的合作方，他们通过与穆沙拉夫的谈判，获得与穆沙拉夫共享权力的机会，通过与贝?布托的合作缓和国内局势，减轻国内的反对声音，也是穆沙拉夫的最现实的选择。
旁观方：巴基斯坦一般民众是旁观方，至今为止，巴基斯坦百姓对实施紧急状态无太大反应，既未游行示威，也未对政府表示支持。普通民众们对实行民主已不抱希望，也不认为军人统治好到哪，他们对贝?布托可能更有好感一些，在这种情况下，穆沙拉夫就必须要考虑贝?布托的重要性，所以，如果没有大的突发性事件，贝?布托出任新一届政府的总理似乎已经没有多大疑问了。
我们再看巴基斯坦的国际环境，巴基斯坦的地理位置使他位于世界三大地缘热点区域（南亚、西亚、中亚）的交汇处，东面与印度的克什米尔争端因双方执行和解政策有一定的缓和，西面与西北面的邻的国家却是局势严竣，巴基斯坦同时与伊朗、阿富汗接壤，伊朗是全世界反美调子最高的一个国家被列为美国下一个潜在打击对象，阿富汗的反美武装力量则利用两国接壤的地带获得喘息之机，更重要的这个区域还有美国的存在，这是巴基斯坦执政当局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巴基斯坦局势动荡的背后，美国因素是显而易见的，我不认为美国施加给巴斯斯坦的压力缘于真正的民主期望，至少在短期内，他们施加给穆沙拉夫的压力更像是一种交换，以此换取巴基斯坦在反恐方面加大力度，而在长期内，美国对巴基斯坦以至于世界其它国家的民主化期望也并非是真正想要见证民主的遍地开花，他们更希望看到一种与自己一致并容易被自己所掌控的民主，如果一国的民主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美国的态度是极其坚决而鲜明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民主选举中上台的哈马斯与实行民主体制的俄罗斯与委内瑞拉得不到美国待见的原因，在美国的排序里，“亲美的，民主的”式的民主是美国最乐见的，“反美的，民主的”却是要让位给“亲美的，非民主的”。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下，作为一个在伊斯兰国家中有着重要地位的国家的领导人，穆沙拉夫的任何一种决策都是极为困难的，如果他放弃与美国在反恐方面的合作，美国就将动员国内的各种力量来反对他，如果他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将会招致来自国内厌恶或反对美国势力的更激烈的行动，所以，他只好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中艰难的谋求着一种平衡，一方面为了保住执政地位他不顾美国的反对，下令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大肆搜捕反对者，另一方面又宣布该国大选将于明年1月如期举行，并承诺将会辞去军职，以此来缓和可能来自美国及国际的压力。
我们分析一下巴基斯坦的局势要走向何方，其实并不困难，现在的情况并没有到完全无法控制的地步，只要穆沙拉夫继续获得军方的支持，不使广大的民众加入到反对自己的阵营里，与贝?布托达成真正的合作，然后在反恐方面继续给美国一定程度支持不使美国翻脸，那么穆沙拉夫还是可以控制住巴基斯坦的局势，当然，巴基斯坦局势还要受伊朗与阿富汗这两个邻国的影响，如果这两个邻国的局势恶化了，也会将影响到巴基斯坦的稳定，我想穆沙拉夫会密切注视这两国的局势变化的。总而言之，我的观点是，巴基斯坦走向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要低于慢慢稳定下来的可能性，发生令人担忧的政局大动荡的可能性不大。
最后，要说说巴基斯坦局势对中国的影响，作为中国的一个友好邻邦，发生政治动荡显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不过，我们需要放心的是，即便最终真的发生大的动荡，导致了政权更迭，这种动荡或许会给中巴关系带来短期内的小小冲击，但是，无论各方势力中谁的代表谁上台，都不会改变与中国的基本关系。
中国式的外交政策决定了中国一般不会参与到其它国家的国内政治纠纷之中，这样的“不作为”政策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明哲保身”的“中立”政策，而是一种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下的最佳外交策略，“静观其变、后发置人”的策略的正面效果显然比不上“选对边”的效果，但是，要是“选错边”了呢？要是“风水轮流转”了呢？美国是四处主动出击干预别国政治的典型，这种干预带给美国什么了呢？或许美国的强权地位因此得到了证实，但是美国的不安全感却只能与日俱增了，“用暴力消除仇恨”的策略早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是一种错误，可惜美国至今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中国与巴基斯坦国内各方均无利害冲突，无论是穆沙拉夫，还是谢里夫或贝?布托，他们在执政时均与中国有着良好的关系，所以无论三方的哪一方谁掌权，都不会对中巴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事实上，巴基斯坦只是在建国的初期紧跟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过一段敌对政策，之后从1961年开始，巴基斯坦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开始实施亲中路线，至今还没有发生动摇，在今天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巴基斯坦是中国最值得信任的一个朋友之一，我相信这种信任在印巴没有真正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之前不可能发生根本变化。（谁为谁狂于2007年11月9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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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评论10：关注伊朗，美国的另一只靴子会落下来吗？
