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海之侧，笑谈天一方。
后生多可畏，前程不可量。
七十一
从这个数据，似乎就可以看出一点端倪。首先让我们和其他的一些国家比一比，当然印度在人口上最具有可比度，但以其政府管理水平的低劣，似乎没有必要浪费时间。我们可以先比比一下管理得比较好的国家，比如美国，日本和一些欧洲大国。
中国大陆的人口是13亿，划分成31个省级单位，而美国人口是三亿，划分成50个州级单位，在加上首都华盛顿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和其他不计的关岛，美国维京岛，北马里安那岛屿和美国萨莫阿岛，这样一看就大不一样。在美国的50个州中，人口最多，唯一超过3000万的是加利福尼亚州（3655万）。与中国中等省份相比，从1000万到3000万的州有6个，是德克萨斯州（2390万），纽约州（1930万），佛罗里达州（1825万），伊利诺州（1285万），宾夕法尼亚州（1243万），俄亥俄州（1146万），和密歇根州（1007万）。其他的所有州都要低于1000万，最小的怀俄明州，人口是52万。
那么再和日本比较一下，日本的人口是1.27亿，分为47个县。最大的单位是首都东京都，1237万人，超过1000万。日本500万到1000万的县有8个，分别是大阪府（883万），神奈川县（868万），爱知县（716万），埼玉县（703万），千叶县（602万），北海道（565万），兵库县（558万），和福冈县（505万）。其他县中，有10个县在200万以上，21个县在100-200万之间，最小的县是鸟取县，61万人。
而我们把注意力移到欧洲，除了俄罗斯的1.4亿人口外，超过5000万的国家（相比于中国的省）有5个，分别是德国（8221万），土耳其（7058万），法国（6447万），英国（6058万）和意大利（5933万）。我们3000-5000万的大省欧洲有3个，乌克兰（4639万），西班牙（4520万），和波兰（3811万）。而中等省份从1000-3000万，有7个，罗马尼亚（2232万），荷兰（1640万），希腊（1114万），葡萄牙（1060万），比利时（1044万），捷克（1024万），和匈牙利（1007万）。
这么一比，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省长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州长要难当，因为他们所管理的地方，几乎相当于人家的一个国家。也就是欧洲的一个国家总统或总理，放到中国来也不过是省长的才干而已。
那么以中国现在的人才储备，要想领导这些特大省份，比如说河南和河北等，我们有没有像德国那样的领导人呢？估计答案是否定的，以中国当前的省级领导的能力，要培养出如此大批的高素质领导人，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而无论一个国家的政策多么合理，最后还是要交给人去执行，没有一个适当的人才队伍，任何好的政策都是空谈，而执政水平的低劣就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大障碍。
从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来看，中国的省级单位显然是太少，一个省长负担的责任似乎太重，难怪给人力不从心的观感，如何将中国的行政区域合理化，似乎是一个不可逃避的问题。
七十二
即使是美国最大的州加州，也曾经出现过争议，认为其太大，需要分成南加州和北加州两个州。那么中国应该怎样优化其行政建制，而提高省级政府的行政水平呢？
首先要思考的是，中国一个省级单位的最好的人口应该是在那里呢？其实应该在3000-5000万之间，似乎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且基本上可以把中国的省级行政单位保持在50个左右。在这方面估计有两条路可以考虑，一条就是所谓的扩省或缩省，即扩充省的数目，减小省的面积。另一条就是直辖市制，即将一个大城市上升为直辖市，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上，起一个带动周边地区的作用。前一种方案就是海南建省，后一种方案就是重庆建市。这两种行政区划改变的方式，因为当年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就带有不同的意义和后果，对中国未来的行政区划发展，具有借鉴作用。
