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涛
话语权，其实远远超过语言的内涵
在中国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一次次充分感觉到话语权的重要性，通过去年西藏骚乱事件以及“藏独 ”干预圣火，以及后来的北京奥运会，再到今年的7•15骚乱事件，我们都深深感觉到了中国没有完全掌握国际话语权，在中西就某事件发生分歧和冲突之后中国无法有效地向国际社会传递自己的信息。尤其是当西媒进行歪曲性报道的时候，中国尚缺乏清晰的手段在国际社会将自己的观点进行有效传递。因此从全球话语权的信息来源和信息制导权来看，“西强我弱”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观。从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对国际信息的传递和国际舆论的主导权来看，话语权领域内的“西强东弱”的局面仍然是世界舆论结构的基本状况。
东方世界很在乎西方的看法，而西方世界不太在乎或是根本不在乎东方社会的看法，在话语权领域里，常常是西方主流舆论等同于“国际舆论”和“世界舆论”，当西方世界向非西方世界掀起舆论战和心理战的时候，东方国家的舆论几乎无法抵御西方媒体短时间的“信息洪流”。而媒体和舆论赋予西方世界巨大的心理优势、信息优势和理念优势。西方可以自封为“文明中心”，可以随时对非西方社会国家发动舆论战或是策动颜色革命，更有甚者，不断根据发展中国家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民族宗教矛盾策动别国的动乱。
“话语权”这个词语的汉译非常成功，它反应了两个组合，一个是语义上的“话语”，一个是话语背后的“权力结构”和“权力支配”，同时掌握话语和定义的一方可以对不具有话语能力的一方实施“权力支配”和“权力压制”，这样“话语”本身早就超过了语言学本身的含义，而成为社会学政治学的概念。拿破仑曾经说过：“报纸一张，犹如联军一队”，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经断言：“在宣传上花一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五美元”。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期《1999不战而胜》中声称：“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中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转引自永翰《美国的国际传媒战略》），由此可见舆论和话语是深深与权力结构结合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谁掌握了更多的话语，谁就掌握了更多的权力。
对于软实力和硬实力表述得最到位的是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1950年公布的一份绝密报告《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与计划》，在该报告中，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作用被描述为：“一个自由社会的目标是由其基本价值观念和维持使这些价值观念繁荣发展的物质环境的需要来决定的。因此，克里姆林宫对美国的挑战，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事实上，都不仅是针对着我们的价值观念，而针对着我们保护这个环境的物质能力”（美国国务院1950年报告，转引自熊蕾2008 《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的全球舆论战》）。
由此可见，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很早就非常有远见地认识到思想和话语的“精神”环境是跟经济和生产力等“物化“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主要的交换就在于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而对信息的控制就可以控制物质流量和能量流量。因此不在乎苏联和社会主义是否真的如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描述的那样“邪恶”和“一无是处”，关键在于一套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解构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物质环境，而且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保护其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物质化”能力构成了根本性的威胁，这才是资本主义世界永远不愿意正视社会主义也有优点和积极面的基本事实，也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抹黑社会制度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原因。