海湾地区一直都是世界政治热点地带，这其中，两伊是算是热点中的热点，两河流域孕育了灿烂的古代巴比伦文明，可惜两河文明最终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在两河地区过去的几十年里看到了都是连绵不断的战火，两伊战争，接下是海湾战争，在人类多数地区已经告别了战争的年代，这个地区似乎一直在提醒我们战争并不曾离我们远去，今天的人们关注伊拉克与伊朗这两个盛产石油的海湾国家，更多是在关注这两个国家一直就没有消停下来的政局。
提到伊朗，自然要提到美国，美国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世界所有的政治热点区域我们都无法忽略美国的存在，在伊朗同样如此，伊朗局势之所以为人们所广泛关注，正是因为伊朗的对立面上站着一个强大的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敢于堂而皇之站在美国对立面的国家已经不多了，这其中，伊朗是让美国最头疼的一个。
我们需要承认，美国的确是一个超级大国，如果说整个拉美国是美国的后院，那么盛产石油在世界能源地图中举足轻重的海湾地区就是美国规划中的一个阁楼，倒是应了那个关于两只靴子的故事了，在伊拉克，美国人扔下一个靴子，他们不顾其它国家的反对，绕开联合国的宪章，用武力推翻了曾经扶持过用来对抗伊朗的萨达姆政权，接下来，我们都知道他的另一只靴子应该在伊朗落下来，但是时至今天，海湾地区虽然几度剑拔弩张，但是种种关于美国即将要对伊朗动手的传言却无一成为现实，大家关注的那一只靴子一直没有落下来，所以人们都在继续等着。
俗语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用在伊朗这个国家身上十分贴切，作为一个地处海湾地区实施政教一体的伊斯兰国家，却不是阿拉伯国家，由此来看伊朗可算是一个海湾地区的另类，与其近邻巴基斯坦相似，对外，伊朗面对严峻的国际局势，对内则面对复杂的国内问题，既有宗教问题也有民族问题，这个伊斯兰国家中最具实力的国家一直没有能成为伊斯兰国家的领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伊朗受到了国内外各种不利条件的制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国家一直在辛苦地寻找一种世界认可，但是美国的存在，却让这种渴望无法得到实现。历史上，美国与伊朗有过一段蜜月期，但是因为美国错估了伊朗的局势，选错了支持对象直接导致了伊斯兰革命后两国关系恶化，旷日持久的“德黑兰人质事件”虽然最终得到了解决，但是，它为日后的美伊关系打下了难以解开的结。
其实，在我看来，关于伊朗局势，我们存在一些误判，大致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我们认为伊朗是反美的。事实上，伊朗并不想反美，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会蠢到主动与一个强大的不可能战胜的国家进行作对，他们的反美无一不是被美国强硬而僵化的外交策略所伤害从而形成的被动的反应，古巴如此，朝鲜如此，伊朗也同样是如此，如果美国愿意给伊朗一定的国际生存空间，放弃那种以制裁的方式对付伊朗的做法，伊美关系不至于会走到今天如此紧张的地步，但“德黑兰人质事件”中美国所丢的面子似乎阴魂不散，一直无法让美国人从中解脱出来，所以我就可以看到，历届美国政府无论采取任何仇视制裁伊朗的措施基本都没有在国内遇到什么阻力，所以，在伊朗与美国的关系中，与其说是伊朗反美，不如说是美国反伊，两方之间，一方坚定地将另一方视作对立面，另一方显然也只能从对立面来看考虑问题了。同理，伊朗所谓的反以立场也更像是一种停留在言语层面的炒作，内贾德总统否认德国对犹太人大屠杀以及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的言论的实质不在于伊朗想要拿来以色列如何，事实上，伊朗从未采取任何针对以色列的实质措施，犹太人在伊朗的处境甚至还要好于多数的伊斯兰国家，所以伊朗的反以言论的实质不过借此来获得阿拉伯国家的认同并试图增多一张与美国谈判的牌罢了。
二、美国对于伊朗的关注是因为核武器与石油。我们今天所看听到的许多分析，认为以伊朗发展核武器为由进行军事打击，更多的缘于美国对于伊朗石油资源的关注，事实上，美国人的确关注伊朗的石油，但是美国人更关注的是美国的整体国家利益，伊朗在与美国作对的同时，却与俄罗斯、中国甚至欧洲国家保持较好的关系，这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伊朗的政教一体的政权模式与意识形态显然也是致力输出美式民主模式的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势必会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对此，我们不能认为是这是对“德黑兰人质事件”的睚眦必报，而是美国长期以来以武力来解决国际问题的一贯性表现罢了。
国观网友关注伊朗局势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美国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对伊朗动手？我认为美国是想动手的，但是动手的时间取决于一些外部条件，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下，美国缺乏对伊朗动武的决心，原因有三：一是朝鲜对核武的公开研究使得美国无法将声称开发民用核技术的伊朗列为打击对象，美国要对伊朗动手，就必须要摆平朝鲜；二是无论是伊拉克还是阿富汗目前都未有稳定下来，牵制了美国的大量军力，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如果冒然发动对伊朗的打击，只能使得这三个地区的动荡一起加剧，局势更无法为美国所控制；三是巴以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如何发动对伊朗的打击，军事不对称的伊朗势必会将反击的重点用到以色列身上，这极有可能引起整个中东地区的大规模动荡，这更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我对美国的第二只靴子什么时候会落下来的判断是，美国必须在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一、朝鲜问题得到基本解决。目前这方面的进展显然有些超出我们的预料，朝鲜对于贫困国力的自卑认识显然已经比较倒位了，因此足够的物质补偿与安全保证似乎已经可以让这个国家的执政者准备接受一种与美国合作或者至少是不对抗的角色了，朝鲜半岛核问题有可能得到解决，朝美关系的恢复正常都不是没有可能的。