海南建省在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和当年经济特区的试点作用，需要一个相当绝缘的地势，以便于控制。但其在改变中国行政区划，减少单一省份人口方面，没有什么贡献，更谈不上城市化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因为本身海南岛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就比较低。而重庆建市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一方面减少了原四川的人口压力（相当于日本总人口），使重庆成为带动西南经济发展的一个火车头，为邻近的落后地区，如贵州等，都带来的助力。而且从文化传统来看，重庆又是巴文化的中心，和成都为中心的蜀文化传承不同，具有其独立成“省”的资格。
当然这样的行政区规划，是比较大的伤筋动骨的手术，实行的难度不小。虽然通过降低省级人口管理的角度上，可以提高各级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但显然是一个中期和长期的考虑课题，不能解现在基层的燃眉之急。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利用现在各大中城市政府行政能力基本尚可的优势，首先将各省的几个主要城市的管辖权交给中央，即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这些城市的市长和各级官员，将各省政府的精力腾出来，集中力量，将县一级的问题解决。而这些直接由中央政府管理的城市，和直辖市不同，只是在官员任命上从其所属的省里分出来，但其财政等其他方面却不分灶，开始有点和美国的大城市与所在州的关系，比较相似。
如果将来中国的目标是70-80%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人口就会在9-10亿人口，一个理想的做法是，建立10到15个特大都市，每个可以容纳人口2000-3000万，这样争取将一半以上的城市人口，集中在特大和大城市，然后由中小城市消化剩下的一半城市人口。
其实唐朝建立的府制度，就和今天的直辖市和大城市的观点比较相似。唐朝的府如京兆府，太原府和河南府等，最多的时候达到了十个，加强了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也为地区创造出了区域经济的中心。
七十三
从经济的角度上，伴随中国的不断城市化，城市经济带动的区域发展也会在未来的中国经济建设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在考虑这个新区划分之前，这里笔者要提到一个关于城市发展和城市圈的概念。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一些社会学家和作家对城市发展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一位是一个美国出生的加拿大女士简雅克布（JaneJacobs），她的最著名的著作包括“美国大城市的生死录”和“城市经济”。在她的“城市经济”一书（出版与1961年），已经很超前的看出了空气污染和汽车是城市发展的两大死敌。她提出的一个观点在于所有的经济发展，都是来源于城市的进口替代，即当一个城市开始生产它必须靠从外部进口的产品。这一过程造成的后果就是，一个城市发展了它自身的生产结构，创出了产业技术和提高的经济规模。而且这个城市的发展，还带动了附近的城市发展，加入这个替代出口的产业分工过程。雅克布的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她认为城市经济先于农村经济发展，因为城市的发展，才带动了农村经济。她举了日本的农业发展作为一个案例。在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农业革新，但其农业产出完全不能养活全国人口，只是在1950年后，当日本大规模城市化后，其农业生产才真正起飞，养活了比战前多出的25%人口。雅克布在其后的另一本书“城市和国富”中，提出了一个不同于过去的传统观点，认为政府是宏观经济的主要超控者，而提出了城市其实是真正的幕后推手。
