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劝告“左”派不要一触即跳，听他一两个星期再反击。并鼓气说：我们多数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因为我们做了好事，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
上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他们的观点，无非拖着嘛！１年，２年，３年，５年听不得怪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听，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肚子气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如果我错，我作自我批评。
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把对敌斗争的原则和策略搬过来了。他一手叉腰，一手在空中划弧形，飓风般劈了下来。他一贯高亢洪亮的嗓音里略有些破竹般的嘶哑：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70万个生产队70万条，都登出来，一年登到头，登得完登不完？还有文章长短，我看至少要１年，这样结果如何？我们的国家垮台了，那时候帝国主义不来，国内人民也会起来把我们统统打倒。你办那个报要灭亡的。登70万条，专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了，那是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的章伯钧政治设计院了。当然在座没有人这样主张，我是用夸大说法。假如办10件事，9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也会跟我走。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在中间去了。究竟偏左偏右，还要分析。我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却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右派仅有30公里，相当危险，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调……
在谈到怎样看待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时，他说：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不在去年11月郑州会议上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12月武昌会议上提出意见，也不在今年１月北京会议上提出意见，也不在２月郑州会议上提出意见，也不在３月底、４月初上海会议提出意见，而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提出意见。这些同志为什么不在那时候提，而在这时候提？因为他们的一套，那时提不出。如果他们有一套正确的见解，比我们高明，在北戴河就提嘛！他们等到中央把问题解决或者大部分解决了才来提，认为这时不提就不好提了。因为他们感觉现在不提再等几个月以后，形势更好转，时机过了，就更不行了，故急于发难。
接着，他把彭德怀等人在会议期间的发言摘要有重点地扯出来进行剖析：我们的缺点和错误的确是存在的，但已经改了，他们还要求改，他们抓着这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把总路线引到错误的方向去。彭德怀讲“有失有得”，把“得”字放在后面是经过斟酌的，有人把张闻天7月21日的发言作了一番统计，说发言长达万言，但讲成绩只有270个字。以成绩作幌子，专在“但”字后面做文章，仅“但”字就有39个，其中只有一个好“但”字，又有３个“危险”，12个“紧张”，108个“损失”……
他严厉指责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右倾机会主义纲领”，其错误“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而是有组织的、有准备的、有目的的”。“他趁我党处在国内外夹攻的困难时候，向党进攻，企图篡党，成立他的机会主义的党。”
他带着情绪谈了自己的“错误”和责任：
同志们，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责任在别人，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堆事没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说600万吨，以后的找大家谈，也觉可行。我讲1070万吨，北戴河搞到公报上，从此闯下大祸，几千万人上阵。所谓始作俑者，应该断子绝孙……
讲到这儿，他的声音哽咽了，他的眼睛湿润了，那只夹着烟杆的大手不能自抑地簌簌颤抖。
全场一片肃静，一颗颗被摇撼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膛。他任随自己的意识流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奔逐：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1070万吨钢，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给我分一点，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在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是实了？你们分一点。见诸于行动是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是分担一点。谭老板（指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你那大炮也相当多，放得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得快。说要快，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天天想着欧洲革命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一直到死了，还没有来，到列宁时才来了，那不是性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开始反对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真起来了，他又赞成，估计会失败，看到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３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这划不来，我们也有广州公社，大革命也失败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否也会像1927年那样失败？像二万五千里长征，大部分根据地丧失，苏共缩小到1/10？不能这样讲。现在失败没有？到会同志都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大部分失败？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多付了代价，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了教育。如讲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的发明权有没有责任？（柯庆施喊：有！）是否比我轻？你那是意识形态问题。我是一个1070万吨钢，几千万人上阵，得不偿失，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
我们不晓得做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做特做，我们检讨了多次，你们没听到？！
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毛泽东讲到这里打住了，续上一支烟贪婪地吸着，眼睛迅速地巡视一下会场和左右，意思是说：“我的话完了，你们谁讲尽管讲。”
7月26日，中央办公厅再次通知，会议继续延长。彭德怀这才明白，他的检讨不做，会议是不会结束的。
7月26日，彭德怀在小组会上做检讨。接着又被各组轮流叫去，接受批判。
同一天，各组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划清界限，不仅对事也可以对人。”这就是说，问题不仅是彭德怀和他的信，而且已经扩大到“划不清界限”的一部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相继做了检讨，周惠、李锐被迫于追查，不得不做检讨。