二、美国可以基本控制伊拉克与阿富汗的局势，使得这两个国家的局势稳定下来，美国可以将精力集中出来对付伊朗。目前看来，美国在此方面的前景不是太乐观，美国之所以迟迟不肯对伊朗动手显然是顾忌到这一点。美国对伊朗的动武应该只局限于对核设施及部分军事目标的打击，美国不可能像对会伊拉克那样出兵伊朗，因此就无法控制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只在一枚美国的导弹公开落到伊朗的国土上，伊军或许就会化整为零进入到阿富汗或伊拉克，那么就会将整海湾地区的局势引爆到美国人再花十年都无法收拾的地步。
三、解决好巴以问题。美国最近一段时间对巴以问题的态度很让我们吃惊，由美国提出巴勒斯坦的建国时间这显然是从前所无法想象的，如果我们将这理解成美国在为对付伊朗创造外部条件，那么伊朗当局就需要十分小心在核开发方面的态度了。
以上条件之外还需要满足一个前提，那就是喜欢以武力解决问题的小布什先生还在总统任期内，因此可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虽然十分有可能，但是却极有可能不了了之，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伊朗有伊拉克的前车之鉴还是坚持要进行核技术的开发给美国以口实？现在看来，可见伊朗的另一层用意了，如果不是伊朗认为已经看到了美国的底牌，那么就是伊朗认为激怒美国不是都只有坏处的，如果可以因为这个巨大的敌人的存在而掩盖了国内的各种复杂矛盾，倒也不失为一种解决方案，所以伊朗的执政当局就要努力地寻找一种平衡了，反复声称将核开发只是用于和平目的，并保持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然后加强与俄罗斯及其它里海沿岸国家的关系，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尽量与欧洲国家保持较好的关系，或许就是伊朗所能采取的一种不错的选择了。
最后，说说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应该采取如何的策略，这种策略其实很简单，多做少说或多做不说，生硬地在伊朗问题上与美国较劲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既是世界头号强国，也是中国的最大贸易国，中国还要从美国赚取更多贸易顺差，同时，伊朗在宗教输出方面的一些立场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向俄罗斯那样卖力地刺激美国人，执政者应该采取一种可以同时应该两种结局的对伊政策，不做带头大哥，也不要冷漠视之，中国的国家利益告诉我们中国需要与这样一个海湾地区的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找到一些既可以让伊朗满意同时又不过于刺激美国神经的措施，我想中国应该有这样的智慧。（谁为谁狂于2007年11月18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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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十一：“尊王攘夷”，中国最佳的大国崛起策略
比之2006年风光的三大峰会，2007年的中国外交颇有些令人不爽的地方，这其中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达赖的全球访问表演，这个早已经边缘化了人物在2007下半年突然找到了感觉，转着圈子给中国政府难堪，特别是对德国的访问，似乎直接造成了中德两国关系的倒退。
其实，在即将过去的2007年里，中国的外交关系在其它方面也鲜有亮点：中国与美国、欧盟在贸易方面的磨擦进一步加大；美国对中国的妖魔化已经由政治军事方面扩展到经济方面；与加拿大的冷战在继续；欧洲政坛的集体右转仿佛使得欧洲在一夜之间由合作伙伴变成了竞争对手……
以上种种情况看似有各种不同的原因，但是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一切的深层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的崛起威胁到了传统列强的利益，所以他们会采取了一些不惜挑战中国甚至激怒中国的措施，当中国的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头号动力的时候，中国与传统的欧美列强之间的博弈已经与民主、人权、意识形态方面已经扯不上多大的关系，有道是“天下熙熙，莫为利来；天下攘攘，莫为利往”，在所谓的民主、人权、意识形态的旗号下面，大国之间心照不宣的进行的是一场因为各自国家核心利益而博弈的政治游戏。
中国为什么在非洲、澳洲、南美的经济参相对在欧美的参与更受欢迎而没有引起较大的争议，这因为非洲、澳洲、南美的国家都从中国的经济觉醒中获得特别的矿业收益，而且制造业付出的代价小。而欧美等传统贸易大国则不能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且制造业方面却因中国而不得不面对一些挑战。
前一阵央视播放了12集记录片《大国崛起》，我们看到九个世界性大国的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崛起都需要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就是要经历一个从最初被抵制到最终不得不承认前的阵痛期，目前的中国显然正处在这个阵痛期之内，可以预见，这个阵痛期只是刚刚开始，中国的庞大及其“高低端通吃”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的崛起面临来自各个强国的挑战与抵制比任何其它大国的崛起会更激烈。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崛起策略最大程度地减少来自其它传统强国的阻力就成为一个十分需要智慧的事情，其实，寻找这种策略并不需要我们凭空去想，早在2600年前的两位古人已经用他们的理论与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了。