从日本的情况看，对中国现在的发展最有借鉴性。日本从1950年到1975年，把城市化水平从37%到76%，在25年的短时间里完成了西方国家100年的路程，似乎是中国发展从出口导向中转型的主要方向。而中国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似乎已应该考虑到如何合理的安排城市发展的问题，使农村到其中心城市的距离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以保障城市的投放力可以带动邻近农村的发展。如何将农村发展，城市发展，新城市布局，中国行政区划改革，和新的能源工业，以及新的交通方式，放在一个系统里进行思考，似乎是中国能否保持下一个高速增长的30年，面临的一个重大机会和挑战。
前一阵子，和几个年轻的才俊聊天，从他们那里听到了一些很新颖的想法，其中的一些观点，和笔者的整体思考有相辅相成之效。在这里就乘机帮他们发挥出来，如果大家觉得还不错，就应该归功于这些年青的朋友，要觉得不好，就一定是俺拙嘴笨舌，表达得不好。看到后辈中产生出这样出类拔萃的思想人物，看来笔者对中国以下这一二百年的信心，没有放错，10年后当这一代人上重要岗位后，一定会为中国的未来增加动力。当然，如果今天在位置上的人物，可以听听他们的思路，也会为中国的发展集思广益，少走弯路，那么就算是笔者在这里洋洋洒洒，辛苦耕耘的一点收获。
七十四
这些年轻人所提到的最核心议题是关于城市经济圈所形成的区域经济。这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3小时经济圈"，而另一个是"1小时经济圈"。之所以要以单程3小时作为一个界定，是因为这是个单日可往返、可工作半日的一个门槛。比如说台湾和大陆直航后，从台北飞上海90分钟，再加上其他时间，就在这个3个小时内。因此一个商人就可以早上在上海的分公司开会，和客人共进晚餐，但就可以在下午在台湾的分公司工作，晚上会台北的家与家人吃晚饭。这种商业上的联系，就把台北和上海联在了一起，可以进行区域性的分工合作。除了通过天上的联系之外，在地上的联系就更要具有实际的经济意义。
把地面上的城市联系成一个大城市圈，现在基本上是通过两种方式，一是高速公路，一是高速铁路。你城市能够连多远，在于你的时速有多快。比如在美国，当高速公路不堵车的话，你可以开65-70英里的时速（不被公路巡警截停罚款），3个小时就是313-337公里。但如果你坐日本东京和大阪之间的新干线，就是2.5小时/550公里。中国正在兴建的高速铁路时速在350公里以上，3小时就对应1000公里。但是如果你把公路塞车，开车的疲劳情况（和坐3个钟头的火车无法相比），对个人来说，靠高速公路是画饼充饥。以笔者的观察来讲，任何超过1个小时的车程，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性。
那么1小时经济圈的概念，就不仅具有商业意义，而对居民的生活带来更大的变化。比如说现在建成的京津高速铁路，从北京到天津只需30分钟，就把这两坐城市融为一体，可以当作一个城市来生活。将来从广州到香港的高速铁路只需不到50分钟，就可以将香港房地产的概念一直跨度到广州，而导致一个崭新的结局。
这个1小时的经济圈，基本上是把一群城市融合成为一个生活体系，对城市圈的分工和工商业布局都带来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打破城市间各自为政，恶性竞争和独立封闭的孤岛经济。当这个联系出现后，渤海圈的京津唐，长三角的苏锡常，杭州湾的沪宁杭，和珠江口的穗深港，都变成了一个一体的结构。这个经济圈主要是照顾日常8小时上班的通勤族。这个经济圈的形成，基本上可以改变中国目前存在的邻近城市，为吸引外来投资，互相之间争相杀价，自贬身份的恶性竞争，也使房地产业的发展会走向比较健康的局面。
那么1000公里的3小时经济圈的意义就非常重要。笔者自己的看法是，全中国从一个经济中心城市到另一中心城市不能超过3小时。即3小时应该是成为中国任何一个地区经济区的基本计量单位。就像长城上的烽火台一样，可以将经济发展的火头互相传递，也像八百里连营，将中国整个经济联系在一起，将相邻各大区中心城市基本都涵盖。