西方媒体和常驻中国的西方记者，部分西方媒体人士甚至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开始常驻中国，可是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性地看不见中国和中国西藏自治区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人口、家庭、教育、社会经济优惠措施等）以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极大的促进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事实故意选择性地视而不见，为什么连西藏以前是农奴制社会这样的基本事实都没有机会被展示给西方公众，为什么对中国社会千姿百态的活力和自由故意选择性地失明，为什么他们仍然要地将中国描述成为类似20年前解体的苏联和民主德国那样的“极权社会”？这一切都在于中国物质环境的强大构成了对西方的挑战，打击中国的信息流就是为了打击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相反中国越来越强大，对西方的“普世价值”就越构成威胁，也必将从信息流出发而威胁到西方对世界物质环境的超级垄断地位。
这其中的关键根本不在于中国“是什么”，而在于中国的崛起并没有照搬西方的价值体系而让西方的资本媒体感受到了中国对西方价值观的威胁。按照西方意识形态的神话，一个国家必须照搬西方的多党制和所谓完全的自由市场才能成功拿到现代化的入场卷，而现实则是大多数采取西方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都遭了大灾，一些亚洲国家如菲律宾在四十年前还与日本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但在引进西方多党制之后就让社会陷入了永久性的撕裂，其他国家如泰国、肯尼亚、卢旺达、阿富汗和伊拉克都尝尽了照搬西方模式的苦头。而恰恰这样一个时候，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引起了世界经济危机后，在这个西方自由民主资本体系再也难以自圆其说的全球历史转折期，中国因为物质的极大繁荣和崛起必将带来新价值观的崛起。而中国这个理论上不听西方话的“劣等生”，在西方的眼里是“眼中钉”、“骨中刺”，应该早就崩溃和倒霉才对。可是中国一天天在骂声中强大起来，而且越被诅咒就越强大，一直到今天具备了“坐二望一”的超级实力。
西方世界由于缺乏自信，开始故意用媒体来营造一个关于中国的“假象”。许多去年去参观北京奥运会的西方游客都发现了一个跟媒体报道中完全不同的“中国”，之所以有这样一个集体映像颠覆的发生，是以一个刻意存在的“集体骗局”为前提基础的。通过“集体骗局”的设置西方媒体试图操纵大部分无法与中国直接接触的西方民众的观点，进而继续得以能够操纵主流民意。西方媒体不得不丑化中国的根源不仅在于西方社会的文明优越感和种族傲慢情绪，更关键的在于中国的物质繁荣证明了：另外一种价值观，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另外一种制度模式是可能的。与过去的苏联不同，中国吸收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势特征，呈现出远远超过当时苏联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活力，中国的崛起也直接证伪了西方“普世价值”这一神话，而这一切都可能导致利用“普世神话”话语权的西方从超额霸占全世界资源而退回到一个“纯区域”的地区文明，更可能导致西方特殊优势霸权被剥除，这才最让西方世界感到焦虑和忧心忡忡。
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繁荣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而“话语权”的建立又会直接影响到西方世界的物质环境和对世界物质的超额享受和分配，这才是使西方媒体坐立不安的根源。中国的硬实力已经崛起，已然是世界经济强国，这一点已经没有异议而且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逆转。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牢牢抓住西方世界数百年来赢得的“话语权”，就成为保护西方对世界物质环境和物质能量垄断的为数不多的利器法宝了。
对比一下美国人对传播学的解释和理解，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人对舆论战和心理战的基本目标是什么：
“树立有利于美国及盟国的形象，
向目标受众提供信息，使其按美国的意愿思考，
扩大展示实力的效果，
评估民意，
使敌方受众有行动的选择，也就是劝降，
克服传播中的各种障碍，如新闻审查、文盲和干扰阻断等，
瓦解敌方士气，削弱其斗志，
利用民族、文化、宗教或经济的分歧，
支持欺骗行动。”
