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篱有野菊，秋夜浮暗香。
人喧他不应，看惯风与霜。
八十一
如何有效的化解这些阻力，是中央政府和任何希望看到未来中国走出300年一大乱的怪圈的仁人志士，必须思考的问题。这个历史上，中华民族无法解决的宿命，也许需要我们这一代来做一个了断。
中国的三十年改革，起源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放权让利。这些政策的实行，确实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要求更大的自主权，和进一步的市场改革，自然就会成为得益者大声鼓吹的路线。
就像今天美国的华尔街玩家一样，当政府要求干预和监管他们肆无忌惮的胡来，妨碍他们装钱入袋的时候，就会大声抗议要求市场经济的自由原则。而一旦整个金融系统被他们玩死，他们自己的家家公司面临倒闭，就会立即忘掉自由资本主义原则，要求政府介入，拿全美国的星斗小民的税收为他们付账。
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当劳工保护法，环境保护法，能源高效法等，对这些商界利益有损害的政策考虑，马上就有人大声疾呼，要有市场来决定，而不需要政府干预。但一旦你谈到取消政府的出口退税，能源补贴，或者是让货币自由兑换，马上这些市场经济的鼓吹者们，立即要求政府进行干预。
因此对当前的国家政策的思考，一定要立足于中长期的考量，尽量减低短期利益的骚扰。比如在中国90年代当政的决策者，因为以当时的低油价作为考虑政策的基点，放弃高速铁路，发展高速公路，推广石油化工，限制电力投资，今天看起来非常之愚蠢而且短视。因此对现今的高层决策者，如何不受到被利益集团“污染”了的经济学家们的对时局的“判断”，和因此得出的“建议”，需要广开言路，进行真正的中立的思考。
笔者个人看法是，中国经济这前十年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好处，而随着美国金融系统的崩溃（很快会蔓延到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和亚洲的韩国等），国际贸易化基本上已经进入尾声。取而代之的将是以美国为主的北美地区市场，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地区市场（印度还有一段距离），和以西欧为主的欧盟地区市场。
在这个变化中，首先是能源价格的提高，带动了远距离运输成本的高涨。而由于目前跨大陆的货运，主要还是靠海运，即依赖于燃油的消耗，就使全球化经济依靠廉价运输成本的优势丧失。即使你可以继续压制制造产地工人的工资水平，也无法弥补因为燃油成本带动的运输成本高涨。在这个新形势下，寻求地区的产业中心，依赖本地区的区域市场，就会变成一个自然的选择。
在北美，美国的中部和南部，墨西哥的北部，都是理想的制造业的地区，欧洲则是中欧和东欧，而中国则是华中和中原一带（笔者谈到的以河南为中心，从西到东由南疆，甘肃，陕西，河南，到江淮，和从北到南由内蒙，山西，河南，湖北，到湖南。
八十二
中国建立在西部尤其是西北的制造业中心，当然还可以通过欧亚大陆桥服务欧洲市场，如果铁路运输的成本可以降低到和东欧的生产竞争的水平。而中国本身的消费市场，则在中国自身的政府无能和企业界无良的情况下，通过三鹿事件自毁品牌，为西方的消费产品，打开中国市场。
在奥运会开幕式的评论中，笔者提到张艺谋等艺术家，帮中国恢复中国制造的金字招牌，和对任何想砸这个牌子的混帐，杀无赦，看来不是空穴来风。如果中国政府和企业界，不能保住这个招牌，那么中国未来发展起来的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就是拱手让给外国品牌，使中国重新昔日殖民地的经济状况。而和当时不同的情况是，以前的状况是被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厉逼出来的不平等条约，而今天的状况是商人无良，地方政府藏奸，中央政府姑息造成的。这次对乳业的全面整顿是不够的，必须涵盖整个食品加工业，但更关键的是打击以江苏为基地的小化工业的原料供应，和那些专门为这些无良商人提供造假办法的黑心科学家和工程师们。