这样的话，每个区域里的居民，都可以同时在三个城市圈里，进行其生活和工作的各种活动，而任何农村地区，都可以在三个城市圈的经济辐射之下，带动经济发展，缩小城乡生活差距。
七十五
对这种新的城市圈的区域经济布局，牵涉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以及基本产业方向的大问题。因为高速公路无论在周转量、准时率、能源效率方面都是无法跟高速铁路比较，这就要求中国的经济必须建立在以高速铁路交通为主，以电力为基础的新能源（来源于水能，风能，太阳能，核能，天然气，清洁煤），以城市化为主要的生活方式，以内需而非外贸出口为主要的经济发展模式。
以现在的外贸出口为主导的加工经济，在国际产品市场行低价，在国际原料市场行高价的双重压力之下，靠的是盘剥来自西部和中部的贫穷工人，污染沿海的鱼米之乡华南和江南，低效率消耗中国的能源来达到的。
在这个不可持续的过程中，中国的西部民众以他们宝贵的资源低价补贴东部的发展，因为要保证成本低，于是就要控制电价，这样能源如煤的价格，就必须控制。只不过到了2006年，煤才可以在10%内价格上调。这种人为定价，发展轻西重东的产业倾斜政策，就令中国的能源大省，反而变成了穷省，与世界上能源大国成为富国相比，完全是南辕北辙。煤炭价格不能反映出市场的真正需求，造成企业界不肯下重本投资，安全，清洁，和高效的开采煤炭资源，结果就是贪婪的地方官员和黑心矿主铤而走险，与他们东部的同样贪婪的地方官员和黑心工厂主一样，以环境牺牲为代价，靠招揽来自外地其他省份的农民为手段，以这些可怜的矿工的生命为赌注，来补偿被价格管制而损失的利润。
其实屡屡禁止但又屡屡发生的矿难，就是这样一种价格不合理下的畸形怪物。因为毕竟出事故的机率要低，“运气”好的矿主和支持他们的官员们就可以一路顺风的赚钱，直到一天走了霉运，出了个几百人丧生的大矿难，然后又是中央批示，省长坐阵，风风火火，一阵撕杀。大家就全部偃旗息鼓，不动声色，等这场疾风骤雨的走过场的官样文章快速过去。因为所有人的心里都清楚，把不合格的中小煤矿停业整顿，带来的只能够是煤碳工业量的降低。而为了保持一定的电力供应量来满足低价出口的外贸加工业，就无法将这种整顿进行下去，只能是在对民愤和舆论有过交代之后，一切运作如常。
而煤碳好歹好可以涨10%，但发电和供电价格就被严格控制，而导致了其实高于煤炭定价的成本。比如说要拿到煤，或者是火车的车皮，和秦皇岛港口的装船等等，都加重了电力企业的负担。而电力企业就会找些这样和那样的借口，今天检修，明天维护，能少发点电就少发点，以减少对其利润的冲击。而这种缺电的情况，又带动了企业对柴油发电的需求，转过来将油价推高。
可见这样一个怪圈，来源于国家对低价外贸加工产业的政策支持，和对东部沿海地区的能源补贴。基本上全中国人民都是这个政策的受害者，只有东部发达地区的各级政府的经手官员，和主要来源于台湾和香港的加工业老板，是这个政策的受益者。
七十六
当然各个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如美国和西欧，就同样享受着这个价格补贴。结果就是西方的消费者享受着低价的中国产品，每天痛骂中国人在污染这个世界，对劳工刻薄，和不人道。而东部的发财老板们，在享受着能源补贴的好处，就每天痛骂西部人的落后和无能。但一旦当中央政府决定提高对来自西部工人的待遇，推出新劳动法，这帮东部的受益者们，就立即发动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如张五常之流，出来抗议。
而日益坐大，在这轮中国经济发展政策不平衡收益最大的地方，自然会以其经济实力为筹码，对中央政府任何改变这种不合理和不能持续的发展模式，进行抗衡。以经济衰退将带来大量失业作为恐吓手段，以香港和台湾商人大幅度撤离，转投越南作为杀手锏，对中央政府进行逼宫，在新劳动法实施上，汇率政策上，能源政策上，等等，进行博弈。
在思想上，则是高举“解放思想”的大旗（到底谁在绑着你，需要解绑和放开），以坚持“开放改革”为名，来抗拒要求重新洗牌，调整中国经济模式的“科学发展观”，和要求解决东西部经济差距，和要求缩小城乡差距的“和谐社会”观。
那么中央政府有什么招数可以为此解套呢？就是以新能源作为整个经济发展的基础，做到能源可以自身依赖和对环境不带来重大损害。以新交通方式创建中国的城市结构，在发展城市化的同时，解决三个财富分配不平衡问题，提高西部，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生活水平。
