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2011-2-1 05:04）
先给各位读者拜年，祝大家在新年到来之后，事事如意，阖家幸福。
下面这个系列，有点犹豫，因为谈到的话题，可以放在这个闲聊系列，也可以放在关于政治改革的系列，还可以放到《说文论文》系列。不过，先把它写出来，至于将来放到哪里，就以后在考虑吧。
前面谈到埃及人看待土耳其模式的时候，俺专门用了一个非常特定的限制词“阿拉伯大城市的居民们”。为啥这么用呢？因为埃及，和中国以及世界上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一样，有一个社会问题，那就是城乡差距。就是说大城市里面的居民，和中小城市以及边远乡村的居民，大家的生活水平不一样，生存状态不一样，因此造成的思想意识的不一样。相比于大城市，比如说开罗这样的地方，很多城市居民教育水平比较高，现代化意识相对浓厚，世俗意识比较浓，那么想土耳其这样的发展模式，得到的接受程度比较高。可是出了开罗，到了下面的中心城市或者乡村，那就是完全不一样。那就是宗教意识比较强，传统思维比较深厚，和教育水平不高。
因此在这样的土壤下出现的政治形态，你要是运气好的话，那就是伊朗那样的。你要是运气差的话，那就是阿富汗塔利班政府那样的。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要搞西方的普选民主，那么真是要自求多福了。为啥呢？很简单，大城市里面的居民，影响力强但是人口少，城市外面的居民，影响力弱但是人口多。你要搞一人一票，结果就是具有差距的城乡两地人民，开始以人口和影响力来进行博弈，那么你这个社会，就开始出现大麻烦了。
在泰国，前面的这一帮子，俺们知道，叫做黄衫军。后面的那一帮子，叫做红杉军。
在伊朗，前面的这一帮子，俺们知道，叫做改革派或者反对派。后面的那一帮子，就是内贾德的支持力量。
而普选民主，在欧洲和北美这些相对发达的西方国家，之所以问题小一些，是因为本身其社会结构，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变革，人家的农业是现代农业，人口少。因此没有发展中国家，这样的一个城乡结构冲突。
这里说到中国右派支持的普世民主，会在发展中国家带来冲突和混乱，中国左派们就开始笑哈哈了。不要笑得太早，左派们主张的人民民主同样行不通。因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当你考虑到尊重人民，或者说大多数人民的意愿的话，你一个国家的有效资源，就必须向这些大多数人民倾斜。对发达国家而言，这个大多数人民，是和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形式高度一致的。可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大部分是农业国家，你的资源倾斜，就去不了工业化和城市化，那么你就逃脱不了世界国家竞争中的落后的结局。而落后，就意味着要挨打。因为人家西方国家，不是菩萨再世，人家是打家劫舍的强盗。你要自卫，就必须工业化和城市化，不然结果就是一样，你啥政治形态，都改变不了这个局面。而且事实证明，只有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了，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现代化。因此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中国以前的工农业剪刀差，去理解英国出现的圈地运动，都必须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考虑。当然知道工农业剪刀差，知道你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需要资源倾斜，靠了剥削农村来支持城市发展，但是你要是不能首先做到，将农民转换成城市居民，然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出现规模，可以开始反哺农村，从而推动农村的农业现代化，那么你这个国家，也是搞不下去的。而要完成这一样一个国家转变，你无论如何，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不然的话，你一个权力分散，没有行政和组织能力的政府，不被人家发达国家继续拉大差距，都已经是万幸了，还想去赶超人家?
