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金文之上的文字，常常是对于某一历史事件的记录，这可以看做是历史记载的萌芽。在西周青铜器利簋上，有一段4行32字的铭文，文字虽少，却包含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这些基本要素。其所记录的，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
在文字出现以前，历史只能依靠人们的口耳相传，或者结绳记事。文字出现以后，方有了历史的记载。中国历史的文字记载，自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就从未中断。中国5000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历代的史官和历史学家记录、保存下来的。
史，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其甲骨文字形，下方是一只手，像是手拿着笔写，上面的字形有学者认为是笔，有学者认为是中，说法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认为史是记事的人，“史，记事者也”（《说文解字》），也就是史官。史官，一般承担着文书保管、公文起草的工作，并且记录时事、搜集当代史料，修撰前代史书。中国历代均有设置相关官职，比如《史记》作者司马迁曾任太史令，《汉书》作者班固曾被封兰台令史。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史官史学家的修养。唐代刘知几曾提出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认为这是史官或史学家应当具备的要素。清代章学诚又补充了史德，指出史学家应该尊重客观历史，反映真实历史，不以自己的好恶影响历史的记载。这其实就是要求“实录”。班固曾说司马迁的《史记》不虚美也不隐恶，是“实录”，而实录的前提，就是直笔。直笔，即根据事实如实记载，反之，不据事直书、有意掩盖事情真相则为曲笔。中国古代的史官、史学家们历来将秉笔直书作为崇高理想，以直笔为荣，而耻于曲笔。他们相信，不论遇到何种情况，都应该对事实进行如实描述，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历史的真相，为后人留下真正有益的记载。
文天祥的《正气歌》里曾说浩然正气“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接下去就是一句“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其中所提到的两位史官正是秉笔直书的代表。春秋时期，齐国大夫崔杼杀了国君，齐国太史在史册写下“崔杼弑其君”，崔杼杀之，太史弟弟接着这样写，崔杼又杀之，太史另一个弟弟还这样写，崔杼方才没杀。当时南史氏听说太史都死了，还拿着写着同样话的竹简前去，直到听说如实记载了，方才回去。
中国古代的史书，可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国的史官、史学家们，总是力图在史书之中，展现古今变化、天人探索，既探究人与人的关系，也探究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不仅记录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将天文地理、自然万物记载下来，从而总括万殊，包吞千有，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比如汉书有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十志，从法律到学术，从天文到地理，从农业到商业，无所不包。
中华民族，是有着深刻历史意识的民族。梁启超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的确如此。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中华民族出现了众多的历史学家，撰写了丰富的历史典籍，建立了完备的修史制度，也形成了优良的史学传统。
在会通古今之时，中国的史官、史学家们又努力阐述历史的发展，探究兴亡的原因。《资治通鉴》的鉴，就强调了以史为鉴的作用，希望人们能以历史的得失作为借鉴。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是中国文化赋予“史”的重要内涵。历史的意义在于鉴古知今，她忠诚地记录了我们走过的足迹，成败、得失、是非、对错……我们总结过去，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也不是为了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和勇气，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看到未来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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