在产业升级换代中，依赖这些新能源，新交通和新城市结构，为中国重新定义产业导向，发展中国自己国产化的新型高端重工业和支柱产业，比如说电动汽车（如比亚迪公司），电动高速列车，风能设备，太阳能设备，水电设备，和核电设备等绿色能源设备制造业。在对这次行业的政策支持导向中，重点发展中国的过去的重工业区。
而在全国经济布局上面，如何应对美国梦的旧经济的挑战，如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还是热衷于出口导向，以中国自身的污染承受，能源补贴，劳工盘剥和利润微薄的奴隶经济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阻扰，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如东北，华北，西北和华中，下功夫，使这些地区成为中国新的就业创造中心，一方面摆脱沿海地区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央政府的牵制，另一方面彻底摆脱中国在国际分工的尾端运作的局面。
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挑战很大，机会也很诱人。在发展中碰到的主要有能源瓶颈，需要短期内靠开辟海外来源多样化来解决，但长期的治本方法还是要靠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以新能源作为一个基础，对宏观经济进行萝卜加大棒的调控，对地方抗命的势力，抚一批听话的，剿几个抗命的，把希望将中国经济引向美国噩梦的领头羊，打进冷宫，不要让中国的能源政策，由美国的石油大亨决定，和中国的金融政策，由美国的金融大鳄来指导。
七十七
正如在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和清朝的康乾之治后，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同样和这些朝代一样，要做到一是削强藩，对地方势力开始影响中国经济全面发展的倾向打下去，二是均贫富，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差异，和发达地区的城乡差距，并防止在西部发展中，重复东部城乡差距扩大的错误政策。
而笔者提到的这种以新城市圈为核心的社会模式，可以说是学习了美国的城市经验，让大城市在经济生活中占领先地位，改变中国地方仍然以省作为主要经济单位，以行政手段带动经济步伐的行为。这种城市圈的建立，当然有些是要跨越当前的省市行政界限，就必须同笔者的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和如何建构合理的省区划界，来提高地方行政管理水平，连在一起思考。
如果我们将一个理想的省份人口，限制在3000-5000万，那么真正需要考虑的省份，就是那9个特大省。分别是河南，山东，四川，广东，江苏，河北，湖南，安徽，和湖北。
在河北省，首先是建立大北京特区，相当于美国的哥伦比亚特区，或者是大北京市。其范围应该包括北京，天津，廊坊，唐山，秦皇岛和承德。这里不光是包括了京津唐渤海湾地区，还包括了传统的北京后院承德和海滨秦皇岛北戴河地区。这个大北京的人口将是4100多万。而这个大北京市，基本上可以做到前面谈到的1小时经济圈的要求，从天津到承德，或者秦皇岛都在1小时内。
剩下的河北则由石家庄为首府，包括张家口，保定，沧州，衡水，邢台和邯郸，大约是5000万人口。这里以石家庄为中心，可以做到到北京，太原，郑州，和济南，都在3小时的车程之内。
山东的划分比较清楚，即是传统的齐国所在的胶东半岛，可以以青岛这个大城市做为领军之地。而已济南为中心的鲁国故地，划分已很清楚。具体就是以威海，烟台，青岛，潍坊，日照，临沂和东营为胶东省。而以滨州，淄博，莱芜，济南，德州，聊城，泰安和济宁为鲁中省。而青岛，到济南和徐州，也是3小时车程。
山东的荷泽，河南的濮阳，安阳，鹤壁，新乡，开封，商丘，和周口，应该以开封为中心，建豫东省。而三门峡，洛阳，济源，焦作，郑州，许昌，平顶山，和漯河，则为新的河南省（大致恢复到古代的河南郡），然后南阳，驻马店，信阳，加上湖北的豫方言区十堰，襄樊和随州，加上安徽的阜阳，建立新的豫南省。现在河南的总人口几乎超过一亿，而其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与相邻的大省山东差距太远，因此需要有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河南的经济发展解决不了，整个中原的经济就是一盘死棋。相对于武汉作为一个特大城市在华中的带动作用，河南的大城市郑州，洛阳和开封份量过轻，也许分而治之，是一个好的出路。