看了一下世界上的发展经验，比较成功的后发国家，主要的成功经验，基本上是在东亚。而在东亚，基于几千年中国文化的传承，产生了一个有行政能力的政府体系，对社会的力量动员相对比较强。但是这个体系过去的软肋，是在于文化传统中，对无为而治的追求，出现了政府力量，基本上只到了县一级。整个社会运作，靠的是地方士绅的自主，而且整个政府体系，出现的是财政能力偏弱，动员能力不强。
因此在辛亥革命之后，政府体系的现代化改变，就大幅度进行。基本上可以说，在1949年以前，国民党的主要贡献，在于建立起了大城市到中等城市的政府行政组织的现代化建设。而1949年之后，共产党的主要贡献，在于把这种现代化政府组织形式，从大中城市，推广到了小城市和乡村。一个国家要现代化，没有这样的全民性的组织转变，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强大的政府，自然带来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但是权力的集中，而缺乏制衡，也会带来决策错误的灾难性后果。而且缺乏制衡的权力，也会自然地带来政府的腐败。
但是在现代化进程之中，尤其是早期阶段，因为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和经济发展速度的突飞猛进，当大多数人民得到了发展的好处，那么政府的腐败程度，相对比较容易被人民忍耐。这个时候政府的能力，就是说你是腐败而有能力，非常重要。最怕的是腐败而无能，比如现在埃及这样的，那才是要命的问题。
之二
（2011-2-4 03:18）
当然如果政府的腐败太过，而且你经济发展的扩张速度不足，或者说像中国那样，发展速度开始降低，那么社会不公平的结果，就会变成首要问题。看一下台湾人民，对蒋经国时期政府腐败的容忍，和对陈水扁时期政府腐败的憎恶，就可见端倪。
因此俺在2008年对中国政府的提议中，谈到了三点。削强藩（弱藩不需要削），要解决的是，重新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行政动员能力。均贫富，要解决的是，当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缓，人民对政府官员腐败和社会分配不公平的容忍度降低的问题。而严吏治，要解决的是，在没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可以彻底解决官员的贪腐问题，而且还需要挖掘官员的执政能力，因此官员考核的标准，还是要以能为先，以廉为辅。过一段时间，就打击一次贪腐官员，保证腐败的程度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但同时如果过于强调反贪腐，而造成清廉但是无能的官员充斥政府体系，那么这个国家出问题的机会要更大，时间要更快。这虽然不是一个完美的法子，可是谁让俺们不是生活在天顶星那样的完美星球上，而是生活在地球这个人人私欲横行的世界呢。
东亚社会传统上是一个重视平等的社会，因此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而中国多年的社会主义教育，也是强调平等和公平，这个是文化传承的优点。
但是任何事情都要避免走极端。比如说网上看到说什么一个拥有一亩三分地的农民，要从唐朝开始工作，不吃不喝才可以在北京市中心买一个房子。心里想，你吃饱饭撑得慌，要跑北京市中心买房子干嘛。比如说美国人的平均收入是3万多美元。那么你硅谷的一个高级软件工程师，每年赚10来万美元，比大家人均要高3倍多，日子还不错了吧。可是你要去买比尔盖茨，或者是其他大富豪的豪宅，那些过亿美元的东东，也要不吃不喝干上1千年才行呢。这样的比较，有什么比头呢。
这个社会不可能出现大家梦想那样的平均社会。有人喜欢拿美国来说事情，可是美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足。简单地以房子来说事情，中国大部分的房屋拥有人，是全额拥有，只有比较少的一部分，是靠银行贷款。而美国的大多数房屋拥有人，是欠银行贷款，一旦工作无着，马上就要被扫地出门。也有人拿挪威的社会主义来说事，却没有看到挪威的人口，和挪威的石油资源相比，简直就是另一个科威特。
中国的未来发展，如果可以做到象日本那样的贫富差距，就应该算是比较理想的了。
东亚社会，除了文化传承上，给了一个相对能干的政府体系之外，另外一个文化传承，就是宗教势力，在社会结构中的弱化。中国的宗教势力，主要是来源于印度的佛教，和在佛教盛行而刺激下产生的道教。这两个宗教的盛行，得益于东汉末年开始，在中国的政府能力下降的局面。宗教影响强大，导致政府权力旁落，政府信用降低。而政府能力衰落，人民生活不安定，那么宗教影响力又可以弥补这个空档。中国宗教势力的顶峰，在魏晋南北朝，伴随的同时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就是政府行政能力最低的时候，不是没有内在联系的。