（以上段落转引自熊蕾2008 《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的全球舆论战》）
从以上内容就可以认识到西方利用话语权掌握全世界舆论的本质所在，今天中国在全世界扩展话语权和与西方角逐全球公共舆论的根本关键就在于要通过直接与西方受众的接触，免除二手和三手传播的弊端，使得中国观点、中国思维和中国理念能够从西方“铁幕般”的舆论剪辑和控制中突围，从而达到有效率地传播中国观念的目的。 因此在未来中西的舆论角逐和舆论竞争中，我们必须设立自己的战略目标，我们的传播目标除了在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正本清源，逐步澄清被妖魔化和负面定型化的中国形象外，必须逐步将西方媒体有意识设置的“中国形象陷阱”和“中国形象骗局”相对化，引导受众向有利于我们价值观念和物质利益的方向游移和运动，将西方的视角逐步实现弱化，尤其是巧妙地将西方的普世价值神话相对化，树立起中国国际媒体的信誉和形象，高明而又不露痕迹的诱导受众的思考方式和思维模式，促进受众对中国的价值观和文化产生温和良好的印象和持久的好感，引导西方国家的民众和世界各地的受众了解、理解甚至同情中国和中国政府的立场，最终达到使得西方和非西方国家的受众对中国和中国的价值观念产生趋同感和认同感。
用一句话来表达：保护中国的软实力就是在保护我们的物质能力，促进中国的软实力就是在促进我们获取环境中物质和能量的能力。
建立全球的话语平台“中国之声”，正当其时
当前，中国的综合国力急剧膨胀，人们对话语权议题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走向强大和走向现代思维的中国已经具有庞大的经济实力来投入到中国国际电视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的领域内。 一些很具有全球化特征的现代思维包括在各个国家建立中国国际电视台的电视节目，开通数种重要国际语言的电视和广播，在西方国家的超市中播放反映中国视角的国际新闻，绕过西方的媒体铁幕直接同西方的受众发生联系和影响。凡此种种，都反映出当代中国人的现代思维和全球化思维。
然而话语权的传播领域是一个科技含量很高的领域，其包含了传播学、传播社会学、传播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同时由于中西体制的巨大不同和西方长期妖魔化中国在西方受众中普遍形成的定型的中国刻板僵化甚至类似“妖魔”般的形象已经是根深蒂固，西方媒体和西方社会也一定会采取相应的手段反制我们的国际传播和国际发声，再加上中西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话语范式的巨大差别，极有可能发生的是，我们想要达到的传播效果达不到，我们十分想避免的副效果和负面作用却产生了。更有甚者，如果传播过程不理想的话，还有可能逆向造成我国形象更加晦暗的可能，甚至可能加重西方社会的敌意和更加定型化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观感”。
笔者在中国媒体开始大动作准备向全世界传播中国视角和播出中国国际新闻的时候就认为西方媒体和社会可能采取简单的几招来化解我们中国传播的力道，使我们中国的国际发声的巨大努力化为无形。中国经济实力超强，财大气粗，能够大量投入到国家形象传播中去，这是好事，但是如果被西方媒体轻而易举解构中国努力的话，那么中国就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西方媒体常用的手段一定会说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来西方进行宣传”，利用西方受众对“宣传”一词本能的反感和将其等同于纳粹时代的“精神控制”，一个词语就可能激起西方受众的巨大敌意和反感，降低中国国际传播的可信度。或是指责这是“中国国家操控的有组织的行为”，这样可以本能地使得西方受众联想起过去的苏联和民主德国等，产生极度地对“极权主义”的恐惧和本能的反感，或者西方媒体会鼓噪“中国的宣传媒体在为独裁政治服务，威胁到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通过简单煽情地二元对立观树立敌人的影像可以达到瞬间消除中国国际传播的目的。一旦受众接受了这样西方媒体先入为主的诱导，那么可能中国传播的信息无论怎么高质量和有信誉他们都可能本能的排斥和不相信。
就在作者构思这篇文章的时候，笔者读到了德国《明镜周刊》网络版的一篇题为《中国形象运动：柔软的龙》的电子文章，通篇文章正如笔者所想象的一样，在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还没有做出巨大影响的时候，西方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诬蔑中国的国际传播活动了。因此笔者针对中国国际传播，特别从传播社会学和传播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以下战略建议：