七十八
而山东的枣庄，江苏的徐州，和安徽的宿州，淮北，淮南，亳州和蚌埠，就建成以徐州为中心的江淮省。安徽的六安，合肥，巢湖，安庆，池州，宣城，黄山，芜湖和铜陵，就是新的安徽省。而安徽的滁州，马鞍山，就加入南京，镇江，无锡，成为直辖的大南京市。而连云港，宿迁，盐城，淮安，扬州，泰州，和南通，就成为以扬州为首府的新江苏省。苏州则划入上海市。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最有影响的城市经济圈，将以现在的三大经济中心为基点。从大北京，东连沈阳，将大连市改为直辖市，然后西连大呼和浩特，西南连石家庄，南连济南，从济南东连青岛，从青岛北连烟台，过渤海口北边大连，然后再接上沈阳，就形成了大渤海圈的城市群。这个城市圈基本上应该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以大连为龙头，带动东北亚的经济合作，就可以从沈阳，南接大连，东南连平壤，东北连长春，然后再北上哈尔滨，和俄罗斯的远东区连在一起。
中国第二大城市圈是在长江三角洲，以上海南接宁波，西南接杭州，和西北接南京。从南京到上海，集中了中国一批非常优秀的城市镇江，无锡，常州，和苏州。建立大南京，希望可以将其功能扩大，可以带动合肥的发展，而发展徐州和连云港，就把整个江淮区域的城市群连起来，几乎可以和大渤海圈相比。而徐州3个小时到济南，就把两大经济区，接在一起。
而作为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大都市和繁华商业都市，北边的太原，东边的开封（和临近的郑州），中间的洛阳，和西边的长安，在经济上发展比较滞后，笔者建议中央政府加大在这个地区的政策导向和投资，尤其是河南的经济开发，才可以真正解决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从这里向南部的湖北，然后湖南和江西，则是第二个需要下重力的地区。
湖北则是个非常后期，在清朝才建立的省份，所以其地方色彩不是太浓厚，而且整个省的各区域，和邻近省份更为相似。最好的划分是将武汉，和黄冈，黄石，孝感，和鄂州变成直辖的大武汉市，将巴语区的恩施和宜昌，及神农架并入大重庆市，然后以荆门，天门，洪江，仙桃，荆州，咸宁，或者在加上湖南的常德，岳阳，建洞庭省（或荆州省）。
湖南可以暂时不分，但如果人口过多的话，建议以邵阳和益阳铁路线，将其分为湘西省和长沙省。
这个考量是以大武汉作为整个地区的中心，然后以武汉和长沙及南昌的地势接近，把这个三角区域发展起来，然后在将襄樊建成一个大城市，就和西安，洛阳和郑州连起来，而武汉又可以连合肥，从而带动中间地区的经济发展。如果中国可以解决这两个地区的发展，中国经济真的是前程无量。
七十九
广东由于经济发展较快，所以外来人口众多，会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地方，当由于其文化的地域性比较突出，尤其是东江潮汕地区的潮州文化，近闽而远粤，加上梅州一带的客家文化，也和珠江三角洲，以及香港和澳门的广府文化相差甚远，而且雷州半岛的文化也是独树一帜，因此可以考虑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建立直辖的大广州市，包括广州，惠州，东莞，深圳，中山，佛山，和珠海。而东部则由湛江，茂名，江门，阳江，清远，云浮和肇庆，建立粤西省，和以韶关，河源，梅州，汕尾，揭阳，汕头，和潮州建立粤东省，分别以湛江和汕头，作为中心。
这里的考量是，由中国的第三个大城市圈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发挥香港，深圳和广州的影响力，然后东北建立起汕头，西南建设起湛江，然后以湛江，南接海口，北接南宁，就形成这个大环南海经济区。
福建的考量是，以福州和厦门作为双子座，东面增加和台湾的经济合作，南面连上汕头，北边连上温州，建立一个经济上的环台湾海峡城市圈。而温州，可以连上宁波，汕头可以连上广州。
同样可以考虑的是，以大重庆和成都这个西南的双子座，和西宁和兰州这个西北的双子座，带动相应地方的发展。