中国政府行政地位的确立，和宗教的关系彻底定位，主要发生在唐武宗灭佛之后。但是一旦政府能力降低，宗教势力乘机而兴起，发生在元末的白莲教，清末的回乱，拜上帝会，等等，都为此做了备注。中国在90年代中期，政府行政能力和信用的衰弱，也引发了大量的民间宗教的盛行。出现了以反政府为主要诉求的转转功，也是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
当然客观地看待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可以看出来这个运动背后的准宗教现象。不少研究中国历史的海外学者，都比较过共产党运动中的道德自律，和当年的太平天国，有不少类似之处。
其实今天看一下当年的共产党人，比如像夏明翰那样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献身精神，确实具有宗教里面的那些圣人的风采。而且那时候，一种非常普遍的行为，要是放在今天，是比较少见和不切实际的。
但是中国的幸运之处，是准宗教力量的兴起，来改变社会混乱的局面，靠的是坚定的信念，可以用血肉之躯抵挡住人家的钢铁之师。而这种理想至上，不顾现实的行为，发展到了极端，比如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宗教行为，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是损害颇大。中国的幸运，是最后终于实现了由理想到现实的转型。这种转型恢复了中国历史传承的政府行政能力，也让宗教极端势力缺乏萌生的土壤。
看一下伊朗的历史，就是效法西方的民主制度，受到了内部保守势力和外部帝国主义干涉的联手谋杀，然后必须靠着宗教势力来解决问题。而在新的政治体系建立之后，宗教势力又不能像世俗政治转化，从而无法完成政治的顺利转型。
看埃及的局势，以及整个中东的局势，是要明白问题的关键，在于宗教势力在填补空白之后，是否可以顺利转型。而且在这个转型中间，是否可以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政府行政结构。
至少从目前看，在中东的各种西方化努力，基本最后都是以独裁和军队专权为收场。而一个相对独立于宗教势力，又非西方支持的军队之外的世俗势力，还没有产生。
之三
（2011-2-6 09:59）
最近看了一些网友的反馈，以及一些论坛上的文章，发觉有不少人在争论帝国和祖国的问题。首先谈一下对帝国的看法。这个要相比较于历史上的两个阶段。
一个阶段，就是美国在1860年代美国内战之后，北方主导的大资本实力，在南方横扫了奴隶制农庄经济，在西方摧毁了印第安人部落经济，从而将美国带入了资本寡头垄断的帝国主义扩张阶段。这个时候的美国，是资本强盗大亨盛行的年代，产生了洛克菲勒、摩根、凡德伯、卡耐基等等，吃了你连骨头都不吐的大鳄。这种资本的大规模积累，当时面临着两个挑战。一方面要面对的是国内受剥削的工人（当时是依赖于美国人口的快速增长造成的劳工供应充足）开始的劳工运动，另一方面要应对的是对海外原材料和市场的争夺。在这种形式下，美帝国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靠着理论家马汉、政治家老罗斯福，带动了美国转型，从美国共和国，而演化为美国帝国。美帝国的对外战争和掠夺，主要是集中在加勒比海地区，当然也包括东亚和太平洋区域的菲律宾、关岛和夏威夷。因此其主要抢夺的对象，是针对衰落的西班牙帝国的旧地盘，而没有敢于挑战英帝国和法帝国的势力范围。
另一个历史阶段，就是德意志统一之后，发生的德皇威廉二世和铁血丞相俾斯麦的意见冲突。当时德国在快速工业化之后，面临的同样是海外掠夺资源和市场的问题。但是德国的生存环境要比美国差太多，面临的是被法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联手遏制，而限制德国人的生存空间的问题。因此当时德国的国家安全目标，就是第一要防止法国和俄国的结盟，第二要保证英国和俄国的世界范围的大国游戏不能停止，第三要建立长期的德国和英国的同盟。但是在保守和稳重的俾斯麦出局之后，德国的这些战略目标没有一个实现。因为为了保证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利益，德国开始大力发展海军，希望靠修建德国柏林到奥斯曼帝国的城市巴格达的铁路，从而获得伊拉克石油，并利用巴士拉港口，进入波斯湾，然后靠这里出发，绕过英国人控制的埃及苏伊士运河，更好地连接自己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而德国的这些举动，自然就危害了控制伊朗南部和北非的英国的利益。而且和奥斯曼帝国的联手，也遏制了英国在中东的扩张。当然强大的德国陆军，一旦像当年普法战争那样，打垮法国，控制法国的西北部，那么就控制了英吉利海峡，从而严重威胁到了英国人的生存。结果就是在这种扩张政策的影响下，英国和法国结盟，并和俄国划分了全球争霸协议，从而停息了英俄之间的大国游戏。而且英国将德国看着了主要的竞争对手，拒绝和德国签订同盟协定，尽管威廉二世和英国皇室的亲戚关系，都没有改变这个局面。