这两位古人就是位列春秋五霸之首的齐国国君齐桓公与他的大臣管仲，今天中国所提的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等思想均源自当时的齐国（有兴趣的网友可以看看《管子》这本书），他们君臣二人在当时的农耕时代的大环境下做了令我们今天都感觉惊奇的事情：对内改革，大力发展工商业，以国有民营的方式向民间开放采矿业与制盐业；对外开放，积极推动自由贸易，推动各诸候国之间降低商品关税（由百税二降为百税一）；积极引进外资，为到齐国投资经商者提供各种优惠条件及奖励措施；在外交方面，齐国制定的策略是和平崛起，具体四个字就是--“尊王攘夷”。
时隔2600年之后，我认为今天中国可以从“尊王攘夷”这四个字获得有益的借鉴。
我的提法肯定会引来许多网友的不解，现在又不是春秋的王权社会，为什么提出“尊王攘夷”这样的一个口号来。其实今天的世界格局与当年的春秋时代极为相似，今天的联合国有些类似当年名义上的东周王室，中、美、俄、英、法、日等则类似于当年的齐、晋、楚、秦等诸候国，当时大国的游戏规则是争霸为目的的，强大的诸候国都想通过获得霸主地位而使自己的国家获得更多的利益。今年的国际社会何尝不是如此。再看“尊王攘夷”这个口号在今天同样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只是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解读这个口号。
“尊王”就是要尊重联合国的权威，积极履行作为联合国成员国的义务，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情况主动增加分担联合国会费比例，充分利用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会的政治地位，积极参加联合国事务，推动各项国际问题的解决在联合国的框架下。中国在目前的实力与影响力还不足以支持中国像美国那样制定出一套新的国际游戏规则，因此借助联合国的旗帜推广自己的观点是一个不错的方式，简而言之，就是在参与国际事务时，将中国的解决方案尽量以联合国的名义出现。这种作法会让传统强国因无法承担“反对联合国”的压力从而减少对它们中国争取全球话语权而制造的阻力，同时会最大程度在保证到中国利益的全球实施。“尊王”引伸开来还有一个小尾巴，那就是中国对当今世界上事实的霸主的态度，中国的崛起显然无法回避美国的存在，对于这个超级强国，中国的策略应该是尊重美国的领袖地位，避免 直接挑战美国的权威，
“攘夷”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这个“夷”字可以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恐怖主义，一是贫穷。中国的“攘夷”一方面是指要坚决反对并果断打击威胁到中国国家利益的国际恐怖主义，当然要避免将恐怖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与极端宗教主义混为一谈，尽可能避免因为反对恐怖主义而导致民族及宗教方面的冲突，很近的例子，美国那种因为反对恐怖主义而招致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厌恶与反感，美国的反恐行动没有消除恐怖主义，反而为以反美为目的恐怖主义提供了更加滋润的土壤。中国的“攘夷”的另一个方面是指努力消除贫困，中国不但要在国内积极消除贫困，更要在全球范围内（主是要亚非拉地区，特别是中国经济参与的热点地区）推动贫困问题的解决，以此来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避免像西方列强那样将国家的崛起建立在穷国的仇视的基础之上。如果可以获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正面看法，中国的崛起就不必背负上道德的压力。
说到这里，我们再来看今天中国所采取的策略，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积极吸引外资、极力推动国际贸易，到提倡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理念，再到和平崛起的大国策略，我们看到，中国在“永远不称霸”的口号下所采取的实质措施其实与2600年前的齐国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
我们再看中国在国家崛起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中国目前已经成为派出国际维和力量最多的联合国成员国，2007年中国负担的联合国会费及维和摊款增长42%；建立有效的国际反恐机制，重拳打击各项以分裂国家为目的的恐怖主义；向非洲国家提供的巨额援助，支持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向非洲派出医疗队，在非洲传授先进的农业技术，帮助非洲国家消除贫困。这一切的一切，不正应了前面小民关于“尊王攘夷”口号的现代解读吗？
在此回应一下帖子中出现的两个观点：
第一，有网友认为中国今天的外交和发展战略与风格是与中国儒家文化有关，即内敛、低调、中庸，事实上，这只是一种表象，正如中国在全球推动孔子学院的建立一样，这都是一种表象，中国真正实施的发展与战略风格并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鲁文化模式，而是齐文化模式。注重实用与包容性是齐文化的核心，我们再看今天中国处处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经济政治政策，再考虑到中国所提倡的求同存异的国际关系处理原则，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包容性的特点，中华文明数千年传续下来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内敛或中庸的特性，而是因为其包容性，中华文明不像西方文明或其它一元化的文明的排斥别的文明存在，这种先包容后同化的方式更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所以，中国将创造出一种新的大国崛起模式是完全有可能的。