三鹿毒奶粉的事件，当然与这些社会不良分子的道德丧失，和政府质检部门监察不力有关，但是这种在行业里心照不宣的公开秘密，还是和中国整体的经济架构有关。那就是和笔者谈到的山西矿难一样，是中国当前的经济政策为了保护低价格竞争的出口加工业，人为压低生产成本造成的。因为要压低成本，就要压低生产工人的工资。低工资的收入家庭，就必须买低价格的消费品，所以你的奶粉就不能贵。奶粉售价要低，那么奶农的卖价就不能高。在加上国际到处乱窜的资金抢进大陆市场，比如三鹿公司的新西兰资金，蒙牛公司中的大摩投资等，使行业竞争异常激烈，结果就造成了产业链的最低端，饲料价格等在涨，而产业链的最高端消费者的购买能力跟不上。恶性竞争造成了各乳品公司互相不光不能涨价，还要以减价促销来恶斗。
那么很显然在这个产业链里，必须有人要为此付账，当然在购买鲜奶以一个大公司对应一大群分散的奶农，自然就是大公司可以掌控定价权。结果就是奶农的利益受到损害，那么就是一个自然的趋势。而在原料价格上被人压，又在收购价格上被控制，奶农养牛就没有积极性。有的地方政府有点良心，就会帮点忙，补贴一下，而顶不下去的奶农，就会杀了奶牛，不玩了。
这样一来，奶农不挤奶了，所有靠挤奶农利润的产业链就要掉链子了。那么如何应对呢？降低奶质量，中间掺水，就是一个肯定的方向。其实这是一个变相调高了鲜奶收购价的办法，同样的鲜奶加了水，量增加了，纸面价格没有涨，但实际价格增加了。如果你是一个有良心的奶农，当然是不肯这样做的。但是中间的收购站就会仍然用低价，或者稍微高一些的价格，向你收购，然后再掺水。反正到最后都是掺水，为啥不自己得益？这么一想，心情就好受了许多，然后大家都开始掺水。
八十三
当然这样的结果，就是大头奶粉出现了。出现大头奶粉的原因，是因为有人玩得太过火了，不是往奶里掺水，而是往水里掺奶，而且后来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忘记”掺奶了。奶里掺水，会降低营养质量，但并不致命。因为如果你喝一杯牛奶的营养不够，你可以喝两杯嘛，而这就变相的将奶粉涨价了。那么是不是消费者被骗了，花了冤枉钱呢？当然是，但这中间有多了一层猫腻。
因为当你听到每天应该喝几杯牛奶之类的“科学”建议时，这些建议本身并不科学，其实已经超过了你人体真正的需求，不这样，那些生产商怎么可以糊弄你多买点产品呢。当初西方乳业为了大力推销自己的产品而谋求暴利，那些所谓政府的营养师们和科学家们，其实已经是收了黑钱，在订立每日牛奶（和其他营养）摄入量上面，已经做了手脚。拿美国为例，小孩子的肥胖症和一系列的其他综合症，都是这套“科学”的营养标准玩出来的。
而中国经济发展了，城里人富裕了，这些同样的玩家们就开始盯住中国人的钱袋了。而以这套玩法，根据西方标准喂孩子的有钱人家，同样开始出现这种富贵病。其实以笔者这代人为例，从小从来都没有喝过牛奶，现在也很少喝，似乎身体比同年龄的西方人并不差。
可是当大头奶粉搞出大祸了，政府的应对措施，就是规定检查奶粉里的蛋白质含量，于是我们那些脑袋很灵光，但良心很恶毒的化学家们就出场了，为如何击败这个检验标准，寻找出了三氯化氨这个杀手锏出来，就造成了席卷美国的宠物食物市场，到害死人的毒奶粉，还不包括现在还不知道后果如何的家畜饲料里，加“营养”的做法（当然美国的化学家也不好到哪里去，在美国的俄亥俄和科罗拉多两州都有此案例，只是在宠物风波后被取缔）。
而自然这个行为就会在选择生产链环节最薄弱，比如收购站这个缺乏监管的地方下手。反正大家只要可以推卸责任，最后赖到几个坏蛋头上，大家就得过且过，大事化小，少事化了。当大家把全体中国人毒一把之后，又有人开始在免疫能力低的婴儿身上下手时（其实在免疫能力低的宠物身上已经证实），这个公开的秘密，自然就有火上爆发的一天。
这些企业和地方政府赌的第二把，就是认为中央政府会姑息养奸，拉几个坏蛋出来练枪打靶，就可以息事宁人。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把三鹿这只恶鹿扔出来宰了烧烤，但就会“顾全大局”，不敢法不责众，将整个行业摆上台。那些伊利和蒙牛等，兴许还暗地里兴灾乐祸，以为乘机干掉了一个竞争强手，对自己的市场份额大有帮助。这些企业说不定还暗笑三鹿的老板太蠢，在添加毒药的时候，质量控制太差，手一哆嗦，多加了两三勺子，把事情闹大了。而自己的下毒员工，手脚比较麻利，质量控制的比较好，就不会闯下三鹿这么大，全中国盖子都拿来，还盖不住的大火山。
八十四
而中国这次的对所有乳业工业的整顿，是一个好的开端，但就要扩大的整个食品加工行业，将积污藏垢的毒酒，毒饺子，毒肉，毒鱼等等，一次清盘。不这样做的话，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都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当这些毒食物损害了全体人民的健康，尤其是在长身体的儿童身上，破坏了他们的防疫系统，下次来几次比如沙士，禽流感之类的传染病，我们这个第一大族，就会被清扫干净。不要以为笔者这是危言耸听，在历史上比如说欧洲的黑死病，和西方殖民者在美洲转播的疾病，都将当地人口清扫得所剩无几。