而反观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大概最困难的局面是在2008年，处在欧美的携手围堵之下。但是随着美国和欧洲经济陷入困境，这种对中国的围堵，最起码在欧洲已经烟消云散，只能靠炸药奖之类的东东恶心一下了。而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在东北亚算是有些做实，在东南亚还处于胶着状态，但是在西南亚和西北亚，美国的军事行动，都没有多大的作为。而且以埃及乱局到导致的波及效应，会影响到美国在约旦和也门的布局，导致一个北非、中东、西亚，美国全线溃败的局面。而这种溃败，引发的也是美国和伊斯兰势力的对决。美国为了守住中东，会不会直接用兵而激发这种冲突，都会造成美国在中国的西部，没有办法合围的局面。
因此中国今天的局面，相比于没有美国当年的局面那么好，也没有德国的局面那么差。
而中国在巴基斯坦的铁路建设，可以类似于德国的巴格达铁路，以通往波斯湾和印度洋作为主要诉求。但是和德国不同的是，中国固然面临马六甲海峡那样，类似于德国苏伊士运河的掐脖子困境，但是中国还有缅甸通道，还有老挝-泰国高铁通道，可以经营。而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相比于当年德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合作有所不同。当年的奥斯曼帝国为了保住中东，不得不面临和英国的争端。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冲突，基本上可以限制在克什米尔地区，而且印度虽然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但是印度国力比较弱，还是没有能力对中国的战略利益导致太大的威胁。
因此中国在目前的局势之下，是否有必要走帝国主义扩张道路，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中国现在没有迫切的需要，也没有足够的实力，可以把美国从亚太地区赶出去。而中美刚刚达成的协议，是承认美国在亚太地区有其战略和经济利益。而中国军力的大幅度增长，与其如说是威胁到美国，不如说是减低了美国对中国的予取予求的威胁能力。而中国和欧洲在经济上的合作大于对立，在非洲和法国达成利益妥协之后，中国可以靠和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合作，开发南美洲和非洲。可以和英国、法国和德国合作，搞一个中欧联合舰队，保证苏伊士到马六甲的航路安全，还可以和俄罗斯合作，搞一个北冰洋航线，以及这两天同埃及局势紧张相映成趣的重庆到德国铁路开通。
所以中国的海外战略，还是要实行王道，反对霸道，既要缓称王，又要不称霸。
之四
（2011-2-7 13:31）
那就是说，中国的外交战略，要以建立一个多级合作的世界次序为基础，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各地区的国家，保持自身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自主，反对霸权主义，为人家国家决定谁应该出任总统。当然帝国扩张也是一种转嫁内部矛盾的方法，所以那些在祖国和帝国争论中的一方，当将今天的中国界定为他们心目中的帝国之后，就否认这个中国是他们的祖国，于是就大声鼓噪，要在中国闹革命了。
记得俺在关于政治改革系列中提到，对中国现状不满的力量，有右派的，也有左派的。而现在喊革命喊得比较有力的，不是右派（右派势力还是暗地里想搞颜色革命，但是明面上还是喊深化改革），反而是左派。这里俺说的左派，并非俺这种要求缩小贫富差距，增加民众参政和议政，实行执政为民的中左派，而是提倡走文革道路的极左派。俺在政改系列中，没有对极左派批驳，是因为其鼓吹的一套东东，不光是不切实际，而且人家极右派的东东，还可以拿西方体制，来作为成功范例。虽然俺们可以说，那个东东，是合乎人家西方的文化传承和历史因素的，是中国这样后发的国家，没有历史机遇达到的，总算还是有个东东可以讨论。而极左派的那套玩意，把文革时代的东西拿出来，骗骗80后和90后的后辈也许还有可能，但是对俺这个年纪的过来人，那是一点效果也没有。