第二，刚性固然是其它大国崛起的共同特征，但是这种刚性崛起的代价是谁都可以看到的，要么像前苏联那样最后崩溃，要么极容易像美国那样陷入恐怖主义的泥潭中，中国不需要这种刚性的崛起，更何况刚性崛起的普遍存在并不代表就没有其它的崛起方式，中国以和谐为基调通过刚柔相结合的方式创造新的历史环境下新的大国崛起模式完全是可能的。
齐桓公当年因为正确的策略而使得齐国成国春秋时代的领袖国家，“九合诸候，一匡天下”，今天的中国又何偿不是走在这样的一条路上呢？大家不妨回味一下2006年的三大峰会特别是中非合作论坛，当胡总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个接见非洲各国领导人的场面，会想到什么呢？虽然我不大认同这种容易引起西方国家反感的仪式，但是我支持这种外交思路。
如果问我对中国崛起的其它建议，我又要搬出另一个古人的思路，这个思路是明朝学者朱升向明太祖朱元璋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高筑墙”就是在国家经济实力允许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国防事业，增加国家的军事实力；“广积粮”就是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国家经济实力；“缓称王”，并非是要“称王称霸”，而是说要循序渐进的推进国家的崛起，不可脱离实际。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与“尊王攘夷”并无矛盾之处，前者是一个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后者则是对前者“缓称王”的方式与策略的说明，如此组合，相信可给今天中国提供最有益的借鉴，而实际上，这对组合显然显然已经被中国所熟练的用于具体的实践当中。（谁为谁狂于2007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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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为谁狂在1996年时写的一篇文章：勇于失败
作者说明：网友“伊朗人好样的”的一些论点引起我的极大的兴趣，特别是关对中庸主义的一些看法让我回想起自己20岁时在学校里所写的一篇文章，那时自己刚买了一本《中国可以说不》，深受感染，于是写了一篇批判中庸主义的文章，名子就叫作“勇于失败”，在此将原文贴出，也可以让网友了解我在历史上曾有的一些立场与观点，十一年过去了，许多情况发生了变化，所以文中幼稚偏激之处先请大家一笑了之，感觉这个文章似乎还有一些现实意义，所以，以此文与广大网友探讨。
勇于失败
在我们这个中庸主义流传了几千年的国度里,提出勇于失败这个论点,很可能要为大多数人所不愿意接受的,但是我还是要提出我自己的观点,因为我认为“明哲保身”，“无过即为功”等中庸思想在经济转轨给一切都带来巨大冲击的今天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普遍社会意义。
首先，中庸主义的存在，其最初的意义在于维护封建制度下由于行政干预、强权政治造成的资源（财富）配置不公平的现象，中庸主义倡导人们安于现状，同时又通过科举（现代公务员制度的雏形）这种考试制度将下层平民推向上层，藉此来调整下层社会日益加剧的不满情绪，在中国文明处于先进地位，国力远超于其它国家的前提下，中庸主义存在的积极意义在于维持了国内相对安定的和平局面，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中国能够在十八世纪之前两千年多的时间里领先其它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
1949年，中国大陆完成了政权交替之后，中国进入了新的时代，为什么在社会制度由封建社会跨入社会主义之后，中庸主义依旧占据主流地位呢？一方面由于长期的历史沉淀所带来的惯性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另一方面，片面推行苏联模式，片面理解社会主义内涵造成的僵化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庸主义提供了市场。例如“三铁一大”的思想的存在过重强调集体意识行为，忽视个人存在，在不自觉中引导了中庸主义的继续存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极左思潮导致的行为失控表面上强调了个人的主观意识，然而对于绝多数人而言，只是更加相信“明哲保身”，“无过即为功”的正确性，事实上，在统一的计划经济前提下，中庸许许主义存在的必要性很明显，在物质与意识无法协调时，中庸主义的存在维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度而言，社会的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这一结论绝不因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有着明显的区别。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一步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庸主义存在的社会意义已经日益淡漠，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意义上的个人经济，与此相对应的应该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在表面上似乎只重视个人存在，缺乏对全社会的关注，然而实际上个人主义是在个人成员在思想上制约力与自控力的逐步提高，其重要的表现在于个人对于法制的尊重这样的前提下实现的，因而在变化的社会里，个人主义所带来的不一定是毁灭性的破坏，即使有一些局部的破坏，也不是以推翻现存社会制度为目的，在这样的观点下，我可以这样反推一个令全体中国人共同思考的论题：中国早在明王朝14-15世纪，甚至更远（一说是北宋）就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有将中国导入资本主义社会？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庸主义盛行，削弱了国民对一个日益衰败的社会的反抗力，即使是对于萌芽的积极参与者而言，他们也大受影响，因而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这样一个有别于其它国家的现象，钱权分开，其重要体现在于南方人与北方人的区别，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北方人注重政治，南方人注重经济，这种现象形成了两种社会氛围，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经过中庸主义的调和，缓弱了许多。