一 在我们的国际传播中，我们的定位是“文化传播”，是“沟通交流的平台”，是与西方受众的“平等互动和相互了解”，而首先我方一定要弃用“宣传”、“宣传攻势”和“宣传部门”等带有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时代烙印的词语。一旦世界各地的受众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受众感觉到我们的国际电视台或是国际电视广播等节目是跟“政治宣传”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的传播行为的效果就可能化为零了。其实任何政体下都存在着宣传，资本主义社会对舆论的宣传控制绝不亚于社会主义政体，但是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媒体巧妙地将自己化妆成为“自由”的、“不受控制”的、“独立”的，主要是为了瞒天过海，在受众中建立职业信誉，其实政治的、法律的、资本利益集团的、财团的、游说集团对媒体的操纵在资本主义社会甚至达到了人类各种政体之极至。但是借用巧妙的“传播”、“咨询”、“互动”等词语，就可能巧妙地拉近公众的距离，抹去“宣传”本身带来的痕迹。
因此高明的宣传是不带宣传痕迹的宣传，高明的操纵是不带操纵痕迹的操纵。借鉴西方媒体本身的经验，我们一定要强调与受众的平等和伙伴讨论式的气氛，而一定要降低对方对“政治宣传的疑虑”。我们常用的词语是“沟通”、“互动”、“探讨协商”、“文化推广”、“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国观点”和“中国独特视角”等，切忌用的词汇是“宣传”、“政治观点”、“党的意识形态”、“国家输出”等。
二 中国的国际广播或是国际电视台应该定位为中国观点，而中国国际新闻频道应该技巧性地反复强调：中国观点并非代表中国某个政党的观点，进而淡化西方受众由于舆论妖魔化“共产主义”而带来的疑虑。中国的观点代表的是中国国家、社会和各个团体党派的观点，因此如果我们的中国国际影视传播，其代表的是整个中国和中国各个社会群体和阶层的观点，其宗旨是平衡反映中国社会阶层的不同观点，也就可以平衡反映中国崭新的现代化体制。
三 西方的新闻媒体在长期的报道中通过对事实的多渠道求证建立了良好的信誉，但是在关键的攻心战的时候却可能有意识地散布虚假消息。有趣的是，对虚假消息的有意识传播恰恰是建立在平时的所谓信誉基础之上的。当一个新闻媒体在七年内建立了充分良好的信誉以后，那么在第八年的第一天突然散步一个虚假消息，受众也会因为信任而毫不犹豫地相信。
因此中国国家广播电视的传播必须建立严格的信息渠道来源，每个信息都必须有可靠的信息渠道来源加以证实，对于重大的爆炸性新闻必须有至少两个权威信息来源渠道加以证实。以上的新闻来源原则和传播原则应当写进中国国际新闻的传播总纲中去，成为中国国际新闻的基本宗旨。在各种语言的电视节目和广播中，中国国家广播电视都要开宗明义地反复强调其基本宗旨。
四 建立一个素质过硬的、熟悉西方传媒文化和传媒运作规律的、在西方留过学的高素质新闻团队，利用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和财政力量，利用中国在发展中国家良好的地方人脉关系，在重大国际事件中争取以最快的速度取得第一手新闻来源渠道。特别是在重大国际冲突和战争事件，在重大危机事件中争取发出中国独家的第一手消息，迫使西方新闻机构跟在中国新闻机构后面，接受我们的新闻后而获得来自中国的二手新闻材料。
美国的CNN就是在海湾战争中通过大量即时的现场一手新闻报道而一炮打响，而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也需要一批高学历、高智商、高素质以及敢于进入国际事件第一场景中获取新闻的记者群体，让他们历练成为国际大牌的记者而获得世界重大事件报道的优先权。
五 在国内重大危机事件中充分吸取以往的教训，国家要采取第一时间发布消息的做法。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台可以获得超越于其他电视台的“一级优先权”，可以以最快速度赶赴现场发布新闻。通过政府提供新闻，国际电视台紧密配合和深度现场报道，迅速制止可能发生的谣言传播和虚假传播。同时中国紧密抓住第一定义权，将事件的性质定位好，将事件发生过程和背景进行充分的分析性报道，事实真相是驳斥谣言的最好手段。真相来得越快、越有力，论据来得越充分越清晰，第一抢先定义权解释得越早越快越充分，就能在事件传播的第一时间段中充分掌握主动，防止了谣言满天飞和境外恶意操纵的可能性。危机事件中的公关能力是与整个国家的应急体制和危机处理体制紧密相连的，在这个领域政府和新闻界配合到越好，越及时，就越有可能默契地处理好危机的传播处理问题。
六 中国国际广播电视的政论节目应该展现出活泼、积极、充分讨论、批评和冲突的一面，以充分显示其立场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其实西方媒体在批评政府的同时，其背景往往是带有党派斗争和社会多元讨论的背景，而这样的所谓批评却为西方媒体带来了更大的收益，那就是博得了所谓“独立性”和“中立性”的假象，达到了传播媒介需要的最佳初始效果。而在关键的对外政策上和国家利益上，西方媒体又很好地充当了“国家利益看门狗”的角色，其实批评也好，赞同也好，归根结底不是拆西方社会本身的台，而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