虽然俺是出生比较晚，因此58年那样的情景是没有见到过，但是相比较于今天的孩子，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比如说，今天的孩子，问自己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和外婆，去了哪里了？得到的回答是，在你没有出生之前的某某年，他们因为没有饭吃而饿死了。你觉得这个孩子的心灵冲击会这么样？而俺自己的祖父母，只有一个外婆生存下来。俺的一个小姨，其实并非亲的，而是俺外婆走亲戚的时候，从死人堆里拣回来的。这些恐怕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即使是在70年代的时候，中国还出现今天印度和其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有的事情，那就是路有饿孚倒毙的情况。记得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亲自接待过拿着大队支部开出来讨饭证明的农家妇女，挨家挨户讨饭。那个时候，大家家里都是穷得叮当响，能够给的只是一些剩饭，而且有的甚至是变了味的。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给这个农家妇女提供了避寒的地方，你大概就会在雪地里多看见一具尸体。然后太阳出来的时候，她就把讨来的剩饭，在太阳底下摊开来晒。自己吃一点，然后就把晒干的饭，装入麻袋，抗回家，就是未来一年全家的口粮。而在文革期间，到处都是群众斗干部，算是整个政府体系崩溃了，然后就是为了抢夺政治权力的群众斗群众。在位子上的，就坚持认为，目前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简称“好派”。而在台下的，就坚持认为，目前革命形势好个屁，简称“屁派”。然后就是相当于今天台湾那样，大家各自有广播车，宣传队，整天拉着队伍上街游行。比今天台湾还要厉害的，就不是只是针对某个政治人物的暗杀和枪击事件，在文革中的武斗，那是大规模的，像是城市游击战那样的。有武器的，那就上枪炮，没有武器的，木棒石头，也成为了武斗的工具。这种社会乱象，最后靠了军管才得以遏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么热衷于武斗的。像俺父亲那样，都是经历了在朝鲜战场上生死搏斗的退伍的军人，反而倒是对这些武斗，躲得远远的。其实不奇怪，经历了真正残酷厮杀的人们，是不会对武斗这样的杀戮感兴趣。
正如经历过革命的人们，是不轻言革命的。
对俺这样的人，正是因为从身边的实际生活看出去，才知道什么叫做民不聊生。所以才有对政治和历史的兴趣。如果换了今天，也许人生的理想，就会是当个电影明星、当个歌星等等。
所以要了解俺们那一代人，你必须知道俺们出生和长大的时代背景。因此可以理解，那一代人出现了不少普世右派，你可以质疑他们对西方的看法之肤浅，但不应该怀疑他们的真诚。
在政改系列中，俺提出左派和右派，如果谁先跳出来要推翻体制，也许会导致这个社会，向他们不希望发展的方向变化。
从俺的角度来讲，虽然俺是赞成中国社会向重视弱势团体，向保障民生的左面转，但是如果要俺选择极左派路线，那俺宁肯选择向右走了，毕竟对俺们这个年代的人，要做一个选择，那是太容易了。因为很简单，那就是人生在世，追求的是自由二字。而自由，可以大致分成三个方面的自由：
一个就是政治自由，比如说政教分离啊，你可以参与政治过程啊，等等。
一个就是社会自由，比如说你信仰宗教啊，等等。
一个就是经济自由，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工作啊，等等。
中国现在的社会，在政治自由上，还需要做很大的改进，但是在社会自由和经济自由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别的不说，几亿农民的生活提高，走出贫困线，就是史无前例的事情。
因此任何以名义上的政治自由的给予，不论是左派吹嘘的文革时代的人民民主，还是右派吹嘘的西方普选下的金钱民主，如果都是以俺们在社会自由和经济自由上的损失为代价，那一定是要提防的。
之五
（2011-2-8 14:34）
前面谈了一下对极左派的看法，主要是说明，如果左边的朋友们，要想为这个国家和社会，争取更多的公平（俺们就假定左派关注公平，右派关注效率，或者说左派关心穷人，右派关心富人），那么靠祭起文革这个大杀器是不行的。因为大杀器一出，那么俺这样的中左派，都会被吓跑的。
你可以争辩说，后来的“四人帮”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就如右派们争论说，当年的老干部们受到不公平待遇一样，对俺们这些草民，是没有太多干系的。本来就是党内特权阶层的路线斗争而已，胜者王侯败者寇，人家自己制定斗争或者博弈的规则，又轮不到小民们插嘴。