在实际上，对于中庸主义的关注，自本世纪就开始了，鲁迅先生严厉批的“民族劣根性”，其实质也是中庸主义，所谓劣根性，便是中庸主义盛行几千年带来的外在的一些体现。柏杨《丑陋的中国人》通篇所批评的归根结底莫不是中庸主义的附带产品，甚至追及更远，韩非子便是极力主张法治代替人治，其重要的原因便在于中庸主义倡导人治将造成诸多不规范性。
中庸主义造就了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温和、少反抗力的民族，文化的一致与国内的相对和平使它在数量经济时代几度强大，但是经济的发展必将由数量型进入质量型，中国以自己庞大的国力却在近代几度受侮，在于中国的大而不强。中庸主义不仅左右了大多数的社会成员，甚至也影响到了集权政府的政策，这就是中英《南京条约》签定后，清统治者不以为耻，反以为庆的原因。
二十世纪晚期，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当人们的生活温饱得到了基本保证之后，人们有时间及精力来检验我们的思想认识，于是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相当微妙的时期，一方面是人们对于诸多忍字为上的悲剧忿忿不平，一方面人们也在行为和思想上，对于积极参与精神给予怀疑甚至否定。张藏藏等人出了本《中国可以说不》这样民族主义味道的书，在几个月内销售了几十万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与争议，不仅被书中强烈抨击的美国人和日本人所反对，甚至大量的中国人也加入了反对的行列。不论《说不》是不是一本宣民族霸权的书，我觉得这书写出了中国人多年沉积的怨气，一个民族不应该自甘于沉寂，这应该是一本令人拍手叫快的书。我们不是历史学家，我们无法了解一本书会不会给一个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我们似乎应该具备这样一个起码的原则，当别人对我们进行恶毒攻击，并试图从行动上给予打击的时候，我们决不应该信奉中庸主义“和”字当头的原则。以我的看法，一个没有民族主义精神的民族才是悲哀的。
八十年代，单书茂一人漂流长江，不幸遇难，举国震惊，当时一种主流态度居然是“理解其精神，不解其行为”，对于这种评价，我一直不明白，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庸主义态度。将行动与精神片面分离开来，分别加以否定和承认，大约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特有产物了。中国人的观念在慢慢变化，这种变化在余纯顺殉难罗布泊后已经初露端倪，人们这样评价余纯顺：他所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热与血的组合在一起的生命体，更是一种挑战现状的精神。
我无意否定中庸主义，但是我认为中国要在下个世纪继续保持国家的繁荣，在社会制度稳固并足够先进的前提下，给个人主义一个宽松的环境，应该是必要的，经济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需要为经济模式注入活力，这种活力便是个人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观点，国富才有民富，应该倒转过来，民富才有国富，这对中国提出了一个难题，中国政府是否可以要诸多批评下仍管理好社会，进一步推进发展呢？我想如果可以将政策制定在更多的民意基础之上，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体制，增加工作的透明度，给予民从更多的信任或是宽容。
谈到本文的题目，勇于失败，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个冒险主义的主要观点，区别于堂吉诃德式的无意识冒险，也区别于王明那种以绝对劣势向绝对优势挑战的冒险。勇于失败在此文中更多是指超于习惯介于科学性之间的那种试验。勇于失败与愿于失败是绝对的两回事，历史上的典型例子是项羽背水一战，面对数倍强敌，项羽勇于失败，结果他赢了，“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这首诗是那些对于勇于失败的人最好赞颂。英美列强的发迹史都是从个人的冒险主义开始的，有些方式虽然有违道德，但是那种勇于失败，不甘沉寂的精神是我们这些温和的中国应该细细思忖的。
勇于失败在中国的现代也不缺乏例证的，单书茂、余纯顺，他们何尝不知自己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他们选择了面对，他们有别于田岛由纪夫这类人，用谬论与历史抗争，结果拒绝不了皇军魂灵的招唤。流星划过天际，发出一道灿烂的光芒，归于沉寂，那光芒何曾为人们所遗忘呢？这只是针对于前者的。
中国真的到了一种相当微妙的时刻，国家的经济、政治都面对着巨大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应对这一切需要整个中华民族的意识的提升，一个庞大的国家要为世界的公平合理多承担一些责任，是十分必要的。对于某些强权势力的不合理行为，口诛笔伐是无效的，与之抗争是必要的，应该的。
勇于失败的实质，在于对一阵落后陈模式的试图否定，在这儿要重提中庸主义，中庸主义总是试图维护一种秩序，使之不发生紊乱，从而在名义上减少由于紊乱而造成的损失，实质上，这种减少是以更多实际中的丧失为代价的。中庸主义的积极意义一旦消失殆尽，其消极的意义有可能让社会的发展滞后，滞后的方式可能有一定的独特性，比如现行的发展速度可能低于应该达到的速度。