笔者本来就比较推崇有机食物，对中国传统的食物生产方式比较向往。而对腐败横行和利欲熏心的食品加工业热衷于各种化学品乱加一气的做法非常反感。尤其是美国孟山都，通用这类靠杀人起家的公司，搞的化肥，种子和基因改造农业，从来都心怀疑虑。反正我们是人，又不是牛，可以喝人奶那才是真正的正途。即使人奶不够，必须寻找代奶，那么看看豆奶，米汤等各类植物代替品，不是一个不好的选择。其实就算你奶粉里面没有“加料”，是实打实的真货，现在这种养牛的方法，也不知你饲料里面搞了什么花招。就像养鱼那样，你那些过期避孕药去喂鱼，你那鱼还是自己留着吃好了。
而西方的消费品牌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国市场全面扩张，还是以占领富裕的东部沿海城市的中产基层为主，对农村和西部的消费市场，在价格上还无法抢占。就给中国西部的产业崛起提供一个窗口。
对全球贸易的第二个打击，就是美国领军的全球化资本市场的崩溃，带来了自格林斯潘以来，靠胡来而造成的经济繁荣泡沫，将靠金融信贷支撑的过度消费打回原形。这种以美国为主，欧洲为辅的全球消费的紧缩，自然会将过剩的生产能力推入空闲状态，带来大量的消费品，尤其是大件高档消费品，如汽车等的生产制造厂家降低规模。
这两个打击自然会对中国以出口为导向地区的沿海地区造成冲击，迫使中国进行产业换代和内部经济调整。另外由于国际资金的信贷紧缩，自然会造成不合理的不动产市场的收缩。而中国沿海大城市，如上海等，将会面临房地产下滑，泡沫经济开爆的局面。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自由市场专家们，自然要开始督促政府救市。有人会建议恢复所有对出口工业“好”的政府干预措施，和取消对出口供应“不好”的政府干预措施；有人会建议政府赶紧入市撑住房地产市场，以便让海外进来的热钱，如大摩之流，或者中国的地产大亨们，可以解套兑现。当然理由就是如果上海房产到了，市民们就要上街游行了，或者说中国的银行就被拖垮了等等。
当然还有人要求中国赶紧到美国救市，比如有人建议乘机买49%的大摩等建议，赶紧抄底。这些建议基本上都是一些劣招。除了损害中国的中长期利益之外，还在糟蹋中国这三十年，好不容易积累的经济成果。
八十五
记得当年在中投公司，扔30亿美元进黑石的时候，曾有朋友问我的看法。我回答，那是扔钱去打水漂，而且是一下去就沉底，连漂都看不见一个。当然后来有人继续扔了50亿美元进大摩这个水潭，不知道熊士坦有没有人扔钱。而几乎又有中国的金融机构想扔钱进美林，雷曼兄弟等等，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金融界的决策者如此之脑残。
对美国经济和这些金融大行到底在如何一个状况之下，其实看一看现在的日本就知道了一半的答案。当年日本的大银行风光无限，而今安在乎！格林斯潘在玩爆了“.COM”之后，赶紧开玩地产股，而美国经济对消费的依赖，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的庞大，和美国人民储存率的负数和负债之高，比日本的政府赤字，和日本人民的储存率，简直更是雪上加霜。
其实美国经济基本上已经破产，美国政府现在对两房和AIG的国有化，和7千亿（不知道这笔钱从哪里骗来）的拯救计划，都是使这个破产的着陆稍微软一点。美国经济在这随后的两三年中，出现5%负增长的机会很大，而这次金融体系的崩溃，恐怕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慢慢消化，在这之后，陷入一个日本式的经济停滞，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些判断都是为啥笔者在“大国游戏”中，预言西边太阳就要落山了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向美国的金融机构扔钱，或者对美国国库券的投资都是找一个马桶，把钱冲进下水道里。其实钱这样东西，本来就是一个数字游戏，你钱多的时候，买的高价房屋，和钱贬值了，买的同样贬值的房屋，没有什么区别，除了数字不同，其实际的功用并没有区别。所以说，中国手里拿着的那些上万亿的美金，其实拿着现金，拿着美国国库券，或者买美国投资银行，都是废纸，不能逃脱贬值的命运。从现在硕果仅存的高盛和大摩，开始转型为储蓄银行，证明了这种投资行是玩不下去了，不知中国的银行为什么还这么有兴趣。据说这些中国的金融企业们，还想乘机挖掘这些把美国经济搞破产的“英才”们，为中国服务，不知这些英才们可不可以利用他们的专长和经验，把中国也搞破产？