神仙打架，谁打赢并不重要，只要不要拿小民们去垫背就行了。如果说对小民们生活有什么差别，那么至少是讨饭的人少了，是不是？或者说俺们上街的时候，留一个长头发，穿一个大桶裤，不会被人家当街给剪了，是不是？
有网友回复说，极左思潮在中国没有太多影响，还是极右比较危险。俺倒不这样认为。因为极右派的一个大杀器，是人家美国如何如何。而现在的美国，唉，真的不争气，让人家极右派们失望得紧。
记得伊朗反对党闹事的时候，被骂五毛党的人士们，说国家安定重要云云。被骂五分党的人士们，则高喊人民了、自由了、民主了，非常风光。而现在埃及反对党闹事了，被骂五毛党的人士们，开始喊人民了、自由了、民主了，风光极了。倒是每天喊民主的被骂五分党的人士们，开始谈国家安定了。其实大家就是把马甲一换，上次的贴子，这次就可以重复发表，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大家没有看到的一个变化，就是南方系的悄然转身。也许是维基泄密里面谈到了南方集团领导，被称为美国的“联络员（Contact）”，内部受到的压力大了。结果人家南方系，新年第一件事情，就是帮中央政府关于北京廉租房的事情，大力避谣了。然后就是长平同志，被失业了。而同时出现的情况，就是不少以前极右的网上推手们，开始用极左派的面目出现了。
所以说极左和极右似乎有合流的倾向，或者说极右们认识到了，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公平的问题，于是人家加入了左派行列，要靠左派的力量，去推翻现体制了。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趋势。因为中国现在的舆论、法律、金融等等强势领域，充满了极右派的人马。而现在的政府系统，又是以中右为主，但是中右和极右的对策，无法应对国内的矛盾和冲突。中国需要的是中左力量的出现，就是说需要的是肯定现有体制的长处，然后谋求向公平、弱势群体倾斜的政府政策。而俺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两年，尤其是今天开春，这些政策有加强对趋势。但是因为极左，和打左灯的极右的合力，这些新措施，受到了大规模的攻击，从新年第一天的廉租房事件，可见端倪。
怕的是，在现在这样集团利益博弈异常激烈的情况下，任何真正的利民政策，如果缺乏强大民意在后面的支持，恐怕就会在各级权力阶层的阻击下，无功而返。不过人家左边的朋友，哪里对你这些中央大员的左转政策有兴趣？人家要革命呢。其实说到底，对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大家面临的问题，都是一个取舍的问题。有很多东西大家都想要，比如说财富、个人自由、社会稳定、安全、平等等等，都不是全部可以拿到的。
因此所有的国家和社会，都面临着一个优先选择的抉择。而这些抉择，就是一个国家的各个阶层政治博弈的结果。西方政治理论的一个误区，就是以为这种政治协商和博弈，只有靠民主选举才可以达到，而其他的方式，都无法彻底和真正的做到公平。这种看法其实很扯淡。民主选举制度，并不是完成政治协商和博弈的机制。而是一个选择和传递的机制，从而产生和影响你的代理人，去进行协商和博弈。这种所谓的代议民主，因为金钱在选择中间的决定性作用，结果就是在选择代理过程中的政治协商保证（也叫做竞选承诺，campaign promise），通常和最后博弈的过程，没有太多关联。而政治博弈的最后结果，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上具体操作。
对美国来讲，社会不稳定、高犯罪率、贫富差距过大、宗教狂热等等，都受到了社会的容忍。而这几个方面，对其他国家，比如说欧洲各国和日本来说，都是不可以想象的。但是美国社会在这些方面的缺失，付出的代价，换来的是更充满活力的财富创造和经济活力。而日本社会则比较着重社会共识和服从，大概是西方国家觉得和个人自由南辕北辙的东西。但是日本社会因此而得到的是高度的社会稳定、低犯罪率、和经济上的巨大成功。正是因为日本社会对个人自律和集体合作的重视，才会产生出世界一流的精密制造工业。所以说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也必须找到自己的取舍。
而俺希望中国将来的社会，最好是一个介于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社会。那就是希望能够有日本那样的社会稳定，低犯罪率，和比较小的贫富差距。但又希望能够有美国一样的活力，和充满创造力。无论如何欧洲一定不可以是中国未来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