写这篇文章，有些草率，许多方面存在不完善，但是这是我个人的观点，这观点只是代表我个的看法，我只想就此表达自己的态度，仅此而已。(1996年10月15日于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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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十二：和平崛起，中国先从减少贸易摩擦开始
所谓贸易摩擦是指在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在进行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在贸易平衡上所产生的，一般是一国的持续顺差，另一国的逆差，或一国的贸易活动触及或伤害另一国的产业。本来是评点环球时事的，为什么就谈到了贸易摩擦上面来了呢？这是因为，小民认为，目前中国与欧美关系出现的一些紧张气氛，虽然不能说是完全因为贸易摩擦而起，但是因为贸易不平衡及产业而冲击导致的贸易摩擦加剧了这种紧张张关系，这其中，中国与德国的关系倒退可以说明问题。
国观有网友对德国总理的行为表示不理解，中国经济与德国经济的互补性较强，德国应该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受益，为什么德国人却仅仅为一个面子问题（指德国有可能被中国超越而失去第三经济大国与第一贸易大国的位置）而与中国闹翻呢？
我想所说的是，中德关系出现倒退显然不是因为默克尔的面子问题引起，这个来自前东德地区的女性可以成为德国的总理，就说明她不是一个低智商的女人，她敢于不考虑中国感受而我行我素，不惜损害德国与中国之间的广泛利益而在总理官砥接见一个被边缘化了的中国宗教分裂人士，说明了一种在德国具有广泛地厌恶中国的情绪在蔓延，其实不单单是在德国，在欧美的主要强国，这种厌恶加恐惧的情绪都在蔓延，2007年6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态度项目法调查结果，只有49%的英国人、43%西班牙人、42%的美国人、34%的德国人、27%的意大利人对中国抱有好感，这些不足半数的数字令我们沮丧，比之更糟糕的是，这些数字还处于下降的态势当中。在很大程度上，欧洲和美国对中国的反应是由经济恐惧推动的。65%的意大利人视中国经济增长为坏事。法国的数字为64%，德国的为55%。也就是说，目前欧美各个强国对中国的反感已经从前的政治因素转移到经济因素，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欧美强国的恐惧之所在，经济实力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崛起成为了各个传统强国反感中国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我们应该预料到的。
打个简单的比方，一个村里，有许多户人家，有穷人有富人，穷人多富人少，富人们往往自以为是盛气凌人，有一天富人们突然发现那个从前屡次被自己欺负的穷户人家的家境在迅速变好，甚至要超过自己，而且这个家境变好的人家似乎要将其它的穷人拉到自己的那一边，其它穷人家更愿意将自家的粮食卖给他而不是从前的那些富人，你说富人们会对这个家境正在变好的穷人表示欢迎吗？
中国今天在国际中所遇到的情况，正是那个村里的穷人所遇到的。中国的崛起目前主要表现现为经济的崛起，而中国经济崛起的一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在国际贸易方在的快速增长，我们可以将全球贸易视作为一个大蛋糕，虽然这个蛋糕也是在慢慢变大的，但是这个蛋糕在总体上增长的量与中国从中获得的增长的量是不成比例的，中国以一个占全球1/5人口的规模从国际贸易中获得一个较高的份额并不过份，但是传统的贸易大国们显然不乐于因为中国增长而导致自己的那一块变小或者增长变缓，那么矛盾就很难避免了：
表现在商品层面，就是各国妖魔化中国的商品质量与安全（如美泰公司对中国玩具产品的多次召回、欧盟代表声称中国食品99%安全仍不够），对中国的商品采取一些激进的措施（如西班牙激进分子焚烧华商鞋店事件）；
表现在经济层面，就是各国对中国进行大量的反倾销调查，以缺乏事实根据的理由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的倾销税，以中国商品设置种种贸易壁垒，限制中国商品的进口；
表现在货币政策领域，就是欧美各国要求人民币升值，以此打压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表现在政治层面，那就是列强采取一些不友好的对华政策，表面是关注中国民主、自由与人权，实质却是为所在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我们再说回德国，德国为什么如此反感中国，最终原因并不是因为中国的GDP将超越德国，也不是因为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将超越德国，而是中国出口的强势增长直接对德国造成了挑战，对于德国而言，这种挑战来自三方面：一方面在价格方面存在优势的中国商品冲击了德国国内的市场；另一方面，中国的商品也冲击了德国传统的国际市场；最后一个方面，中国的高端产业的发展在高端领域威胁到了德国拥有优势地位的高端产业利益，比如在大型机电设备与磁悬浮列车等领域，中国的发展让德国人极不舒服。
正是因为这三种挑战的出现，导致德国已经无法像在中国发展之初那样更多获得收益，潮水一般的中国制造产品给德国带来了挑战，这必然导致了德国的敌视，同理，将德国作为欧洲的一个代表，我们可以由此看出整个欧洲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态度了。
按照亚当?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中国与欧美等大国的贸易方面的紧张关系似乎可以通过国际分工这种方式来取得一种双赢的局面，但是这种理想化的贸易分工理论却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现实因素的挑战。正是因为以下三种因素的存在导致了中国与欧美传统强国（包括欧洲的多数国家及美洲的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摩擦加剧了：
1、欧美的自废武功。很简单的例子，中国向欧洲美国出口大量廉价的低端产品，欧美国本应该用向中国出口高端高附加值的产品的方式来取得贸易方面的平衡，但是欧美却因为意识形态及中国学习性极强方面因素，在军事设备与高科技领域采取对中国的封锁与限制出口措施，单方面降低了在这类领域对中国的出口，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局面，中国向美国大量出口服装鞋子这类工业产品，而从美国进口的大宗商品反而是农产品这样的初级商品。