那么中国手上的这堆绿色废纸应该怎样用？很简单，到非洲和南美洲出货，购买土地和原材料，为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提供工业原料和农产品，然后让生活水平提高了的非洲和南美人民，开始买中国产品，以代替美国萎缩的出口市场。另外可以在北美和欧洲购买新能源公司，尤其是在美国现在的既得利益集团，继续打压这些新发明和新公司的时候，把这些公司和发明专利买下来，把这些技术人才和发明天才挖到中国，给予他（她）们中国公民身份，在中国生活，娶妻嫁夫，生儿育女（可以从计划生育里免除），两代之后，就变成100%的中国人，正如中国历史上的经验一样。
中国政府在和外面的政府比较时，有两个大的优点，一是可以考虑中长期发展计划，而不受选举政府的短期行为影响。二是可以考虑整体利益，不被少数利益集团绑架。因此中国在这个国际经济变化的大趋势中，如何把握机会，不要被不良建议弄花了眼，对中国经济好好规划是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
八十六
正如笔者前面提到，除了削强藩之外，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中心，应该是均贫富。
这个均贫富的重要性，除了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保证国家稳定和安全之外，就是让我们每个中华民族的一员，共同享受大家辛勤劳动的结果，本来就是我们最高的理想，是政府天经地义需要做的事。
在现在的财富分配不平均上，基本有3个层面。一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沿海发展地区和中部，西部和东北的差距；二是这两个地区城市与乡村的差距，尤其是发达地区；三是汉族地区（包括一些少数民族如满族等）和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差距。
地区经济的差异改变，可以通过两个方向实现，一个是调高能源的价格，比如说来自新疆的天然气，贵州的电力，和山西的煤炭等，让穷困的西部有更多的利润。在东部则通过不同的能源价格体系，由国家补贴低收入和普通市民的能源消费，但对商业用电等则保持合理价格，迫使其向高效能源利用转换。
第二则是增加政府的基础投资，其实这方面中国政府已经做得不错。但就应该在东北，华北和华中，加大投资力量，以笔者前文提到的城市联系网，建立起武汉-合肥-南京线，接上京沪线，建立起武汉-南昌-长沙环线，西安-洛阳-郑州-太原-石家庄-北京线，洛阳-襄樊-武汉，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和沈阳-北京线。
在如何解决城市和乡村的收入差距上，开发新城市和改造旧城市的城市化，将农转非，是这个计划的关键。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将土地拥有权，或者说永久使用权，还给农民是最关键的点。没有这个中心，发展城市化，就会变成不良地产发展商和地方官僚勾结，利用中国土地法和耕地法上的漏洞，地买高卖，把农民从土地上低于合理价格补偿的方法赶出去，造成收入差距更加巨大，和层出不穷的土地纠纷和群体事件。
中国政府应该利用现在房地产行业的低潮，让沿海大城市的地产回到合理水平，使普通市民可以减轻买房和供房的负担，从而腾出多余的钱，可以增加消费。而在这个时候，对城市郊区的地，开发商就会不再像以前那样贪婪，对土地改革的阻力会相对减少。
从生产的三大要素来看，一是资金，这些都是这三十年发达起来的商家独占鳌头。二是技术，这些都是虽然没有钱，但就受过良好教育或者职业训练的城市专业人才所拥有的。三是土地。当中国的农民，又没有钱，又缺乏技术培训，那么让他们拥有土地权，就给了他们一个公平竞争的起点。当农民拥有了土地的永久使用权，这些土地可以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可以出让和转售，再加上中国政府可以为农民提供低息的贷款，就把中国的农村搞活了，令农民开始向商业经营上发展，将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农业，可以快速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并让中国的农业走出小家庭耕作方式。