中国在维护国家利益之路上也应该做到观点多元、活泼，能听到不同派别的多元意见，能够提到批评意见，但是这些批评和平衡报道都应该以不损害国家利益、而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前提。一旦受众感觉到中国媒体是可信的，是多元平衡报道的，那么在关键时候中国的媒体就会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立场发出最强音。这样平时的评论和批评转化成为一种隐性的“信誉资产”，在关键时刻仍然服务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这正是中国哲学“要想取之，必先予之”的精妙道理，要使受众被吸引和诱导，要使受众产生对我们认同和观点趋同，就必须先展示自己的信誉，就必须先累积“诚信资源”。
其实现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已经非常自由，除了少数一些可能诱发社会不稳定的敏感问题以外，中国社会舆论和网络舆论已经是相当多元化、自由化和丰富多彩，哪怕西方受众能了解中国社会自由活力方面的十分之一，都一定会改变刻板的印象。因此我们不再需要一言堂或是僵化的思维，应该将中国社会的自由开放的一面积极地展现出来。
七 在节目设置上我们可以模仿台湾香港地区和西方主要国家丰富多元的节目，比如名家论坛，社会政治脱口秀，开通普通观众的Call in节目，直接连线网民、回答网民的问题，通过网民邮件寄发讨论问题等，总之要脱离刻板的照本宣科的模式，真正展示出中国现代开放、自由自信的新面目。即使对于受众的棘手问题和麻辣问题主持人也应当展现出现代新闻人员和现代专家学者的民主素养，让西方和世界各地的受众真切感觉到今天的中国真的不一样了，今天中国的面貌真的是焕然一新。
八 非常值得的做法是聘请高素质的对中国了解的友华人士来作主持人，有时候通过西方受众来向西方受众传达的方式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尤其是西方社会中存在一些友华力量，他们的观点西方媒体不愿意展示。随着中国的崛起，还有大量的在中国定居生活、工作学习的欧美人士和世界各地人士，通过他们亲身体验或是讲述自己的故事，来反映中国的巨大变迁和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崭新面貌。即使讲述自己经历的西方人士偶尔有一些批评和负面描述，也没有关系，毕竟哪个国家能够完全的十全十美呢？关键是真实性，生活化，能够引起受众普遍情感共鸣就很好了。一个真实、多面、多棱角的中国形象，通过欧美人士之口叙述出来，更加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九 随着中国跃升成为世界强国，越来越多的有影响力的西方学者开始撰写有深度的关于中国的专著，比如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鉴于作者是一个全球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大趋势》（1982）曾经是西方学界和西方社会风靡一时的超级畅销书，把这样的全球权威人物邀请到演播台来参加关于中国发展变迁的讨论，将在无形中弱化西方公众中已经被宣传深深印刻的关于中国的负面现象。未来中国的发展会引起西方越来越多的顶级学者来正面了解中国和深度研究中国，他们的发声就会远远超过一个普通学者和普通公民的发声。善于运用名人的视角来影响全球公共舆论也是一个重要手段。
十 由于西方媒体一定会指控中国媒体是“国营”的或是“国家操手控制”的，以此来贬损我国的信息渠道，使我方播发的信息大打折扣。因此建议我国巨资打造的中国国际媒体或是“中国之声”等，转变成为一个独立法人团体。西方的媒介也主要是掌握在财团和政府的手中，但是政府税收支持的媒体至少在表面上都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经营权和编辑权的双分离。通过建立独立的法人实体，西方媒介可以简单地宣称其运作是独立的。为了有效地发挥未来中国媒体在东西竞争中的影响力，防止对手的恶意诽谤和贬低信誉，我国的国际媒体可以先行迈开媒体改革的步伐，实现向独立法人团体的转变。在中国海外国际媒体的传播中，我们首先强调其操作“独立”性，再因其“独立性”来增强其“可信度”。
十一 中国应该更加熟悉和学会西方社会功能分化的模式，许多事情交给社会和专业集团去做，国家可以隐性间接的支持。比入中国企业或是高校集团可以成立基金会，大型企业可以赞助基金会或是建立专门的基金会研究机构等，基金会可以成为中国国际媒体的财政来源。而政府的资本也可以间接注入社会团体或是基金会，通过基金会再流向中国不同的海外媒体。中国也应当鼓励建立一批高质量的NGO组织，实现政府、社会和媒体的相互契合来最大限度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不要忘记，西方国家的一些支持各国颜色革命、反对派或是“藏独”的团体都是以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民间组织或是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出面完成，然而其背后的财政来源都离不开国会或是政府，甚至是CIA的秘密支持。但是民间组织形式的外表可以显示独立性，完成很多政府不便完成的任务。可以说西方社会的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看似表面独立，但其实是配合政府超额完成了隐性维护国家利益的任务，成为颠覆发展中国家政局的“第一利器”（比如美国的“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直接受到美国国会和国务院的支持，而全世界影响力极大的“自由之家”直接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参见恩道尔2009 《霸权背后》）。
