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女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周朝时有个叫陶答子的人，在陶地做官三年，名声不好却家富三倍。他的妻子从其所作所为中，看出了祸患的征兆，劝他为政应当“家贫国富，君敬民戴”。这触怒了婆婆，将她赶走。她便带着孩子，毅然离开了家。后人对此评价，陶妻能有如此高洁品性和远见卓识，见富而不失义，实在难得。
“富”的小篆字形中，宝盖头寓意家庭，中间的一横寓意稳定，口是指人口，田为田地。田地是农业社会最好的资源，让人丰衣足食，并且能持续产出、绵延不绝，比金银财宝更为可靠。在古代，人丁兴旺、家庭稳定、有田维生，富不过如此。
《说文解字》中说：“富，备也。一曰厚也。”备也，是指为将来而储备，有备才能无患，储备越充裕就越富。不过，“备也”的标准是不断发展着的。在物质水平极度落后的时期，只要家有存粮就叫富；后来，家家都有存粮了，存粮充裕才算富；再后来，人们认为所储备的物资种类必须齐全多样（如谷物、盐、丝麻、牲畜等），这时的“富”就有了丰富之意。《庄子·天地》中“有万不同之谓富”，使用的就是这一义项。后来，“富”的范围逐渐扩大，被用来指代事物数量的大和多，如“学富五车”是说人读书多，学问高，“年富力强”是说人年纪轻，精力旺盛。
为什么《说文解字》中又将富解释为“厚也”呢？厚与薄相对，本义就是地壳厚。《易经》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若是不足以厚重，就难以承载万物，同样，德行修养不“厚”的人也承受不了富贵——“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论语》中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强调要见利思义，对于不义之财要看得跟浮云一样，每一分财富都应当来自勤劳、智慧、仁义、积累。诸如“不以富贵妨其道，不以隐约易其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等古语，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管子》中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孔子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墨子说，“民富国治”。为什么治国之道首先要实现人民的富裕呢？孔子曾经解答过这个问题：在《论语·子路》篇中，孔子周游列国至卫国，学生冉有问他，卫国百姓众多，应当怎样治理，孔子首先说：“富之”。的确，“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回看历代王朝，但凡国泰民安之世，统治者无一不注重思百姓苦，谋富民策。西汉时，由文景之治到武帝，“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盛世；唐太宗年间，“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成就了贞观之治。一个国家，有富才有泰，有富才有裕，有富才有强，国民生活的从容大度、社会气氛的祥和安泰、举国上下的强盛繁荣，都要以物质富足为基础。
当然，富的概念，绝不仅指物质层面的丰衣足食，同时也要求精神层面的富足。没有建立起稳固的精神家园，没有文化滋养的心灵沃土，人民生活就不是真正的充实富足。因此，正如上述《论语》中所言，孔子在回答冉有时，说完“富之”，立即就说还要“教之”，即使人民富裕之后，还要给人以教育。《易经》中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文化人的过程，就是润泽人心、提升修养的过程，就是一个民族构建精神家园的过程，就是通过坚定文化自信而实现自强的过程——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经济之富的生产力，会使人艳羡；而文化之富的向心力，则会令人尊重。记得盛唐之时，各国民众不远万里来到长安，不只心动于物资的丰富，更心折于文化的魅力，他们主动成为文化交流的使者，虔心学习唐朝的制度、建筑、服饰、诗歌，并将其带回自己的国家。一个国家，民富且文昌，物质食粮与精神食粮双丰收，经济家园与文化家园同富足，才能既富且贵，才能真正走向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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