八十七
在这个土地问题解决后，然后就可以通过政府的基础投资政策，以开发城市为中心，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这个时候当地产商和开发商，需要向农民购买土地永久使用权，来开发城市住宅，商业街等等，就可以一下子，把这些农民的财富提高。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将农民变富了，中国的内需市场就真的搞起来了。当有钱的农民可以消费合理价格的消费品，如奶粉等，就杜绝了生产企业利润太薄，总是想用不良手段来变相提价。
那么如何考虑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需要来源于一次性的买地，就是征收相对于现有的地产税的方式，征收地产使用税。中国之前发生的情况是，由于地方财政没有保障，地方政府就利用权力和法律，低价从农民手中夺地，然后高价卖给地产开发商，来保证财政收入。在这个新的安排下，地方政府可以在转手出农民手中的地，根据出售价格，按照一个百分比年年收土地税，然后再收一般的商业消费税，基本上可以解决地方政府的收入问题。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这个也是一个切入点。除了还地于民外，还可以在来源少数民族地区的能源供应，如新疆和贵州，增加地方留利，建立专项的少数民族发展基金，在地区经济发展上，吸收来自于其他省区的新移民，在商业贷款上，给予少数民族企业，和多民族企业，提供优惠利率，促进民族融合，合作和团结。
在两个少数民族地区，西藏的拉萨和新疆的南疆，内地的新移民确实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对很多当地人来说，最担心的是五双筷子夹菜的碗，现在有十双筷子伸进来了。而且在职业培训上等软实力，本地筷子还处于竞争的劣势状态。
但是如果这些地区的人民享受到了还地于民的政策，又得到了提高能源价格和西部省份增加留利的好处，中央政府的基础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可以让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或者租出地方给外来的商家等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利益。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发现，外来的商户越多，和移民越多，他们经济上的收益越大，他们就会热烈欢迎外来户们。而且由于能源行业增加的人口和收入，都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现在的少数民族地区，如南疆，确实有知识分子担忧，自己少数民族的文化会不会丧失，自己的语言会不会消失。其实这些担忧和汉族地区的一些知识分子担忧其文化会不会被西方文化取代，源出一处，就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缺乏信心。而这种信心在很大情况下，是因为大家的荷包太瘪，大有关系。如果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能够得益于经济发展，钱包鼓了，就和其东部地区的汉族同胞一样，拽起来了，就会对自己的历史，文化，语言和风俗，充满自豪。在这种充满信心的情况下，对其他民族和文化就会有平常心态，就会开始真正产生和而不同的民族融合心态。而在这种情况下，以民族融合为基础，就可以开始落实真正的民族自治。
八十八
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大部分源于苏联的政策，但就没有全盘照搬。这些政策有利有弊，可以从苏联的最后分崩离析可以看出一二。其实虽然苏联号称有1百多个民族，其实其民族之繁杂，要少于中国。苏联在民族划分上受到欧洲影响太重，其划分的标准太细，本来少少的2亿来人，就划出了这么多民族，比中国10亿多人的民族更多，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中国当年按照其方法划分，光是自称汉人的人民，估计用基因，语言，风俗，血缘等等来划分，至少也要分出几万个不同的民族出来。
