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歌是中国北方地区广泛流传的一种极具群众性和代表性的民间舞蹈的类称。既然是舞蹈，为什么叫秧“歌”呢？这是因为，“秧歌”最早的起源，是古代农民在拔秧、插秧等农事劳动过程中，为了减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之苦，于是唱歌以相互娱乐，逐渐就形成了秧歌。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说：“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竞作，弥日不绝，是曰秧歌。” 这一劳动人民在田间地头唱的歌，后来发展成舞蹈和戏剧表演的形式，逐步演变成灯会、年节中必须表演的习俗。
歌的金文从言，可声，可一定程度上也提示意义，因为可从口从丂（kǎo），表示口中有气流呼出。《说文解字》中有“歌，咏也”，意思是说歌是按照一定的乐曲旋律咏唱。早在《诗经》中就有“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这样的句子，表意很直白：今天心情不好，唱唱歌谣吧。白居易也曾感叹：“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唯唱声。”古人唱歌还唱出自己的感情，现在唱歌只唱声音。看来，自古歌咏吟唱就是人们疏解情绪的一种方式。正如《礼记·乐记》中说：“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为什么要长言呢？唐代孔颖达说：“直言不足以申意，故令歌咏其诗之义以长其言。”因为感情太充沛，说话已不能表达内心的激动，就放声高歌了。我们常看到古人作诗时要摇头晃脑，难道是为了防治颈椎病吗？不是，他们之所以要摇头，是因为高兴和陶醉啊——内心的喜怒哀乐，总要先吟咏一番，唱两嗓子才会痛快。
现代人唱歌是一件平常事，各种好声音你方唱罢我登场，乐此不疲。其实，古代的文人们早就是唱歌的高手，随便开口一唱就是千古传诵的名篇。甚至可以说，我们今天背诵的很多古诗词，其实都是古代的歌词。《礼记·乐记》中记载：“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早期，诗、歌与乐、舞是合为一体的。诗即歌词，在实际表演中总是配合音乐、舞蹈而歌唱。
如先秦时期的《诗经》，它就是古人所唱的歌谣。《诗经》总共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雅》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颂》是宗庙祭祀用的乐歌，可能与普通老百姓的联系不是那么紧密，但是《风》就是当时各地的民谣了，广为流传于普罗大众，例如我们熟知的《关雎》《蒹葭》就是属于《风》。你能想象古人对着心爱的人吟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情形吗？《史记·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如孔子一般用琴歌来唱响诗经，唱而传之，弹而歌之，诗章化曲，曲曲入心，或许最能传唱出《诗经》的雅意。
自秦代起，开始设立乐府，它是用于配置乐曲、训练乐工和采集民歌的专门官署。汉初，乐府并没有保留下来。到了汉武帝时，在定郊祭礼乐时重建乐府，它的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它搜集整理的诗歌，后世就叫“乐府诗”，或简称“乐府”。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其中的《有所思》《上邪》《孔雀东南飞》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特别是《上邪》所描述的“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可以说是一首天地为证、日月为凭的誓言之歌，比起今天的情歌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汉以后，歌与诗逐渐分离，诗慢慢变为文人雅士专用的创作体裁之一。这种现象在唐代发展到了顶峰，到了宋代，文人就转而攻词，而词原本就是乐曲的歌词，它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宋代俞文豹《吹剑续录》记载，苏东坡在玉堂署任职时，有一次曾经问一个擅长歌咏的幕僚：“我词何如柳七（柳永）？”（幕僚）回答道：“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铜琵琶声调铿锵，铁绰板与红牙板都是古人歌唱时用来打节拍的物品，前者为男歌手所用，音调响亮有力，后者一般为女歌手所执，音调细腻清脆。后来，人们便用“铁板铜琶”形容豪放有力的诗（词）风文风，用少女执“红牙板”而歌来描述柔美婉约的诗（词）风文风了。
到了元代，又有元曲这种新的体裁发展起来。元曲有固定宫调、曲子和唱法，歌词也更加直白通俗，容易被普通老百姓所理解，形式上也已经接近现代歌曲。如果说以前的诗歌更强调文学性，那么元曲有着更多的音乐性了，这也算是古人真正意义上日常所唱、所听的歌了。
所以，看古人的唱歌的发展历程，似乎可以一窥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正如《毛诗序》里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 唱歌兼唱情，我歌唱我心。想来歌曲也真伟大，将一些文字串联在一起，附上音符，配上乐器，就变成了悦耳动听的乐章，表达出歌者的感情，也让听者引起共鸣。而只要心中有歌，人生就有希望，就有热情，就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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