2、欧美的健全产业体系导致他们不愿意进行主动的贸易分工。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欧盟的不断扩大将原来许多个各有各的不同产业优势的分散国家组合成一个拥有大而全的产业体系的经济政治实体，某个成员国的意见由此成为整个欧盟的意见，这直接导致了许多贸易问题变得复杂化。美国也是类似的情况，拥有大而全的产业体系的美国希望向中国出口从大豆到家电再到飞机的各类商品，他们不可能愿意与中国进行贸易分工。
3、同理，拥有健全产业体系的中国也不大可能在短期内与其它国家进行贸易分工。中国在西方的“支持”下拥有了地球上最健全的产业体系，同时因为中国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国土面积及各地不均衡的经济发展情况，这使得中国在经济分工方面看更像一个“小世界”，中国同样是希望将从最低级的农产品、生活用品到卫星、飞机这样高端产品全都出口到国外。我们的邻居日本与韩国的产业升级是整个国家范围内的升级，最终将低端产业转移到国外，而中国的产业升级则基本上是国家内部的升级，这种升级基本在国土之内就可以实现，沿海发达地区将低端产业转移到中部，中部再转移到西部，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也缺乏为平衡国际贸易而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热情。
正是因为以上种种因素的存在，中国同传统的欧美贸易大国之间的磨擦不可避免，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所以，历史就出现了耐人寻味之处，历史上一直推行闭关锁国拒绝国际间贸易往来被列强用枪炮逼迫开阜的中国现在反而成为国际自由贸易的最积极推动者，而那些在历史上以推行自由贸易为己任的国家反而在制造种种壁垒限制自由贸易。这里我们再看欧美对中国产品质量与安全的关注其实都只是一个借口，因为商品质量与安全存在问题是所有的国家都不可能避免的，为什么欧美单单究着中国商品不放？借商品质量与安全方面的问题来打击中国商品的名声，以此为借口设置贸易壁垒来限制中国商品的出口，进而阻止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保护各个受冲击国家自身利益这才是最核心的原因。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来应对各种国际贸易摩擦，避免这些贸易摩擦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呢？小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应该注意的：
第一，继续大力吸引外国投资。虽然现在的中国已经不缺乏资金，但是外国投资这种方式不仅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生产设备以及先进的企业管理模式，同时也使得发达国家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受益，从而减少它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敌视情绪。
第二，继续鼓励中国企业到国外上市。我之前一直想不通中国政府为什么愿意让外国分享中国的上市企业的优厚分红及股票增值所得而不是让优质的国内企业只要国内上市，现在想明白了，中国企业在国外上市，一方面可以增加其全球化进程，增加全球竞争力，另一方面则与吸引国外投资的目的是一样的，那就是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让世界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红利，让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无法面对给中国制造动荡的经济代价。
第三，要适度发展对外出口，也要增加进口规模，特别是增加来自主要出口目的地国的贸易进口，避免因为巨额贸易逆差而导致贸易摩擦的加剧，同时两个贸易大国之间因为种利益交织可以有效的为国家的整体利益服务。
第四，考虑国际贸易分工，主动进行一些必要的分工调整，比如适度淘汰一些重污染行业或者中国缺乏优势的行业，改为从国外进口相关产品，既避免了对国内环境的破坏，又可以平衡国际贸易，这是一举两得的办法。
第五，塑造中国制造的良好形象，关注中国商品质量，提升商品质量，避免给予他国以妖魔化中国制造的口实，同时我也要建议，我们不仅要关注中国商品的质量，也要关注中国人的国民素质教育，一些低素质的国民行为带给中国的负面影响恐怕不低于存在质量安全问题的中国商品。
第六，积极开拓更广泛的国际市场。比如注意非洲、拉美等一些新兴市场的开拓，这是一种增量市场，在新增的份额中获得比例比从传统的市场中分蛋糕显然有利避免或减少与传统贸易强国之间国际贸易摩擦的出现。
第七，适当调整国家的出口战略，尽量让贸易摩擦只是以国家对国家的形式出现，而不要成为一个国家集团对中国这样的格局，这样我国将十分被动，将大大增加我国因贸易摩擦而付出的成本。比如，我们可以忍受中德之间出现贸易摩擦，但是要避免出现中国与整个欧盟所有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因此我们要采取分化与各个击破这样的策略，尽量避免将所有的国家都推到中国贸易的对立面上。
我们避免国际贸易摩擦的目的，其希望以此保证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从而确保国家崛起的顺利发展，当然，我们应该明白，中国的崛起所导致与其它传统强国产生利益上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没有办法可以根除，只能采取一些措施使得以缓解，针对贸易摩擦产生的不良后果要做好相关预案，凡以上种种建议，均是小民的一些个人看法，仅供参考，同时与各位网友探讨。（谁为谁狂于2007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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