好在当年共产党对苏联的少数民族政策没有照单全收，不然的话，中国的少数民族最起码也有500多个。当时由各少数民族地区报上来的自身民族，例如云南就有400多个，贵州就有100多个（今天的缅甸，越南等国都是100多个以上的不同民族）。而中国的蒙古族，就没有把图瓦，蒙古尔等不同支派分出来。不过中国当初的划分，也有其不当之处，就是过粗，走了另一个极端。但是历史上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如果今天要去纠正这些做法，未免落人口实。
笔者曾提到唐朝李世民的民族政策，其对后来的几朝影响颇大。在唐贞观4年，唐太宗平定了突厥，对表示愿意归附的10万户内迁于中原，并在其地设置了羁縻州。实验取得成功后，唐太宗将其做法推广，使见于史上的州府有856个。在这个基础上，又建立了代表中央政府的都护府，最多时是八个，后来减为六个（安西，北庭，单于，安北，安东，安南）。这个制度采取的双轨制，颇有些像邓小平在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即由中央政府的办事处执行边防等事务，而把民事交给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当地人管理。
其实一个理想的国家，当然是一国一制最好，这种双轨的安排，主要是考虑到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等不同的原因，希望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使一个国家的不同种族和地区的人民，可以既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和社会共识，又可以保持自己独到的民族文化传统。而这种安排在于如何保证国家的一个大同，即人民具有共同的国家意识和声份界定，又有同样的法制基础下的同样的公民权利和义务，然后就如何根据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不同亚文化，来保持大同下的小异。
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采取一个政府的双轨制的做法，即由中央政府部门，来掌控“大同”部分，而由少数民族主导掌控“小异”部分。本来中国现存政府体制的党委和政府两个班子里，至少在政府机构里保证了民族自治地区由少数民族人士出任领导干部的法律，但在具体操作中，党委在实际权力上还是要大，而且在党政分开的改革下，以处理党务为主的党委和政务为主的政府，就不是那么容易在大同和小异里分权。而一个可以思考的做法，就是中央政府驻当地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分工。
八十九
当然和香港情况不同的是，由于其经济高度发达，整个社会系统运作有序，而且保持“大同”的工作已经由特区政府在做，对中央政府驻港机构的要求偏低。香港也不和其他国家相邻，所以在防务上的要求也很小，并且最重要的是，香港比较小。
对中国的南疆，笔者倒是有个大胆的建议，即由一个中央政府的机构，来掌控地方的国防事务（比如说南疆军区），由少数民族主导的地方政府，来管理所有的宗教，文化，教育和经济事务。在需要双方协调的方面，如经济上南疆还需要中央的扶持，和如何推广双语教育上，都可以更加具体的情况，协商解决和多考虑少数民族的意见。如果这个实验可以成功，就可以运用到西藏的一些地区，如日喀则和林芝。当然现在西藏的问题还是主要是外部势力的干扰，比新疆的问题难度要大得多。
在考量均贫富的政策上，新劳动法应该严格执行，以保证低层工人的工资收入，来刺激内需消费市场。在刺激内部消费上，通常可以采取的是三个方法，一是提高工资，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或者劳动法之类来保证工人的收入水平。二是如美国一样，压低工资增长，但通过低利率借贷，比如从信用卡或者炒起来的房价里以房价差额贷款，来刺激消费。三是政府补贴，即有政府向收入低的阶层发放政府现金劵，使这个阶层可以消费。
美国的方法证明是不可行，因为其实行的是“寅吃亥粮”（卯粮１０年前已经吃完了），将整个国家和人民的负债率推得太高。以美国在次贷危机出现之前的２００６年为例，６０％的人们生活水平要低于２０００年，而且工资收入呈现负增长。
用政府财政支持的方法，只能解决一部分特贫阶层的生活，但是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彻底放弃“向美国接轨”的医疗改革，最终回到国家主导的全民医疗保健，和完全提供免费教育，那么也会提高中国百姓的消费欲望。
