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中，常会用“群雄逐鹿”、“逐鹿中原”这样的词语来描写天下权势的角逐。看鹿在谁手？便问鼎天下！显然这里的鹿有了更深层的指代意。人们为什么会说“逐鹿”，而不是“逐龙”、“逐虎”、“逐马”呢？
汉字在最初造字时以象形为主，即古书所言“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观鸟兽之行迹，察山川风雨之演相，体类象形而造字”，这在鹿字上很明显地体现了出来。《说文解字》中说：“鹿，兽也，象头角四足之形。”鹿的古文字形像一只鹿的侧面，突出鹿头上的两枝角和四肢，这来源于人们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生动把握。
上古中原大地上，鹿是一个数量很大的动物种类，《诗经》的《吉日》中的“兽之所同，麀鹿麌麌”，《桑柔》中的“瞻彼中林，甡甡其鹿”等，都描述了鹿众多的景象，这从汉字中也可以反映出来。例如，“尘”字的甲骨文字形和小篆字形中，上半部分分别是一只和三只鹿，下半部分是土，《说文解字》将其解释为“鹿行扬土也”，鹿是善于奔跑、喜好群居的动物，当群行时必扬起尘土。从“尘”字的古字形，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在茫茫高原上，一大群鹿跑过，扬起漫天的尘土。以鹿的形象造“尘”字，足以说明当时鹿之数量众多。
既然鹿随处可见，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它自然就成为人们谈话中取譬说理的对象。《孟子·梁惠王上》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於牣鱼跃。”
这里的沼，就是梁惠王的苑囿，那里有很多的麋鹿。孟子见到麋鹿，便借此与梁惠王探讨贤者之道，并且进一步引用《诗经·大雅·灵台》这首诗，说周文王在灵囿，鹿就能悠闲地栖于树荫下、鱼就跳跃喜乐，从而希望梁惠王也能向文王学习，做到与民偕乐。这样的取譬说理是多么巧妙自然。
可见，古人从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情、经常接触的对象中发现了社会生活甚至国家治理中的某些共同事理，这正如修辞学所说，一切巧妙的修辞都来自于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感悟。温顺友善的鹿从本是被追逐捕猎的对象，到变成权力的象征，是因为当人们在目睹统治阶级对权力的追逐时，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日常生活中逐鹿捕猎的情形。《史记》里记载：楚汉相争的时候，韩信被封为齐王。有个叫蒯通的辩士，劝韩信和楚、汉三分天下，韩信不肯。西汉建立后，韩信被杀，刘邦又派人抓到蒯通。蒯通辩解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用失鹿比喻秦失天下，各地涌现的英雄人物互相争之，才能高、行动快者得之，这也正是他劝韩信争天下的原因。刘邦一听有理，便放了蒯通，典故“逐鹿天下”由此而来。此后，“鹿死谁手”中的鹿，就再也不是一只自然界中的鹿，和“问鼎中原”中的鼎一样，成为王权的象征。后来金庸先生作小说《鹿鼎记》，就取意逐鹿及问鼎。
在中国文化的动物形象里，说到鹿，就不可不说鹤。有一句吉祥话叫“鹤鹿同春”，很多古代建筑，如故宫的储秀宫、颐和园的乐寿堂，都在院中放置着铜鹿与铜鹤。“鹿鹤”取其谐音“六合”，合起来便是“六合同春”的美好寓意。
那么，鹿与鹤同时呈现，仅仅是因为谐音的缘故吗？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周易》里讲“一阴一阳谓之道”，中国文化，是一种重视阴阳平衡、刚柔并济的文化。鹿与鹤，就正如是一阴一阳的文化形态代表：鹤，那挺拔的姿态、瘦削的体型、凛然的精神、接近天空的生命状态，就是一种阳刚文化的代表，正如《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气势，是一种君子昂扬的态势；鹿，那温顺的脾性、敦厚的体态、和善的心性、接近大地的生活方式，就是一种阴柔文化的代表，正如《周易》里另一句“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那是一种包容厚德的精神，是一种善待万物的胸怀。
一鹿一鹤，就构成了一阴一阳的平衡与完善。六合同春，刚柔既济，喻示着万事万物各得其所，是“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阴阳有序、社会和谐。而中国文化在方方面面，都呈现出阴阳并道、刚柔并存的互补性，这正是其如此有张力、有活力、有耐力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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