四川的划分可以考虑将南充，广安，达州，巴中，广元，遂宁，绵阳，和阿坝，建成一个巴东省，其余则仍为四川省。
内蒙古因为跨度太大，不适合作为一个省区。可以将黑龙江省的大兴安岭，呼伦贝尔，和兴安建成兴安省，然后将通辽，赤峰，锡林郭勒建成通辽省。将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和包头，建成直辖的大呼和浩特市，然后将鄂尔多斯，巴彦淖尔，和阿拉善建成鄂尔多斯省。
其他地区的考量是，则是对地势过于辽阔的地方，如西藏，新疆，内蒙和青海进行细分，和考虑将甘肃和宁夏合并。一种想法是将宁夏和甘肃的庆阳，平凉，天水，陇南，定西，甘南，临夏，白银和兰州，建立陇西省。然后以甘肃的张掖，武威，和金昌，及青海的海北，海南，黄南，海西，果洛和西宁，建立甘青省。而海西和玉树则作为中央政府直属的特别自然保护区海西省，以格尔木为中心，全力保护青藏铁路，长江源头，黄河源头，和可可西里等自然环境。
而甘肃的酒泉和新疆的哈密则合成一个新的肃州省。新疆则将乌鲁木齐变成直辖市，下辖吐鲁番。天山以北的伊犁，博尔塔拉，塔城，阿勒泰和昌吉，以克拉玛依为中心，建北疆省。而南部的喀什，阿克苏，和田和克孜勒苏就建立以喀什为中心的南疆省，和巴音郭楞以库尔勒为中心的东疆省。
八十
对西藏的考量，是考虑将拉萨改为直辖市，作为重点保护的宗教和文化名城。然后将阿里，山南和日喀则，改为藏西省，和阿里，昌都，林芝，和那曲，改为藏东省。
对西南的云南和贵州，应该将昆明上升为直辖市，增强其对老挝和缅甸的影响力，另外发展贵州的六盘水，在昆明和贵阳之间建立一个中转站。
这个划分的结果，就是产生51个省级行政单位，其中11个直辖市，分别为6个大直辖市北京（含天津），上海，重庆，广州，南京，和武汉，和5个中直辖市，大连，呼和浩特，乌鲁木齐，昆明，和拉萨。
以笔者如此的大刀阔斧的乱分一气，估计很多人会强烈反对，尤其是国内外这几年推动大西藏这个想法的人士。但从历史上来看，宁夏的建立，是考虑到给回族一个自己的省级单位，但今天来看，似乎并无此必要，而且甘肃以河西走廊建省，也不符合今天的形势。这种分法，尤其是将呼和浩特，乌鲁木齐，拉萨和昆明上升为直辖市，可以增加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视，一方面解决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滞后于全国其他地区水平，防止海外仇华势力企图以民族问题挑动中国内乱，另一方面以这些城市带动附近地区发展，并为中国在周边国家的经济和安全合作，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础。
这样划分的一个主要思考，其立足点是为中国的长治久安而考虑，并不是要简单的解决当前面临的迫切问题。对人口大省的细分化，源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对人口多，但经济发展并不理想的大省，如河南省，对其细分是希望能够让其得到更多的中央政府的支持，使其经济发展可以追赶上来。第二个是对人口多，但经济发展领先的大省，对其细分是希望这些省份在全国政策的制定上，不能有过大的影响力，使地方势力独大，从而牺牲全国利益来满足一己私利，对其他人口小省不公平。
对地域大，但人口少的省份的划分，考虑到很多不同的因素，其中主要是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比如将南疆上升为一个省级行政区，可以在中央掌控上，资源分配上，和发展计划上，提供多种有优势，并与中国的中亚战略连在一起。其他的因素是，如何有效的将东水西调，将沙漠变为绿洲，以便将来为中国中部和东部的庞大人口，提供一个合理的生活空间等等。
当然这种思考会受到来自于各种不同势力的反对，比如最近开始露头，要求在经济上更加独立的“广东共和国”呼声，和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文化上独立的“大西藏”，都是对这种趋势的抗衡，是历史上“联省自治”的回潮。在更高层面上，要求仿照美国式“联邦”和旧苏联式“邦联”呼声，就会通过如何统一台湾的讨论中，浮出台面。对这些提法，必须有充分的认识，才可以保证中国的社会发展不走其他国家的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