与其让对外出口的企业继续压低工人工资，不如强制实行新劳动法，提高工人工资，然后通过罗斯福式的财政刺激，让中国内部增长起来的消费市场，消化因为国际市场萎缩而产生的过剩制造能力。在经济状况低迷的时候，采取财政刺激政策几乎是唯一的可行方案，而相对于世界各国的政府，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应该是最好的，应该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
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可以有两种方法帮助自己度过目前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一是继续保护现有的外向型出口加工业和其既得利益者，通过中国政府注资美国政府，然后由美国政府借来的７千亿美元，刺激美国经济，促进其消费，从而带动中国的出口，和解决中国的低工资劳工就业。
或者是中国利用自己的财政能力，刺激中国自己的内需市场，将中国的出口加工能力被自己的内需市场所消化，从而带动经济转型。笔者的建议当然是后一种方法。
九十
据一些美国零售商的资料，其在美国销售的中国货价格基本上是价格对应，即如果一个商品零售时标价２０美金，其成本价可能大概是２０人民币，似乎中国的内需市场能够承受。通过这个政策，同时将中国比内部市场更严格的对外出口商品质量管理，应用到内部，当是对中国自己的消费者的一个好事。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应对，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实现经济转型，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有深远意义。
在笔者提出的削强藩，均贫富之后，第三个就是严吏治。严吏治，在一些方面已经有好的进展，比如说高官问责制，出了事情，你就要下台，这在现在出现的一系列事件中，如毒奶粉，矿难等等，都立下了好的习惯。但下一步要做的就是，精简机构，增加监督。笔者在前文提到的如设立中央政府驻地方的信访办事处，区区几个人，就会对县一级的官员们形成阻吓作用，以避免逐渐恶化的下层吏治。另外笔者对省级行政区规划的意见，是针对长远的一个打算，并不是立即就可以进行。但现在可以做到的是，强市出省，让现在管理情况相当良好的市，不再受省政府直接管理，把省的力量腾出来，进行省管县的尝试，从而撤销地区这一级的机构。而现有的省级官员设置，如各个副省长各管行业的分工，则可以变成各管几个县的分工，哪个官员管的县出现问题，哪个副省长就下台。
这样的做法就是把中国的官僚体系恢复到两级制，从而将一大批无所事事的地区级机构取消，减少冗员对政府系统行政效率的减低，和国家财政的负担，并将这些本地精英放出来，利用他们的组织能力和人际关系，发展跨县城的经济，教育，和文化领域。
在对地方官增加组织上的监督之外，尽量将非关键性的行政部门功能，转移到社会是一个方向。如何放开对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的控制，增强舆论监督和民意问政，使人民可以更多的参与到地方的政治决策过程，对吏治的整肃，极其重要。
但是放开舆论的另一个主要考量是，如何形成民间非官方的理性民意领袖，可以对民众的情绪具有正确的引导作用，而不是让具有海外敌对国家支持的组织严密的势力，和内部的有心人士，利用突发事件，进行谣言和误导，企图以此扰乱社会，破坏中国的稳定，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的建议是，加强对这个方面的立法，可以一边逐渐将言论自由的空间放开，但另一面对违法分子和敌对势力的执法加强，才可以使中国的舆论理性成熟的发展。美国的经验值得学习的是，就是对外国势力和资本严格禁止涉足中国的舆论企业。而中国的情况似乎相反，反而放开外资控制信息企业，自然就会将舆论的权力交出去。对一个国家安身立命的笔杆子不掌握，恐怕将来枪杆子也拿不住了，先是允许让外资合股办国防工业，就和把解放军都交给外资控制差不多了。对中国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方面，一定要慎之又慎，如履薄冰，不能急于求成，变成邯郸学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