7月27日，毛泽东派秘书来接彭德怀去美庐。靠着窗口的大沙发坐着毛泽东，左右的单人沙发上坐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毛泽东对面的沙发空着，显然是留给他的。“……说来我和德怀同志共事30多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现在你讲‘有失有得’，说到底是个‘得不偿失’论者，有意见为什么不在上几次会议上提出来？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没有机会了不是不？所以，就下战书……”毛泽东似乎温和的口气吐出并不温和的字眼。他看着彭德怀那副倔相，笑了，笑得很淡。
接着，林彪说：“彭德怀同志，你上山急于发难，是不是有背景呀？前不久你访问了苏联和东欧各国，赫鲁晓夫对你的评价那么高，你答应了他什么？”彭德怀一听，忍不住了：“屁话！我一句外国话也不会，跟赫秃子说了些什么，你们找翻译调查嘛！”
毛泽东见彭德怀气冲斗牛，正颜厉色道：“老彭，我晓得你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昆仑山脉推下去……”
彭德怀马上申辩：“主席，你说过对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去年，我也赞成过共产风，后来才有所认识。上海会议，我就提过意见，你不是不知道，这次给你写信，丝毫没什么恶意嘛。”
“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
“我”彭德怀忽地站起来，拉大嗓门吼道：“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不行？”他完全失去控制了，脸像一块铁板。
毛泽东保持着固有的镇静，然而，他把大半截烟卷狠狠地拧灭在烟灰缸里，他的眼球里隐隐可见暴涨的血丝。
然而，在毛泽东的记忆里，会淡忘掉这一幕吗？
1962年9月2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说：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彭德怀，他说，“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不行？”这一操，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到影响。1964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又提及此事：七大前，开了斗争彭德怀的会议。他在庐山会议不是说，你们骂了我40天，我也骂你们20天。这是后话。
８月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32周年的纪念日子，这一天上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还有政治局委员贺龙、彭真等。彭德怀到会，林彪马上开口：“他（指彭）这回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的人物……在中国，只有毛泽东是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等几位同志发言后，缓缓道来的是毛泽东的漫谈，谈井冈山，谈与敌人军事斗争，谈党内几次搞路线斗争，谈打长沙、打南昌、打吉安、打赣州，等等。
谈这些是为了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彭德怀历史上屡犯错误！
彭德怀插话：“1934年初，我已经认识到了，还是主席领导好，过去的事实可作证明，这些我同黄克诚和一些同志都讲过。”
毛泽东说：“李立三多高多大，你不知道，我是知道的。还有，你那个华北局受局长领导，听王明的话，高饶事件也陷得很深。”
“纠‘左’比纠右难？第二次王明路线是右的，高饶搞分裂，也是右的；高岗死了，王明到今不认错……犯路线错误，本身不能改，都是要别人来改。在几次路线错误中都摇摆，心里恨得要死，因为挨了整，今事也很难说。”
毛泽东话锋一转，转到“大跃进”上来了：搞平均主义，无非是早点进入共产主义……赫鲁晓夫仍不喜欢人们的人民公社，总有一天不要由我们给他一把梯子让他下来，否则下不了台，若讲物质基础，西欧比我们雄厚，可惜不出政治觉悟。中国东部几亿农民，土地少，组织合作社就比较容易，而苏联集体化就难，地广人稀，如入无人之境……北戴河会议，高兴之中埋伏了不高兴，这就造成比例失调，但问题已经在今年５月解决，原来谈的19个问题，没有提反左倾，北京就有人泄了气……
毛泽东的漫谈就这样在历史与现实之间随意转换。他深深吸了口烟，稍稍提高音：“14日给我的信和《纪要》很有功劳，“小舟零部件”主要锋芒是对着自己以外的庐山会议所有的人，要发牢骚，要出气，要强调失调原因。结果被插了白旗。”
周小舟随口说了句：“并非出气问题。”不难看出他心里憋着气,但脸上还是浮出了笑。毛泽东看了他一眼,笑了：“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
８月２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幕。会议议题：一、对彭德怀及其同伙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进行批判；二、讨论1959年经济计划指标调整问题。毛泽东亲自主持开幕式并讲了话。乡音还是那么浓重，手势还是那么有力，风度还是那么儒雅。与往常不同的是，话中多了几分尖锐，少了几分幽默。
“初上庐山，７月上半月有点神仙会议的味道，闲谈一顿，没有什么看重，没有紧张局势。后来才了解，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就是认为松松垮垮不过瘾，不得要领，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要攻击总路线，破坏总路线。”
“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已经有显著的迹象了。我们反了９个月的‘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的事业，向着６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８月15日，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一文的批语中这样写道：
“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话，题目叫作《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不知是哪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打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
“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的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错误只有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做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
“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评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
次日，毛泽东又写了题为《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和其他》的文章，文章说：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
毛泽东的这些文章和批语，高屋建瓴，气势磅礴，极富理论魅力和感情色彩，从党内斗争的最极端高度对彭德怀问题做了政治结论，使问题再也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就全党来说，威望之高，理论根底之深，斗争经验之丰富，知识之渊博，没有人比得上毛泽东。当他把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时，任何对手都只能注定失败。
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大会，毛泽东继续从理论高度批判彭德怀：
“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混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革命是历史的见证人，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大海涛，一发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的清清楚楚，党内也是同样……”
毛泽东讲话之后，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等赞成或与彭德怀持相同看法的与会者也遭到同样严厉的批判。
从此，彭德怀退出了党中央领导核心，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向毛泽东作了三条保证：一、永远不反叛革命；二、决不自杀；三要自食其力。看到彭德怀的三条保证，毛泽东宽容地一笑，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