十二 绕过西方媒体铁幕的另外一个手段是建立高质量的关于西藏、新疆、和人权等议题的网站，网站是现代社会实现直接沟通、绕开二手传播最简便和最迅捷的手段。我国在今年已经相继建立了英、德、法三种语言的关于西藏的网站，然而网站的运作还需要一个职业化的专业集团来维护管理和推进运作。鉴于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新技术手段对于信息传播的重要性，我国也该实现专门的投入来培育一个专业化的信息网络资源库。其中关于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信息都详细注明包括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数据，以增强中国发布信息的权威性，包括人均寿命，健康教育水平等重要人文数据，每一个数据后都提供严肃的信息来源渠道。
鉴于在某些议题上西方受众长期受到西方媒体蓄意宣传和愚弄，误解太深，我们应该在互联网上多使用西方人拍摄的、从各个角度反映现代西藏政治、社会经济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影片，现在这样的影片已经有很多，关键在于西方媒体不愿意播放。我们的互联网讯息网站应该提供这样高质量的视频，未必要完全正面的论述，关键是反映一个真实的、现代的、开放的西藏。而美国人或是德国人自己拍摄的正面反映西藏的纪录片可以达到最佳影响西方受众的效果。
十三 树立“信息流”的概念，“信息流”定义了就某一个特定议题而言，信息来源和信息垄断的情况和程度。比如键入中文搜索系统“西藏”和“台湾”等字样，我们大多数看到的、最靠前的网页往往是来源于中国大陆的讯息渠道，而换成英文和德文键入西藏等，讯息渠道的许多来源都指向西藏的流亡政府或是西方几大通讯社，或是来源于形形色色的西方NGO非政府组织等。例如去年“三•一四”事件在维基百科上都有了详细介绍，但是打开中文的介绍或是英文、法文的介绍我们却看到完全不同的对同一事件的“再建构”，西方迷失在自己制造的“镇压假象”里，对中国民众的抗议和全球华人游行等事件完全充耳不闻，而中文网站则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我方立场。因此建立有权威的来自中国的各种国际语言的信息网站，可以改变在外语信息流中我们不利的地位，冲淡或是相对化西方或是西藏“流亡政府”等对信息的垄断。设想如果键入“西藏”的英文字符，当靠前的网站出现不少中国发出的讯息的时候，就能有效综合或是稀释西方在此话题上的信息霸权。
十四 对于我们政治体制最受西方质疑的部分，我们可以强调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是“多党合作的宪政制度”以及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构成的两院制度”，我国国际电视台特别要着力于冲破西方的妖魔化中国政治体制所造成的困境，要更多地反映人民代表大会对议案的辩论表决和政治协商会议对于各个政治议题的辩论和对民间社会意见的吸收等。充分反映出我国行政体制吸纳社会参与的现实发展。
更加生动的政治生活包括官员的问责制度，公民的听证会，乡村的民主选举，中国各地基层的竞选等反应出中国现代政治参与的丰富生动的现实发展。
十五 中国的国家广播电视台实行内外有别的模式，在特定历史阶段国家还离不开对国内媒体的调控和管理，但是可以给予国际电视台更大的自治权或报道权，让中国的海外报道媒介成为一个精彩活泼、现代开放、敢于批评、丰富多元的信息渠道 。这也充分符合国际惯例，无论是美国之音或是德国之声，都不针对国内民众，而是直接针对国外受众。
十六 面对西方媒体的恶意攻击诋毁或是恶意造谣，如果我们一旦取得充分实据，可以采取中国国际媒体作为境外法人团体进行控诉的模式，或是国家出面进行控诉，而且争取将相关事件“炒”热，做出影响力。通过司法手段迫使西方媒体道歉或是付出财政上的代价。新加坡的媒体就是在抓住西方部分媒体造谣的实据后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司法抗诉，当最终胜诉的时候，不仅有效地维护了新加坡的国家声誉，更是让谎言传播者受到财政上的重创和市场受众的惩罚，经过几个来回，西方媒体报道新加坡就小心认真多了，再也不敢随便胡来。“新加坡”模式值得我们借鉴，以法人团体的形式或是国家形式出面进行抗诉远远超过单个中国公民或留学生会的抗诉，带来的效果收益会很大。
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就一定能够打造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巨型中国国际媒体，成为全球传媒的巨人，为捍卫中国的软实力和物质发展环境而作出坚实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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